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華人移民美國史:曾持木製刀劍迎戰印第安人
2012年06月28日 11:17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張子宇
20世紀初的舊金山唐人街(時代周報圖片)
1785年,由愛爾蘭船長John O』Donnell駕駛的帕拉斯號(帕拉斯是古希臘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異名)帆船抵達了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3名中國海員被新大陸的富饒所吸引,決定留在這裡。從此揭開了波瀾壯闊的移民史的序幕。
200年過去了,1957年李政道和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1983年貝聿銘獲得普利茲克獎,1995年楊致遠創辦雅虎,2001年趙小蘭成為第一位華裔美國政府部長,2005年關穎珊成為世界最佳女子單人滑運動員、2012年林書豪讓全美瘋狂。200多年來移民美國的華人超過300萬,2012年6月18日,美國眾議院全票通過關於《排華法案》的道歉案。
儘管經歷了各種狂風巨浪,華人已成為美國社會不可缺少的部分。200多年來,為了更好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數百萬黃皮膚黑眼睛的男女,與愛爾蘭人、義大利人、德意志人、猶太人、日本人、越南人等一起,書寫著美利堅民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到金山去!
看過香港電影《黃飛鴻》系列第一部的觀眾,應該對片中描述的華人赴美淘金熱印象深刻。1848年詹姆斯·馬歇爾在加州發現了黃金,開啟了華人移民美國的第一波浪潮。當時有30萬人蜂擁進加州,希望實現自己的黃金夢。而同時期,中國因為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的戰亂,大批水深火熱中的老百姓希望尋找出路。
「黃金夢」通過商人、海員、騙子、傳教士,從香港朝內地擴散。成百上千的失地農民,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前往夢想之地。於是「金山」也成為了聖佛朗西斯科市的最早中文名稱,直到後來澳大利亞的墨爾本發現金礦以後,「金山」才成為「舊金山」。
也正因為如此,早期去美國的華工,絕大多數來自廣東的珠三角洲地區,其中60%來自台山(1914年前稱新寧),其餘40%的絕大部分也來自台山周圍地區如新會、開平、恩平、南海、番禺、順德、廣州、佛山、東莞、中山、寶安和香港。直到1965年,仍有「美國華人半台山」一說,台山話成為美國華人社會通行的語言。
加州的華人很快就證明他們是非常優秀的淘金工人。在廣東家鄉時,他們就熟悉開溝、築壩、抽水等活計,這是水稻種植的基本工作。他們來到美國淘金時,便把這種在家鄉的治水經驗運用到淘金中。據說,經過他們淘過的礦區,連「塞進蟲子牙縫的」金子也找不出來了。當然,這種優點毫無疑問也會增加當地人對華人的敵意。有趣的是,作為淘金工的華人,經常發生和印第安人的戰爭。兩者從一開始就有很深的矛盾。印第安人無法反抗白人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他們看到華人後,覺得華人平和可欺,因此兩者之間常常爆發一些小規模的衝突。衝突時,華人手拿木製刀劍,印第安人則手持長矛,雙方列隊迎戰。當雙方開始交戰時,消息會馬上傳開,這種事情常被當作假日的一種娛樂,引來許多人的圍觀。當局也不想干涉,往往袖手旁觀。
「一句話的歷史」
在淘金熱過去以後,加州的其他大規模建設和1865年中央太平洋大鐵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的開建也需要從中國引入大量的勞工。許多華工放下金礦里的工作,會合老家來的新同胞,又投入了這條溝通美國東西兩邊大鐵路的工程。
1868年美國和清政府簽訂《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蒲安臣條約》),第五條款規定華人願常住美國或入籍,皆須聽其自由不得禁阻。這為美國來華招攬大量華工開方便之門。
1851年,加州已有2.5萬名華人,1870年全美就增加到6.3萬人,全在西海岸。1880年有6000人抵美,1881年這個數字就增加了1倍,1882年增加了4倍。
一般印象里,華工是非常凄慘的。這點並無問題,喪命於漫長的航路及虐待是常事。還要面臨各種奸商惡霸買辦的欺壓訛詐。但華工到美國工作,能夠獲得更高的收入,亦是事實。
根據潮龍起在《美國華人史》一書中,將早期美國華人礦工和鐵路修築工的工資與國內一般農民的收入進行比較:早期每個華工月薪30美元左右,扣除基本生活費用及其他花費,每年尚能積攢80-100美元。而當時國內農民的年收入一般在8-10美元之間。兩地華人的收入至少相差10倍。由於國內勞動收入很低,而移民到美國的費用昂貴—旅費、利息和辦理移民證件的費用約共200美元,等於在國內不吃不用、勞動10年以上的收入,所以一般民眾難以承受。當時美國華人每人平均一年的匯款為30美元,相當於18-25兩銀子,這是一筆較大的收入,可以供應一個四口之家購買一年的口糧和其他家用必需品的生活開銷。
華人赴美的熱潮甚至促使了相關行業的繁榮。1852年,約2萬名中國旅客到達加州,旅費達150萬美元。每張船票售價為30-50美元,從1850年到1859年,這一項買賣一年的營業額就有25萬美元以上,其中的利潤相當可觀。於是,海上客運貿易競爭加劇,票價下跌。
華工對於中央大鐵路的修建貢獻重大,他們吃苦耐勞,任勞任怨,工價低廉,故鐵路公司大量增雇華工。1864年,中央太平洋鐵路建設的中國勞工共有4000人,而白種工人只有1000人。其後華工更一度占築路工人的90%,約9000人。因華工的貢獻,鐵路比原定日期竟然早了7年竣工。
遺憾的是,在鐵路完工的典禮上,隻字不提華工的貢獻。主持說:「在加州人民的血管中,流著四個當代最偉大民族的血液;有法國人敢打敢沖的勇猛勁頭;有德國人的哲學頭腦和鑒定精神;有英格蘭人的不屈不撓的毅力;有愛爾蘭人不知憂愁的火爆脾氣。他們各自作出一份恰如其分的貢獻。」
但是首先提議招募華工的中央太平洋鐵路總裁查爾斯·克勞克(Charles Crocker)以巧妙的一句話提醒大家:「我願意提請各位注意,我們建造的這段鐵路能及時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貧窮而受鄙視,被稱為中國的勞動階級—歸功於他們所表現的忠誠和勤勞。」
這就是美國移民史上著名的「一句話歷史」。所謂華人的致命弱點
然後隨著鐵路的完工,華人遷入數的增加及加州經濟的低迷(也有學者認為是因為加州政府已足夠富裕,不在乎華人貢獻的稅收),排華運動悄然而起。1877年出現第一次排華浪潮,1880年美國與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其中第一條款規定限制華人到美的人數和年限。
其高潮便是1882年美國通過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中國移民。其1884年修正案更限縮了先前入境的移民離開和進入美國的規定,同時闡明,無論這些華人的國籍為何,該法皆適用。1892年,該法案由《基瑞法案》(Geary Act )延長十年,到1902年更被取消了時限。今天在舊金山灣的天使島國家公園在1910-1940年期間曾是以十萬計的華人移民的處理站,在那裡30%的華人移民被遣返中國。
即便是今天,雖然《排華法案》所有的部分都被廢除已久,但其一直是《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的一部分,其中第8篇第7章題名為「排除華人」(Exclusion of Chinese)。它是第8篇(外國人和國籍)的15章里完全針對一個特定國籍或族群的唯一的章節。
排華運動不僅是一場政治迫害,也有著深刻的文化和社會基礎。其根源在於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及華人本身各種社會負面問題。
托馬斯·索威爾在《美國種族簡史》中寫道,美國人對待中國移民的態度是苛刻的,有時甚至是粗暴的。華人既不是白種人,又不是基督教徒。而在當時,這兩者缺一不可,無論哪一條都足以構成致命的弱點。華人遵循著對美國人來說完全陌生的習俗。無論是從文化上或生理上,他們都被視為不能夠被同化的種族。
1855年出版的《舊金山年鑒》對該地華人情況有如下記載:華人的風俗習慣令加州美國人十分反感。他們的語言、血液、宗教信仰和性格與我們完全不同,他們的素質低下,一些人認為他們只比黑人優越一點,而有些人認為他們比黑人更低等。那些熟悉「中國佬」(celestials)的人很快就對他們產生一種無法控制的憎惡感。
在美國有「Chinaman』s chance」這樣一個諺語,意思是說「成功的希望就像中國佬那樣渺茫」,主要是指華人在種族主義的欺壓下,成功和發財的可能性很小。
不得不提及,美國左翼及各種勞工組織在排華運動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加州工黨把排華作為團結工人與資本家作鬥爭的政治口號:「中國佬必須滾!」
周敏的《美國華人社會變遷》一書中認為,1882年《排華法案》的通過與持有「勞工神聖」觀念的白人工人階級聯合了社會各方力量、在工會的領導下向美國政府施壓有著很大的關係。
困難期已過
在《排華法案》通過的同時,許多西部州也開始生效了一些有種族歧視的法律,這些法律不但針對中國移民,也針對日本移民,讓他們很難擁有自己的土地或者找到工作。
在加州排華的狂熱時期,加州政府甚至在1881年的3月6日,宣布其為一個假日,用來舉行大規模的遊行宣揚驅逐華人。
還有這樣一條法律,禁止中國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於白人的證詞,這實際上等於公開宣布可以任意凌辱華人,華人如果遭到白人的搶劫、傷害和攻擊,受到法律保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另有白人願意協助)。
正是在這種社會思潮和惡法的鼓勵下,暴力行為開始抬頭。唐人街經常遭到洗劫和焚燒,1871年,一夥洛杉磯的白人一夜間殺死20多名華人。《排華法案》頒布對華人的遷入影響極大,移居美國的華人人數從19世紀70年代高潮的123200人減少到19世紀90年代的14800人。在20世紀30年代減少到不足5000人,達到歷史的最低點。
除了人生傷害和經濟打壓外,各種針對華人的惡作劇和侮辱行為也極為普遍,男性的辮子和女性的小腳是主要對象。據台山文史資料記載:有一次,在紐約的一輛公共汽車上,留著長辮子的台山南坑籍旅美老華僑黃華錦,受到一群美國無賴的耍弄—這群無賴趁黃老先生打瞌睡之際,把他的辮子打結後拴在車凳上,黃華錦醒來不能下車不能離座,引起同車旅客的鬨笑。
同時諸如「苦力」(Coolies)、「約翰支那人」(John Chinaman)、清客(Chink)、異教徒(heathen)等針對中國人的侮辱性稱呼更是在美國社會隨處可見,也構成英語的一份特殊歷史遺產。
排華浪潮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直到中國在抗擊日本的擴張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才逐漸消退。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為了美國的盟國,排華也走向歷史的終點,不過在制度和文化心理上的全部消除,依然耗費了些時日。
1943年,《麥諾森法案》(Magnuson Act)廢除了《排華法案》,允許每年105名華人的入境移民限額。1948年,關於禁止華人和白人結婚的法律被廢除。然而大規模的華人移民並沒有隨之到來。直至1965年的《入境移民與國籍服務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Services Act of 1965)的通過。這是在美國通過的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的移民法。
加州政府、美國參議院和美國眾議院分別在197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別正式就《排華法案》道歉。
1959年,美籍華人的平均收入超過了其他美國人。1960年,華人從事專業工作和經商的人數,超過了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數。今天1/4的美籍華人就業於科學和專門領域,儘管目前華人的社會狀況依然十分複雜(比如說貧富差距巨大;作為一個整體受教育程度很高,但是文盲比例又遠高於全美平均水平,甚至是黑人的好幾倍),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已經走過了歷史上的困難時期,正在以主人翁的身份建設著美國社會並發揮著特別的才華。
早期美國華埠暗影像
從1970年代開始,華人買下一條街已不是新聞,只不過買家從早期的台灣人、香港人變成了現在來自中國大陸的新貴。與喜歡住在白人聚集的郊區,遠離唐人街的富裕中國新移民不同,早期華人在美的生活與唐人街是密不可分的。
唐人街的三大社團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唐人街是美國社會排華的產物。早期華工來美後,很快便發現「黃金夢」被現實打碎,自己成了種族歧視和排斥的對象。
道格拉斯·馬塞(Douglas Massey)和南茜·丹頓(Nancy Denton)在1987年合著出版的《美式宗族隔離制度》(America Apartheid)一書中,以大量的實證數據和量化分析對同化論進行挑戰。他們發現,並不是每個少數族裔的族群成員都可以向白人族群「同化」,族群和族群之間的同化程度不相等的原因也有很大差異。例如,非洲裔黑人族群雖然經歷了幾代人的努力卻仍與白人族群保持著較高的隔離程度。華人亦不例外,於是唐人街拔地而起了。
排華期間,唐人街內大致有三大類社團組織:宗親會,會館(同鄉會)以及堂會(幫會或商會)。從中產生的道德、政治和經濟的壓力,使美國的唐人街成為高度自我封閉的社區。
宗族鄉土觀念於其中有著無上的地位。歷史上著名的廣東土客大械鬥,主戰場就在鶴山、開平、恩平等地。華人即使人在美國,仍為家鄉捐款購械。支持械鬥。1884年5月,開平一紳士就收到舊金山關姓華僑的來函:「恩開新三縣客匪又欲即刻作亂,今在舊金山買得廿四響洋槍七十餘巷,併火葯等項。該銀一萬二千大元,付歸新寧曹沖。」
這些社團、堂會和宗親會的力量曾如此強大。從早期美國華人的社會結構來看,幾乎所有社團都在舊金山或紐約建立了一個協調性很強的全國性總部。
在美國讀經
有趣的是,19世紀70年代,在一些洋務派有識之士的呼籲和美國外交官員的推動下,清政府開始在美國遣使設領。但當時清政府國力孱弱,官府護僑無力。駐美外交官權力有限,威望不高,得不到華僑應有的尊重。如伍廷芳在1908年到波士頓唐人街時,幾被華人喝打。領事官無力控制華僑社會。
傳統教育在唐人街依然得到保持,許多中文學校屬半公立性質,直接由清政府支持。第一所這樣的學校是大清書院,成立於20世紀初舊金山的唐人街。開始時只有兩個年級,每天下午3∶00-9∶00以及星期六上午9∶00至晚上9∶00上課。大清書院第一屆招生大約60人,由兩位老師執教。學費每月僅收0.5美元。課程設置頗為正規,主要是學習中國的四書五經,如《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這些經典著作通常是中國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目。
這種狀況讓人聯想到猶太人在歐洲的類似情況,客觀上反映了華人社會與美國主流社會的長期隔閡。
在美國人看來,唐人街是光怪陸離的,甚至長期與各種負面因素聯繫在一起。這包括鴉片、娼妓和幫派暴力。
美國一位鴉片專家的估計,在19世紀末的10萬華人約有20%吸食鴉片,一年要消費57031磅鴉片。《舊金山郵報》更是稱呼華人為「鴉片之友」。
關於華人吸食鴉片的場景,著名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在任《企業家》報記者時曾寫道:在每一座低矮窄小骯髒的棚屋裡,飄散著淡淡的佛燈燃燒的氣味,那微弱,搖曳不定的牛脂燭光照出一些黑影,兩三個皮膚薑黃、拖著長辮子的流浪漢,蜷縮在一張短短的小床上,一動不動地抽著大煙。他們那無神的眼睛,由於無比舒適、非常愜意而朝向裡面—或者說剛剛過足了癮,把煙槍遞給旁邊的同伴後的人就像這副模樣—因為燒鴉片是件不舒服的事,需要全神貫注。一盞燈放在床上,離燒煙人的嘴剛好有煙袋桿那麼遠。他把一丸鴉片插在一根鐵絲尖上,用火點著,抹在煙袋鍋上,就好像基督徒用灰泥抹破洞一樣。然後,他把煙袋鍋湊在燈上,開始抽起來—那煙丸的煎烤燜炸,以及煙管里汁水的吱吱響聲,幾乎會使泥塑木雕的塑像翻腸倒胃,不過,約翰(某華人)喜歡它。
血腥「堂戰」
與毒品不同,娼妓問題很多程度上是和排華政策密不可分的。由於禁止華人女性來美,唐人街男女比率經常達到20比1,於是通過各種手段將華人女子販賣到美國為娼妓成為一項生財之路。
很多被拐賣販運而來美國的華妓,被幫會和不法商人在當地交易市場公開出售。《紐約時報》1873年7月30日報道,從香港乘坐輪船到舊金山的22名華人婦女在唐人街公開拍賣。年輕女孩每人售價450美元,中老年婦女每人售價200-100美元不等。有統計指出:華僑在美男女共約16萬名,婦女約6000人,良家眷屬僅居十之一二。余皆娼妓。
社團的暴力犯罪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甚至為英語又貢獻了一個單詞—斧手(因為早期華人秘密社團的殺手愛用斧頭)。這些社團(堂)也有各自的實力範圍,圈定自己的妓院、煙館和賭場。各堂之間常有暴力衝突,19世紀唐人街的「堂戰」十分血腥,是美國媒體熱愛的特稿題材。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直到1970年代以後才逐漸平息。
索威爾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在19世紀最後的25年里,唐人街不僅對華人,而且對那些醉心於嫖娼、賭博和吸毒的白人來說,都是罪惡的淵藪。經常光顧唐人街的白人,都是些流氓和惡棍。唐人街幫派的暴力行為本來就隨時可能爆發,這批白人歹徒再來,就進一步加劇了那裡的危險性。
但是他不忘寫道:當時唐人街那種破舊不堪、藏污納垢和暴力橫行的狀況,恰好被反華分子用來作為限制華人入境的口實,儘管在實際上,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正是當時實施的排斥華人移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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