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訓練：共和主義：對一種政治思想傳統的界定

　　 【內容提要】文章探討了界定各種政治思想傳統和政治思潮的方法論問題，並試圖在此基礎上對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共和主義做出一個初步的釐定，概述其核心觀念、基本論題及其內在邏輯。

　　 【關鍵詞】共和主義 自由主義 保守主義 政治思想傳統 理想類型

　　 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共和主義在西方政治理論界逐漸受到關註：一方面對西方歷史上共和主義傳統的挖掘促成了當代的共和主義復興；另一方面，新共和主義的興起推動了人們對古典共和主義的關注。然而，同歷史上其他的重大政治思想傳統和流派一樣，"共和主義"並不是一個自明的概念，對於它的內涵目前還缺乏明晰的界定。不但視角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不同的定義，從而得出相去甚遠的結論；就是在當代新共和主義的倡導者那裡，也因為所秉持的立場不同而立論各異。

　　 鑒於共和主義的界定對當代新共和主義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考慮到對古典共和主義的研究如今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對共和主義的內涵做一個約定性的定義顯然非常必要。本文擬在探討界定各種"主義"之方法論的基礎上，從基本論題與核心觀念這個方面對共和主義做一個初步的釐定。本文是從政治思想傳統來定義共和主義的，所以這裡所說的共和主義都是指"古典共和主義"，它寬泛地指稱20世紀之前的共和主義，區別於當代的"新共和主義"。

　　 一、如何界定"主義"：方法論的探討

　　 儘管共和、共和主義是西方歷史上比較古老的話題，但與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這些政治思想傳統和思潮相比，共和主義進入學術視野的時間仍然相對較晚。因此，從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研究範本和先例來探討界定共和主義乃至一般"主義"的方法顯然是有幫助的。

　　 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浩繁研究文獻中，定義問題都是一個聚訟紛紜但又繞不開的問題。最常見的方法是列舉其核心的或基本的價值、原則和特徵，而分歧就在於這些價值、原則和特徵有哪些。比如，關於自由主義，曼寧強調了三個基本原則：平衡原則、自發原則和統一性原則；布拉姆斯德等人歸納出如下要素：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權）、政府保護財產權的義務、有限的憲政政府和對社會進步的信念；格雷概括為四個基本特徵：個人主義、平等主義、普遍主義和改良主義；霍爾姆斯指出了四個核心規範：個人的安全、公正、個人自由和民主；凱克斯確定為這樣幾個基本價值：多元主義、自由、權利、平等和分配正義。[1](P13－30)[2](P36)[3](P2)[4](P4－5)[5]至於保守主義，情況要複雜一些，因為保守主義的首要特徵就是拒斥"理論"和抽象的原則。但一些研究者和保守主義思想家仍然禁不住誘惑，試圖列出保守主義持久而穩定的信念和價值。在這些清單中，條目更為繁複：塞西爾、尼斯比特、柯克和中國學者劉軍寧提出了6條，但只有部分重合；只有凱克斯簡潔明快地總結為4條，即懷疑主義、多元主義、傳統主義和悲觀主義。[6](P30)[7][8](P7－8)[9](P23－29)[10](P1)另外，這些價值、原則更多是在傳統、財產、國家、道德之類的論題中得到具體的闡述，而不是簡單的列舉。

　　 對於這種定義政治思想傳統和政治意識形態的方式，有學者提出了一些批評。比如，關於自由主義，阿伯拉斯特在其《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中指出，"任何一本從一般意義上討論自由主義的書都會是一本探究自由主義定義或概念的書"。他檢討了在此之前定義各種"主義"的最常見的方式，即將其視為"一系列鬆散地聯結在一起或由一個主導性的道德和政治價值組成的集合體"。在他看來，這種以抽象價值界定政治學說的研究路徑存在兩個主要的缺陷：一是沒有將價值與支持這些價值的世界觀聯繫起來，忽略了其背後蘊涵的形而上學或本體論（尤其是關於人與社會的理論），同時也沒有區分這些價值之間的相對重要性；二是它無法為正在討論的學說設定歷史界限，導致時空錯亂，比如將社會主義的傳統追溯到摩西、把自由主義追溯到蘇格拉底或伯里克利，等等。

　　 為了彌補這兩個缺陷，阿伯拉斯特給自己的研究設定了兩個任務：一是揭示並描述那些支持和闡釋自由主義政治價值的人與社會的理論；二是將自由主義的特徵看成是理念和意識形態的運動，將其置於適當的歷史背景之下，追溯其演進，指出整個傳統的變遷和連續性。[11](P12－16)他的方案成為以後整體研究自由主義的程式，即一方面分析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與基本價值，另一方面追溯自由主義的歷史演進與流變。

　　 在1957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亨廷頓區分了理解保守主義方式的三種定義：貴族理論、自主定義和情境定義。所謂"貴族理論"將保守主義定義為單一的、特定的歷史運動的意識形態，即封建土地貴族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所謂"自主定義"認為保守主義是一個自主的（autonomous）、普遍的觀念體系，由正義、秩序、平衡、中庸這樣一些價值來定義；所謂"情境定義"認為保守主義重複出現於這樣一種歷史情境（historicalsituation），即確立已久的體制受到根本性的挑戰，那些支持該體制的人就會運用保守主義來捍衛它。因此，保守主義是可以用來辯護任何既定社會秩序、反對任何根本變革的思想體系。

　　 對於這三種定義，亨廷頓表示更贊成情境論，因為在他看來，貴族論太過狹隘，而自主論太多寬泛；與其他意識形態不同，保守主義缺乏實質性的理想和具體的政治組織形式，它僅僅與特定的情境聯繫在一起，它唯一的真正敵人是激進主義。在此基礎上，他選取西方歷史上的四次重大變革，亦即既定製度和秩序受到根本挑戰的四次"情境"，依次考察了保守主義的四次浪潮。當然，亨廷頓並沒有認為情境定義可以擴展至其他意識形態（激進主義除外）；相反，他認為其他的意識形態都是概念性的。[12](P454－473)

　　 亨廷頓的情境定義對於我們理解和認識保守主義，無疑非常具有啟發意義。但這一點應該不妨礙我們同時認可自主論的保守主義定義（也就是列舉核心要素、價值和觀念的定義法）的合理性。就像他自己所承認的。自主論只反映了保守主義的一般共識、靜態的和有限的本質。弔詭的是，正是這些一般性的歸納反而成了保守主義的"教義問答集"，一部保守主義的思想史就是對這些觀念的一再重複。[12](P4469)如此看來，"情景論"與寬泛化的"自主論"的結合也許更能揭示保守主義的歷史與本質。[13]

　　 以上關於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定義的討論表明，綜合的方法是更好的定義方式。用曼海姆的話來說，既要把"主義"作為"相對自足而且完全表現出來了的總體"，"通過考察其最終形式，找到它內在的一致性"；又要"強調它的歷史成長並在其發展中跟蹤這個動態總體"，將其"每一種不同類型和變體都放到它們自己在成長進程中所獨有的歷史和社會學位置上去，試圖再現成長進程本身的層次和結構。"[14](P75)不過，這些宏觀的方法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和爭議，尤其是在基本價值、原則方面，特別需要我們注意這樣一些問題：首先，就像阿伯拉斯特提醒的，我們不能僅僅通過羅列這些價值、原則來界定各種"主義"，更重要的是必須通過一定邏輯或理論脈絡將它們組織起來。其次，"自主論"定義中歸納出來的價值、原則、觀念在很大程度上都屬於韋伯所謂的"理想類型"或者維特根斯坦所謂的"家族相似"，而不是絕對的界定，並不普遍地適用於每一種情形。

　　 相比之下，"共和"是西方政治史和觀念史中淵源更為複雜、含義更為混亂的概念。在現代政治語彙和日常用語中，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作為共和主義詞根的"共和"的最常見的含義無非一是指非君主制的政體，二是由此進而引申為代議制民主。因此，在流俗的觀念中，共和主義就是為共和國或者說共和政體提供論證或辯護的一種政治派別或思想學說，其對立面是君主制和各種形式的保王主義。但是，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傳統和政治哲學的共和主義顯然要複雜得多，它與是否贊成君主制無關，就像孟德斯鳩所說，存在著"隱藏在君主制之下的共和國"。"共和"這個概念的歷史考辨向我們揭示，非君主制和代議制民主只是近代才出現的用法，附著於這個概念的內涵遠為豐富。

　　 二、共和主義：基本理念與內在邏輯

　　 在共和主義的核心原則、基本理念及其組合方式、人物譜系等問題上，思想史家以及新共和主義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並且各有側重和選擇。不過，學界公認，作為西方最古老的政治思想傳統，共和主義起源於古代希臘與羅馬。從以後的發展來看，共和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古典資源中某些議題在新情境中的不斷重申和推演。因此，從歷史脈絡中探求這些議題的社會與政治背景、闡述不同思想家的貢獻，無疑可以豐富和深化我們對共和主義傳統的認識。不過，限於篇幅，本文只就其基本論題及其展開對共和主義做出一種界定。

　　 從起源上看，共和主義與試圖解釋王制結束之後羅馬迅速崛起的原因的努力聯繫在一起，並且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兩種並非對立但也不完全一致的進路：混合政體進路與公民美德進路，它們共同構成了古典共和主義的核心原則。作為一種"理想類型"，古典共和主義還分享著一些具有"家族相似"的價值觀念和政治主張，這些基本要素包含著內在的邏輯。

　　 首先，共和主義者依據自治（self-government）來理解政治自由，所謂自治包括對外和對內兩個方面：前者指的是擺脫外部的統治和干涉，保持政治共同體的獨立；後者指的是免於內部的專制和暴政，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公民對共同體的自我治理。因此，共和主義的自由首先是一種國家的自由，公民個人的自由只有置於國家的自由之下才是有保障的；也就是說，公民只有積极參与政治生活才能維護其個人的消極自由。[15]

　　 不過，在如何看待公民的政治參與及其理據上，共和主義內部是存在分歧的。有些共和主義者從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前提出發，認為人性包含了某些道德目的，而且這些目的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或者說政治性的。"人在本質上是政治的人，即是一個要通過參與自治的共和國的活動來極大完善自我道德的公民。"[16](P102)因此，當代有些學者相信，積極自由（政治參與的自由）是共和主義自由的本質，並且這種自由本身就是一種實質性的價值（甚至是最高的價值），在整個共和主義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17]但並不是所有的古典共和主義思想家都闡述過這個前提或者以此展開論證。所以，當代一些學者和新共和主義者懸置或否棄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前提，認為共和主義的自由毋寧是超越於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範式之外的"第三種自由"，即所謂"免於支配或依附的自由"（freedomasnon－dominationornon－dependence）。參與性自治雖然很重要，但並不是共和主義的主要目標，它只具有工具性的價值。[15]當然，不管是積極自由還是免於支配的第三種自由，共和主義的自由觀念都不同於純粹的消極自由觀念（免於他人干涉的自由），不會否認任何形式的強制，更不會將政治參與視為一種負擔。

　　 不管是為了實現國家的自由、政治參與的自由，還是個人的消極自由，還是為了實現共和主義的其他目標，共和主義的政治都離不開政治制度的保障和公民美德的培養。關於政治制度的獨特構想和對公民美德、共同善的訴求構成了古典共和主義的另外兩個基本特徵。

　　 共和主義的理想政治制度是混合政體或平衡政體（mixedorbalancedconstitution）。[18](P638)美國學者塞勒斯的一段話極好地概括了"共和政府"的理想，值得我們大段引用："西塞羅以降的共和政府的核心含義是，立法必須是為了respublica，或者說人民的共同利益；要求人民主權是因為人民或者populus本身就構成了公共福利最好的法官，相反，不受約束的行政長官和派別只會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法治約束人民和行政長官偏向他們的私利；長久任職的、選舉的元老院或者說立法機關中的上院，可以調節大眾情感的反覆無常；民眾的議會可以控制元老院，反之亦然。所以，混合的共和政府結構可以平衡行政長官以對抗元老院和人民（或者他們的代表），從而維護整體的自由。一旦任何一個派別，包括人民中的大多數，壟斷了權力，自由就會喪失，共同利益就會被遺忘，共和國也就不復存在。"[19]

　　 可見，混合政體的目標是在各種社會力量、政治派別和政府各個機構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和相互制約，以維護整體的利益。這裡有必要對混合政體涉及的幾個要素略做說明：

　　 （1）混合與分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廣義的混合政體事實上包括經歷了從混合均衡到分權均衡的演變，亦即其基礎由階級劃分轉向以政府職能劃分。[20]但這兩種原則在混合政體中往往糅合在一起，很難截然區分。

　　 （2）君主制。與現代狹義政體意義上的"共和制"不同，共和主義雖然反對暴政和專制，但並不一定反對君主制本身；相反，早期的共和主義思想家毋寧強調在混合政府中保留君主制的成分，而近代的共和主義思想家除了少數激進的共和派之外一般都接受立憲君主。

　　 （3）元老院／參議院。元老院是共和政府中最具有貴族或精英色彩的因素，但它始終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共和主義十分重視普通民眾，但是它在由什麼人執掌政權這方面仍然保留了傳統的貴族傾向。"[16](P105)

　　 （4）人民主權。人民主權無疑是一個現代概念，就像哈貝馬斯所說，"人民主權的概念來自共和主義對近代早期的主權概念的襲取和評價。"[21](P373)但是，如果我們在寬泛的意義上理解人民主權（也就是不限於把它理解為人民直接掌握絕對的權力）的話，那麼，把共和主義對人民參與政治作用的肯定概括為"人民主權"也未嘗不可。[22](P7)[23](P10－11)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少數以雅典為原型的思想家之外，共和主義的思想家一般並不主張直接民主，而認為人民應當服從德才兼備之士的領導和法律的約束；尤其是到了近代以後，他們更傾向於通過下院這樣的代議機構來實現民眾的審議和參與。另外，這裡的"人民"準確地說應該是"公民"，而不是所有人，甚至也不是多數人。

　　 （5）立法者。在某些共和主義思想家（比如馬基雅維里、哈林頓、盧梭）那裡，立法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雖然在立法者與人民主權之間存在一定的緊張，但對於政治秩序的形成或者共和國的創立以及其他一些特定時刻來說，立法者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4][25]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法治是共和主義在政治制度上的另外一個特徵，它與混合政府所包含的分權制衡因素一起構成了憲政的重要內容。因此，有些學者也把憲政視為共和主義的一個要素或貢獻。[26]

　　 對公民美德（civicvirtue，公民德行）的訴求是共和主義顯著地區別於其他政治思想流派的特徵之一，也是共和主義在現代引起爭議和分歧的一個特徵。共和主義的理論家們普遍認為，即使是最明智的憲政安排也不足以防範來自共和國內部的和外部的威脅。除了良好的政制之外，共和國還需要仰仗良好的習俗和德行，即公民美德。

　　 所謂公民美德是指公民通過審議、行動來增進共同善（commongood）的意願和能力，亦即將公共利益置於私人利益之上的品質和德行。然而，公民美德並不是天然的品質，大多數人總是首先考慮私利而非公益；用共和主義的傳統語言來說就是，人民天然地傾向腐化（corruption，腐敗、敗壞）而非德行。所謂"腐化"是指這樣一種自然傾向"一旦共同體的要求與我們自己的眼前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們往往取後者而棄前者。"[27](P73)可見，共和主義者所理解的"腐敗"並不同於現代人所理解的政治腐敗，即與公共職務聯繫在一起的謀取私人利益的行為，而是--更為寬泛地--指一切公民（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自私傾向。

　　 公民美德意味著對公共利益的信奉與承諾、對"腐化"的克服以及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對公共義務（軍事的、政治的）的投入。這種觀念背後必然包含著這樣的信念：要想激發公民的公共精神，維護共和主義的目標，就必須通過法律、習俗、公共服務（比如公民武裝）、各種形式的公民教育途徑（比如公民宗教、公共節慶）等方式來引導人民放棄其"天然的"腐化傾向，培養公民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愛國主義），從而塑造公民的德行。[28]

　　 共和主義的上述論題又都與積極的公民身份（activecitizenship）緊密地關聯在一起。所謂積極的公民身份是指公民作為平等者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對共同善的追求，它體現了積極自由與公民美德這兩個典型的共和主義特徵。因此，有學者指出，共和主義較完整的表達應該是"公民共和主義"（civicrepublicanism）。

　　 除此之外，共和主義還涉及一些關於共和國和公民身份物質條件的規定。比如，為了保證公民的獨立，他們需要擁有一定的財產，但過度的財富和經濟不平等又會破壞公民之間的政治平等；因此，有些共和主義思想家認為應該採取措施限制財富的積累，甚至定期重新分配土地。同時，共和主義的某些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共和國在領域、人口及其構成上必須有特定的要求。

　　 當然，不同時期的思想家會基於各自的時代特徵和個人的獨特關懷而就上述問題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主張，從而豐富和發展共和主義傳統。我們不能奢望在城邦理論家亞里士多德、共和羅馬的捍衛者西塞羅、佛羅倫薩的外交家馬基雅維里、日內瓦公民盧梭、英國革命的辯護者哈林頓、美國憲法的設計者麥迪遜那裡會看到一個一成不變的思想模式。相反，在共和主義傳統內部存在著明顯的分野。這些分野是多維度的，且不乏內在的關聯：既有由政治參與的地位引發的"發展式共和主義"與"保護式共和主義"之間的區分，"發展式共和主義"強調政治參與對於強化決策和公民發展的內在價值，認為政治參與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保護式共和主義"主要強調政治參與對於保護公民利益和目的的工具性價值；[29](P56－57)也有由維護共和主義目標的手段引發的"制度共和主義"與"德行共和主義"之間的區分，"制度共和主義"強調法律和制度的作用，"德行共和主義"強調德行和教化的作用。[30](P650－651)這些分野直接關乎古典共和主義在近代的分化，並一直影響到當代共和主義復興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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