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坤　諾貝爾獎與法學家

　　　　　　諾貝爾獎與法學家

　　陶哲軒從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手中領過獎章

最近，各科的諾貝爾獎得主紛紛揭曉，化學和物理學這兩個最為看重的大獎悉入德國人囊中。德國總理默克爾出面祝賀，德國人直風光啊！這可不是「舉重」或「乒乓球」冠軍呵！德國人口不足8000萬，相比之下，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卻從來沒有自己培養的諾獎得主（我指的是自己大學培養的，不是指外國大學培養的「中國人」或「華人」，許多人拿這往自己臉上貼金，是很可悲的。其實這正說明我們教育有問題——在中國不行，怎麼一出國就行了呢？最近的一個例子大概是2006年澳大利亞華裔數學家陶哲軒獲費爾茲獎。），怎能不反思一下呢？創建「世界一流的大學」，聽說北大、清華進入了前十幾名，怎一個「吹牛了得」！

今天不說這個喪氣的話。我想說說諾貝爾獎引發出來的法學家問題。西方的法學家似乎命運都不錯，雖然沒有諾貝爾獎，但是他們為社會所尊重，一個優秀的法學家，大多有崇高的社會聲望。不說現代的法學家，即使在中世紀，孟德斯鳩雖然因寫《波斯人信札》而一度不得志，但是他還是當選為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但是，在中國，法學家似乎都不得志，說得絕對一點，甚至壓根就很少或者沒有法學家（古代）。中國古代似乎沒有叫得響的「法學家」。我們掛在嘴上的孔孟商韓，其實很難叫法學家。前兩者是一般的思想家，後兩者是官僚。即使少數夠得上法學家的如蕭何、房玄齡、長孫無忌等等，他們的主要身份是官員而不是法學家，甚至先當官，而後才成為法學家，不是因法學家而成為官員。恕我「無知者無畏」一下，漫漫數千年中國社會中，有幾個以生產和傳播「法學知識」為業的法學家？如果確實沒有，這就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答曰：人治使然也！人治社會沒有法學家的立足之地。

一個證據就是，中國幾千年的故事在1949年以後延續了很長時間，也只是因為人治。1953年司法改革首當其衝的就是法學家，許多民國時期培養的法學家不是被「束之高閣」就是以種種名義被打倒，典型的當然是東吳的「老先生」們。我們今天稱他們老先生，其實他們大多數當時都是正當盛年或正如「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1957年就更慘了，好一點的成了一般的右派，中的被關，最背時的則掉了腦袋，逃過一劫的為數不多。不要說法學家，學法律的人也受到特別照顧——反右的時候，法律系學生中的右派比例遠遠比其他的系科要高，沒有其他理由，只是因為他們接觸的特殊知識：法律。

改革開放以後，法律受到重視，法學知識也受到了重視。但是，法治目標對於我們還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所以法學家的地位雖然有很大改善，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還是生活得不如人意。中國的法學家還會遇到一個特殊的問題：異端之嫌。記不得是哪一位美國教授講過大意這樣的話：法學家的話大體要經過三個階段：首先是異端，然後成為常識，最後成為陳詞濫調。我想這是對的。因此，在一個不寬容異端的社會裡，法學家的命運堪憂。所以，在人治社會裡，真正的法學家要得到社會的尊重是不現實的：異端只有挨批的份兒，成為「常識」了人家覺得你淺薄，成為陳詞濫調就更討人嫌了。我曾經聽郭道暉老師說過，他自己所講的話只是常識，有的人以此為據對郭老師似乎有輕薄之意。對此我不以為然。在我看來，在西方已成常識的東西（例如法治、人權、司法獨立、分權制衡、尊重物權、罪刑法定等等）正是今日中國之良方。論證與傳播這些觀念，正是中國當代法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試設想，如果沒有老一代法學家如郭道暉、李步雲等等及成百上千的不知名的法學家的努力，法治、人權能入憲么？甘冒異端之風險，在中國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僅就這一點，就值得尊重。我甚至這樣想，中國最需要的法學家不是深邃的思想家，而是法治人權觀念的傳播者。當然，有深邃的法學家更好。

從諾貝爾獎的頒發中我想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法學類的作品獎能不能晚一點，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作品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顯現有一個過程，過早的評獎可能「獎不當文」。二是推後一點也有利於減少功利心。不過，我的建議是，最好不要獎，因為社會反映是真正的獎勵。從實際來看，歷屆得大獎的作品有幾個現在還有人在讀，甚或還記得？更不用說有什麼學術價值或「指導實踐」了。當然，我這樣講不是說全部，而是指相當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