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變遷：現代教育的文化反思

【譯者按語】

這篇李元瑾教授所寫的《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變遷：現代教育的文化反思》，是Chinese Migrants Abroad: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華人移民：海外華人的文化、教育和社會面貌》）這本書的最後一章。全文系統回顧了新加坡華文教育發展的興衰歷程，並以此為視角，檢視新加坡華人文化一路走來的起起落落。這篇論文十分清晰地梳理出新加坡現代教育中語言政策對文化傳承所帶來的影響，同時也詳細論述了新加坡這個馬來穆斯林海洋中的華人孤島在制定自身語言政策的時候，面對怎樣複雜糾結的地緣政治和族群政治。

我們今天在談到「儒家文化圈」、「兩岸四地」的時候，往往將新加坡直接視為華人社會，但是，儘管華人在新加坡是人口的主體，但華人在整個東南亞地區卻是少數族群，甚至新加坡這個國家的獨立，都是緣於馬來西亞聯邦對於華人的疑慮、敵視和不信任。因此，無論對內還是對外，新加坡的華人社群長期以來都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少數族群」的姿態，儘管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裡佔到人口總數的75%以上。新加坡如何對待他們國家裡的少數民族？新加坡華人又是怎樣以「主體民族」的姿態自處？這與漢族人在中國大陸的姿態和心態有著天壤之別。我們在同情東南亞華人遭受政策歧視和排擠的時候，也應當回頭反思，我們的政府又是怎樣在對待我們的少數民族？經濟不是社會生活的全部，我們的少數民族面對的又是怎樣的現代教育，和本族文化的變遷？我在讀到新加坡以及東南亞各國的華教事業如何掙扎求存的時候，「多數族群在文化上如何對待少數族群」這個問題一再出現在我的腦海里：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如何對待華人？新加坡華人如何對待他們國內的馬來人和印度人？美國人如何對待華人？中國的漢人如何對待回族人、藏族人、維族人…………在這裡，褒貶不是目的，但是提出更多參照物，總會有助於人們的獨立思考和判斷。基於這個想法，我用了三天的時間，將這篇英文論文翻譯成中文，希望能讓更多人讀到新加坡華人文化的起起落落，為將來的思考增添一個可供參照的錨點。

儘管這是一篇學術論文，但這不是一篇以學術為目的的譯文，因此翻譯採用意譯而非直譯，盡量貼近中文的行文和語序。疏漏在所難免，歡迎批評指正。

【關於版權的特別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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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83年的現代歷史，是由146年的殖民統治和37年的獨立建國所組成的。在過去的37年里，新加坡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教育等諸多方面都發生了大規模的轉型。新加坡華人社群的轉變尤其顯著。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筆者將簡單回顧這一社群的社會、教育及文化背景，以此作為接下來討論的鋪墊。

新加坡原本便是一個移民社會。它自1819年建立以降，來自中國、印度、馬來亞、印尼，以及其他地區的居民，就逐步在這裡建立起一個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的社會。三大主要種族引進新加坡的文化基本都屬於農耕文明。他們絕非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以及穆斯林文明的代表。一個主要以華人勞工為主體的華族社群，作為本地的主要種族，塑造了新加坡這個社會。二戰結束之後，來自中國的移民潮中斷了，但是，新加坡獨特的移民社會結構業已形成。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由於政府鼓勵引進海外專才的政策，新一波的移民潮再次出現。在這次移民潮里，人數最多的移入者主要由來自中國、馬來西亞以及其他地區的華族華裔構成，重新激活了新加坡本土華社的移民現象。不過，與戰前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近年來的移民潮輸入新加坡的主要為知識階層。由於以上的歷史淵源，移民活動——尤其是在獨立之後的新加坡華社裡——在進入復興之前，曾經黯然度過了一段衰落時期。

1987年，新加坡的四種教學語言彙整為單一教學語言，由此奠定了英文的強勢主導地位。在這個過程里，新加坡的教育系統經歷了重大轉變。在殖民統治時代，殖民者只著眼於發展英校，以便培育文職人員以及少量對宗主國忠心耿耿的專才。對於以其他語言為媒介的教育，則任之自生自滅。在強烈民族主義和族群認同的影響下，華社一直儘力維繫著母語教學的存續。而在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里，新加坡的教育卻陷入了困境。英文作為強勢的國際通用語，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反共立場，東南亞地區排華的歧視氛圍，新加坡的族群構成，以及本地政治領袖自身的英文教育背景……由於以上諸多因素，英文因而獲選為新加坡的教學語言。然而，充滿諷刺意味的是，當亞洲人終於擺脫殖民統治，建立起自己的政權之後，這一決策卻將他們的母語帶向衰微。

關於新加坡華社的歷史，這裡要介紹的第三個方面是文化。在語言和教育政策的影響下，新加坡如今已日益西化。在殖民地時期，殖民統治者以英文作為行政、商貿、教育等方面的通用語，而任其他多數種族的母語及其文化自生自滅。對華族而言，活躍的華校教育確保了他們文化的存續及發展。在獨立以後，這個實用主義主導的政府，使得英語語文的應用範疇得到了空前拓展。因此，英文在獨立之後的新加坡甚至擁有比殖民地時期更高的地位，與此同時，三大主要種族的母語卻遭降格為第二語言。結果，通過這些語言進行傳承的文化就出現了問題。獨立後的新加坡，儘管在政治上離開了殖民時代，也不再接受殖民管轄，但是在文化上，它卻進入了一個新殖民階段（參見Teng 2000, 69-71頁）。這種新殖民現象在新加坡華社中顯得尤為尖銳。

從以上的敘述中，讀者不難發現，新加坡的社會、教育及文化進程總是與政治發展軌跡緊密交織。通過歷史學的視角，本文旨在反思新加坡在教育領域內幾項重要的現代語言政策為本地華社帶來的影響。這些政策為華文教育帶來的挑戰，以及在更廣泛的文化領域內所造成的影響，將作為本文的論述重點。這裡提及的「華社」包括講華語的華人社群和講英語的華人社群。而這裡所使用的「文化」則並不是廣義上的「文化」。在本文的論述中，「華人文化」(Chineseculture)指的是新加坡華人的中國先輩所創造的文化，而「新華文化」(Singapore Chinese culture,譯註：新加坡華人的文化)則指的是新加坡華人在接受了他們先輩文化傳承的基礎上，又在本地進行了一定改良的華人文化。最後一點，這裡討論的「現代教育」是指獨立之後實施、並且對華人文化造成巨大影響的教育政策。

儘管今天新加坡擁有傲人的物質成就，但是在文化培育方面卻令人相當失望。因此，本文所討論的話題有其獨特的價值。新加坡在獨立之後業已樹立起自己的國際聲望，大幅提升了國民生活水平，並且也培養出許多專業人士。但是，以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觀察，卻不難發現一些問題：一方面，新加坡對西方文化抱持著懷疑與成見的矛盾情結；另一方面，卻又聽任其多元族群文化日益式微。鑒於華人人口佔到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三，華族文化的深度自然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整體文化素質的平均水準。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下列一些問題：在殖民統治時期，新加坡華人在教育與文化方面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新加坡的華人文化擁有怎樣的基礎，又面對怎樣的發展瓶頸？在獨立後的新教育政策之下，華人文化遭受了怎樣的挫敗與倒退？帶來哪些後果？這是命運使然、造化弄人嗎？現在，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以及越來越多湧入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新加坡的華人文化會受到什麼影響？在新世紀里，新加坡的華人文化又是否能夠奮起應對諸多內外變數所帶來的挑戰？

殖民時代華族的文化發展與局限

在大英帝國的墾殖之前，新加坡是一個人口稀少的海島。英國人對新加坡的殖民，也同時開啟了大批華人移民進入新加坡的時代。在殖民時期最早進入新加坡的華人主要來自馬來亞，並且大部分來自馬六甲和檳城。他們建立了海峽華人社群（譯註：此處的首字母大寫的Straits，特指馬六甲海峽。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即大英帝國時期的「海峽殖民地」，the StraitsColonies。）在這個社群里，不少知名富商和學者逐漸嶄露頭角。未幾，伴隨著大批中國移民的南來，另一個主要由勞工組成的華人社群也在新加坡紮根，其規模亦日漸龐大。以上兩類人群即構成了當時的新加坡華社，帶有鮮明的工人階級屬性。少量資本家和一些貿易商組成了商人階層，而來自中國的少數官員和學者則形成了士紳階層（參見Yen, 1986, 141至143頁）。最後這一組人群在本地英校和華校發展起來以後，才得以擴充。

顯然，在早期新加坡華社裡，文化教育水準是相當落後的。那些旅新的華人當中，除了少數幾名儒商和一小批文人之外，絕大多數都只受過簡單教育。因此，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便落在了那些出訪南洋從事政商往來的中國官員，以及在南洋探親訪友、尋求庇護或謀生糊口的知識分子肩上。無論是出於政治原因，還是出於民族自豪感，這些人都不樂見華僑出現文化凋零的現象。因此，他們召集華族商賈，懇請他們出資興建文學社團，創辦報刊，並設立學校。中國使節和知識分子的努力，令華人文化在新加坡得以開枝散葉。人們在十九世紀末見證了這一切。伴隨著中國本土的政治思潮的影響，一場尊孔運動也在新加坡應運而生。於是，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飽含愛國熱情的新式學堂、新聞媒體和戲劇，充斥著當地華人文化的舞台。新加坡逐步發展成為一個教育樞紐，隨之而來的，是華人文化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的蓬勃發展。

然而，二戰爆發之前，恰恰正是這些來自中國的政治影響，在帶來新加坡華人文化活躍的同時，也局限了新華文化的發展。尊孔運動領袖人物的高昂熱情隨著政治環境的變換而急轉直落（參加Lee,2001）。而那些報紙、文化組織和活動的命運亦受政情掌控。存在於文化活動和政治之間的這層聯繫，悲劇性地導致那些激情的文人很難為華人文化的培育和傳承做出更多貢獻。簡而言之，戰前的這種文化政治關聯將華人文化置於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聽命於政治的特質，既促進了文化繁榮，又阻礙了其進一步發展。

無論在理論還是實際層面，華校都是最重要的文化傳承之所在。新加坡的華校史延續了近140年。截止至1950年代，華文教育在華商的資助下已能全面覆蓋從學前至大學的所有程度。事實上，在1954年之前，華校的中小學教育收生人數持續冠居各語種學校之首。華校超過一世紀的努力推進了華人文化的成長，並且為新華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不幸的是，殖民地官員對此現象的忽視，卻使華文教育陷入困境，並導致了華教最終的悲慘命運。由於缺乏官方資助，華校持續遭遇到財政、管理、設施、僱員，以及課程等等諸多方面的困難。1930年代的大蕭條，1940年代日據時期對華校的壓抑，以及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政治衝突相繼阻礙了華文教育的發展進程。這些最後都妨害了華人文化的系統發展，也遲滯了新華文化的成熟。

獨立之後華人文化的退步與衰微

無論是華人文化的傳承，還是新華文化的萌芽發展，都需要經歷一定的時間。同時，調整和改良亦需要時間。遺憾的是，直到殖民時代的末期，新加坡所處的內部及外部環境，都不利於華人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從內部來講，儘管華文教育在戰後逐步恢復，但是英文教育的迅猛發展卻對華校復興帶來威脅。從外部而言，英文作為國際通用語的地位更加鞏固，區域內共產輸出的勢頭，種族主義，以及周遭政治環境里瀰漫的歧視性排華氛圍……這些都使華文教育以及華人文化在東南亞的發展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這種情勢直到新加坡獨立前夕都未嘗緩解。屋漏偏逢連夜雨，在人民行動黨（譯註：即新加坡長期以來的執政黨）黨內的權力爭奪中，以李光耀為首的英教精英最終擊潰了華教出身的對手，於是華文教育的前路愈發障礙重重。

為因應歷史造成的種種現狀，政府在獨立後的二十年中相繼出台了兩項重要的語言政策，其對華社影響之深遠，已不僅僅局限於新加坡的教育體系，而是從根本上塑造了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以及文化進程。與此同時，這些政策亦將華人文化的發展推下深淵。

第一項以英文為主的教育政策

在這個英文獲得了優勢地位的新教育體系里，華校與南洋大學被分別併入英校和新加坡大學。這意味著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從此開始，新加坡就只剩下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和大學了。

由於殖民政府在二戰後的教育政策，英校的發展遠快過其他三支語種的教育。事實上，它更是從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非英文學校的衰落。華校的收生人數（學前至高中前）原本超過英校30個百分點，但是在1946至1954年間，卻急劇下跌至低於英校1.5個百分點（參加Lee1994，第95頁）。在取得自治之前，華文小學的收生人數多於英文小學；但是在1959年以後，華文教育開始走下坡路，華校和英校在收生人數上的差距逐步擴大，從1959年的4.7%，到1974年的39.7%，最後達致1982年的77.1%（數據來源同上，第96頁，表格4）。華文小學直線下降的收生數字昭示著華文教育走向衰亡。

華校的生存危機在新加坡獨立後日趨確鑿。不過，必須承認的是，政府和華社民間都曾力圖改變這個狀況，然而終究無人能挽狂瀾於既倒。為了掙扎求存，華校放棄了以華文為主的理念，試圖向英校靠攏。這一舉措反將華校引上了逐步為英校所吞併的不歸之路，並最終實現了單一語言的教育。1983年12月，政府終於宣布，華文、馬來文、印度文（譯註：主要為南印度的淡米爾語）及英文等四支語種合併為單一語種的教學體系，於1984年開始正式實行，並將於1987年完成是次整合。

南洋大學（南大），這所華文教育的最高學府也同樣面臨與華校相差無幾的命運。南大的發展同樣荊棘遍地。大學及其學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遭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政府對學位認證審批的拖延，畢業生所面對的求職窘境等，不一而足。這些現實問題均對大學招生帶來不利影響。在1959年至1966年這段時間裡，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的畢業生比例是1：1。從1967年至1976年，這一比例先是變成1：2，後來又在1977年至1980年間下降至1：3（數據來源同上，第97頁，表格6）。為了確保生存，南大也逐漸採納了一些改革方案，英文授課亦得以實施。1978年，南大的學生參加了南大與新加坡大學聯合舉辦的英文考試。一個聯合聯合兩所高校的校區宣告成立；到了1980年，這兩所大學終於在政府的倡導下，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

如是，華人文化一步步邁向生死存亡的關頭：1960年代浮出水面的華校困境，1970年代華校收生人數的插水式急跌，終究在1980年代以華文教育無法挽回的無助境地告終。當南大終於也因收生數驟降而不得不於1980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華人文化再次遭受到沉重的打擊。殖民時代終結之後，華文教育體系逐步遭到分解蠶食，新華文化不單只是失去了自身改良和穩步前進的機會，甚至更面臨喪失一切既有積存的嚴重威脅。

在這個時期，新加坡華人在對待保育華人文化的問題上也出現分歧。一部分人提出，應當扶持華校以捍衛華人文化的存續，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保留華語就足以維持華人文化。曾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漢學家WolfgangFranke指出，正是以英文授課的教育體制導致了這場悲劇性的文化流失。Franke犀利地直指問題核心：新加坡華校出身的人發現，連華人本身都將「華校背景」視作一種走向沒落的文化身份，並為此深感焦慮——華校的漸次消亡恰恰就是由於這些華文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人自己心存恐懼（參見《星洲日報》,1965年9月6日，及1967年5月12日）。而上述第二種認為執政者推行雙語政策就能有助於維繫華文教學的看法，則為一些沉浸在悲觀氛圍里的華教出身者帶來一絲希望（參見《聯合早報》1983年12月22日，23日，及31日；1984年1月3日和19日；以及1984年2月20日的報道）。可是，對於降低標準教授華語、並將華語降格為唯一一門教學科目的授課語言，大部分華教出身者則表示消極的質疑：如此設置的語言學習究竟能夠在文化上起到多少作用？（參見《南洋商報》1982年7月15日及8月6日；《聯合早報》1983年4月19日記6月15日）

華教出身人士深切體會到華校關停這一事件給華人文化帶來的嚴重後果，而且他們一向也都致力於為華校謀取福利。在自治的短短28年里，華教出身者眼睜睜地目睹了華校以及南大的衰落和消亡——這無疑是一場沉痛的打擊。而對於學者、教師、知識分子、文人、藝術家，以及其他與華教有關的人士而言，從這一時期開始，他們的生活就長久充斥著悲觀與失落的感受（參見Lee1994，74至85頁）。對華人文化進行改良、並逐步形成新華文化的抱負和先決條件至此也就煙消雲散了。

第二項以英文為主的教育政策

另一項重要的教育政策，是推行以英文為主的雙語教育。而這一政策所帶來的影響，則是導致三大主要種族的母語降格為第二語言。

在獲得自治之後，新加坡當局便開始強調，在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裡學習一種第二語言的重要性。自從1960年開始，小學學生必須學習第二語言；1966年，這項政策拓展到中學階段的學生，並分別在1966年（小學）和1969年（中學）增添了第二語言的考試項目。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英校生可以選擇以母語或另一種族的語言作為第二語言進行學習。而從1980年代開始，英校里的華族學生必須以華文為第二語言，並參加該科目的測驗。1987年四種教學語言彙整為單一語言之後，所有華族學生（以華文為第一語言的除外）都必須將華文作為第二語言並參加科目測驗。

為了確保雙語教育在華族學生中順利推行，除了將華文設為必修的第二語言科目之外，政府亦大幅提高了華文測驗成績在小學畢業考試中所佔的比重。同時，學生在升讀高中、初級學院和大學的時候，也必須提交華文科目測驗達標的成績。教育部為此引入了簡體漢字和漢語拼音系統，以便學生能夠更簡便地掌握華文。同時，一項由國家贊助的「講華語運動」也成為一年一度的常規活動，希望以此提高學生將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應用能力。

雙語教育的理念來源於這樣的考量：母語能夠作為傳遞文化價值觀的載體，而英文則有更高的實用價值。政策制定者相信，以華文為第二語言的教學過程能夠起到傳承傳統華人文化的作用。時任總理的李光耀在與華校生頻密的政治接觸中意識到，華校生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些（他所認定的）優良特質，在英校生身上卻頗顯匱乏。在李光耀看來，這一點恰恰驗證了華文教育及華人文化在性格和價值觀的塑造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過不幸的是，隨著華校的死亡，傳統文化的保育變得困難重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局積極推動雙語教育，寄望於作為第二語言的華文能夠承擔起傳遞文化價值的作用，從而成為一項文化工具。

雙語教育真的能夠換來華人文化的永續成長和發展嗎？這的確是個充滿爭議的話題。首先，讓我們先來檢視一下這項政策的落實情況，在推進政策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所導致的後果。

第一，1990年之前的雙語教育政策並不連貫。政策中關於華文教育的條文時常反覆調整。譬如說，按照原計劃，華文二語教學在整體教學計劃中所佔的時間應當逐年穩步增長。在原定計劃里，1973年，它要從18%增長到25%；1974年，達到33.3%；1975年，達到40%。但是，受限於一些特定的原因，這一增長目標從未實現。另一個例子則是華文在各學科中所佔的權重問題。從1973年開始，在小學畢業考試里，華文和英文所佔權重相等，都相當於數理科目的兩倍。然而，1980年教育部調整了這項政策，使得這兩種語言所佔的權重與數理科目齊平。朝令夕改的政策進一步蠶食了華文教育者所剩無幾的信心和熱情。

第二，針對華文所制定的政策和針對英文的政策之間存在著不一致的情況。首先，母語遭降格為「第二語言」。這不僅僅影響到教育工作者的士氣和學生的學習心態，而且也對人們面對這種語言所做的價值取捨造成深遠影響。儘管華文在1992年終於摘掉了「第二語言」的標籤，但是它在社會認知中的地位卻實實在在地降格為次要語言。其次，母語僅在學校教育中作為一門科目，因此在教學時間分配、辭彙量，以及語言應用等方面都受到諸多限制。結果，即便華族學生之間仍然普遍使用華語交談，但是學生對這種語言的掌握程度卻顯著下降。再次，儘管母語被視為一種功能性的文化語言（文化可籍語言為載體而傳遞），但是在實際生活里，它卻基本上只是一種用於傳承傳統價值觀的文化容器。在應用層面，母語的實用範疇十分有限。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母語承擔的文化責任太重大，而通過教學體系所講授的內容卻太膚淺。語言教學肩負的矛盾期盼繼而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動力，同時也限制了教學內容的深度。

第三，在雙語教育政策之下，方言遭到徹底犧牲。1979年，新加坡長期推廣的「講華語運動」首次面世。這個運動的目的就是改變華人使用方言交談的習慣，從而提高普通話的使用率，使之成為華族共通語。這個運動著眼於教學效果，嵌入在雙語政策的推廣規劃之中。李光耀當時的想法是，一般的學童在講方言的同時學習兩種語言，將會面對更多困難。因此，應當鼓勵人們放棄使用方言，這樣才能讓學生更專註於他們在學校教育中需要學習的兩種語言。政府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推行此項運動，普通話逐漸並最終取代了中國方言。教育部的一項調查顯示，普通話作為家庭語言的比例，由1980年的26%增加到1992年的64.7%；而方言的使用率則由64.4%下降至3.6%（參見Ong1992）。「講華語運動」是作為雙語體系的一項補充而設立的，而雙語政策的目的是延續傳統價值觀。我們此時需要追問的是：方言使用率下降而普通話得到推廣普及，那麼，華人文化的發展是否真的從中獲益？

上述的第三個問題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討。毋庸置疑，家庭是傳統文化以及道德倫理的搖籃。在過去華校與英校並存的時代，英校出身者正是通過在家裡講方言來保持他們與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聯繫。因此，他們中的不少人其實還是保留著很強的東方式觀念。然而，當方言的地位降低，家庭教育所能扮演的角色也就隨之消失。那些只會講方言、對英文和普通話都一竅不通的祖父輩，再也無法將它們的文化和價值觀傳授給年輕世代。或許從長遠的來看，普通話還是可以取代方言的地位，但是一場危機卻已悄然出現。根據前文提及的同一份調查數據，在家裡也講英語的華族學生人數正在加速增長。這項數字已由1980年的9%激增至1992年的31%，意味著英語正在取代普通話作為家庭用語的地位。政治領袖開始為這個現象感到焦慮，因為他們開始擔憂，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是否會伴隨著英語的普及而流失（參見Gho 1991）。

那麼，就算普通話沒有被英語所取代，華文口語和書面語如今仍為人們廣泛使用，這又是否代表著一種積極的現象呢？答案似乎並不樂觀。這是由於國家的雙語政策和雙語教育體系分彆強調不同的重點，因而也就傷害了學習者的熱情和華語水準。而華文讀寫分離，又令情況更加雪上加霜。結果就是，學生只學會華文口語中的浮面知識，但是卻難以吸收那些通過華文書面作品傳承的文化價值觀。與此同時，學生們普遍對華文閱讀不感興趣，又缺乏良好的華文寫作基礎，這也就難怪他們不能在成長過程中好好玩味這種語言的妙處了。於是，新加坡社會裡的華文就褪色為一件沒有承載多少文化深度的溝通工具。

21世紀的新加坡華人文化將往何處去？

華人文化的危機

教育變革有力地塑造了華人文化在新加坡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如今的這些危機。除了那些在高中和初級學院階段仍繼續修讀高階華文課程的學生，以及極少數在本地和海外大學裡主修中文的學生之外，新加坡華族年輕人的華語水平已然十分不堪。他們的華文辭彙、寫作和閱讀能力都相當匱乏。當他們在用普通話交談的時候，往往需要藉助一點方言或者英語，這是由於他們所知的華語辭彙實在是太有限了。

許多這樣的年輕人只有興趣哼唱華語流行歌曲和觀看華語劇集，但是對於他們而言，閱讀華文報刊已經是超出能力範疇的事——他們不願嘗試去讀，就是因為那上面有太多看不懂的生字詞。他們對華人文化亦感到十分陌生，分不清中國歷史上的秦朝和清朝，對孔子和老子也基本上一無所知。如果要說文學欣賞，哪怕只是背誦一兩句李白的詩，對他們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許接下來這個對比能夠更清楚地說明問題。平均而言，新加坡華族年輕人對於自身母語的了解和認同，不單只遜色於馬來西亞的年輕華人，甚至都比不上他們身邊的馬來族同儕。在新加坡，華人文化的確是在快速消解，並且帶來了一系列的影響。

這些影響在新加坡華社與馬來西亞華社的對比中尤為明顯。新加坡曾經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這兩個國家有著相同的歷史經歷。兩地同時開始興建華校，而南大則是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得以成立。當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的時候，兩地華文教育分道揚鑣。馬來西亞華人堅持發展華教事業，一部分原因是，儘管他們作為少數族群，卻依然佔據了全國人口總數的近三分之一；而另一部分原因，則是他們對華人文化優越性的自信——雖然在馬來政治領袖治下，但是馬來西亞華人仍然堅定地崇尚華人文化，因而拒絕與馬來文明同化。1970年代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華文高中，以及1990年代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和韓江學院的成立，都是馬來西亞華人致力於發展華教事業的堅實證據。馬來西亞人的努力使得他們的華校得以存續發展，進而維繫了華族語言和文化的繼續演化。

華教出身的年輕人，能夠很好地使用華文。馬來西亞華人辯論隊近年來多次在國際大專辯論賽中名列前茅，這一成就不禁讓世人對這些成長於馬來人主導的社會下的華人刮目相看。多年以來，在台灣的各項文學競賽結果揭曉的時候，馬來西亞的學生和中文作家總是喜報頻傳（參加Tu 2000, Chong2001）。中國歷史概論是筆者在南洋理工大學（其前身即為南洋大學）講授的課程之一，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華族學生同堂聽講。而馬來西亞學生所展示出的文史知識總是毫無懸念地超越他們的新加坡同學。同樣地，在該校一個重要的學生社團——中文學會——里，社團的領軍人物也總是馬來西亞學生（譯註：這種情況在2000年至2009年這段時間裡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隨著新加坡每年從中國大陸引進的留學生越來越多，如今中國學生已經成為南洋理工大學中文學會的最活躍群體）。2000年8月，中文學會公演了一出題為《南大故事》的劇目。這出舞台劇的幾位主要創作人，包括劇本作者和導演，都是馬來西亞學生。學生們對南大校史的敘述，浸透著他們對華文教育的深厚感情（參見How 2000，第67頁）。

馬來西亞的華文學者和知識分子積極地為當地華人文化的發展出謀劃策，然而與此同時，新加坡的華教人士及知識分子卻深為中文水準普遍下降的現象所困擾，並感到深切的憂慮和沮喪（注一）。華校的消亡和不平衡的雙語政策共同導致了年輕一代華文能力的流失，而這業已帶來華文人才短缺以及文化斷層等一系列問題。

首先，在教師、記者、主播、編輯、文秘、行政等行業，具備良好語言技能及堅實文化根基的新鮮人才已出現了嚴重短缺；此外，教育界、平面及電視媒體、出版界，以及商業廣告領域，也同樣面臨人才缺口。人才短缺的影響已在相關的工作質量與產品上體現了出來。因此，教育部不得不從海外輸入華文教師以填補空缺。外籍華文教師人數已由1998年的33人增加到1999年的62人，並於2000年增至81人（參見《聯合早報》2001年1月14日）。由於翻譯人才短缺，導致中文商業廣告、文件、傳單等處出現語無倫次的句子和錯別字，則是更加令人尷尬的現象。《聯繫新加坡》（譯註：英文標題為ContactSingapore）是一本由人力資源部出版，旨在向海外人士介紹新加坡的手冊。它在香港和上海發行的中文版，由於一些文法錯誤，被迫於2000年12月全面回收。然而這本手冊在回收之前已在海外發行了超過一年時間，毫無疑問地損害了新加坡的國際形象（參見《聯合早報》2001年1月9日，13日及18日）。

其次，文化斷層已經出現。在華校還存在的日子裡，華語社交及文化團體的發展生機勃勃，從而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華文出版品及文藝活動。然而，隨著華校的衰亡，華族宗親會等社團陸續發現他們的工作無以為繼，因為找不到合適的繼任者（注二）。華文出版界及出版業者緊張地看著他們的讀者數量迅速縮水，而華文影視業者則經歷了漫長的票房慘淡期（注三）。這些都令華文知識分子迷惑不解：究竟怎樣才能建設出新加坡人理想中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又要如何才能達致這個國家所憧憬的本地文藝復興（參見Chua 2001，61至63頁；Chong 2001）？

正如我們早前所提到的，新加坡華人文化的迅速消褪，在華人與馬來人的對比中顯得尤為突出——華人對自己的母語缺乏認同，而馬來人則恰恰相反，對自己的母語充滿熱情。華人和馬來人有著很類似的歷史經歷。獨立之後，華校與馬來學校都減少了，現年35歲以下的新加坡人，接受的都是現代雙語教育。然而，華人文化與馬來文化的發展軌跡卻大相徑庭。馬來文化以伊斯蘭教為立足點，通過馬來語傳承給下一代，並且擁有學校、家庭以及清真寺三者共同承擔的教育責任。因此，馬來文化受馬來學校關閉及西方化的影響，相對要小一些。此外，一些殘存下來的伊斯蘭教會學校也有助於維繫馬來文化。

不幸的是，與馬來社群不同，華族並沒有這樣一個與其民族認同密切相關的共同宗教。缺乏一種能夠維繫族群的強烈宗教信仰，意味著沒有可供文化傳承所倚賴的宗教機構或宗教典籍。所以，與新加坡馬來人相比，當本地（母語）學校消失，年輕一代的新加坡華人就更容易失去與他們母族文化的黏連，儘管他們在同一個雙語教育體系里成長。英語取代方言成為華族家庭用語，使這種文化失聯更加嚴重。

接下來，筆者將舉出兩項調查報告，證明在新加坡社會，華人的母語及文化流失得比馬來人更快。新加坡統計局發布的200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新加坡各族年輕人中普遍存在文化流失的現象（參見Advance Data Release No. 3,表格4）。不過，華族的文化流失速度冠居各族之首。5～14歲的華族兒童在家講普通話和中國方言的百分比從1990年的76.5下降至2000年的63.9，下降率為12.6%。與此同時，僅說普通話的兒童卻只增長了2個百分點。說英語人口的百分比則從1990年的23.5增長到2000年的35.8，增長率為12.5%。與這個情形相反的是，同一年齡段的馬來兒童在家說馬來語的百分比從1990年的91.6下降到2000年的90.1，下降率僅為1.5%；而英語家庭的增長率更是僅有1.1%，從1990年的8.3%增加到2000年的9.4%。這一組關於華族與馬來族兒童家庭用語的數據對比鮮明，人們由此可以想見，華人家庭語言的轉變是怎樣地削弱了家庭的文化傳承功能，而家庭文化教育功能的削弱，又進一步阻礙了華人文化在新加坡的發展。

另一項調查針對的是不同種族的族群認同狀況。1999年底，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一名講師Chang HanYin向媒體公布了一份關於新加坡年輕人認同問題的調查報告（參見《聯合早報》1999年12月4日，及《海峽時報》1999年12月14日）。報告顯示，在「假設如果有來世」的前提下，只有78.4%的新加坡華族年輕人會選擇做華人。報告出爐後，引起華社輿論一片嘩然。雖然一些學者從方法論和數據分析的角度對這份報告提出批判（參見《海峽時報》1999年12月19日，及《聯合早報》1999年12月22日），我們這裡所關注的是，同一份報告也指出，91.9%的新加坡馬來族年輕人選擇下輩子繼續做馬來人。兩個不同族群青年人的選擇差異頗大。顯然，母語教育減退及英文為主的雙語教育體系對華人社群和文化的影響較大。對母語感到陌生，降低了人們相關的文化知識及認同，最終損害了一部分華人的族群認同。一些下輩子不願再做華人的華族受訪者選擇做白人或日本人，一些人則表示無所謂自己是不是華人，還有一些人聲稱自己是世界公民。這種對族群認同的厭倦很自然地削弱了文化認同。接近四分之一的華人青年不想選擇做華人，這再次激起華人社群對於文化問題的焦慮和憂心（注四）。

正在崛起的機遇

儘管面對重重困難，新加坡的華人文化仍未山窮水盡。實際上，自新加坡獨立以來，最黑暗的時段已經過去。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華文華語的文化價值觀、道德倫理觀念，乃至經濟價值，都逐漸得到承認。這對於長期處於壓抑狀態的華文及其文化帶來了向前發展的推動力。

從外部來看，東南亞的反共浪潮及排華情緒已然冷卻下來，而中國與該地區的邦交關係自1970年代末開始得到良好發展。從內部來講，經過十多年的民族國家建構，新加坡領導人在面對所謂「西方腐朽思潮」的時候，開始感到自信，從而敢於訴諸華人文化，以尋求道義上的支持。於是，對華文文化價值和倫理價值的重新認可，為華族母語打開了喘息和培育的空間。這一重新認可很快帶來了1970年代特選學校的設立，1980年代儒家倫理課程進入教學設置，以及「講華語運動」和儒家復興運動在社會層面的出現。

1970年代末，中國開始向世界打開門戶。到八十年代中葉以後，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國市場的興趣大大增加，新加坡政府也開始探討華文華語的經濟價值。1985年，政府在「講華語運動」開展了多年之後，首次談及華文知識在經濟方面的作用（參見Ong1985）。1990年代，華族語言文化的經濟價值不斷攀升，也為其自身發展開拓出更廣闊的空間。政府逐步在學校里設立了高級華文及語言特選課程。1999年初，李顯龍宣布，在新的華文教育政策里，小學畢業考試中成績名列前30%的學生，獲准在中學階段修讀高級華文課程。這比此前一年的名額增加了20%。特選學校的數量也從之前的九所增加到十所，設置語言特選課程的初級學院也由兩所擴增至三所（參見《海峽時報》1999年1月21日）。

當人們意識到華文的文化價值及經濟價值，新加坡政府於1990年代末提出培育華文精英的規劃方案。在1998年「講華語運動」的開幕禮上，新聞及藝術部部長楊榮文說「我們需要一批華文知識文化精英，才能使華人文化與華語有效地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們需要政治和文化的領袖、知識分子和科學家、作家和詩人、校長和老師、編輯和記者，以及許許多多精通華文的人。」（譯註：講話原文為英文）1999年，李顯龍頒布了新的華文教育政策，其中一項主要目的，就是要培養一個華文精英階層來扮演這樣的角色：「通過發展華人文化，在二十一世紀將新加坡提升和塑造為一個具備大都會特質的城市及經濟體」（參見《海峽時報》1999年1月21日）。

另一方面，迅速崛起的中國經濟以及中國友好的外交政策，對東南亞區域重新關注華文教育起到了催化作用，繼而也就影響到新華文化。華文教育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曾經經歷過一段沉寂的時期，在此之後，由於各國政府陸續放鬆了各自的教育政策，華教在東南亞地區開啟了新一輪的發展。1990年代馬來西亞三間學院的成立，更加使得區域內出現了華文教育的高等院校。這三間學院，連同千餘所華文小學及六十多間華文獨中，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在印尼，由於政府逐漸放寬了對於華文教學與應用的管制政策，各式各樣的華文教育紛紛湧現，包括為台商子女設立的台灣學校等等。邁入新世紀之後，華文學校的建校熱潮促使印尼向中國和馬來西亞求援（參見《聯合早報》2000年12月31日，及2001年2月2日）。在泰國、越南和柬埔寨，也同樣出現了興建新校及復建老校的現象。在鄰國的推動下，同時也是為了務實的目的，新加坡的華文教育並沒有在反覆無常的雙語政策調整下再度退步。

政府對華文文化的認可，改變了一些家長對待華文的冷淡態度，並進一步鼓勵特選學校及參加語言特選課程計劃的學生在本地或海外大學繼續修讀華文，甚至攻讀相關的碩博士學位。這些擁有良好雙語技能的年輕人，熟悉西方的理論和技術，為華人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參與到華文文學、戲劇及學術活動之中。

最後，移民和專才流動成為了刺激華人文化發展的又一劑強心針。來自中國和馬來西亞的移民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增長。這些移民主要由知識型人才構成，廣泛參與到與文化有關的行業，如學術研究、教育、媒體和出版等領域。除了協助解決文化斷層的問題，這些移民同時也在幫忙改善新加坡華社的語言和文化氛圍。此外，越來越多的新加坡人前往中國工作或求學。不僅個人可能從中受惠，而當他們在深厚的華人文化積澱中沉浸三年或更久之後，他們甚至可能為華人文化添磚加瓦。（譯註：這裡的「三年」應當是指大學階段的求學經歷。因為新加坡跟隨英制教育體系，高中兩年之後是兩年相當於大學預科的初級學院課程，然後本科一般是三年）

局限與挑戰

儘管有諸多機遇在這時代的曙色中冉冉升起，華人文化的發展仍然面對許多局限。這些局限是由複雜的情境及老套思維模式所導致的，同時，在新的體驗和新的困難中，種種挑戰也浮現了出來。

第一項局限就來自新加坡的地緣政治處境，以及國家的人口構成。由於新加坡位於馬來人的地區，面對鄰國常常挑起敏感的種族問題，它必須時刻審慎地予以應對。新加坡自身的人口構成也為這些問題增添了變數。這個國家是由四大種族組成，華人族群在國家獨立之後，再度為教育語言所分化。國家領導人常常以維護穩定和民族團結為由，禁止占人口多數的華族強調母語及其文化。政府當局至今仍然持此論調。1998年10月26日，在新加坡華裔館為《華僑華人百科全書》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吳作棟總理特意強調：「在新加坡這樣一個有著多元種族背景的國家裡，同時又要考慮到東南亞的周邊社會環境，華人文化及華語普通話必須得到強化，新加坡華人深刻意識到這一點，並予以認同。」（參見《海峽時報》1998年10月27日）實際上，除了在處理華族語言文化議題時必須時刻顧及少數族群之外，這一議題對於華社內的英文人群而言，同樣也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因此，華人文化的發展在內部即面對許多局限。

第二項局限則是來源於語言環境。儘管華文華語在殖民統治時代並非強勢語言，它們在華社內部仍然具有重要的教學、文化，及商業功能。然而，在獨立以後，英文英語幾乎席捲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並在學術研究、教學、經濟、科技，以及其他領域成為工作語言。新加坡人只要掌握英文，就能夠從容應對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件事。華文則成為學校教育中的一門考試科目，人們離開校園之後，就可以輕易捨棄。即便是特選學校和語文特選課程計劃的畢業生也難以維繫他們與母語之間的聯繫，因為只要他們畢業之後沒有從事和中文相關的工作，他們就鮮少再有機會使用中文。新加坡這個以英文為主的社會在便利和高效方面頗獲讚譽，但是，對於華族雙語人士而言，他們卻因為缺少使用華文的機會，而很容易喪失相關技能。簡言之，新加坡的語言環境浪費了既有的語言資源，最終拖慢了華人文化的成長。

在華族語言文化所面對的諸多挑戰之中，以下幾點是最為顯著的：西化和全球化、鄰國華人文化的發展，以及新加坡固有的文化結構。從某些方面而言，新加坡已經是一個西化了的社會。它的殖民統治史，及獨立後以英文為主的社會環境，不可避免地將它帶上了西化之路。這在以下一些現象中得到充分體現：英文在家庭語言中所佔的比重增加、英文報章的銷售量明顯較高，以及西方流行文化的風行披靡。同時，由於新加坡試圖跟上信息流動和全球化的步伐，它西化的速度只會越來越快。因此，但凡新加坡繼續它的國際化發展，那麼，鑒於一般新加坡年輕人並不喜歡閱讀華文書籍，也不用華文書寫，華人文化在崛起過程中所要面對的挑戰必將更為艱難。

面對華人文化在鄰國的發展，新加坡已然遠遠落後於它最近的鄰居，馬來西亞。華文藏書在新加坡全島都難覓棲身之所，但是卻被馬來西亞華人如珍寶般悉心收藏，從這一刻起，警鐘就已敲響。同樣，在馬來西亞同學的華文文化知識面前，新加坡華族學生只能汗顏，這也是一個警訊。

新加坡人常為新加坡文化的議題發生爭論。一些人認為，新加坡所需要的是一種新加坡的文化，因此華族文化不應得到強調。而另一些人則指出，多元文化主義不能夠建立在一個空洞的文化概念之上。因為華人文化早已成為新加坡多元文化主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的實質內容便不應當受到忽視。如果說上述第二種看法為「新加坡文化」提供了更現實的概念，那麼華人文化在新加坡文化的建構過程中所扮演的，就不能只是一個次要角色。此外，新加坡現已展開海外專才引進計劃，而許多現有的外籍專才正是來自馬來西亞、中國、香港和台灣的華人，他們能夠較容易地適應新加坡的環境，一部分原因正是新加坡固有的族群構成。一個豐富的新加坡人的文化氛圍將能夠更有助於吸引這樣的海外專才前來新加坡，而不是去往其他地方。

結論

新加坡華人文化的發展軌跡，無論是「華人文化」還是「新華文化」，都是一段步履蹣跚、篳路藍縷的旅途。殖民統治時期，它經歷了各種限制；獨立以來，卻又遭受多次倒退。在這一切都過去之後，今天它仍需面對眾多的困難。儘管如此，經歷了漫長的掙扎求存，華人文化的末日似乎也尚未臨近。而今後的發展，則視乎華人文化將如何駕馭它周遭的機遇，以及如何應對它的存續危機。

註解：

注一：1997年出版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黃錦樹著，以及1999年出版的《文化馬華——繼承與批判》，何啟良著，這是兩邊關於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重量級著作。至於對新加坡華語水準的批判性文章，可以在以下文獻中找到眾多樣本：

1. 《華文前景令人擔心》，刊於《聯合早報》2000年6月4日。

2. 《華文命運恐龍化？》，刊於《聯合早報》2000年8月13日。

3. 《華文會滅絕嗎？》，刊於《聯合早報》2000年8月18日。

4. 《華文是未來的廚房語言》，刊於《聯合早報》2000年9月6日。

注二：表達這種焦慮的文章比比皆是，韓山元發表於1999年的文章（《會館接班人何處尋？》，刊於《聯合早報》1999年4月24日）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作者寫道：「我們養育了大量對華人傳統文化一無所知，也不會講華語、寫華文的年輕人。他們與傳統文化根源的聯繫幾乎已經斷裂殆盡。為此，我們的社會將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而宗親會館所面臨的新人短缺，正式這種代價的一個例子。」（譯註：韓山元的原文用中文發表，李元瑾在論文中將之譯為英文。由於暫時無法查閱到《聯合早報》上的原文，故僅根據李文再翻譯成中文）

注三：根據新加坡文化局提供的數據，1995至1999年間，光顧英文劇場的人次高達八萬/年，而中文劇場每年卻僅有一萬六千人次。參見《邊緣化：華語劇場不可逃避的命運？》，韓詠紅，刊於《聯合早報》2001年2月23日。

注四：在六周內（1999年12月4日至2000年1月18日），《聯合早報》上總共刊發了三十三篇文章，討論這項調查。在一次《聯合早報》採訪中，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郭振羽（Eddie Kuo）教授指出，此項調查結果重新點燃了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華社的文化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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