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從「新民說」到「公民說」

羽戈

　　有人問我：你的微信公眾號「公民說」，為什麼頭像不是你自己，而是胡適?我大呼慚愧：捫心自問，我絕非合格的公民，怎敢挺身而出，丟人現眼;在我看來，百年中國，最合格的公民，非胡適先生莫屬，故以其為形象代言人。

　　不過，「公民說」的命名，卻與胡適無關，縱觀胡適的作品，並無這三字;其靈感來自另一位開一代風氣的中國人，以及他的一本名著：梁啟超與《新民說》。

　　《新民說》的傳播史，大概可寫一本遠比《新民說》厚重(《新民說》本身並不厚重)的書。它影響了數代中國人，若不嫌誇張的話，不妨說，影響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少年胡適，自稱「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惠賜第一，便是《新民說》(第二是《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青年毛澤東，一度崇拜梁啟超，不僅模仿梁氏激蕩風雷的文風，自取的兩個筆名「子任」、「學任」，據說都與號「任公」的梁啟超有關;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人，在湖南長沙蔡和森家中成立了新民學會，「新民」的淵源，一說出自《大學》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親)民，在止於至善」，另一說，即出自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和《新民說》。

　　事實上，《新民說》的體系性並不強，更非一氣呵成，甚至我覺得事先亦無規劃，哪天感覺來了，或需求來了，便寫一篇，興之所至，筆下千言。說白了，這就是一本政論集，或曰時評集、雜文集：從1902年到1906年，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他還有一個筆名叫「新民子」)，在《新民從報》發表的二十篇政論，集成了《新民說》。

　　我讀此書，不由生出親切之感。《新民說》的文體，正是如今我慣常寫作的文體。雖然時易世變，天上人間，作者的才華與言論的自由度不可同日而語，不過，我還是能深切體味梁啟超寫作《新民說》之際的激情與焦灼、自負與猶疑，他的筆尖，在個體與國族之間的徘徊，他的頭腦，在病夫與強國之間的痛楚。他發明的話語，依然為我們使用，他思索的問題，依然在糾纏我們的心魂：新民新民，如何新民?

　　首先需要明確，《新民說》之「新民」，書中有二解，一是動詞，二是名詞(「中國之新民」之「新民」，則只是名詞)。至於「新民」的淵源，此書似未明言。讀者不難發現，《新民說》的「新民」，絕不等於《大學》的「新民」，哪怕梁啟超的靈感出自「大學之道」，卻更像是一種偷梁換柱的話語策略，他借用了儒家的「新民」，卻掏空了其固有的內涵。《新民說》第三節「釋新民之義」云：「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結合後文可知，他所宣稱的「守舊」只是幌子，猶如其師康有為借孔子而改革。《新民說》的第一要義，正是對中國傳統的反動。

　　後世評論《新民說》，常將其歸入啟蒙思想譜系。如中州古籍出版的《新民說》，自作主張加了一個副標題：「少年中國的國民性改造方案」。我們一聽「國民性改造」，所想起的第一人，大抵都是魯迅。所以這一副題，便將梁啟超與魯迅聯繫起來，再加上自稱與魯迅心靈相通的毛澤東，正應了我的一個論斷：從任公的「新民說」，經由魯迅「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即『愚弱的國民』)的精神」，至偉大領袖「靈魂深處鬧革命」，一脈相承，激蕩百年。

　　有人讀出了我的反諷，不免質疑：「新民」有什麼問題，正如啟蒙有什麼問題?啟蒙之爭，激辯至今。我從不反對啟蒙，只是必須指出，啟蒙有其限度，突破了這一限度，啟蒙便有可能從解藥變成毒藥，啟蒙者從而淪為專制者。限度何在呢?所謂啟蒙，指已經脫離蒙昧(不成熟)狀態的人，引導他者脫離蒙昧(不成熟)狀態。此中隱藏了一種權力關係，即啟蒙者對啟蒙對象的支配，質言之，啟蒙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在啟蒙的過程當中，啟蒙者未必願意放棄手中的權力，甚至刻意加固其所掌握的權力。以孫中山的訓政說為例，他將人民視作「初生之嬰兒」，「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訓政的革命黨人，訓練人民「使用民權和承擔義務」，直至嬰兒成年，這正與啟蒙無異。然而我們都看見訓政的結果：訓政者並不心甘情願還權於民，而採取種種借口拖延、壓制，以捍衛訓政的統治權，從而造就了「以黨治國」，一黨專政。同理，啟蒙的悖論正在於，啟蒙的本意，是使啟蒙對象脫離蒙昧狀態，到頭來，為了捍衛啟蒙(支配)的權力，啟蒙者則希望啟蒙對象永遠處於蒙昧狀態，如此，他們便可以永遠扮演啟蒙者的角色。

　　啟蒙思想家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康德指出，啟蒙運動的口號是「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其第一關鍵詞，不是理智，而是勇氣。進一步講，真正的啟蒙，不僅要賦予啟蒙對象以理智，還得激勵他們「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理智源自外在的教化，勇氣源自內在的涵養。空有理智而缺乏勇氣，奴隸依舊是奴隸。

　　新民之道，即啟蒙之道，用梁啟超寫作《新民說》那個年代的話講，叫「開民智」。從《大學》到《新民說》，作者都將自己擺在啟蒙者的位置。那麼，梁啟超是否逾越了啟蒙的限度呢，還是洞察了啟蒙的真義：「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

　　重申一下，梁啟超的「新民」不同於儒家的「新民」，後者純屬教化之道，儒家自居為民之師，《新民說》除了強調教化，更強調自新：「新民雲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自新之謂也，新民之謂也。」第九節「論自由」更是直言：「獨至心中之奴隸，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其解脫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這正是鼓舞民眾，要有勇氣打破心中的奴性。

　　激切、駁雜的《新民說》註定是一個富有爭議的文本，正如「流質易變」的梁啟超註定是一個富有爭議的人。就其所主張的改造國民性而言，梁啟超與魯迅、毛澤東屬於同一精神譜系;就其所主張的民眾自新而言，梁啟超則是胡適的同道，「新民說」啟發了「公民說」。「公民說」的主旨在於自我啟蒙，或者說，由公民自己啟蒙自己。一言以蔽之，公民是公民的最好啟蒙，正如胡適所云：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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