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思想研究-- 文學理論

和柳宗元的哲學思想一樣，其文學理論也一直是柳學界研究的重點。　　本世紀上半葉，專門研究柳宗元文學理論的論文，只有梁孝瀚的《柳宗元之文藝思潮及其影響》，該文認為，「宗元文藝實源於六經及諸子。彼既宗法經子，則排斥習俗浮華之文，而以復古明道，為其文藝之最高標準」；說宗元論文主「神」、「志」二要素，說「夫神者籍文藝以寄託者也；而志者藉文藝以表示者也」；又說宗元「疾當時文藝家從事模擬，剽竊前人字句，以矜奇炫博」，「又疾當世學者之於文藝捨本逐末，致六義之旨喪失殆盡。」文章還分析了柳宗元「論文之效用」的觀點，探討了其文藝思潮與時代環境、個人遭際之關係，並分感傷主義、諷刺主義、寫實主義等三個方面闡述了柳宗元文藝思想對後世文學的影響。總之，這是本世紀上半葉唯一一篇全面系統且較為深入地探討柳宗元文藝理論的文章。其他的相關研究多體現在各種「文學理論批評史」、柳宗元研究專著中。　　六十年代，專門研究柳宗元文藝思想的文章也不多，只有吳文治的《柳宗元的文學理論初探》、方揚的《柳宗元的文學思想》等幾篇。方文從五個方面更為細緻地剖析了柳宗元的論文觀點的理論意義，指出「他強調文學的創作是為『道』服務，文學創作的目的是為了『明道』，反對在創作中追求形式主義的傾向。柳宗元不僅僅堅持文學創作必須『明道』，而且強調文學為『道』服務時應根據文學本身的特點和規律，發揮不同的社會作用。因而他在文學的創作方法上主張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強調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柳宗元還對作家本身提出了嚴格的要求，認為作家除了具有進步的思想和道德品質外，還應向前人學習，不斷提高藝術修養和技巧，只有具備這些條件，才能真正達到『明道』的目的。」　　較為奇怪的是，文革後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中，反而出現了好幾篇論述柳宗元文藝觀和文學思想的文章，當然它們的寫作宗旨和內容多半是相同的。　　八十年代以後，論及柳宗元文學思想的成果更多、也更為細緻、深入了。如高海夫在《人文雜誌》1980年第1期發表的《柳宗元論「文」》一文，指出柳宗元提出的「文以明道」的命題的特點是：其「明道」並不要求墨守舊說，扶導聖教，而是要求發前人之所未發；強調「文有二道」，必須具有「辭令褒貶」和「導揚諷喻」的作用。殷慧中的《論柳宗元「以神志為主」的創作觀》一文也指出，柳宗元所倡導的「文以明道」，只是指明創作方向，並不能代替創作的全過程，而「以神志為主」的創作理論，融「文、行、誠」於一體，將「文」與「道」聯結起來，這在柳宗元的文論中是不容忽視的。周振甫在《文學遺產》1994年第2期發表《柳宗元的文章論》，指出柳宗元的文論講究「求道及物」、「明道論文」。其「取道之原」是以嚴肅的態度，深入了解各種事物，掌握它們的本質，「旁推交通」，觀察它們的變化，發表不同於前人的創見。1993年8月，廣西柳州市召開了柳宗元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會上香港學者王晉光發表了《關於柳宗元文論的三點意見》，他認為，文采論是柳宗元文論的主體，而所謂明道說，究其實，不過是作為一種定調的前提而已；柳宗元對於作家似有分別等級的觀念；柳宗元教人寫作，是因材施教，就學者本身的傾向而給予意見。1996年高林廣發表了《柳宗元的詩歌理論及其詩學精神》一文，他說柳宗元的詩論涉及到了詩歌的性質、作用、詩人的品德、修養及詩歌形式幾個方面，不僅具有科學性、合理性、進步性的傾向，同時富於切實的現實意義，是中國傳統詩學中應當引起特別重視的、十分寶貴的財富。 　　九十年代初，學界出現了一些從柳宗元詩文創作中總結其藝術審美情趣的文章，如高海夫的《悲劇生涯和悲劇美的創造――柳宗元審美意識研究之一》、尚永亮的《冷峭：柳宗元審美情趣和悲劇生命的結晶》、吳新生的《柳宗元對古代小說美學的理論貢獻》等。其中，高海夫文認為柳宗元的詩歌和散文都表現出對悲劇美的審美趣味和追求，這是在長期的悲劇生涯中形成的，文章還總結了其四種形態。尚永亮文也認為，峭拔的骨力和清冷的色調緊相揉合，構成了柳氏遊記詩文乃至其他眾多作品的典型風格，這種風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柳宗元特別偏愛冷峭並著力追求的結果。首先，從藝術造境上看，柳宗元最為重視幽靜深邃境界的創造和清冷凄迷氛圍的渲染；其次，從遣詞造語、用筆行文上看，柳宗元特重字詞的精當選擇，特重筆法的深刻鍛煉，充分顯示了他提出「嚴」、「清」、「幽」、「潔」等為文標準。吳新生文對柳宗元關於古代小說的創作和欣賞活動所提出的「皆取乎有益於世」的命題進行闡述，文章指出，柳氏提出這個命題，從讀者審美娛樂要求這一合理要求的必然性、合理性出發，說明小說具有適應、滿足讀者這一合理要求的獨特藝術功能，從而肯定了小說的審美價值。文章還認為柳宗元對中國古代小說美學的貢獻在於：一是他是唐代第一個著文大膽肯定小說「取乎有益於世」的人，也是中國小說批評史上第一個正確地揭示小說的文學特性、功能的人；二是他對作為小說審美主體的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的肯定，是對人的自身價值、自我本質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