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特文 | 我們目前最需要什麼（小約翰）

唐玄奘西天取經，表明當時的中國需要佛教。而歷史證明，佛教後來也成了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今天已沒人認為因為佛教是外來的，就不適合中國。

那佛教為何要引進中國？

在我看來，這是因為中國以儒道為支撐的傳統文化缺少了對彼岸和天國的關注。中國傳統向來強調以道德代替宗教，但道德能否代替宗教？我認為不能。所以，佛教才以輪迴、修行、涅槃等教導來撫慰國人痛苦的靈魂。只不過，佛教強烈的宗教色彩慢慢被中國文化同化，從小乘走向大乘，從修行走向頓悟，越來越聖俗不分，越來越功利化和世俗化，最後並沒完成撫慰靈魂的神聖使命。

其後，中國被迫開門，再次向外學習——

我們先是要人家西方的器物，覺得只有西洋曆法、鐘錶、世界地圖等是好東西，是我們所沒有的，其餘的，中國哈都不缺，且天下第一；

其後，我們才知道自己技術落後，所以要學人家的技術。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即學習蠻夷的先進技術，然後制服蠻夷；

最後，我們才痛苦地反省到：是不是祖宗的制度和文化本身出了問題？

於是，有識之士才提出要「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陳獨秀在一九一九年初的《新青年》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提到：「他們所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我們都不推辭。」

否定自己非常困難，但「五四」有志之士卻有這麼大的勇氣和眼光，直面導致中國落後的文化和宗教原因，這是多麼寶貴。他們並不是中國文化的罪人，而是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

這本是很好的反省。但這種反省常被內在和外在因素打斷，太多人認定中國傳統文化多好多好，說我們不能忘本，應回到傳統，至今還認定傳統能救我們。

中國傳統文化的確非常優秀，但那是一種農業的、靜態的、專制社會中的文化形態，它本身並沒有突破和更新成為現代文化。就像一個孩子，他小時候穿的那件衣服非常適用、美觀，但這個孩子長大了，再穿那件衣服已不可能，也沒必要。文化如衣服，並不是一成不變。文化是為了人，人不是為了文化。人只要更新了，就會有更新了的文化。

這些道理很簡單，但在中國傳播遇到的阻力卻非常大。這是因為我們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和隱蔽的阿Q「精神勝利法」。

然而，民主和科學，並不是西方最好的東西，也不是導致西方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主導因素。對西方歷史真有研究者，大都認為真正導致西方文化產生革命性變革，從古代社會更新到近代社會的，不是「文藝復興」而是宗教改革。新教給西方民主和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好土。它們之間關係密切。

而且，陳獨秀犯了一個錯誤，他把民主和科學當成了宗教，把民主本身當成了目的，把科學當成了萬能的，甚至想以民主和科學取代宗教。

邱吉爾說，民主並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最不壞的制度」。民主只是手段，本身並不是目的。民主甚至可能帶來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制。而科學，更是局限重重，並不能搞定一切和研究一切。民主和科學絕對無法取代道德和宗教。

近些年有人提出，應以「憲政」和「自由」這兩者來代替「民主」與「科學」。

其實，不管民主和科學也好，還是憲政和自由也好，都只著眼於人的社會層面的需要，而沒有把人看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人不只有社會層面的需要，還有自然層面的需要和宗教層面等的需要，不只有建功立業的需要，也有追求永遠和意義價值等的需要。

還有，憲政和自由本身是目的還是手段？為自由而自由的話，很容易走向任性。

「憲政」和「自由」也只是某種文化因素結出的果子，而不是其根本所在。

我們目前最大的需要，在我看來，是對「信仰」和「真理」的需要。

不管民主和科學也好，還是憲政和自由也好，都離不開信仰與真理。民主和科學，憲政與自由，不過是信仰與真理開的花、結的果。有了信仰與真理為根基，才能有更美好的社會制度和更健全的人類生活。人類帶著信仰，根據真理創設社會制度，制度本身並不是目的，幸福和自由甚至也不是人類生活的目的。我們需要求信、求真，然後才採取一些設計來幫助我們。自由是人們按照真理而活的一種狀態。信仰和真理帶來人生和社會的更新，帶來幸福和繁榮。

單有信仰還不夠，我們所信的還必須是真理才行。否則，信從者就很容易陷入自欺和狂熱，也就很難說不是迷信。

孔子早知道「民無信不立」，他認為信仰精神對民眾來說，比有軍隊和能吃飯更重要。「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但真理是什麼呢？他承認他不知道，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我們當然要去問問那些擁有了為之生為之死的真理的人們。

我們需要孔子這樣的眼光，需要玄奘那樣的大勇精神，需要「五四」志士們的獻身魄力，然後再次西天取經。只是，這次取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經」，是種植在西方文化中的宇宙信念和普遍真理。我們得先有勇氣承認我們沒有，才能有謙卑的心去學人家。學了之後，才會發現這不是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國文化，而是要超驗信仰和絕對真理，自上而下地注入我們的語境，從而更新和轉化我們，使我們在這塊土地上更幸福、美好地生活。我們要取來種子，而不只是運來果子。信仰和真理的種子，在任何文化土壤中都能開花結果，否則它就不是信仰與真理。

我們失敗已太多。屢敗屢戰，我們需再次出發。真理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它不在我們裡面，也不在我們過去，歷史已向我們證明了這點。我們需要再次出發去尋找它。

我們需要真理，我們也需要對真理的信仰。我們要繼承先人那種偉大的信仰精神，繼續去找真理。因為人是不能離開真理的活物。

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不乏信仰精神，我們缺的是為真理的信仰。我們只有活得真，才能活得好。不能只為活得好，就不管真不真。

真理比我們大。錯過了真理，到頭來受損失的並不是真理本身，而是我們。真理沒了我們，還是真理，但我們沒了真理，就什麼都不是。(摘選自齊宏偉《與上帝拔河》)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