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家事里的周恩來｜紀念周總理逝世40周年

◎策劃｜王躍春

◎文｜本刊記者 余瑋

轉眼間，周恩來逝世整整40周年了。周恩來胞弟周恩壽的孩子周秉德、周秉鈞、周秉宜、周秉華、周秉和、周秉建兄弟姊妹六人以不同的方式緬懷伯父周恩來，言及在伯父身邊生活的點滴，感悟多多，娓娓道來，周恩來那讓人敬佩的大公無私的高尚品德、總理後人們平凡純粹的布衣情愫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別樣的家國情懷

1949年6月，一位12歲的小女孩來到了北京，住進了中南海。在這裡，她第一次見到了當「大官」的伯父周恩來。

這個小女孩就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大女兒周秉德。周秉德來到伯伯周恩來、七媽鄧穎超身邊後，才知道兩位老人家沒有兒女，只有一位乾女兒——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維世。

1962年4月的一個周末，鄧穎超與周秉德交談了些工作、生活情況後，不無傷感地對周秉德談起一件非常遺憾的往事：「秉德，你一直以為我和你伯伯沒有自己的親生孩子，是吧？其實1927年4月我在廣州時生過一個男孩兒，但這孩子體重太大，有10磅。我在醫院難產，三天三夜生不下來。雖然有德國的教會醫院，條件算是好的，但當時的技術還沒有辦法進行剖腹產手術，只能用產鉗幫助，因用力過大，孩子頭部受到嚴重損傷，沒能成活！不然到現在也有35歲了，比你整整大10歲呀！」聽到這裡，周秉德感覺實在惋惜，不然這位大哥在伯伯和七媽的培育下，如今一定會是位剛毅、果敢、英俊的好大哥。

孩子沒保住，鄧穎超精神受到打擊，身體又虛弱，無法安心調養。這時正趕上「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殺共產黨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周恩來在上海已轉入地下，鄧穎超在報紙上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廣州也已吃緊。鄧穎超和母親於當年5月1日到上海，並以母親的名義在上海發行量最大的《申報》刊登尋人啟事。和周恩來見面後，鄧穎超告訴他：日本醫生檢查過後告訴她，因分娩前後精神緊張、過度疲勞，子宮沒有收縮好，今後很難再懷孕了！對此，周恩來夫婦無不抱憾。日後，他們經常對周秉德等說：「我們參加革命，是隨時準備犧牲的，必要時是不能考慮個人安危的。」周秉德對此體會至深。

周家過去是個大家庭。按照周家的老規矩，如果一個兄弟沒有後代，那麼其他的兄弟就應該過繼給他一個，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續香火」。周秉宜說，伯伯沒有孩子，二伯那邊只有一個兒子，我爸當時卻有我們好幾個孩子，於是我爸對伯伯說要過繼一個給他。「我爸也沒有那麼封建，說男孩女孩都可以，只是希望伯伯身邊不要太寂寞，但是伯伯拒絕了。伯伯說：『我要是要了一個孩子，那麼這個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會認為我這個做伯伯的不公平。現在這樣不是很好嗎？你的孩子我都會當做自己的孩子來看待的。』事實上伯伯也是這麼做的。他拿出自己的工資供我們上學，他關心我們的成長和進步，他是我們這個家的大家長。當然他對我們的關心和愛護又是非常的與眾不同，自有他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老共產主義戰士的角度和方式方法。」

「伯伯對待至親的六個侄兒侄女，都像自己孩子一樣，要求非常嚴格。」周秉建回憶說，上學時他們在學校填表格，都不會把伯父的名字寫上。哥哥姐姐在郊區上學，都是公交車往返，從來沒有派車接送過。「伯伯在長期的戰爭生活中養成了簡樸的生活習慣，一件襯衫總是補了又補，日常飲食從不搞特殊化，即便條件好了，也只是吃一些粗茶淡飯。伯伯不僅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待家人也十分嚴格，他要求家人凡事要考慮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決不允許家人以權謀私搞特殊，他也從不給家人提供特殊化的條件。」在周恩來的教誨和影響下，周家後人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始終把自己看作普通人。

由於長期的艱苦鬥爭和緊張工作，鄧穎超曾患過不少慢性病。1952年夏天，鄧穎超生病了，身體十分虛弱，住在頤和園聽鸝館後面的一個院落里養病。周秉德在晚年還記得，那會兒伯伯很忙，但也常常忙裡偷閒，抽空去看七媽。「去時，他也常常帶我們三個孩子，顯然是想給七媽添點天倫之樂。當然，這一回回的探望，也得益於伯伯身邊工作的叔叔們的催促和安排。在湖邊綠蔭中走走，坐船在湖上蕩蕩，這不正是給整天忙碌的伯伯一個最好的也是難得的休息嘛。」

周秉鈞也有相似的記憶：「解放前幾十年的艱苦戰爭年代，使七媽患了多種疾病。解放初期，醫生一方面為她治療，一方面安排她到清靜、空氣新鮮的頤和園去療養。伯伯帶我們去頤和園看七媽時，在園內走路，常與老百姓擦肩而過。那時人少，遠處的遊人看到，認出了就招招手，近處的就跑過來握握手，說說話，非常自然，非常親切。」

周秉德等跟在伯伯身後走進頤和園，進門前周恩來總不忘提醒工作人員：一定要買門票。一進院子，孩子們「七媽好」的問候聲立即給聽鸝館後面的那個安靜小院平添了家的溫馨。往往周恩來在鄧穎超屋裡坐會兒還沒說兩句話，鄧穎超便笑著提出：「既然到了頤和園，就別悶坐屋裡，辜負了大好的湖光山色，走，一塊兒到外面轉轉。」有時她也說：「我天天到湖邊散步，今天就不陪你們。恩來，你帶孩子們一塊去劃划船吧。」長大了，周秉德才體會出當時是病人的七媽的良苦用心：她體質很弱，照理希望丈夫在屋裡陪她坐坐，她出去陪著走那麼多路，其實是辛苦的；可是，她更心疼丈夫太忙太累，她寧可自己累點兒，也要陪丈夫在湖邊走走，自己實在吃不消時，寧可丈夫少陪自己一會兒，也要讓丈夫在大自然里活動活動，換換腦子。周秉德每每回憶起伯伯和七媽的這些往事，就能品味到「相濡以沫」的滋味。

諧趣園位於頤和園的東北角，由於它小巧玲瓏，在頤和園中自成一局，故有「園中之園」之稱。周秉德記得，每次去頤和園看七媽，伯伯都一定要去諧趣園走一走。「伯伯、七媽領著我們漫步其間，彷彿置身於一幅精美的山水畫中。一次伯伯招呼七媽和我們：來來來，就在這裡拍張照片吧！」

直到37年後的1988年，當周秉德第一次踏上淮安故土，許多往事才找到答案。走進了家鄉的勺湖公園和又一勺公園，周秉德立刻覺得那樣親切、眼熟，陡然記起諧趣園，怪不得伯伯對諧趣園那麼情有獨鍾！當年伯伯沿著諧趣園的曲徑行走欣賞風景，是不是也在寬慰自己平時無暇念及的思鄉之情？這時，周秉德才真正理解伯伯內心深處的那片真情。「在我的印象中，伯伯整天都很忙，很少跟我們談到家鄉。不過，從我聽說的一些事情中，比如伯伯乘飛機時曾在淮安上空盤旋三圈，我確實能感受到他對家鄉的深情。」

1959年春節,周恩來與周秉宜（後左二）、周秉華（右後）、周秉和（前右二）、周秉建（左一）及秘書們的子女在一起

1970年9月,周秉建與伯伯七媽在一起日理萬機也不忘關心侄輩婚事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日理萬機，超負荷地工作著，勤政為民。緊張的工作之餘，他不忘對晚輩的教育，要求他們決不允許享受任何特權待遇，就連特權思想都不可以有，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而不能以個人利益為重。

1964年9月的一天，秋高氣爽。周秉德一進伯伯家會客廳的大門，正巧伯伯坐在客廳里沙發上看報，便迎上前叫了聲：「伯伯！」「秉德，這麼高興，是不是有喜事？」真是什麼事都逃不過伯伯敏銳的目光。「伯伯，我『十一』要結婚了！」「是嗎？」周恩來放下報紙反問道。「伯伯，您一定還記得，我答應過您25歲以後再結婚，今年我已經27歲了，算是聽話了吧！」周秉德眉眼含笑。

周恩來微微一笑，一回頭，指著放在客廳東牆暖氣架上的那個大鏡框說：「秉德，把這張照片拿去，算伯伯給你們的結婚禮物吧！」「給我？太好了！」周秉德有點受寵若驚。因為這是七媽在廬山親自拍的一張風景照，畫面上是含鄱口青山之巔，飄動的白雲間若隱若現的兩個精美的翹角涼亭，因為抓拍到位，整個畫面不是靜止的，彷彿那些雲霧仍在流動，十分傳神。照片在《中國攝影》雜誌刊登過，因為周恩來特別喜歡，鄧穎超特意請人放大21英寸，才配上鏡框，還沒來得及掛到牆上。

「從那一天起，無論我的家在西安、貴州還是北京，幾十年來，無論搬過多少次，這張照片都一直掛在我的床頭，因為這是伯伯親自送給我的最珍貴的結婚禮物。」周秉德回憶說：「當年，七媽像嫁女兒一樣，從緞子被面、毛織被面、毛毯、枕套，到成雙成對的帶蓋的茶杯、磨花玻璃糖罐等等，準備得一應俱全，既漂亮又實用。我用紙盒裝好，再用大包袱皮一紮，捆在自行車後架上，騎車徑直一股腦兒送到了婆婆家中。婆婆笑著直搖頭：真是時代不一樣了，新媳婦自己上門送嫁妝！」

周秉鈞坦言，關於戀愛結婚，自己曾一直有個「心病」，那就是父親的問題，因為「文革」期間一些紅衛兵將父親與幾位朋友的聚會誣陷為「反革命聚餐會」，於是父親突然被拘捕。當年，周秉鈞攜女友到西花廳時，周恩來囑咐女方：「你和秉鈞的關係，既不要因為他伯父是總理而有什麼影響，也不要因為他父親在蹲班房而有什麼影響。你們完全要從對對方的認識、感情上去確定你們的關係。」周秉鈞說，至今回味這段往事，總是感嘆伯伯處事之妙！

1969年2月，周秉華從部隊複員，被分配到北京印刷一廠當工人。上班後不久，他去西花廳看望幾年未見面的伯伯和七媽。周恩來問他：「你當了幾年兵回來，交女朋友了嗎？」周秉華很有把握地說：「我複員以後，打算3年內不談戀愛，30歲以前不結婚。」周恩來聽了很高興，鼓勵他說：「那很好嘛，國家正在大力提倡晚婚晚育，你回到地方後，首先應該好好工作，不要急於考慮個人問題。」

1970年底，周秉華帶上女友的照片，去西花廳向七媽彙報。不久，周恩來從鄧穎超那裡知道了周秉華感情上的事。1972年元旦過後，周秉華被七媽約到西花廳。一進門鄧穎超就對他說：「伯伯一會兒吃飯，你自己的事自己對伯伯講。」周恩來一見面就盯住周秉華問：「我聽你七媽說你有了一個女朋友，你第一個諾言可沒有兌現！」周秉華解釋說：「我覺得年頭兒差不多了。」周恩來毫不含糊地說：「不對，年頭兒不到。你1969年2月份複員，應該1972年2月才滿三年。而你提前確定了關係。你說的30歲前不結婚，我看你能不能做到。」

於是，周秉華為了兌現對伯伯許下的諾言，與女友的戀愛史長達8年。據周秉華的夫人講：「1977年春節我們結婚時，伯伯已經去世一年了。當時他超過了30歲，我超過了27歲。兒子小的時候曾經這樣埋怨我，媽媽你要是早點兒生我多好啊，我就能見到七爺爺了！我和秉華相對一笑。」

1972年春節後，周秉建回家探親。在與伯伯的交談中，伯伯問起她的年齡並且和她談起了今後的婚姻問題。周恩來很認真地問：「你今年的年齡有多大？」周秉建說：「19歲呀，到了10月份才滿20歲呢。」周恩來稍稍停頓了片刻，用商量的口吻商量似的對周秉建講：「那你將來能不能在內蒙古找一個蒙古族青年啊？你看，過去的王昭君不就是做了蒙古人的媳婦了嘛。蒙古族青年也是很好的，也有不錯的，可以考慮嘛。」19歲的周秉建還情竇未開，用她的話說「只知道傻幹活、傻高興，腦子裡還沒有想過這個方面的問題」。但她覺得伯父說得挺有道理，更主要的是她真的已經喜歡上草原和那裡的人們了，於是當即答應了伯伯：「行，我會找一個蒙古族青年的。」為此，西花廳的這頓晚餐上，周恩來和周秉建達成了這樣一個猶如父女般的約定。

1979年周秉建與青年歌唱家拉蘇榮結婚，成了這個蒙古族家庭中的一員。1979年國慶節，周秉建和拉蘇榮在北京父母家裡舉辦了婚禮。在家人歡快的笑聲里，周秉建的心有些隱隱作痛：要是伯伯能夠看到這一切該有多好！第二天，周家的兄弟姐妹一同前往西花廳看望七媽鄧穎超，周秉建和拉蘇榮恭恭敬敬向七媽問候，請她老人家對自己的新生活給予指教。鄧穎超非常高興，又十分認真地對這兩位新人說：「你們要記住，只有事業上的甜蜜，才有愛情上的甜蜜；只有事業上的甜蜜，才有生活上的甜蜜。」

2012年5月,周家兄弟姐妹六人在中南海西花廳有一種遺產叫紅色精神

1974年1月，周秉德回到北京後，周恩來見到她很高興，問她在外地的工作情況、單位情況、孩子的教育等。「由於伯伯的病情是絕密的，七媽並未告訴我伯伯得了絕症，只是說，伯伯現在身體不大好，有時小便解不出來，非常痛苦。我沒有醫學常識，根本想不出這事情的嚴重性，只是希望伯伯能有機會好好休息一下，認真治療一下，總會好起來的。」

而實際上，到1974年5月上旬，周恩來的病理報告單上寫著「發現脫落的膀胱乳頭狀癌組織塊」。周恩來住院後，周秉德每隔兩三周總要去西花廳看望七媽，並提出要去醫院看望伯伯，但鄧穎超總是說：「不行呀，中央有規定，為了保證他的治療，除中央政治局委員（註：其實這時大部分成員已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外，只有我可以去看他，我會把你的關心和問候帶給他的。」

1975年底，周秉鈞休假回京探親。鄧穎超的秘書趙煒神態凝重地對周秉鈞說：「有件事要告訴你，本來你七媽想自己說的，但是她一提起來就難受……」說到這裡，趙煒的眼圈紅了，「你要有思想準備，你伯伯的狀況很不好。七媽囑咐，如果有那麼一天，那麼你們都要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她是沒有兒子，即使有兒子，如果在外地，那她也不會讓他回來的！」聽著聽著，周秉鈞的眼睛濕潤了，點了點頭。

周秉鈞說，從那以後，自己的心情就非常壓抑。「1976年1月8日晚上，我正在開會，一個參謀突然叫我接電話。在這個時候，我最怕的就是電話電報了。電話是我老婆打來的，但是她劈頭一句就是：『你接到電報沒？』我心裡又『咯噔』一下：『哪裡來的？』老婆說：『北京的，只有一句話：聽到消息後，千萬不要來京！』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老婆問我怎麼辦，我說一定要回，讓她趕緊託人買機票。9日凌晨5點半，我正躺在床上眯眼，師長打來電話，讓我馬上聽廣播。打開收音機，傳來的就是哀樂。我和老婆乘坐下午4點45分的航班去了北京……」

「聽到消息後，千萬不要回京。」這是1976年1月9日早晨周秉建從內蒙古大學傳達室接到的一封來自北京的電報。周秉建回憶說，這封電報應該是8號晚上就到了，我還在教室里上自習課，沒有收到。於是，這封本應早到的電報卻落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節目播放訃告的後面，成為了一個遲到的信息。

周秉建本能地意識到，必須要給家裡打個電話，要努力爭取到回北京的機會，否則就會失去見伯伯最後一面和為伯伯他老人家最後送行的機會，就會遺憾終生的。在當時通訊條件極為落後的情況下，她向學校領導做了請示，經組織同意，利用學校的電話總機設備給西花廳掛了一個長途。趙秘書在電話中堅持著重複鄧穎超交代的話：「在外地的親屬一律不準回北京！」正在周秉建一籌莫展之際，站在身旁的校領導和系主任告訴她，凡是進行完期末考試的各個專業系從明天起就開始放假。周秉建說：「我是10號晚上乘班機趕回北京的。當時，全家沉浸在一片深深的悲痛之中，但是每一個人都非常理智，一切都是按照西花廳的要求和安排去做的。」

周秉宜說，伯伯的遺體告別儀式安排在1月11日。「這是一個星期天。七媽考慮到1月10日是星期六，孩子們還應去上班，不得影響每人的正常工作。家屬向伯伯告別的具體時間是11日早上8：00，是在北京市各界群眾8：30向周總理遺體告別之前，以免影響群眾的告別活動。七媽說：伯伯在遺囑中說，自己的後事不能比別的同志的規模大，而且堅決不進八寶山。骨灰就放在水裡餵魚，放到地里做肥料。」

這天上午，周秉德、周秉鈞、周秉宜、周秉華、周秉和、周秉建他們兄弟姐妹六人及配偶和在京親屬到北京醫院的告別室向伯伯做最後的告別。看著伯伯消瘦的遺容，沒有人不哭，沒有人不在默默想著和他相處的情景，室內除了哭泣聲沒有一絲聲響，空氣像凝固了一樣！人人圍繞著周恩來的遺體慢慢挪步，眼睛不離他的面容，直到走出告別室。

1976年1月11日,周秉德與周秉建送別伯伯

「我們就是普通人。這麼多年，我們都是在伯伯和七媽的教導下，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走過來的，同時也這樣教育我們的子女。」周秉德說，他們兄弟姊妹六人都退休了，有時會應邀到各地宣講周恩來精神或者參加研討活動。

「我們周家孩子當中，沒有一個沾上伯伯的光，都是普通老百姓。」回憶伯父以往的言傳身教，周秉和說：「從小伯伯就要求我們夾起尾巴做人，不準向組織上提要求，不能要組織特殊照顧。現在看來，這不僅讓我們以伯伯為驕傲，也可以使我們周家與腐敗絕緣。」

周秉建是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她感到是榮譽也是責任，積極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委員職責，通過各種形式關注民生，反映民意。每年3月3日全國政協會議開幕當天，周秉建都要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前面留個影，這是她紀念伯父周恩來的獨特方式。「1976年1月，在弔唁活動後、追悼會前，七媽把伯伯的骨灰盒在大會堂的台灣廳里放了一個晚上。我知道，祖國統一事業，正是伯伯生前最關注與最後託付的一件大事，是他永遠的牽掛。」

每年海棠花開的季節，周家子侄和孫輩都要相約到中南海西花廳，祭拜周恩來，一訴衷腸。兩位老人當年對他們政治上的要求、思想上的教育、生活上的關心，成為融入他們血脈中的紅色基因……

（原載《中華兒女》雜誌2016年第1期總第416期，如轉載請註明微信ZHRN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