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鮮讀】重新體認魯迅的源泉性價值

06-04

節選自《魯迅與當代中國》

曉初執意要我為他的書寫序，這心情我是理解的。十多年前，他初涉學術研究領域，就和我相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是看著他在學術上逐漸長大的，他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確實不易。這些年，我們來往不多，卻總能讀到他的文章，也為他的勤奮與學術上的不斷開拓而感到高興。現在彙集成書，我也理應說些什麼。就說說我的讀後感吧。

曉初在《導論》里，一開始就談到對魯迅的評價問題，看似突兀，其實是自有針對性的。如曉初所說，這些年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界一直有一股「解構經典，否定魯迅」的思潮。先是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思維去看待魯迅和孔子、胡適的關係，大刮「尊孔、尊胡而貶魯」之風。我為此曾發過這樣的感慨：我們這個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孔子，又有了一個魯迅，還有一個胡適，這都是民族血戰前行的歷史留下來的一點精華，我們卻硬要將他們活生生地撕裂開來，拋棄一個，利用一個，這實在是愚蠢之至。郁達夫早就說過，一個民族，沒有偉大作家是可悲的，有了偉大作家，卻不能認識，是更可悲的。最近幾年，教育界又不斷有人鼓吹「淡化魯迅作品教學」，甚至還出現了「將魯迅拉下人壇」的鼓噪，這樣的消解一切的虛無主義之風，直接影響對年輕一代的教育和引導，實在令人擔憂。

因此，曉初在他的書里，開宗明義地指出：魯迅思想是「（中國）現代思想不竭的源泉」，「構建了現代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提供了現代中國人文精神的支撐與標杆」，這樣的「重新認識」是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的。曉初強調魯迅思想的「源泉性」，這一點，尤得我心。我曾經說過，在評價魯迅時，我們應該有個大視野。全世界每一個民族，都有一些原創性的，能夠成為這個民族的思想源泉的大思想家、大文學家。他們的思想，構成了民族文化的核心，民族文化教養最重要的內容，全民族的人都能夠到這些凝結了民族精神的大家那裡，不斷吸取精神的養料。這樣的原創性、源泉性的大家，每個民族都不多，卻是家喻戶曉，滲透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比如說，英國的莎士比亞、德國的歌德、俄國的托爾斯泰，等等。而魯迅對於中華民族正是這樣的源泉性的作家、思想家，他是和孔子、莊子、屈原、李白、杜甫、陶淵明、曹雪芹等並肩的。魯迅開創的是現代思想、文化的新傳統，他對現代中國，始終是一個「正在進行式」的作家、思想家，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什麼問題，都能從他那裡得到啟示。

這裡，不妨舉一個例子。在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就遇到一個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問題，圍繞著「新儒學」與「普世價值」等命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而這樣的問題，其實是一直纏繞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經典命題，也是當年魯迅曾經面臨的問題。在我看來，曉初的這本書，在魯迅和越文化的關係的視野下，所要探究的就是魯迅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與傳統文化的變革所作出的艱難的文化選擇。本書論述的中心，就是魯迅所提供的思想文化的、文學的模式：既學習西方，「把西方的近代包容到自己的歷史中來」；又堅持反抗，堅守自我，「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將西方「解構進東方的現代中」，最終的目標是「別立新宗」，創立現代中國的新的主體性，並創造一種「對某種可能性的否定性表達」方式。這魯迅式的模式，完全跳出了「東方——西方」「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模式，而正是這樣的看似明快的簡單化模式，長期支配著我們的思考，以致今天的討論，我們的認識，也就不斷在「全盤西化」與「回歸傳統」兩個極端間來回搖擺。了解了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就不難看出，曉初這本書所討論和強調的，魯迅在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之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各種因素（中心與邊緣、正統與異端、精英與民間）之間，以及所有這些文化因素和自我生命個體之間的複雜關係中的糾纏，以及魯迅以自我否定性的方式進行反抗和自立的意義。因此，我讀曉初這本書，總有強烈的現實感，並從他的論述中引發出許多思考：或許這也是本書的價值所在吧。

當然，對魯迅的新體認，也要掌握好分寸。據曉初說：「魯迅作為『現代中國的聖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論斷卻越來越得到人們的認同。」我不知道這樣的說法有多大的根據，我對曉初和他的年輕朋友有這樣的想法是理解的；但我仍然不同意這樣的論斷。「聖人」之說，多少有「神化」「半神化」之嫌，至少會把魯迅「神聖化」，這恰恰是魯迅堅決拒絕的，魯迅說他「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決非洋樓上的通人」和遠離人世的「天人師」。（《華蓋集·題記》）「方向」之說，也容易把魯迅的選擇絕對化、唯一化。魯迅絕不是真理的掌握者、宣示者，只是真理的探索者，他的思想、文化選擇，只具有啟發性（當然是巨大的，特別的，不可忽視的），而不具有示範性。魯迅自己也一再拒絕充當導師。我注意到曉初在書中引述了我的意見：「魯迅從來就不是，也從來沒有成為『方向』，他任何時候（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成為『方向』，因為他對任何構成方向的主流意識形態，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懷疑、批判的態度。」我依然堅持這樣的看法。對魯迅的重新認識，切不可導致另一個極端，在這方面的歷史教訓是不能忘記的。

無論如何，在曉初這一代新的魯迅研究者這裡，魯迅的價值得到新的體認，我還是十分欣慰的。我在寫完《心靈的探尋》以後，就寫過這樣的寄語：「向青年學生講述我的魯迅觀，這是做了幾十年的夢。現在使命已經完成，我應當自動隱去，但仍期待於後來者——魯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國當代青年中產生。」雖然到現在，我還沒有「隱去」；但對後來者的期待，卻是始終纏繞於心，念茲在茲的。我之所以樂於為曉初和許多年輕學人寫序，為之鼓吹，原因也在於此。我在讀本書時，就特別注意曉初在注釋與參考書目里提到的研究者中，有不少是我並不熟悉的青年研究者，從曉初的引述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有些研究，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深度。這就引發了我的第二個感想：對魯迅研究及青年研究者的潛力，魯迅文學與思想開掘的可能性，也要有新的認識和充分估計。這也是我讀曉初這本書最大的感觸：最初看到「魯迅與越文化關係」這一題目，就想到多年前，我就為陳方競先生的《魯迅與浙東文化》一書寫過序，以後又陸續看到不少有關研究論文，似乎這一課題的研究已經挖掘得差不多了；但仔細讀了曉初的著作，看到他竟然由此生髮到如此廣泛的領域，從魯迅的精神成長背景，到魯迅的創作歷程，到魯迅的文學世界、文體、風格，都開掘出了深層的越文化底蘊，並由此展開了有關魯迅思想、文學的創造，以至中國現代文化建構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僅在這樣一個命題上，就能有可供不斷開掘的空間，是令人驚嘆的。我想起了英國人說的「說不盡的莎士比亞」；我們也完全可以說，魯迅也是說不盡的。我作了幾十年的魯迅研究，至今依然覺得魯迅是常讀常新的。我甚至覺得，魯迅研究現在才開始，或者說，我們現在又面臨魯迅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我曾經說過：「或許已經到了打破學科界限，對魯迅這樣的大思想家、大文學家、大藝術家進行綜合研究和把握的時候。」也就是說，魯迅研究的新開始，要求向「博」與「通」的方向發展，即要深入到更廣博的領域，進行貫通式的研究與把握。這就要求新的知識結構、新的感悟力和新的想像力。就本書研究的課題而言，實際上就已經涉及了多個學科，坦白地說，僅這一點，就使我望而生畏，不敢涉及。曉初比我年輕，他對這一課題的處理，顯示出他的知識結構就比我要合理。但我也看出了他仍有力不從心之處。這主要是對越文化的把握，我注意到，他在這方面的論述，大都引述越文化研究者的成果。學術研究不可能不利用他人研究成果，但我想，如果在越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是某一個方面，曉初能夠有自己的獨立研究，或獨到感悟，再來處理魯迅與越文化的關係，可能就會有更為融會貫通的把握。當然，這可能是一個苛求，但所提出的問題卻是不能迴避的：無論是魯迅研究，還是現代文學研究，以至整個中國學術研究，發展到現階段，都要求學者必須打通古今中外，打通相關學科，即使做不到精通，但也要有相當的修養。因此，我曾經有這樣的預感：對魯迅研究的突破，可能不是來自魯迅研究內部，而是具有其他學科的學養，而又深知魯迅的學者。這或許會對曉初這樣的魯迅研究者形成某種壓力：如果要「更上一層樓」，有更大的開拓，就必須對知識結構做一定調整，並不斷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好在曉初還年輕，還有時間和精力，來日方長。這也算是我對曉初和他這一代研究者的一個期待吧。

當然，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曉初這一代也是歷史的「中間物」。這就說到了我要說的第三個感想。我是注意到曉初任教於魯迅故鄉的大學，而想到如何將他關於魯迅與越文化關係的學術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教育資源的問題。這是這些年我最為關心的，也是我經常說的：對傳播魯迅文學與思想的潛力、可能性，也要有一個新的認識和充分估計。我對魯迅思想、文學自身的力量是從不懷疑的。我多次說過，在當下中國，只要具備一定的文化程度，而又喜歡思考問題的人，特別是年輕人，遲早是要和魯迅相遇的。不管貶抑魯迅的風颳得多猛，這一信念從未動搖過。作為魯迅研究者，我們是負有傳播魯迅思想與文學的責任的。我想，至少我們可以把魯迅的家鄉作為一個實驗地，讓魯迅作品在他故鄉的青少年的心靈上紮根。這些年我一直在和紹興的小學老師劉發建先生合作，編寫《魯迅小學生讀本》，希望作為鄉土教材進入小學課堂。在這方面，曉初和他的同事，作為當地的大學教師和專業研究者，或許是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發揮更大的作用的。我期待著，在魯迅的故鄉，圍繞著「魯迅與越文化」這一中心，地方學術界與文化界、教育界，大學與中小學之間，能夠有更好的合作。對曉初來說，這不僅是將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地方文化、教育資源，從長遠來看，也是為魯迅研究培養後續人才：魯迅的家鄉是應該不斷出現魯迅研究的專家的。——這都是我的理想主義，我姑妄說之，曉初和本書的讀者，就姑妄聽之吧。

2011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