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文明意義

鄧小平參觀虎丘時與民眾親切見面

　　鄧小平是偉人。但他的偉大意義究竟何在？也許，從文明復興的角度可有最為全面的理解。下面略微考察一下鄧小平那些最為人矚目的觀點、做法與中國治國之道間的關聯。

　　激進主義狂歡

　　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形成兩個思想與政治傳統：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兩者的區別不在於中國是否當變，而在於如何變。保守主義主張，制可變，道不可變。激進主義則主張，要變制，就必須變道。

　　由於種種原因，人們對保守主義知之不多，但其實，保守主義曾相當強大：新文化運動高潮過去之後，思想文化學術領域中的主流就是保守主義。在政治上，成熟的孫文、蔣中正都是保守主義的，由此而形成了保守主義的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與憲制，一直綿延於今日之台灣。

　　當然，激進主義也有強大力量。毛澤東融合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念、列寧斯大林的組織策略、以及中國歷史上造反者的原始共產主義觀念，形成一套全新的激進主義理論，最終打下江山。

　　但與古今中外一切打江山者不同，毛沒有準備安穩地坐江山，而是雄心勃勃地「繼續革命」。1949年共同綱領、1952年憲法、1975年憲法以及首他影響的1978年憲法，都是「繼續革命」的憲法。

　　繼續革命，革誰的命？已坐上江山了，當然不可能是政治革命，而是以體制的政治力量展開經濟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觀念革命，歸根到底，就是對文明的革命。毛認為，中國唯有徹底改變，全盤重建，才能應付世界挑戰，保住「球籍」。最深層次的革命就是對中國價值觀及其所支撐的生活方式予以革命。毛在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其命名就清楚展現了最為徹底的激進主義政治理念。文化大革命不是別的，就是對中國文化的大革命。

　　其結果，則是巨大的混亂。權力與文明相悖，法律與生活為敵，在意識形態尚有動員能力之時，或可勉強維持某種扭曲秩序。一旦意識形態崩解，社會秩序必定解體。

　　這就是七十年代中期的情形。激進主義的繼續革命走到頭了，整個國家已沒有方向。於是，鄧小平復出。

　　走出激進主義

　　在中共領導下人中，鄧小平是出過國的：在法國勤工儉學，在蘇聯學習理論。這可以部分地解釋鄧小平何以採取開放政策的，儘管實際上，中國在二十世紀中期之前一直就是開放的。

　　但之所以是鄧小平出來收拾繼續革命的殘局，恐怕主要還是因為，鄧小平身上的務實氣質。

　　哲學會讓權力不理性，在現代中國，它尤其可怕。因為，現代中國的哲學經常是舶來的，灌注了反中國文明的基因。帶著理論的政治，在現代中國，首先會進行文化的大破壞。二十世紀激進知識分子，不論左右，其理想就是以抄自外部世界的理論，也即真理，全盤改造他們斷定為愚昧、落後的中國。中國是其心目中真理的試驗場。只不過，不同的人照抄的對象不同而已。直到今天，很多自以為先進的知識分子仍抱著這種以真理造就新世界的理想。

　　鄧小平沒有理論興趣，他更重視實踐的智慧。這就是中國式政治的基本特徵。中國人沒有興趣構造邏輯嚴謹的政治哲學理論或政治學理論，而更重視實踐，且在實踐中內自省，反思，從而形成智慧，用實踐智慧解決問題、難題。

　　由此看來，鄧小平的復出以真理標準大討論開始，不是偶然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任何一位西方哲學家會這樣說，這實際上取消了理性的至上地位，將其置於實踐智慧之下。只有中國人才會這樣想。事實上，在中國文化脈絡中，本無所謂「真理」：中國講天道、天理，會講道理、人情，至於「真理」這個詞，關聯於邏各斯或上帝。

　　沿著這樣的邏輯，鄧小平重提「實事求是」。這是漢儒用過的詞。鄧小平用這個中國詞語告訴人們，拋開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直面中國現實。這就從根本上抽空了激進主義的可能性：現代中國一切激進主義都起源於對外來終極真理的自信。

　　激進主義在政治上終告退場。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旨在清除執政黨的激進主義基因。

　　回到中國價值

　　文化大革命是對中國文化的大革命，既然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也堂皇地回歸了。鄧的重要政策均有這種取向。

　　今天六十歲左右的人談到鄧小平，最為感念的是恢復高考的決斷。孔子創立文教，養成士君子，以為合格之社會治理者。在中國，文教內嵌於政制中，政治的核心則是教育與選舉兩項制度。比如，宋明時代通過科舉制度，打通國家、社會，讓兩者不至於對抗；由此，社會優秀人才不斷進入政府，而始終有希望。這兩者是社會秩序穩定之關鍵。

　　現代教育制度建立之後的高考制度依然具有科舉功能，毛則切斷了底層上升通道，又造成國家治理人才德能的嚴重下降，陳永貴、王洪文、吳桂賢等人登上權力最高層，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情。鄧小平恢復高考，實際上重回中國文教-選舉體制，由此而讓讀書人群體重新獲得應有地位，受到尊敬。須知，在傳統中國，最好的時代都是士人地位高尚的時代。反過來看，九十年代以後社會雖富裕而敗壞，與讀書人地位急遽下降密切相關。如何恢復讀書人地位，重建士紳群體，是社會能否建立穩定秩序的關鍵。

　　後來，鄧小平提出，兩個文明建設要一起抓，一是物質文明，一是精神文明。他相信，實行開放政策必然會帶來一些壞的東西，必須用法律和教育兩個手段來解決問題。

　　這同樣是中國式政治思考方式。隨著執政黨將專門開會討論法治建設，近來人們正在熱議「法治」。然而，基於中國人的信仰，法律在中國永遠不可能具有西方那樣崇高、絕對的地位：中國人不會「信仰」法律。但中國同樣有過良好秩序，而達到這種狀態的首要機制是教育，或教化。由此喚醒人們的道德自覺，由此形成禮俗，化成人心，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此，人們普遍地積極向上，而又能自我約束。這是良好社會治理的基礎，在基礎之上，法律發揮有限作用。

　　因此，在中國，明智的政府必定高度重視士人養成，重視普通民眾的禮樂教化，重視塑造良好社會風氣。鄧小平近乎本能地接受這種治國理念。只不過，直到今天，中國也沒有找到建設精神文明的有效方式。

　　值得注意的，「精神文明」一詞本身也是二十世紀保守主義者提出的，張君勱、梁涑溟、梁啟超等先賢都曾提出，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的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是物質文明。這看法雖不甚準確，但頗有道理：中國不以神教為中心，則不能不追求「精神」之「文明」。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談話中第一次提出，中國本世紀的目標是實現「小康」。這個概念出自《禮記·禮運篇》。兩千多年中，這篇文獻似乎並不顯眼。經由康有為之發皇，《禮運篇》在現代中國獲得了異乎尋常地重要地位。尤其是「大同」理念，對毛澤東產生過巨大理念，他把這一理念與外來歷史理論和王朝反叛者的理念結合，熔鑄出人間天堂的理想。

　　鄧小平有意識地針對毛的大同理想，退而提出「小康」目標。這個目標之提出，既有反激進主義的強烈意味，又凸顯了中國政治之中國主體性：中國人追求的目標不再是某個外國理論中描述的理想狀態，而是中國人兩千多年前就描述的良好狀態。這是政治立足點的一次重大轉向，過去三十年來的歷史，其實都是從這一步走出來的，並且，一條寬闊的大道就在前面伸開。

　　最後，提一個看似不起眼的情節：官方發布過多張鄧小平與家人和樂、尤其是孫輩嬉戲的照片。有意思的是，習近平最早發布的一組照片，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家人和樂相處、尤其是孝敬父親的景象。家是文化之本，父慈子孝是倫理之本，這些圖像傳達了重大的文化、政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