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董仲舒的德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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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董仲舒的德刑觀

作者：王愛民

摘要：董仲舒適應時代的要求，以儒學為宗，兼采先秦陰陽家、法家和黃老學派等思想中有利於統治的成分，創立了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改變了儒學空疏的學風，使儒學成為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的主流，對中國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董仲舒；德主刑輔；觀念　　董仲舒，西漢廣川（今河北景縣）人，是繼孔子之後又一位儒學大師，也是儒學發展史上非常關鍵的人物，「新儒學」的創始人。董仲舒主要生活於漢初景帝和武帝時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著作非常豐富，現存的主要有《春秋繁露》以及被收入《漢書·董仲舒傳》的「天人三策」。關於董仲舒的思想，研究著作眾多，但對於董仲舒思想中的「德主刑輔」的觀點，專門論述尚少。今不揣淺陋，略談一二，望前輩同仁不吝指正。　　春秋戰國以來，中國思想界可以說是大家輩出，學派林立，但沒有哪一家能夠成為群星中最燦爛的一顆。雖然法家在秦代短暫得勢，但它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來，以致輝煌一時的秦王朝僅過了十五年就被農民起義推翻。漢代初年，經歷過秦火後的儒學雖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由於統治者奉行無為而治的方針，儒學仍然被黃老之學壓得抬不起頭來。　　漢景帝時，儒生衛綰被任命為太子太傅，時為太子的劉徹自幼受到儒學的熏陶，因此對儒術情有獨鍾。公元前141年，漢景帝崩，時年16歲的劉徹即位，是為漢武帝。漢武帝即位之後，開始任用儒者，但是由於篤信黃老之學的竇太后的阻撓，儒學仍然步履維艱。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的死為儒學的發展掃請了障礙，儒學終於迎來了春天。董仲舒順勢而動，援陰陽入儒，在總結先秦諸子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王霸義理思想，建立了「新儒學」體系，成為中國儒學發展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董仲舒治國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輔。一、修道明仁，尊禮施教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是通過對「道」的闡釋而建立起來的。「道」是我國古代思想家經常使用的一個哲學範疇，董仲舒也引入了這一概念。他說：「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漢書·董仲舒傳》），也就是說，「道」是治國的必由之路，而其根本的方法就是禮義道德。可見，董仲舒的核心價值觀還是儒家傳統的禮義思想，這是董仲舒思想體系的立足點。　　援陰陽五行思想入儒是董仲舒思想的最大特點。董仲舒創立了「天人感應說」，以論證他所主張的禮儀道德是出於天意。他說：「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漢書·董仲舒傳》），而天人之間相通的途徑就是陰陽五行。為了論證他所主張的儒家思想是天的意志，董仲舒吸取了思孟學派和鄒衍的觀點，把儒家宣傳的仁、義、禮、智、信與陰陽五行結合起來，賦予陰陽五行以道德倫理的意義。他說：「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為人者天》）「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董仲舒把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與天人觀結合起來，創立了一套天人合一的道德體系，其根本目的還是要宣傳儒家思想，不過，他卻把儒家思想說成是天的意志的體現，這就為儒家思想罩上了一層神秘的，不可動搖的光環，為儒家思想成為自然和社會最高的道德法則創立了理論依據。　　「仁」是儒家思想的基礎，也是董仲舒道德體系的核心。他說：「仁,天心,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春秋繁露·為人者天》）「仁」既然是出於天之本性，那麼也是人們必須遵守的道德準則，「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為人者天》）「莫近於仁，莫急於知」（《春秋繁露·必仁且知》），因此統治者必須施行「仁政」。如果不施行「仁政」，那就是違反天意，上天就會以災異的形式進行懲罰。董仲舒運用歷史上的例子說明，如果不順從天道，實施仁政，那麼以有道伐無道就是上天意志的體現。他說：「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反之，如果順從天道，上天就會給予獎賞，「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以此為儒家宣傳的仁義道德提供理論依據，為儒家思想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　　從「仁政」的觀念出發，董仲舒強調君主要加強個人修養。他指出：「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在董仲舒應漢武帝詢問治國方策而答問的「天人三策」里，他對漢武帝提出了「五正」的要求，即「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這五個方面是環環相扣的，也就是以「正心」為出發點，最終達到「正四方」的目的。君主要做到「正心」，就必須加強自己的個人修養，要像堯那樣以「天下為憂」，「誅逐亂臣，務求賢聖」，而不能像紂那樣「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這樣就可以使「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漢書·董仲舒傳》）如果君主能做到「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漢書·董仲舒傳》），就能舉「大本」，這個「大本」就是上下尊卑的統治秩序。董仲舒還指出：「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漢書·董仲舒傳》），奉勸統治者不舍小善，不為小惡。　　董仲舒還提出「性三品」說，將人劃分為三等：「聖人之性」天然是偉大的，無需教化；「斗筲之性」大逆不道，沒有資格受教化；「中民之性」有善質而未能全善。這種善質，惟有通過聖人教化才能變善，所以董仲舒非常重視教化的作用。他說：「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漢書·董仲舒傳》），人生來就有各種各樣的秉性，「或夭或壽，或仁或鄙」，是各不相同的。因為人的本性善惡不同，所以必須實行自上而下的教化，否則就會「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特彆強調，教化萬民是君主的職責：「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漢書·董仲舒傳》）他舉秦帝國二世而亡的例子來說明教化的重要性，「秦繼其後……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漢書·董仲舒傳》）也就是說，只有順從民意，施行仁政，才會得到上天的眷顧。「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的內容就是儒家一貫宣揚的仁義道德，「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漢書·董仲舒傳》），從而達到「教化行而習俗美」的目的。　　從「仁」的觀點出發，董仲舒還提出統治者不應與民爭利的思想。他認為高官富商與民爭利，就會使財富分配嚴重不公，而出現大貧大富的分化，「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漢書·董仲舒傳》），從而導致「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春秋繁露·度制》）的社會動亂，而貧富不公又導致「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而「不樂生」的局面。如果「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因此，不與民爭利不僅是「上天之理」，而且也是「太古之道」。他還指出：「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漢書·董仲舒傳》）如果官吏貪污求利，百姓就會上行下效，導致風俗敗壞。他說在三王五帝之時，人們只承擔什一之稅，而徭役也「使民不過歲三日」，因此「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之人，民修徳而美好」。（《春秋繁露·王道》）而桀紂之時，因為「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春秋繁露·王道》）而導致滅亡。所以他主張明智的統治者必須「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春秋繁露·度制》），「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春秋繁露·度制》），以此達到「財不匱而上下相安」的目的。因此，他勸漢武帝要「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漢書·食貨志》），「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漢書·食貨志》），「鹽鐵皆歸於民」（《漢書·食貨志》），「去奴婢」，「除專殺之威」等等，「然後可善治也」。　　董仲舒的上述思想，雖然是從鞏固統治的目的出發，但對於限制君權，推行仁政，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二、德主刑輔，德刑並舉　　針對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國而導致覆亡的現實教訓，董仲舒提出了反對用刑的觀點。他同樣是以陰陽五行的觀點，把反對用刑說成是天的意志。他說：「天出陽,為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春秋繁露·暖燠孰多》）「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卑刑之心見矣！」（《春秋繁露·天道無二》）董仲舒把「德」和「刑」分別與「暖暑」、「清寒」聯繫起來，把四時變化引起的生物消長衰亡與人類社會的刑德作比附，目的是闡明其「任德不任刑」的政治理想。所以他指出：「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漢書·董仲舒傳》），「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漢書·董仲舒傳》），「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徳不任刑」（《春秋繁露·執贄》）。正確的做法是效法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春秋繁露·基義》）。　　但是，董仲舒不但認識到了秦因嚴刑苛法而導致的厄運，還看到了漢初因奉行黃老之學而導致的刑罰無為帶來的惡果，因此他並非主張完全廢除刑法，故此他說：「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因為「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漢書·董仲舒傳》），所以應該陰陽互補，德刑並舉。這種以陰陽四時喻德刑，以天意釋賞罰的觀點萌芽已久，《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有言：「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管子·四時》也說：「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其又曰：「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德刑不失，四時如一。」董仲舒把這種分賞罰於四時的觀點進行改造，成為他以陰陽喻賞罰的基調。　　董仲舒反對嚴刑苛法，但對於量刑得當的刑罰，董仲舒還是持贊成態度的。「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慶賞罰刑不可偏廢，就好象四時不能或缺一樣。因為四時有序，所以慶賞罰刑必須合理。可見，董仲舒強調的實際上是以「仁」為核心，以德為主而以刑為輔，德刑並用的治世法則，而並非完全排斥刑罰，只是認為不可專任刑罰。　　董仲舒以陰陽四時喻德刑不可偏廢，把「德治」與「法治」看成是車之兩輪，共行而不悖，為自己的「德主刑輔」理論在上天那裡找到了依據。　　董仲舒還非常明確地倡言德刑共舉，威惠兼施。他說:「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春秋繁露·精華》），教化和刑罰的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治理國家，維護統治。鑒於這樣的目的，董仲舒勸戒統治者一定要認識到，「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主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春秋繁露·保位權》）因此，他奉勸為人君者要「固守其徳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春秋繁露·保位權》）。為了維護君權，君主的馭人之術特別重要，「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春秋繁露·威德所生》）也就是說，君主必須要緊握生殺予奪的大權，採用恩威並施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的統治。所以，董仲舒實際上吸收了法家學說中有利於統治的思想，以使其服務儒家所力倡的王道政治。三、德主刑輔簡評　　在董仲舒之前，儒、法兩家的觀點基本是水火不容的。孔子創立了「仁學」，提出「為政以德」，強調仁政，貶抑刑罰。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雖然孔子還說過：「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其根本目的還是強調禮樂教化。荀子雖然提出「隆禮重法」的主張，但是他從「性惡論」的觀點出發，認為「禮」和「法」具有不同的適用對象，「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庻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荀子·富國篇》）。也就是說，禮樂只能施於士大夫，對於普通的老百姓不能實行仁政，而只能以法律進行約束。所以，荀子思想還有很大的片面性。荀子思想經由李斯繼承，在秦朝的實踐就變成了一味強調法治，最後甚至變成嚴刑苛法，以致秦王朝僅十五年就被農民起義推翻。　　與之相反的是，調和「德」、「刑」的觀念在黃老學派那裡卻早已經產生。《黃帝四經》開篇就提出「道生法」的觀點。《十大經·姓爭》也說：「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當。望失其當，環視其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繆繆天刑，非德必傾，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彰。」可見，「刑德相養」的觀點是董仲舒思想的來源，這種觀點被董仲舒繼承，直接發展成「德主刑輔」的觀念。　　董仲舒「德主刑輔」的思想順應了時代的需要。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巨變，以法家學說為統治思想的秦王朝統一了六國，但秦王朝的旋即滅亡無疑證明了法家思想實踐的失敗。而漢初推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政策，又造成了封國勢力的惡性膨脹，以致出現了「七國之亂」的不治局面。儒學雖然致力於建立封建秩序，但它的空談仁義也顯示出先天的軟骨病。在這樣的情況下，董仲舒順時而動，吸取了先秦陰陽家、法家，黃老學派思想中有利於統治的成分，提出德主刑輔的觀點，實現了道德教化與法律強制的互補，改變了儒家的空疏，成為一種有用的「實學」，也成為西漢以後，歷代統治者奉行不悖的治國理念，對中國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作者系濱州學院歷史與社會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