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寶：今天依然不能繞過的魯迅

　　一、試圖繞過魯迅的兩種傾向　　2011年9月25日是魯迅誕辰一百三十周年，各地照例(或破例)都有一些紀念活動。每逢這樣的時候，我總在想，其實也並非每個人都願意紀念的。這話說來蹊蹺，但事實如此，因為許多所謂紀念，不過勉強做點應景文章，實際倒巴不得早點繞過了事。　　現在有人不僅要繞過魯迅，也想繞過魯迅的時代，就是中國歷史上被稱作「現代」的那個短暫而複雜的三十年。某種意義上，「魯迅=中國現代」，他是現代中國文化公認的一座高峰。繞過魯迅，就非得繞過現代，反之亦然。　　繞過的方法不外兩種，第一是從當代起跳，跳過現代，直接回到古代，將整個中國文化等同於古代文化，好像根本就不曾發生過五四，根本就沒有現代三十年對傳統的反省，根本就沒有因為這種反省而造成的現代中國文化。這麼一跳，活在當下的中國人似乎頓時就都成了古人，於是乎心安理得地大談國學，大講國粹，天天爬起來看古裝戲，熱鬧非凡地辯論新出土的文物是真是假，為一些古人故里的歸屬爭得面紅耳赤。上網衝浪、發送微博的現代人，彷彿很容易就又體驗到漢唐威儀、明清盛世乃至先秦、三國、宋、遼、金、元、明各朝代的金戈鐵馬與機變權謀，當然也少不了想像中的那些聲色犬馬；不僅祖宗的許多榮光被反覆展覽，就連過去的恥辱也一遍遍搬出來作為新的榮光的烘托。現在所講的民族文化大復興，當然不同於蔡元培先生20世紀30年代中期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那種混合著批判、懷疑、繼承、「拿來」並且創造的復興方式，而是簡單地回到古代，在當今世界多元和多極化格局中，傲然扛出祖宗來，而其潛台詞，正是魯迅當年借一鄉間無賴說出來的「精神勝利法」：「我們先前——比你們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　　第二種辦法是既不要現代，也不要古代，只要當代，只鼓勵研究當代，好像當代中國從無到有，突然發生，不僅與漫長的古代無關，也與距離最近的現代無關。　　這辦法，和前一種凡事靠著祖宗，似乎冰炭難容，實際倒是想到一塊兒去了。前者看似要回到古代，其實是虛偽的復古，目的也是迷戀當下，差別在於不是直接地抓住當下，而是間接地要古人來幫助他們更好地享受當下。其實任何復古都是虛偽的，因為復古者自己也知道不可能真的回歸往昔。但今天的復古者更虛偽，因為他們對古代中國不僅沒多少感情，比起現代那些篳路藍縷「整理國故」的大師們，也並沒有多少貨真價實的研究，不過用各種「科研項目」的名義從納稅人那裡巧取豪奪，弄來大筆「科研經費」，印了許多「科研成果」，製作了許多莫名其妙的古裝戲而已。不斷地提到古人，不斷地請古人出來跑龍套，無非是覺得老祖宗還有一點剩餘價值。等到發現這辦法其實也不怎麼靈，老祖宗並無多少可以反覆利用的剩餘價值，那就會毫不客氣，一腳踢開。魯迅不也曾有過同樣的遭遇嗎？所以表面上復古，骨子裡還是「古為今用」，也就是起古人於地下，請他們來給自己臉上貼金。這樣的假復古，不是和只要當代而不要現代與古代的做法，殊途同歸嗎？　　第二種看似迷戀當下，其實並非迷戀當下的一切。比如他們就不會迷戀富士康的工作環境，不會迷戀朝不保夕的煤黑子的墨黑的井下，不會迷戀每天用黃豆蒸飯作為正餐的小學生的生活，不會迷戀拆遷狂潮中釘子戶的憤怒和絕望，而只是迷戀在當下活得最好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如此迷戀當下，也就是當下一部分幸福的人們的自我迷戀和自我膨脹——手上有權和錢，也似乎有了一點據說能夠永垂不朽的成績，就以為可以霸佔自己的時代，壟斷對當代的解釋，視當代為囊中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自家最偉大，茫茫宇宙，唯有自己擁有的當下和恣肆地活在當下的自己及其同類，渾然不管這樣的當下實際情況如何，反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國內的諂媚者撓痒痒早就嫌不過癮了，又從國外聘請「海歸派」或真的洋大人來做更高級的吹鼓手，讓他們「在中國發現歷史」，在「中國發現新思維」，還有那足以對抗普世價值的更加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中國模式」。　　無論虛偽的復古，還是狂妄的當下迷戀，都必然要繞過現代、繞過魯迅。稍微讀過一點魯迅的書，稍微了解一點現代的歷史，就不會主張復古，更不會對眼下一切盲目叫好。各種復古主義者，各種當下迷戀者，都不會喜歡魯迅，也不會喜歡魯迅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文化氣息，因為他們不可能在魯迅和「現代」那裡看到他們希望看到的。如果他們願意讀一點魯迅，願意切實地研究中國的現代，倒是很容易看到他們不願意看到的另一副尊容。　　奧斯卡·王爾德在《道連·格雷畫像》序言里說，　　十九世紀不喜歡現實主義，正如卡利班因為在鏡中看到自己的面孔而生氣；十九世紀不喜歡浪漫主義，正如卡利班因為在鏡中沒有看見自己的面孔而生氣。　　王爾德認為19世紀一些要人們跟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中那個半人半獸的怪物卡利班一樣，既不喜歡現實主義，也不喜歡浪漫主義，因為他們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兩面鏡子里只能看到自己不想看到的屬於自己的那副真實的醜陋的面容，看不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並不屬於自己的那副理想的漂亮的面孔。中國的一切不喜歡研究現代、總希望繞過魯迅的復古主義者和當下迷戀者的情形，大抵如此。　　在紀念魯迅一百三十周年誕辰的時候，回歸古代或迷戀當下的兩種傾向很值得關注，否則所謂紀念，就真的容易變成「為了忘卻的記念」。　　二、不能繞過現代三十年的傳統　　魯迅文學活動展開於1907年到1936年，正好三十年。他生前曾計劃將全部作品輯成《三十年集》出版，這個書名比籠統的《全集》更能幫助讀者了解魯迅的時代意義。　　這是中國歷史上獨特的三十年，在這前後，中國社會文化發生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古代中國一腳跨進現代。今天看來，一個多世紀前開始的這個大變局並未結束，許多問題仍然存在，仍然是21世紀海內外華人必須面對的基本挑戰。有人稱之為「未完成的現代」，是很恰當的，那意思是說，我們今天仍處於這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延長線上，這三十年以後那段被稱為「當代」的時期直到21世紀的今天，仍然和這三十年密不可分，因此我們無論怎樣探索未來的道路，都無法繞過這個歷史階段。　　一般來說，過去發生的一切對我們都有意義，當我們向未來邁進時，過去的一切都無法繞過。但比較而言，我們更無法繞過離我們最近的傳統，因為我們自身許多問題就屬於這個傳統。　　如果說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浪漫主義」地希望回到古代，或「現實主義」地企圖僅僅抓緊當下，那麼顯然這兩種傾向的共同點，就是有意無意地迴避現代——當然也要迴避現代在當代的諸多歷史延伸物。　　就拿一度熱鬧非凡的現代文學研究來說，如今可謂是「門前冷落鞍馬稀」了，過去許多佼佼者和領軍人物，現在要麼轉向古代和近代，粹然而為學者；要麼一頭扎進當下，做沆瀣一氣的「有機知識分子」(葛蘭西這個術語一度被誤讀為魯迅那樣的關心社會而凡事不肯含糊的批判型知識分子)，即使「跛者不忘其履」，充其量也只能做一點小罵大幫忙或純粹自娛自樂的「文化研究」，而等到這樣的「文化研究」也被冷落，就只好弄起「文化產業」來了。　　弔詭的是，與此同時，「現代」這兩個漢字的使用頻率又空前之高，與之相關的「後現代」、「現代性」兩個概念幾乎佔據中國學術界的所有領域，成為大小學者們思考一切問題的關鍵詞。但只要略考其代表人物的宏論崇議，就很容易發現，其實他們最缺乏研究的，恰恰正是中國的「現代」，包括這個「現代」在相當長一段被稱作「當代」的時期的歷史延伸物。　　前一陣子，以研究「現代性」為學術包裝的某些新左人士，提倡要總結十七年和「文革」「反現代的現代性」的「成功經驗」，以此為他們對當下的政治籌劃張目。但可惜這段歷史早就有過定論，而且畢竟「去古未遠」，歷史的創傷仍在滴血，歷史的冤魂仍在哭喊，所以他們也明知道很難翻案，於是就選擇權威定論和大眾共識里缺失的「基本建設」這一環做突破口，認定那一時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許多「基本建設」，為此後三十年改革開放奠定了寶貴的(簡直是主要的)物質基礎，某種程度上今天的經濟騰飛正受惠於那個時期的「基本建設」。由此推論，那個時期的「成功經驗」不能丟！儘管這種論述方式的「物質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的偏頗一望而知，但「物質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不正是那個時期遺傳下來、至今仍然享用不盡的思想遺產嗎？不管怎樣，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只要多抓幾個崇高宏偉的大項目，就能萬喙盡息而高歌盛世了。新左人士這一招確實有點出奇制勝的味道。但最近又有人說，不對，即使從純粹經濟學角度看，那段時期的「基本建設」也屬於非常愚笨、非常浪費的粗放型生產，它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和它所奠定的至今難以擺脫的高控制性計劃生產模式一樣，都貽害無窮。兩種意見，孰是孰非，不妨拭目以待。正常的學術環境下，這樣的爭論相當有益，問題是不僅新左人士的高論沒有堅實的歷史研究基礎，反面意見也並沒有拿出翔實的數據，大家都著眼於當下對策性研究，不過順便「研究」了一下過去而已。　　不僅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們沒有多少信得過的研究，對「現代」其他許多重大問題的研究，不也都是很薄弱嗎？比如那似乎不需要多少專門數據來支撐的現代思想史的研究，如今在李澤厚先生80年代的成果基礎上究竟推進了多少？對現代中國的學術發展，有類似梁啟超、錢穆對近代中國學術提綱挈領雅俗共賞的經典表述嗎？一部似乎被寫濫了的現代文學史，不是還有許多暗角需要照亮、還有許多基本史實需要澄清，不是至今還沒有一部中文系本科畢業生能夠不需要咬緊牙關硬著頭皮啃下去的現代文學史專著或教科書嗎？倘若對中國現代社會發展史、學術思想史、經濟運作史、政治理念史、軍事發展史、語言變遷史包括早就被棄若敝屣的現代文學史統統缺乏嚴肅的學術研究和必要的常識普及，光在理論話語層面大講特講「後現代」和「現代性」，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對現代三十年及其歷史延伸物研究不夠，必然無法正確地看待魯迅。最近吳中傑教授出版了他的《魯迅的抬棺人——魯迅後傳》，用大量事實說明在當代，凡真正具有魯迅精神的魯迅的學生結局都很悲慘。但恰恰有許多人認為，魯迅在當代扮演了頗不光彩的幫凶文人的角色，他們四處尋找魯迅做幫凶的證據，好理直氣壯地將魯迅遺忘。最後找到一條證據，就是魯迅主張「遵命文學」，魯迅是「聽將令」的，所以必然要為政治所利用！但吳中傑教授用確鑿的事實說明，魯迅所謂「遵命文學」，所謂「聽將令」，只是一種調侃，一種諷刺，一種有特定含義的文學修辭，他自己是絕不「遵命」、絕不「聽將令」的！另外，20年代末「革命文學之爭」，魯迅逝世前「兩個口號」之爭，吳中傑教授認為目前的定論其實也有問題。那兩次爭論，表面上是所謂宗派主義和政治路線之爭，實際上卻主要是通過個人實際體驗來寫真實或者從意識形態和政治策略出發看待現實這兩種文學觀念的較量。這些在魯迅研究界以往都被歸入已經解決了的老問題而打發過去，現由已經退休、不拿一分「項目經費」的吳中傑教授加以重新研究，發現根本不是那回事。以魯迅研究力量之強大，尚且出現這種對基本事實的誤解，推而廣之，對中國現代的了解，豈不更加可怕地貧乏嗎？　　一個對自己最近的傳統缺乏研究的民族，一個對自己剛剛走過的道路和正在走著的道路缺乏認識的民族，動不動就說要復興偉大的傳統，動不動就說要開創美好的未來，是不是有點太性急了呢？　　三、不能繞過離我們最近的大師　　在魯迅從事文學活動的三十年前後，中國產生了許多文化巨人，如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等。魯迅是其中的一位，但他和現代三十年湧現的許多大師們相比，有共性，也有個性。　　共性在於，魯迅和許多現代文化大師們一樣，深刻觸及了中國歷史上獨特的三十年所面臨的、如今仍然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比如怎樣對待傳統、如何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社會結構和深層文化心理的改革、個人的覺醒及其困境和出路，諸如此類。　　個性在於，魯迅並非通過抽象的理論著作來探討這些問題，或者訴諸具體的社會實踐來解決這些問題，而是用文學的方式，也就是用深切的人生經驗和情感經驗來應對，把這些問題連同他個人的解決方案熔鑄為鮮明、生動、飽滿的文學語言以及在這種語言之上矗立起來的文學形象，讓凡具有初等文化修養的國人都能理解。文學的方式不僅更深刻，也給人以文學所特有的更直觀、更強烈、更持久的啟迪。這是魯迅與現代中國其他文化大師最大的不同。　　毛澤東在1940年2月15日《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三家」合起來就是「文化革命的主將」，其中「文學家」居首位，這個表述很準確。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化貢獻很多，但這些貢獻最後都落實為文學。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這三位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起人對魯迅也有類似的看法。　　從世界範圍看，有各種各樣的文化經典，其中文學經典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未必都是最高的表現形態。但文學在中國現代的地位非常特殊。　　首先，許多現代中國文化大師的主要貢獻可能不是文學，卻都與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或者曾經一度參加過文學運動，或者其述學的語言帶有相當的文學性，或者所專攻的領域就是文學研究。文學使他們走出了相對狹隘的學術和社會活動領域，為更多的讀者所接受——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陳獨秀、胡適、周作人、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錢鍾書、李澤厚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沒有文學的幫助，至少他們不會有那麼大的學術影響力。　　而就文學來說，魯迅的地位無人匹敵。在學術研究或社會活動領域，許多現代文化大師的成就可能都不亞於甚至超過魯迅，但論到著作的經典意義，魯迅的散文、小說和雜文絕對首屈一指。別的大師著作或許具有一定的文學性，但畢竟不是文學，其經典意義更多仍然局限於純學術範圍。魯迅著作的經典性卻具有古人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特點，融入日常語言和日常生活太深，使讀者不知不覺受到影響。　　和現代中國眾多文化大師們相比，魯迅離我們更近。這是心理上的「近」，因為他的文學作品包含更直接、更鮮活的生活氣息和生命氣息，給人的啟示帶著更鮮明的形象性、更真實的生命體驗、更濃烈的情感衝擊，為全民族所熟知，成為全民族的共同經典。沒有哪位大師的著作像魯迅的文學那樣貼近中國讀者的心。「魯迅先生」四個字，不但表明中國讀者對他的敬愛，更表明中國讀者對他的熟悉與親近。　　我們不能繞過離我們最近的中國現代文化傳統，更不能繞過離我們最近的現代文化傳統中在心理上最靠近我們的這一位大師。　　四、「不能繞過」之種種　　魯迅的不能繞過，不妨舉其大者，略作申說。　　比如魯迅逝世至今七十多年，不管誰，只要對現實問題談得稍微尖銳一些，就容易獲得「當代魯迅」的稱號。這說明在我們的集體無意識里，直面人生、大膽地說出真話的良心、勇氣和智慧，首推魯迅，而且我們也仍然期待著像魯迅這樣的文化大師會出現在我們的時代，儘管我們知道這恐怕很難，但我們依然期待著，因為魯迅精神已經成為我們心理上的一種需要，而魯迅精神的不能夠發揚，也正指示著民族精神的某種根本缺陷，因而令我們憂思難忘。　　有學者說，中國文學史給「現代文學」的篇幅太多了；修一部中國文學通史，「現代文學」只配單列一章或一節。這位學者似乎忘記了，如果沒有現代文學以及和現代文學一起生長的現代中國的文學史學和一般的文學研究，沒有魯迅，就根本沒有這位學者所託身的中國文學史學科，也不會有這位學者在撰寫他自己的中國文學史時實際使用的語言。僅僅著眼於時間的長短，「現代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確實不算什麼，但如果著眼於文學的質量，著眼於文學對整個民族精神的觸動，著眼於文學的新的思想，新的感受，新的形式，新的技巧，新的語言，那麼「現代文學」放在幾千年中國文學史任何一個階段都不會有什麼愧色，魯迅和中國文學史上任何一個大家相比，也都不會有什麼愧色。不僅如此，我敢說，中國再出現魯迅和現代文學的機會，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也是微乎其微的。這麼重要的一個時代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豈能輕易繞開？　　又比如，魯迅說中國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他又說，無論政治結構如何變，最重要的還是「改革國民性」。這兩個基本命題，今天不仍然需要大講特講嗎？　　「發展是硬道理」，據說已經成為浩浩蕩蕩的世界大勢，但生存和溫飽在許多地區、許多特定時期，仍不可偏廢，三者有時並非簡單的遞進關係。在高度發展的社會，也有人不得溫飽，也有人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因為總是有人要借發展為借口，公然妨害大多數人的生存和溫飽，最後弄得大家連究竟要怎樣的發展，究竟要發展什麼，究竟為什麼要不停地、可持續地發展，也一片模糊。所以魯迅還有這樣的提醒：　　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改革國民性」，更是任重而道遠。大家已經看到，經濟社會背後潛藏著更加本質的文化素質問題。一方面，經濟的真正健康持久的發展不可能沒有文化素質作為核心的支撐。另一方面，經濟可以短時間實現騰飛，文化素質的提高卻並不那麼容易，相反破壞與墮落倒是可以在一夜之間完成。　　當然也有人不同意魯迅的說法，他們認為首要的還是發展經濟和改善體制。體制完善，經濟繁榮，國民素質自然而然就會提高。但不管怎樣見仁見智，恐怕誰也不敢說我們可以繞過「改革國民性」這個命題而只要發展經濟和改善體制，因為就算將來經濟足夠繁榮了，體制足夠完善了，「國民性」或國民素質還是需要進一步提高。　　也有學者說，「改革國民性」是西方學者的提法，帶有濃厚的「東方學」色彩，如果老講「改革國民性」，就會被西方學者牽著鼻子跑，上了他們的當！其實這是誤會。20年代中期魯迅在《兩地書》中正面提出這個說法，固然吸取了某些域外學者的理論，但主要還是依靠他自己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研究，並沒有被這些理論所限制。而且他的思想也並不局限於中國。早在1907年前後，魯迅就批判了西方現代重物質而輕精神、重群體而輕個人的「文化偏至」，提出「剖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立人」的主張。「改革國民性」，或20年代初在《〈吶喊〉自序》提出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都是對1907年前後的「舊事」的「重提」，是「立人」說的繼續，固然針對著中國，卻也具有全球視野。魯迅的這一基本思想，並沒有停留在理論和學說層面的偶一提倡，而是落實為文學活動，清醒堅韌地奮鬥了一生。比起實際的奮鬥，他的理論的提倡，實在顯得過於謙遜，也過於溫和了。這不是今天見到的旋生旋滅的某個時髦理論，而是一顆活在現代中國的我們民族難得一見的偉大心靈的終身的吶喊，說它是西方理論的簡單附和，不僅是學術上的無知，也是超過當年陳西瀅的剽竊說的對於魯迅的更大的污衊。　　還比如，現在一些人越來越喜歡講大國、強國之類的話，包括不少一度有所不滿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也被這種大而強的夢話所感動(當然也包括被許多實際的好處所撫慰)，自己也積极參与編織這種夢話，卻不太容易看到本來的缺點和新發的毛病。但是與此同時，又總是喜歡看著外國人的臉色，不管幹什麼事，首先總希望得到他們的誇獎，才有真正的成就感。這，有沒有值得警惕的「阿Q精神」呢？　　「阿Q精神」有多方面，自大和自卑的交織是主要一項。比如對外國人，不是過分自大，就是過分自卑，難得真正的不卑不亢。《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立此存照》(三)，對這個問題談得很深刻，可惜一直不太受重視。這篇文章發表於1936年10月5日，距魯迅逝世僅十四天。促使魯迅寫這篇文章的因由，是當時上海報紙在報道美國電影導演Josef Von Sternberg和演員D. Fairbanks時，批評他們導和演的《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是「辱華影片」，算是對他們保持一種「輿論的譴責」，但又希望他們在中國實地考察之後，對自己過去電影中有關中國的不合實際的污衊有所懺悔，從而在以後涉及中國的影片中說中國好話。魯迅看了這些新聞報道，忍不住寫了這一篇雜文。他沒有過多糾纏於美國人的電影是否「辱華」，他關心的主要還是國人的「阿Q精神」。他說：　　我們應該有「自知」之明，也該有知人之明：我們要知道他們並不把中國的「輿論譴責」放在心裡，我們要知道中國的輿論究竟有多大的權威。　　這話說得多麼尖刻，辛辣，又多麼沉痛！在外國人那裡吃了虧，無計可施，就在自己家裡拚命開動宣傳機器進行「輿論譴責」，好像外國人很在乎，其實這樣的「輿論」只有對自己人還自以為有點「權威」罷了。為什麼會有這種怪事？魯迅說這是「自欺欺人」。但普通的成語「自欺欺人」容易一筆帶過，魯迅詳細加以解釋，給我們的啟發更深刻。他說，　　其實，中國人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只在有些人安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　　安於「自欺」久了，以為別人也可以被「欺」，這就好像長期進行愚民政策，以為也可以照樣去「愚」外國的「民」，結果只能證明自己愚不可及，所以這樣的自欺欺人的「輿論譴責」，目的可能真是想反抗別人的侮辱，結果卻招來更大的屈辱。　　對外人的「辱華」，正確態度應該怎樣呢？魯迅的話，至今仍然不無幫助：　　「不看『辱華影片』，於自己是並無益處的——但看了而不反省，卻也並無益處——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功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就是說，了解別人對我們的評價，「並非無益處」，但自家事，自家應該最明白，不必非要從外國人哪裡「打聽印象」，這才知道自己是誰；更不必非要從外國人那裡討個說法，這才心安理得，取得了什麼合法性。外國人的話，無論好壞，只有一個用處，就是促使我們反省。如果自己不做功夫，自己沒有清醒的認識，自己心裡沒一本賬，只把外國人的話當終極裁判，那不管表面上如何強悍，骨子裡已經自欺欺人到了極點，自卑到了極點，也就是阿Q到了極點。　　再比如，現在中國要在國際上宣傳自己的文化，首先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選出一位象徵性標誌性的大師做代表，像英國用莎士比亞，德國用歌德，西班牙用塞萬提斯，義大利用但丁，俄羅斯用托爾斯泰。中國用誰？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孔子。但孔子能代表中國文化嗎？恐怕很難，首先在古代就通不過。孔子可以代表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本身就很複雜。孔子以前的儒不同於孔子以後的儒，宋以後的儒不同於宋以前的儒。我們還有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其他眾多民間信仰，先秦就還有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的學說，這些孔子都無法代表。當然，如果所謂「代表」僅僅是形式上的一個象徵，一個標誌，一個符號，那麼姑且讓孔子代表一下中國傳統文化，也未嘗不可，但從五四到今天，中國人批判繼承了傳統文化，並提出了發展現代中國文化的初步方案，一百多年來由此造成的現代中國文化及其未來走向，孔子無論如何是沒法代表的。毛澤東說孔子是古代中國的聖人，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我們有兩個聖人。向世界宣傳中國文化，是否可以既打孔子牌，也打魯迅牌？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如果只有孔子，沒有魯迅，那樣的中國文化，充其量只能是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而不是已經加入世界格局、已經走過一個多世紀的現代化道路、至今仍在發展變化的新生的中國文化。　　魯迅的繞不開，不僅在大家聚在一起思考全民族共同問題時如此，當我們離開這些公共話題，回到家裡關起門來一個人獨處時，也是如此。　　為什麼？因為魯迅作品處理「個人與自我」的關係最深切。魯迅前期非常強調個性。後期融入集體，但在集體中仍堅持自我，尊重個性。他主張「睜了眼看」，不僅要「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還要「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臟」，「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也就是說，他不但要「睜了眼」看清客觀的現實，也希望大家一起「睜了眼」看清主觀的自我。現在互聯網將越來越多的人聚在一起，但恰恰在互聯網大家庭，個人的孤獨感更加顯明。孤獨感有消極面也有積極面。積極面是，孤獨感讓我們意識到個人存在的與眾不同，意識到個人存在所應享有的自由和所應承擔的責任。消極面是，孤獨感讓我們意識到個人存在的軟弱無助，因為個人的許多事情，愛與恨，生與死，禍與福，平安與懼怕，充實與空虛，別人都無法代替。不管積極或消極，當我們感到孤獨時，魯迅就離我們更近了。許多外國朋友喜歡魯迅，首先不是佩服魯迅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而是佩服他對現代人孤獨命運的體認。魯迅或許並沒有為孤獨的現代個人提供理想的出路，但他是現代中國以孤獨的個人的身份對人類存在的孤獨感作出積極思考的最深切的一位。魯迅是具有自我意識與孤獨感的讀者的好朋友。　　魯迅的不能繞開可以談很多，姑舉這些為例。為說明問題，這些差不多也就夠了，但如果有人看了此文，再有所補充、訂正，那對於作者，自然是非常高興、應該預先感謝的事了。　　2011年9月14日寫，2011年10月14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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