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香港人救助大陸逃港人

(轉帖，「大逃港」中）在陳秉安搜集到的許多香港報紙里，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1962年5月，有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區附近的一座名為華山的小山上。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平均一個逃港者，能與10名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發生聯繫，這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當時的300萬人口中，平均每10個人里就有一個人要為華山山頭的情況擔心。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台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里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里，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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