倫理危機與人類未來

張立文 如何清除社會的污泥濁水、歪風邪氣、貪贓枉法、賄賂公行、寡廉鮮恥的腐敗現象，建設一個公平正義、廉明愛民、誠實守信、廉潔奉公、文明遵禮、和平幸福的未來社會 世界萬物的原理，充滿著矛盾衝突。當今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生態的脆弱性與人類消費的瘋狂性、慾望的無限性，使人與自然之間、國與國之間面臨嚴重的衝突，環境污染、爭地奪資、疾病肆虐、臭氧空洞、氣候變暖、物種加速消失、自然災害加劇，生態危機威脅著每個人的生命存在；社會資源的有限性及其分配不均性，社會制度的差異性及其發展的多樣性，宗教信仰的特殊性及其價值觀念的差異性，社會強勢與弱勢群體的不和諧性，單極與多極世界的不協調性，冷戰時二元對抗思維蛻變為民族性、宗教性、區域性戰爭和動亂，人道主義災難加劇；恐怖活動猖獗，販毒吸毒、謀財害命、假冒偽劣，危害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社會腐敗、錢權交易、賄賂公行、金融危機、貪污盜竊，威脅著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以及國際社會的和平發展。 由於個人功利要求的不合理性、滿足功利要求資源和手段的有限性、功利成果享有的不公平性，當個人慾望無限性與社會公共利益的規範性發生衝突時，便加劇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便出現寡廉鮮恥、重利輕義、作偽造假、道德失落、行為失范、人性泯滅、人情淡薄，倫理道德危機越來越嚴重。 凡此種種，都與人的榮辱觀、是非觀、善惡觀、廉恥觀等價值觀相關，而廉恥觀又蘊涵著榮辱觀、是非觀與善惡觀、道德觀。從廉恥觀而言，當前反腐倡廉具有重要價值與現實意義，它關係民族的治亂興衰、國家的生死存亡、個人的身家性命，無論是政治界、經濟界、文化界、軍事界，還是教育界、科技界、學術界，都應引起高度重視，一點也馬虎不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身負振興民族、建設國家、發展社會的重任，應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這是一身正氣、廉潔奉公、不貪不淫、不移不屈的精神。 加強倫理道德權威 人類要加強自然生態道德文明、社會人文道德文明、人際倫理道德文明、心靈精神道德文明、文明間價值道德文明建設 倫理道德終極宗旨和目標，便是和合。人一旦被拋入這個世界，人的生命就與衣、食、住、行的自然生態環境發生互相交往活動與衝突；與社會結構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軍事、法律等領域的物質、信息、能量的互動中發生衝突；與他人集團因各種需要、利益、權力的佔有分配關係發生衝突；人的心靈、文明間也會發生各種性質、形式複雜的衝突。衝突是有序的打破、平衡的失衡、和諧的失和、合作的破壞、協調的失控，導致社會動亂、人際鬥爭、心靈鬱悶、文明緊張。這就需要尋找人的安身立命、人性大愛、心靈凈土、文明樂園，以獲得人的生命存在與自然生態、社會、人際、心靈、文明間和平合作，以求得衝突的化解。 倫理的「倫」的本意是輩、類的意思，「理」是條理、道理。倫理是指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間道德規範關係的原理的和合。道的初義是人所走的道路，引申為道理、原則，「德」甲骨文表示循道路行走而前視，後引申為直心。道德就是協調、和諧倫理所蘊涵的五種道德規範關係衝突、融合而和合的原則的總和。人類要加強自然生態道德文明、社會人文道德文明、人際倫理道德文明、心靈精神道德文明、文明間價值道德文明建設。 人類未來的倫理道德責任和前景，需智能創新和貫徹實踐的有： 生態倫理道德。高科技突飛猛進，人類活動超越了陸地，下海洋地殼，上九天攬月，構成全球性、太空性的生態衝突和危機。天地人之間這種全方位的倫理道德互動交往關係，應按照這種和合原理：天地人內外不二的公正原理，這是天人交泰的道德基礎和倫理前提；物我一體的無私原理，這是人類與天地萬物生態利貞的道德之當然和倫理之所當然；責利圓融的平等原理，天地人互相尊重地互滲、互補、互利、互惠，以實踐天地人平等交合。如此，一是必須智能創新地實現「道法自然」原則，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是愛心和同情心，是人與自然生態友好和諧相處的動力；儉是含藏培蓄，不肆為、不奢靡，尊重自然資源；不敢為天下先的謙遜禮讓，人類對自然生態也要講求文明。二是「天地合德」原則。人類與自然天地、日月、四時等屈伸往來高度地和諧、有序、平衡，這是人類與自然生態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互相日新其德，生生不息。三是至神盡性原則。人道與天道、地道的和合，這是天地人的本性，「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人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所以天人合一。至誠真實無妄的本然之性，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就可以贊天地的化育，可以與天地相參。此三原則體現了和合生存世界的道德價值。生態倫理道德人文化成，天人同倫，物我同樂。 社會倫理道德。全面實現人類生存世界的人與自然生態的倫理道德的和合，必須同時實現人類意義世界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倫理道德和合，並在價值規範上規矩（尺度、標準）一致，人類才是一個倫理道德自覺、自尊、自律的和合體，才能在公正、無私、平等地與自然生態進行和合化的道德交往，才能在自然、和德、誠明生態倫理原則下，呈現人類與自然生態的融突和合。 倫理道德滲透社會的各個領域，人是社會的分子，人與人構成社會結構。其間的衝突基本上是利益與需要的衝突。利益與需要又是分層次的，如生命、個體、群體、民族、世界、宇宙的利益與需要是不同的。協調、平衡、和諧這六個層次不同的利益與需要，要遵照：一是社會正義規則。這是指一種公正的道理和價值取向。荀子認為崇尚財富和功利而不講正義，是低俗的人。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是以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為最高理想，以正義的合理性為基本視角，是一種義務論的倫理。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是以權利為基礎建構正義論。邁克爾·瓦爾策（Michale Walzer）以共同理解的社會意義為基礎的正義論，其關鍵是社會的善和利益分配；二是社會公平規則。它是衡量社會發展在滿足人的基本權利和需求，以及實現人的和立、和達所達到的水平。在當代是人的經濟狀況、政治地位、人格尊嚴以及生存、教育、發展權的公平，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勞動、分配等參與、運用、享受的公平；三是社會中庸規則。社會的正義、公平規則在貫徹實施過程中，要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不偏向、不偏私，不倚仗、不執著，允執厥中，中是天下的正道；不過頭、不發燒，庸是天下的定理，是一種度和標準。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社會正義、公平規則；四是社會仁愛規則，社會正義、公平、中庸規則的運行機制，除有賴外在的法律、禮制的維護、協調、保障外，還需要內在的仁愛之心的恕道的外推及人及物。每一個人、家庭、民族、種族、國家、社會、人類，要自我生存、發展、實現、完善，就需要滿足兩個條件：自己的自主性充分發揮，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又要自我反省，約束衝動，做到自由與自律的融突和合。主體的依他性系統要明確，既要依靠他人，又要博施濟眾，做到依他與利他的融突和合。 心靈倫理道德。生態倫理道德、社會倫理道德的各種原理、規則，最終都歸宗於心靈倫理道德主體，經此主體的自我運用、約束機制，轉心靈為生態和社會倫理道德。道德是以規範原則、理想的方式指導人的動機與行為的實踐精神活動。心靈倫理道德活動，一般是指知、情、意活動。倫理道德認知活動是指人對倫理道德對象的觀念把握，即對於倫理道德對象的刺激發生心靈感應，經整理、綜合而產生新知的過程。它將對象道德化，使之納入善與惡、正當與不正當、應該與不應該的框架，並以理想為依據的價值取向。倫理道德情感活動是人對內在需要、動機和外在行為、狀態的價值性情感體認機制，並以好惡、喜怒、愛憎等形式表現自己。倫理道德意志活動是指人為了履行倫理道德義務而進行的確定目標、支配和調節自己行為的活動。倫理道德意志的自主、自決、自律、自製的過程，即意志自我磨鍊、修養、自省的過程。 人心靈的痛苦、鬱悶、煩惱、孤獨、焦慮、憂愁，在倫理道德知、情、意實踐精神活動得以協調、和諧。心靈倫理道德認知活動的主客統一規則、實踐規則、價值規則；情感活動的中和規則、仁慈規則、善惡規則；意志活動的自主規則、自律規則、自尊規則，是完善心靈倫理道德的真、善、美的諸規則。 加強倫理道德的權威性，營造人類未來優美的倫理道德社會、文化、傳播、學術氛圍，弘揚中華傳統「禮儀之邦」文明現象，提升炎黃子孫的倫理道德節操、德性品格，誠信禮讓、廉潔奉公的精神。 加強依法治國建設 人類未來可以超越治理與被治二元模式，轉中華民族德治仁政與禮法圓融為民主、自由、平等的德治與法治 倫理道德與依法治國，其對象是人，以及由人組成的團體、黨派、國家、社會，無人哪有道德，哪有法治。德治與法治如人之兩腳，鳥之兩翼，雖有左右的差分，但不可或缺。 春秋時期，孔子面臨「禮崩樂壞」的社會亂局，如何化解亂局，孔子主張以德治國，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以仁德來治理國家，好像天上北斗星，眾星圍繞懷抱著它。為什麼要行仁德之政？他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不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政令法律來引導老百姓，用刑罰來規範整齊百姓，百姓可以免於犯罪，但沒有羞恥心。用道德教化引導百姓，用禮制來規範整齊百姓，百姓有羞恥感，就會自覺地約束自己不道德、違法的行為發生。這就是說，法律刑罰是他律的，是外在加給人的條例，而不是出於內心的自覺；道德禮制的引導，是啟發人的道德自覺、自律，就會自覺地遵守法律，不會犯法。但孔子並沒有排斥政刑、法治，而是主張德主刑輔，即其寬猛相濟思想的貫徹，以為法治刑罰的實施必須受禮樂的制約，「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荀子重禮法，「法者，治之端也」，是最重要的治國的方法。 韓非是法術之道的集大成者，主張「以道為常，以法為本」。在常道的指導下，以法為根本。法是著於圖籍的法律條文，由官府施行，公佈於百姓。治理必須有法術賞罰，法是衡量犯法不犯法的尺度，具有工具性價值。法又是強國的藥方，「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國強是由於法治，國弱是由於輕慢法。家有常業饑荒年不會飢餓，國有常法雖危險不會亡國，法是國家的生命線。 中華民族的刑法從三代以來就已產生，如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周代的九刑。以後歷代官修正史如《漢書》、《晉書》、《魏書》、《隋書》、《新唐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都修有《刑法志》，記載各朝法律思想總綱、具體條目、立法司法等方面內容，形成中華民族法律制度化。「自魏文侯以李悝為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荄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為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並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雲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紹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敘述了法律制度化的過程。 中華民族法律制度，繼承禮法圓融、王霸相雜、德法並行、政刑相兼傳統，如漢律、晉《泰始律》有「刑寬禁簡」的特點。《北齊律》以「適理得情」為指導的特色，其重罪十條的六、七、八、九是講不道、不敬、不孝、不義，是把倫理道德列為重罪。隋代《開皇律》形成法典的體例。《唐律疏議》由長孫無忌等總結前代刑法，提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思想。本用即體用關係，以德禮為量刑罰的根據，以寬簡仁惠為斷獄行刑的原則。無論是德治，抑還法治，其對象都是治理人，都是要人改過從善、遵紀守法，以求社會安定、和諧。在實施德治與法治過程中，被分為治者與被治者。在古代中國，上自皇帝下自各級官吏為治者，在現代有各級政府及其官員；老百姓或人民是被治者或被管理者。人類未來可以超越這種二元模式，轉中華民族德治仁政與禮法圓融為民主、自由、平等的德治與法治。 加強民本轉民主建設 加強反腐倡廉的力度，轉仁政為廉政政府、愛民政府、現代政府；轉德治為民主政治、平等政治、法制政治 民族興衰，關鍵在人；國家振興，關乎人才；治國之要，吏治先行；社會和諧，政風為首。懲治吏治腐敗，是因為「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倡導吏政清明廉潔、公正無私、誠實守信、勤政愛民，加強反腐倡廉的力度，轉仁政為廉政政府、愛民政府、現代政府；轉德治為民主政治、平等政治、法制政治。 仁政德治與民本思想緊密聯繫，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無水舟不能運行，無民官吏就不存在。如何轉傳統民本為民主，自晚明以來民權思想誕生，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以天下為天下人的天下，非一人的天下。天下以人為主，君為客，主客關係是對以君為主的顛覆，開啟了轉民本為民主的路徑。經「五四」運動前後有關此問題的論爭，使認知有所深入：其一，民本思想本質上表現為仁政措施體現了人民利益，富國裕民，安身立命，現代民主強調提升人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物質生活富裕的前提下，讓人民有更多的時空和精力參政、議政，從事民主政治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本思想是現代民主思想的基礎；其二，民本思想是民主思想的前提，體現民本思想的仁政，是在反對暴政，實行愛民、惠民、尊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現代民主相會通，由民本而通向民主；其三，傳統禮法圓融、德法並行、政刑相兼與現代民主與法制相結合，在目標上有一致之處，撇去傳統禮法圓融中的不符合現代需要的因素，轉德法並行、政刑相兼為現代民主與法制建設；其四，傳統德治仁政思想所發展出來的科舉考試製度，不管貧富貴賤，平等、公正地通過考試，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來管理國家，建立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這與現代民主制度公務員通過考試選拔，來管理國家有相同之處。這就是轉民本為民主為什麼可能的因緣。 轉民本為民主，建設中國式的現代民主意識，主要包括主權在民意識、法制主體意識、參政議政意識、民主價值意識。主權在民意識，即人民當家做主，一切國家民族事務由人民做主決定，一切背離人民意志、願望的事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人民的權利至高無上；法制主體意識，民主的法制化、法制的民主化，不斷深入，互相推進，轉法制客體為主體，轉他律為自律；參政議政意識，積极參与對各級政府人員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尊重自己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民主價值意識，是公民對民主的一種最基本的價值趨向與態度，是公民維護自己民主權利過程所產生的價值理念。從價值視域反思民主，以利於加強民主建設。 加強公僕意識建設 公僕意識是指執掌政權的人要正確認識自己的身份，柏拉圖把公僕叫做「法律執勤」者 堅守廉風、廉志、廉士、廉潔、廉正、廉謹、廉讓、廉恥，與加強倫理道德、依法治國、民本轉民主建設不可分，亦與加強公僕意識緊密聯繫。公僕意識是指執掌政權的人要正確認識自己的身份，擺正自己的位置，不是人民的老爺，而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柏拉圖把公僕叫做「法律執勤」者，他關係國家的盛衰。在經濟全球化、市場經濟負面影響下，重利輕義、拜金主義情境中，公僕意識受到污染，它關係著國家民族的動亂危亡，因此加強公僕意識建設就顯得特別重要。 如何提升廣大幹部的公僕意識？一是加強公僕意識教育。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繼承發揚中國傳統勤政敬業、廉明公正、誠實守信、無私奉公、服務大眾的精神；二是完善制度，健全機制。以制度規範廣大幹部的選舉、任免、升遷、彈劾等制度化、法律化，使尚賢任能機製得以完善，以避免任人唯親；三是加強監察制度，完善輿論監督。提升監察制度和各監督機構的權威性，充分發揮互聯網、報紙、電台等各種媒體的監督作用和功能；四是建立群眾品評廣大幹部的制度。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幹部不論大小高低，都要置於群眾監督之下，定期制度化地對幹部進行品評，以提高各級幹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意識，振興中華民族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 加強此四方面建設，從宏觀意義上是為了化解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人與自然衝突所造成的生態危機，人與社會衝突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人與人衝突所構成的道德危機，人的心靈的衝突所造成的精神信仰危機，文明之間衝突所構成的價值危機。從微觀意義上是為了化解環境污染的加劇、社會動亂、恐怖活動、假冒偽劣、金權交易、賄賂公行、金融危機、貪污盜竊、寡廉鮮恥等現象，以建構一個人人品行誠信、貧賤不移、節操愛民、清白高潔、廉明公正、潔身謹慎、廉遜知禮、清廉知恥的文明社會，使人人能夠享受到人樂天樂、人和天和的凈潔世界的幸福生活，這也是人類所期盼的真善美的未來生活。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孔子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