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移民與遺民之文化語境與時代意義（二）

（三）地理性的移民文化歸屬問題

寫到這裡，讓我們暫時從歷史性之【文化遺民】的論述與視角中跳出來，再看看歷史上因政治亂局，引起地理性的人口移動形成的【大移民現象】，從中我們更看看另一幅浩蕩壯闊至今不止的【歷史移民與遺民】的畫面。它始於晉朝南遷，到宋朝偏安江南之南北民族與文化整合，再到清末民初的【南洋潮】，由而衍生的華人海外立國，以及遺留世界大城市的唐人街，中印半島叢林里的金三角，以及海外華文的離散文學現象等等。

（1）中國歷代人口由北到南的大遷移

中國歷史上每一次較大的戰亂政局，外敵入侵，天災人禍，伴隨而來的是移民潮的興起，這始於西晉永嘉之亂，形成了第一次中原人口南遷高潮；唐末五代戰亂，再次把大批北方人推向南方；北宋靖康之難及宋室南渡，掀起了更大規模的移民高潮。據譚其驤的《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和《簡明中國移民史》記載，永嘉南渡引發了中國人口南遷的大浪潮。這個浪潮由永嘉年間發其端，到南朝劉宋朝元嘉年間（公元424年-453年）終其緒，為時達半個世紀之久，前後有4次高潮；後期因江蘇已無力承受，主要流入江西南部，部分又經寧都、石城進入閩粵邊州縣，還有少部份進入四川。進入贛、閩、粵的人群，成為中國客家的先民，客家文化由此發源。不少移民多次輾轉遷徙，由北到南，呈波浪式推進，移民總數約計90餘萬，占當時南方人口的1/6，佔北方總人口的1/8。換言之，北方人口每8人之中就有1人南遷，而南方人口中每6人之中就有1人來自北方。

歷史上，每一次民族大遷徙和人口大流動，都引起經濟大發展和文化大整合。尤其晉朝以後，中原士族大批南遷，其中陽夏的謝氏等家族，不僅以燦爛的中原文化滋潤了可愛的江南，而且情隨境化，自我更新，開闢了新的文學境界，其中成就最突出的當數謝靈運的山水詩，江淹的抒情賦，還有庾信的宮體詩，更成為集南北文學之大成者。這些中原南遷士族開後世文學的先河，為唐代文學的繁榮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因為到了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達到鼎盛，文學也迎來了空前的繁榮。我們都知道，至少在南宋以前，中原文學一直是中國文學之集大成者，從文學體式上說，中國的散文與詩歌都發源於中原，在中原形成成熟的形態，並影響到南方地區；可以說，南宋之前的一部中國文學史，相當程度上以中原為中心，宋代則是中國文學的新變時期，傳統的五言詩、七言詩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勢頭，而詞這一新興文學樣式則逐漸完全成熟，成為代表性的文體中國文學，至此，中國文學從北到南遍地開花大放異彩。

實際上，南方和北方是作為中國兩個最大的地理區分的概念，這種差異主要緣自於歷史；北方中原是政權和權力的隱喻，那裡是儒家文化的主流；而南方代表著民間、野外和百姓。宋朝南渡以來，表現在文學上還保留著對中原的傷心憑弔，而代表中國人精神面貌的山水畫，則變得更加追求高山深壑，萬松雲集，一派北方巍峨氣象；究其原因，原來習慣了畫院氣氛的北方畫家，心中懷有「故國之思」。但之後也逐漸被溪水流觴、曲徑通幽、餘音裊裊、絲竹管弦的園林文化的種種迷思所纏繞，詩詞中洋溢著江南獨有的纏綿絲雨，像剛剛滌盪過早春的氣息，空氣中瀰漫著臘梅暗香，其中煙雨樓台，錯落有致，舊宅深院，交互映襯，連成了跨越時空的水墨長卷，其魅力更在於以充盈與虛空的相互變幻來敘述江南特有的詩意與瞬間的感動。江南文化以小橋流水、江南園林為代表，是一種內斂、從容、淡定、溫和的文化；這裡的園林，不同於北方的皇家園林，因為江南地少人多，要在有限的土地上營造出複雜的空間感，所以江南園林大多曲徑通幽。太湖石、漏窗、移步換景等等，又反映了江南文人的精緻、變化、微妙的審美情趣。而園林亦是江南文人的活動中心，因為古代的照明限制，需要把彈琴品畫吟詩作賦這樣的活動放在戶外，也因此產生了眾多聞名遐邇的文藝雅集，當然其中也記載著江南農村形態的歲月遞嬗痕迹。今天的新中國，基本上已經不分南北，多元並存才是文化底線，南方也不純粹是「水」文化了。

這些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並沒有造成前面所說的文化遺民問題，更多的是南北族群與文化的大整合。

（2）中國人開始離鄉背井到海外謀生

唐朝時期，中國人開始有移居國外，許多外國人稱海外華人為「唐人」，華僑回國也稱回「唐山」。至宋、元代，中國沿海居民因受連年兵亂的影響，尤其是福建、廣東受元軍的殘酷摧殘，紛紛逃往海外避難謀生。

華人大量移居東南亞始於明朝，鄭和下西洋開始了華人歷史上第一次海上遠征。鄭和率領200艘船艦組成的船隊在南洋各地訪問。從1405年－1433年的28年間，鄭和七下西洋，率船隊遠航30多個國家，最遠抵達非洲東岸及紅海沿岸港口，期間有些船員隨從留居當地。當時政府放開的只是朝貢貿易，民間私人仍然不準出海。

明洪武年間，朱元璋為防沿海軍閥餘黨與海盜滋擾，以及隨後的倭寇之患，下令實施海禁政策愈加嚴格，雖起到了自我保護的作用，但大大阻礙了中外交流發展。歷史記載當時有一些人乾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有些還私下諸番貿易香貨，誘蠻夷為盜，當時東南諸島夷多我逃人佐寇。比如在三佛齊（今蘇門答臘），就有幾個華人海商武裝集團，佔地為王，如廣東南海人梁道明，聚集數千閩粵軍民，雄視一方。今馬來西亞沙巴的一個小港仍被稱為「林道乾港」，相傳為林道乾所部海商武裝與西方殖民者遭遇敗退留居之處。在爪哇，有廣東及漳州人移居，在一片沙灘之地上建起「百貨充溢」之貿易港口，遂名新村。柬埔寨有籬木洲，也是「華人客寓處」。印尼的巴達維亞、菲律賓的澗內、泰國大城的奶該、緬甸的八莫等地，都形成華人聚居區，巴達維亞、澗內華人曾達二三萬人。

但到了16世紀，當時西方殖民者開始在東南亞建立其殖民體系，華商的中介、華工的拓荒在其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從而形成出國的外部拉力。福建、廣東沿海，海外貿易素有傳統，不少人出國經商。在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下，甚至出現一些海商武裝集團，以武力為後盾經營中國與日本、南洋等地的海上貿易。同時，人口壓力日漸增強，也驅動農民出海謀生。此外，朝代鼎革、動蕩，也驅使一些軍民出洋避難。

另一個內在的背景是，明朝曾經多次有組織有計劃，開展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歷史最久的民族遷移行動，涉及人數達百萬之眾。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全國總人口為59873305人，而山西人口卻達4103450人。以此可知，明朝移民，勢在必行。從各種歷史資料上證實，明朝大移民最早開始於洪武三年直至永樂十五年，前後經歷三代皇帝，長達50年，移民十八次。政府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遷移。這也造成南方僧多粥少的生存困境，在戰亂天災人禍特別凸顯出來。

中國普通老百姓向東南亞大規模移民的浪潮，開始於清末太平天國平息前後，民間發生饑荒的次數增加，產業被破壞得嚴重，貧窮程度已難以形容，到處有窮人和乞丐。上百萬的廣東和福建人為改善生活，皆興起赴外謀生的意向而被迫離鄉背井，這也由於當時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進行開發，需要大量的勞工。另一方面，中國國內在19世紀中期之後，也就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逐步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破產的農民，或者是天災或是人禍、戰爭、饑荒等等的原因，他們在國內無法謀生，就向外遷移。最近的一個地方當然就是東南亞了，也就是當時大多數人所稱的南洋。目前，東南亞的華人人數佔世界各地海外華人總人數的將近80％。這裡的華人中大多數已經是第二代、第三代的華人後裔。

（三）中華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異：地理移民與歷史遺民的社會文化問題

貿易和移民帶動了文化的傳播，而中華文化被普遍認為具有較強的涵化力和適應力。自秦漢開始不斷向海外傳播、移植，在東亞、東南亞文明史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近代以來這種影響更輻及歐美。從文化播遷的角度來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遞相嬗變，各具特徵。

（i）中華文化的傳播：漢字文化圈

這種文化認同下的文化遺民應該是儒家文化影響圈，比如日本韓國的漢字片假字，琴棋書畫寺廟茶道園林，風俗習慣，家庭觀念和普世價值觀等等。但隨著民族國家和民粹主義的興起，這些國家都普遍『去中國化』。

（ii）中華文化的移植：華僑文化

在強烈的中國傾向驅動下，海外華僑社會與中國政治息息相關，基本上他們是屬於另類的『文化遺民』。尤其1860年代以後，清政府改變了對僑民的態度，逐漸承認華僑為「大清子民」，予以宣慰嘉獎頻繁。在不同程度上開始保護僑民的利益。1875年派遣駐美公使，隨後在舊金山、紐約設立總領事館，在檀香山等地設立領事。1877年在新加坡設立總領事館，開明官員左秉隆、維新人士黃遵憲等出任總領事。他們具有強烈的振興中華責任，在華僑中宣揚對祖國的效忠，傳播中國文化價值觀；並整頓僑團流弊，調解華僑社會內部矛盾，整合華僑社會。此時正值華僑出國的高峰期，新客華僑的大量湧入，華僑與祖國聯繫的加強，使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移植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但在戰後這些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先後宣布獨立建國，華僑的身份逐漸被政治手段而被弱化轉向對本土認同，雖然仍保留民間儒家文化傳統和族群地方習俗。

（iii）中華文化的分異：華族文化

「移民」是戶籍國籍身份的更換，而「遺民」更多是經歷朝代或國籍身份的更換後，但仍然主動或被動保留某個程度上，對主體歷史文化的認同，留在海外為數不少的『華僑』，即面對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尷尬處境，也有經過多代潛移默化，而融合當地多元移民文化而形成與中國有別的獨特華族文化。

（1）海外華文的【離散文學】，是一種奇特的文化遺民現象

這裡所謂的「離散」本是指人的遷徙，人的離散表現在文學作品中，比如華人離開家鄉，造成華人的離散文學。離開是指心理上的感覺，可遠可近，更別說從唐山下南洋了。旅台的馬來西亞作家李有成教授在其著作《離散》一書中有幾個相當生動的成語，頗能表達離散意義的延伸與變動，就是從『花果飄零』到『開花結果』，或者從『落地生根』到『開枝散葉』，我們看到離散意義所反映的不同生存態度。作者認為「離散「不僅僅是個人身體的離散，其具備所謂的「文化記憶」，更是共時的也是歷時的。「一個人可以成為某個國家的公民，但他的文化記憶未必一定只能以國家單位來界定，他的文化記憶往往指涉更為廣闊的離散社群。」，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公民身份並不等同於文化身份，一個個初來乍到的新移民，是無法融入一個國家的共同體想像之中，因而產生了文化衝突，作者也例舉」馬華文學現狀「說明因為不以馬來文（國語）書寫，於是不能成為國家文學，只能算是馬來西亞（地域性）文學，國家與地域的概念突然間割裂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游俊豪助理教授，在其學術專著《移民軌跡和離散論述：新馬華人族群的重層脈絡》一書中，為讀者梳理了新馬華人移民的幾個切入點，從國家、僑鄉與文學，分析新馬華人移民的歷史與文化變遷。收錄的論文分為國家、僑鄉、文學三輯，反映了作者多年進入華僑華人研究的脈絡與面向。這是由於二戰以來超過五十年的時間裡，這些海外華人移民所在地的國家的社會架構深刻地影響著他們的處境，而中國歷經的變動又重新造塑了華人新的認知與想像，從家鄉到祖籍地的過渡，其中牽涉華人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多重因素轉折構成繁複的華人文化，在他們的文學作品裡可以普遍找到銘刻。

中山大學朱崇科教授也有專著這方面的研究，他在2004年出版的《本土性的糾葛》，重點置於「邊緣放逐，南洋虛構與本土迷思三方面，這本書搜集了作者近年對馬華及新華文學的反思及建言，反映了新馬華文寫作者的」本土性的糾葛「。

筆者生活的新加坡，它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會，其獨特社會庶民文化顯現出充沛的活力，重新串連移民與離散社群的文化記憶。我們也發現這種離散情境，未必就是切斷歷史或文化上的離散連結，雖然離散社群在現實中面對許多文化困境，至於是要歸化中心，或是堅持站在邊陲，就見仁見智了。另一方面，中國近三十多年來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文學已逐漸摒棄政治意識形態，帶給海外文學新的思維空間，我們也看到大陸開始在台灣回歸文化認同上，另闢新路初見芽頭，但這種文化接觸對海外的『離散文學』形成的漣漪性影響似近實遠，畢竟那個時代已經走遠了；而新馬獨立這麼多年來，已經分別以非中文作為學校教育的教學媒介和主流官方語言。文化遺民的現象和心理感情，基本上已淡如雲煙，雖然仍有人沉湎興嘆在暮色霞采之中。

（2）移民與遺民之歐美唐人街現象

唐人街，也被稱為華埠或中國城（Chinatown），是華人在其他國家之城市聚居的地區。唐人街的形成，是因為早期華人移居海外，成為當地的少數族群，在面對新環境需要同舟共濟，便群居在一個地帶；當然其中也由於歧視性的土地法規嚴禁華人等有色人種介入土地買賣市場，或僅准許華人在特定區域購買土地，從而形成了第一代華人移民的聚居區，故而可以說：多數唐人街，基本上就是華僑歷史的一種見證；這一歷史現象，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是中華文化凝聚力作用于海外華人社會的深刻體現。

雖然我們不能斷定最早的唐人街出現在什麼年代，但根據確鑿的史料記載，至少在明朝初年(14世紀後期)，唐人街就出現在東南亞的爪哇和蘇門答臘。隨著中國海外貿易和海外移民的發展，到17世紀中期，東南亞和日本的主要港口商埠，也出現了規模不等的唐人街。到了十九世紀更隨著中國勞力潮的足跡，遍布五大洲26個國家，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美國的紐約、華盛頓、舊金山、芝加哥、洛杉磯，英國的倫敦、曼切斯特，加拿大的溫哥華、渥太華，法國的巴黎等唐人街。

基本上有華人聚居的地方就有唐人街，一些歷史較悠久的唐人街，皆位於移民城市的舊區，環境較為擠迫，治安和種族問題，亦是一些華埠要面對的問題。多年來，憑著隨著華人的富裕，華僑在外國的地位漸漸提高，而新一代的華人移民和當地土生土長的華裔人士，由於高科技、企管和專業背景，許多家庭甚至於有經濟能力搬到高級住宅區居住。另隨著一系列高檔公寓的在唐人街周邊落成，唐人街的形象也在發生改變，而進入「後唐人街」時代。現在很多地方的唐人街，已經成了中華文化區的代名詞，無論商業，還是娛樂，以及各種文化設施，都是體現東方華夏色彩，每逢春節，這裡還表演龍燈、舞獅，爆竹聲中除舊歲，保留著中國傳統的種種風俗。也有越來越多的當地人經常光顧這裡，特別是中國菜肴，以廣東菜為代表，北京、上海、四川等中國各地的各色菜肴在這裡都可以品嘗到；除了飲食業外，刺繡、中國古玩等也都在當地享有盛名。比如美國加州洛杉磯地區的聖蓋博谷、舊金山灣區的矽谷、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加拿大溫哥華地區的列治文市和本那比市，以及多倫多地區的士嘉堡區、萬錦鎮等。

唐人街曾是幾代中國移民的物質精神家園，經歷了百餘年時光的淘洗，它承載的諸多職能也已淡化。老舊的街區，也只是偶爾成為新移民追尋鄉土回憶的樂園，留駐其間的也許只是道不盡的明清舊夢。現代意義的唐人街也不能只注重老舊的中國文化標籤，而應該注重與現代切合，把自己打造成可以吸引二代及三代移民的地方，並作為一種文化記憶，一代接著一代地往下傳承。唐人街在『移民與遺民』聲中是中國人在海外不能丟棄的一張名片。

（3）「金三角」是中國歷史遺民揮不去的噩夢和慘痛

金三角(GoldenTriangle)，它是指位於東南亞泰國、緬甸和寮國三國邊境地區的一個三角形地帶，因這一地區盛產鴉片等毒品、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產地，而以「金三角」聞名於世。「金三角」的範圍包括緬甸北部的撣邦、克欽邦、泰國的清萊府、清邁府北部及寮國的琅南塔省、豐沙里、烏多姆塞省，及琅勃拉邦省西部，共有大小村鎮3000多個，總面積為19．4萬平方公里。由於這裡大部分是在海拔在千米以上的崇山峻岭，氣候炎熱，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極適宜罌粟的生長，再加上這裡叢林密布，道路崎嶇，交通閉塞，三國政府鞭長莫及，為種植罌粟提供了政治、經濟以及地理、氣候等方面得天獨厚的條件。

1825年，一支全副武裝的英國考察隊到達這裡，很快驅逐了大部分原住民，並以北部的果敢縣為大本營，安營紮寨。通過對這片地區的全面考察，英國人認為此地非常適於種植鴉片，歷經三年試種，非常成功，於是開始在果敢、大勐洋等地開始大面積種植，而收穫的鴉片則大部分銷往中國內地。1840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大清帝國慘敗。1886年清王朝在英國的武力脅迫下，簽署了屈辱的《中英會議緬甸條約》，將雲南南部的果敢、班洪四縣割讓給英國，開始在這塊土地上大肆播種罪惡的種子。

歷史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期，前國民黨93師潰敗的殘軍進入緬甸，其後裔及部分來自中國西南地區的移民便生活在這裡，等待「光復大陸」時東山再起，而後漸漸被世人遺忘。為了爭得一塊棲身之地，93師曾和緬甸政府軍，和泰國政府軍進行過長期的戰鬥，而以毒養軍便成為殘軍在「金三角」的先河。1981年，93師要員們向泰國政府提出加入泰國國籍的請求，而泰國藉機出台了一個君子協定：即由93師把泰北的緬甸、泰共游擊隊趕出泰國領土，以此換取一部分人的國籍。結果93師以血的代價打了勝仗，換取了30萬華人國籍指標，另泰政府提供一片地區供93師定居，但規定他們不得離開圈地。由於金三角地區過度貧窮，根本無法種植糧食，加上當地缺醫少葯，93師與當地人不得已種植罌粟為生並作為主要的藥品服用。這些流落在外的炎黃子孫，六十多年來，依舊講漢語，唱中國民歌，保留著中國的習俗，每年還在過著春節、端午、中秋……。

（4）中國移民與遺民留給今天東南亞的文化思考

隨著政治管轄及物產資源上侵佔東南亞各個島國近數百年之西方殖民地宗主國，在二戰後陸續的退場，但經濟上深入當地社會結構的中國移民與遺民，卻留給今天東南亞的原住土著有太多文化的反思。英國歷史學家霍爾在其著作《東南亞史》分析說，「由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東南亞的每一個國家都開始不安地意識到在它們當中存在著一支潛在的中共的第五縱隊」，尤其新中國成立後，不斷向中印半島,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輸出革命，引起當地政府和種族的恐懼，而由反共衍生為反華，（其中還有華僑雙重國籍身份的問題），比如：1967年緬甸排華大暴動；1969年馬來西亞513種族暴亂；1975年越南統一全國後有計劃有組織地排斥華僑華人；印尼的1965年「九三零」政變事件及1998年的黑色五月暴動；還有2003年的菲律賓大規模反華遊行等等。

如今在東南亞兩億人口中，華人佔3300萬，這群體在當地雖然佔少數但卻掌握著較大的經濟份額，他們為所在國家的經濟繁榮做出巨大貢獻，對國家的經濟命脈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政治上卻始終為弱勢群體，常成為種族政治和社會矛盾的轉移目標。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與東南亞個別國家之間的經濟糾葛，也往往染上政治色彩，華人華商便成了替罪羊。

筆者以為今天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應該超越唐宋元明的附屬國（朝貢）與貿易的關係，並從當前與東盟經濟合作的單一範疇大步跨出來，發揮出中國作為文化大國的文化軟實力，摘除商人賺錢重利的色彩，而當地華人應更積極融入其本地化的社會體制與人群中，共同建設共享繁榮，沒有排華風波的中國與東南亞關係，才是泱泱大國的政治關係定位。

以上是筆者從「移民與遺民」的歷史文化語境，體會出來的幾點蘊含的時代意義，它既是不可分割的文化基因，又何曾遠去。

完稿於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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