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己伐人孚尹旁達：「魯迅風」的基本戰法

　　「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襲用」。魯迅的「五花八門」的筆法套路，組成了獨樹一幟的、至今仍然時常引領新聞評論風騷的「魯迅風」，這是這位「三家一主將、五最一方向」留在中國文明史、文化史、文學史、文字史、思想史、道德史、革命史、民族史、語言史、雜文史、新聞史上的寶貴遺產。

　　「魯迅先生無心作詩人，偶有所作，每臻絕唱，或則犀角觸怪，或則肝膽照人。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雖寥寥十四字，對方生與垂死之力量，愛憎分明，將團結與鬥爭之精神，表現具足。此真可謂前無古人後啟來者。魯迅先生無心作書家，所遺手跡，自成風格。融冶篆隸於一爐，聽任心腕之交應，樸質而不拘攣，洒脫而有法度。遠逾宋唐，直攀魏晉。世人寶之，非因人而獎也。」[1]魯迅逝世後，郭老的評價總是那樣的中肯。　　在此，尤其需要補充的是，魯迅先生更無心作雜感家或新聞評論家，他東渡日本的初衷是學醫，棄醫從文的最初志願也是小說創作與翻譯。實乃國勢飄搖，風雨如磐，明槍暗箭、腹背受敵、不得不接招，也終於在冰刀霜劍中成長為文化革命的巨人。劉禹錫《詠史》曰：「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湍急的潮水沖刷得久了，「金箍棒」——魯迅的「金不換」的出現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了。　　○兩類評論的列表　　在魯迅的新聞評論中，有不少對於熱點新聞、硬新聞的評論，如對於「五四」退潮後關於《新青年》編輯思想的交鋒；對於封建復古派的種種論調的抨擊；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的仗義執言；1926年「3·18慘案」後的「出離憤怒」；1931年「左聯五烈士」被國民黨秘密殺害之後的悲憤揭露。也有不少有關軟新聞、延遲性新聞、非事件性新聞的評論，如對於「文學有沒有階級性」的討論；「小品文」是要在戰鬥中殺出一條血路，還是以「閑適」、「幽默」為主調，顯示回到明代「三袁」時期去「性靈至上」；在激烈的思想交鋒中能不能做成「第三種人」等等。所以，筆者以2005年版《魯迅全集》為底本，在《墳》（25題25篇）、《熱風》（31題42篇）、《華蓋集》（33題41篇）、《華蓋集續編》（34題34篇）、《而已集》（31題31篇）、《三閑集》（35題35篇）、《二心集》（38題38篇）、《南腔北調集》（51題51篇）、《偽自由書》（44題44篇）、《准風月談》（65題65篇）、《花邊文學》（61題61篇）、《且介亭雜文》（38題38篇）、《且介亭雜文二集》（50題55篇）、《且介亭雜文末編》（36題36篇）、《集外集》（45題45篇）、《集外集拾遺》（81題85篇）、《集外集拾遺補編》（73題78篇）所載的全部文字里選取了688篇，分為「篇名」、「寫作時間」、「發表時間/入集」、「發表期刊」、「署名」、「所評事件（現象）」、「新聞類別」、「核心觀點」、「評論手法」諸項，以列表方式，附於書後。而因為腹背受敵而「橫站」的魯迅應對五花八門的攻擊或以不同兵器——他說過柔石「使慣了刀的不易耍棍」——回擊攻擊的「戰法」，粗略小結而簡述如下：　　○一刀見血與隨機評點　　一刀見血。此法乃所謂「迎頭痛擊」、「見招拆招」、「直抒胸臆」的集合體。或曰周氏弟兄一個「一刀見血、寸鐵殺人」，一個「枯澀蒼老，沖淡溫和」，其實，魯迅的溫和在酒中，知堂先生的鋒利在茶里。魯迅的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只要是外部環境允許，他常常抓住要害給予一擊，並沒有太多的拐彎抹角。如上海《申報》廣告曰大夏學生敬請「為青年所崇拜的張資平先生」去教「小說學」，魯迅便不無幽默地給予以寫三角以至於多角戀愛著稱的張氏「當頭一棒」曰：「嗚呼，聽講的門徒是有福了，從此會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戀愛，你想女人嗎，不料女人的性慾衝動比你還要強，自己跑來了。朋友，等著罷。但最可憐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遙遙『崇拜』，難以身列門牆的青年，竟不能恭聽這偉大的『小說學』。現在我將《張資平全集》和「小說學」的精華，提煉在下面，遙獻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雲。那就是——△」[2]！（《二心集·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隨機評點。因為篇幅短小，點到即止，類似中國傳統文論的評點、感悟的「詩話」、「詞話」的製作。所以魯迅不少評論（最短的一二百字），屬於「無招勝有招」的寫作方法。如《<美術>雜誌第一期》（入《集外集拾遺補編》）就是借雜誌的刊行，隨機批評了單純維護「國粹」、對西洋美術缺乏了解等錯誤。而名篇《估<學衡>》（入《熱風》）則是拿出該雜誌的創刊號，從《弁言》的詞不達意、英文的「有病之呻」、文言的詞語搭配失當、「老虎吃鬼」的「新發現」直到「連題目都不通的「《浙江採集植物遊記》」，即引即點，隨機「點殺「，最後的結論尤其「點」到了穴位：「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然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3]　　○層層進逼與透骨到底　　層層進逼。此法如同抽絲剝繭，由外而內，層層深入，直到「逼」近事件的實質。如《我之節烈觀》，就從何謂節烈、為何不節烈的女子會耽誤了國家、何人（該男人還是女人）救世、表彰之後有何效果、節烈是否道德、多妻主義的男人是否有表彰的資格等「外圍研究」，到節烈難么、節烈苦么、不節烈便不苦么、女子自己願意節烈么等「本體研究」，層層深入，把節烈這種「精密苛酷」的畸形道德解析得醜態畢現，膿血淋漓。在「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的結論之後，魯迅又加上一層疑問：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么？並自己回答說：「還有哀悼的價值。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4]如斯層層進逼，使得鼓噪一時的「節烈觀」立馬現出不死不活的偽善相。　　透骨到底。與點到為止不同，此法為文屬於「宜將剩勇追窮寇」型。與刻毒筆法略有區別的是，前者一般是對人，即所謂「揭短」，此法一般是對世相，即所謂「沉思」後的振聾發聵。如對不便直說、不便細說的、不便明說的、不便真說的話題的大膽言說。如魯迅對於種種國民性負面痼疾的無情揭示——在《春末閑談》（入《墳》）里從細腰蜂捕小青蟲做幼蟲食談起，說中國當權者慣用慘無人道的統治術。在《燈下漫筆》（入《墳》）里則是更為直接地聯繫中國古代人分十等的歷史，指出中國歷史不過是「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兩種時代的更替；中國文明不過是「人肉的筵宴」。　　○機智詭譎與劍走偏鋒　　機智詭譎。此方法的新聞評論美學的特質在於：（1）更多的具有雜文的性質——即往往是撇開了具體的新聞事件而演化為「非事件性新聞評論」，即以綜合的「類」的特點概括之。其特點是針對一個時期中比較突出社會現象作綜合的評論。（2）論者的形象多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抒情主人公姿態，評論往往洋溢著鮮明的才情和情趣，有很強的可讀性。如魯迅先生著名的評論《現代史》，就是生動而具體地描述了街頭變戲法的全過程。「『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Ｈｕａｚａａ！Ｈｕａｚａａ！』變戲法的裝出撒錢的手勢，嚴肅而悲哀的說。」——幾乎是「新新聞主義」的「戲劇場面描寫」，但結論的突然降臨讓讀者恍然大悟：「黨國治下的一部中國現代史就是變了法子向可憐的老百姓騙錢的罪惡的歷史」，這話在當時自然是無法暢所欲言的，所以結論就變成了「到這裡我才記得寫錯了題目，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東西。」[5]　　劍走偏鋒。此法即民間所謂的「不按常規出牌」。其切入新聞事件的切口處常常在正常的思維與評論所不注意的地方，以獲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當然前提是寬廣的知識面與巧妙的契合點。如《未有天才之前》（入《墳》），在大家議論與呼喚「天才」之際專論「培養天才的泥土」而褒貶眼高手低的「天才觀」。又如《看鏡有感》（入《墳》），從發現身邊的漢唐銅鏡的裝飾為西方的葡萄圖案、宋清的鏡子就「國粹氣襲人」入手，一步步「繞」到心胸開闊、眼界閎放才能夠「來者不拒」，一個民族要進步總需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要取材異域，應該大膽、無畏地盡量吸收外來新文化。　　○以毒攻毒與請君入甕　　以毒攻毒。此法的要點在於「敢於犯忌」，即使用「不雅之語」與論敵對罵。　　魯迅在《兩地書·三五》里說：「倒不如直捷爽快的罵出來，就是『即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例如陳西瀅攻擊魯迅說：「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面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魯迅在《華蓋集續編·不是信》一文里回敬道：「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真馬就夠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勢；……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為真，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作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皇哉；可是講『糞車』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里本來滿是這樣的貨色。」[6]下筆之毒、之狠、之重，無以復加。甚至，魯迅的評論對於出言不遜的古人同樣以毒攻毒。如孔夫子說女子與小人難養，魯迅在《南腔北調集·關於婦女解放》里直截了當：「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女子與小人歸在一類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親。」此法雖然近乎罵人，但刻薄得有理有節，實為「魯迅風」之一種也。　　請君入甕。此法是傳統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無須解釋。學貫中西、博聞強記的特長幫助了思維敏捷的魯迅先生，是故他的思想評論與社會評論里常常能夠準確地抓住論敵的漏洞給予「不留面子」的攻擊。如《對於「笑話」的笑話》（入《集外集拾遺補編》），南開國文系教授引呂不韋例說兒子不能懷疑父母：「古人著書，多用兩種方式發表：（一）假託古聖賢，（二）本人死後才付梓。第一種人，好像呂不韋將孕婦送人，實際上搶得王位」。[7]魯迅接過話題曰：「我也說句笑話罷，呂不韋的行為，就是使一個人『也能懷疑父母』的證據。」世人皆知呂不韋將已經懷孕的舞姬送給在趙國當人質的秦公子異人，生下嬴政——「父母」因此不僅「也能懷疑」而且「必須懷疑」。又如張春橋化名「狄克」，借「友人」的話攻擊蕭軍「不該早早從東北回來」，以至於小說寫得「不真實」。魯迅在《三月的租借》52-53里「請君入甕」道：「從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來，要知道「真實」似乎也無須久留在東北似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並未比田軍回來得晚，在東北學習，但他們卻知道夠不夠真實。」——可見想要「真實」不去東北也可，「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8]　　○十全大補與議論合一　　十全大補。此法常常省略新聞由頭，不講起承轉合，不論「鳳頭豹尾豬肚」，只是「1、2、3、4」地寫開去——這種ＡＢＣＤ、甲已丙丁的「開中藥鋪」式的新聞評論，在近年網路普及之後越來越多，其實此類鋪張、誇飾、排筆、羅列的手法也是「古已有之」（如西漢枚乘的漢賦《七發》），因此可謂既是傳統的「十景病」的「大團圓情結」，又是時下「網路作家」之「新潮手段」的借鑒。如魯迅的《文攤秘訣十條》（入《集外集拾遺補編》），就依次列出：一，須竭力巴結書坊老闆，受得住氣。二，須多談胡適之之流，但上面應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須譏笑他幾句。三，須設法辦一份小報或期刊，竭力將自己的作品登在第一篇，目錄用二號字。四，須設法將自己的照片登載雜誌上，但片上須看見玻璃書箱一排，裡面都是洋裝書，而自己則作伏案看書，或默想之狀。五，須設法證明墨翟是一隻黑野雞，或楊朱是澳洲人，並且出一本「專號」。六，須編《世界文學家辭典》一部，將自己和老婆兒子，悉數詳細編入。七，須取《史記》或《漢書》中文章一二篇，略改字句，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同時又編《世界史學家辭典》一部，辦法同上。八，須常常透露目空一切的口氣。九，須常常透露游歐或游美的消息。十，倘有人作文攻擊，可說明此人曾來投稿，不予登載，所以挾嫌報復[9]。　　——蓋此種「秘訣「及其運用，至今尚未絕跡。　　議論合一。由於新聞事件的省略或不可明說，在魯迅筆下，以排列為主的評論逐漸發展為較為純粹的「非事件性議論」，因此也越來越具有「哲理」的性質。或許有些條目我們還可以想像出來評論所依託的背景材料，但更多的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了。所以，有些隨感、斷想、哲思、眉批、「拾遺」、「囈語」與其說是哲學思考或生命感悟，不如說是新聞評論的變種——只要是明白寫作年代與評論背景的人，完全可以讀懂其中的「所指」何在。例如《雜感》一文，先說「殺人與下淚」，次說「最悲苦之死」：「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再說艱難地活在當下的英雄與孩子；再說「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的愛戀；最後說「敬畏」：「我們聽到呻吟，嘆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沉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麼像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賓士，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豫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那時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靈魂要離開肉體的就要離開了！……」[10]通篇無一新聞事件，然而就在此文寫出的前後兩個月內，就有孫中山逝世、《莽原》出版、女師大風潮、許廣平首次家訪魯迅等重要事件，可見天下也同樣沒有無緣無故的「議論合一」。　　○逆向思維與歸謬法　　逆向思維。逆向思維就是換位思考，是從相反的角度去思考論題、作出判斷。此法在思路一端，常有以下幾特色：（1）與有關新聞事件的報道的結果「倒過來想」。思考「如果這一事件不曾出現或恰恰是相反的結局會如何？」（2）與司空見慣的常識「倒過來想」。思考歷史的和現實的慣性留給我們的結論是否繼續正確或永遠正確。（3）與辯論的對方立論的主要論據「倒過來想」。看看Ａ真是否剛好可以推導出來Ａ假，尋找對方的邏輯漏洞。如《隨感錄三十五》（入《熱風》）就是針對當時甚囂塵上的「保護國粹」的論調，直接反問「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進而直逼核心：「國粹能不能保護我們」？最後得出結論：「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歸謬法。喜劇美學的「歸謬法」是對一錯誤論題並不直接否定其背謬，而是先假定其真，然後據此推導出荒謬的結果，再由結果的荒謬推出該論題的荒謬，從而間接地否定了錯誤的論題。魯迅先生在《論辯的魂靈》里對此種荒誕邏輯有著精妙的歸納：「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只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麼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11]如其《犧牲謨》，就是統治當局鼓吹所謂的的「犧牲精神」、汪精衛奉為「道德的根源」之際，魯迅用歸謬方法放大了荒謬：「「哦哦！已經九天沒有吃飯？！這真是清高得很哪！我只好五體投地。看你雖然怕要支持不下去，但是——你在歷史上一定成名，可賀之至哪！現在什麼『歐化』『美化』的邪說橫行，人們的眼睛只看見物質，所缺的就是你老兄似的模範人物。你瞧，最高學府的教員們，也居然一面教書，一面要起錢來，他們只知道物質，中了物質的毒了。難得你老兄以身作則，給他們一個好榜樣看，這於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的。」[12]　　○以古例今與追本溯源　　以古例今。「禁錮得比罐頭盒還嚴密」而「吟罷低眉無寫處」，如何能夠寫出而且發出？魯迅的方法之一就是「回到古代」。用歷史的酒杯澆現實的塊壘。此法的核心在於「影射」，表面上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實際上完全可以窺見作者的用心。例如《文章與題目》，就是對國民黨最為得意的口號「安內與攘外」曲折抨擊，揭露出其實質為「不是人話，用現在最流行的謚法來說，就是大有『漢奸』的嫌疑。為什麼呢？就因為新花樣的文章，只剩了『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了。」[13]——魯迅沒有一句說到現實，而是分別列舉了「滿洲人早在窺伺了，國內卻是草菅民命，殺戮清流」即「安內而不必攘外」；「李自成進北京了，闊人們不甘給奴子做皇帝，索性請大清兵來打掉他」即「迎外以安內」；「愛新覺羅氏之先，原是軒轅黃帝第几子之苗裔，遯於朔方，厚澤深仁，遂有天下，總而言之，咱們原是一家子」即「外就是內，本無可攘」——用事實證明了國民黨正在做著賣國求榮的無恥勾當。　　追本溯源。此法與「以古例今」不同的是，「以古例今」是影射，而「追本溯源」是考據，是「回到原點」的「正本清源」。正所謂：「近幾時我想看看古書，把那些壞種的祖墳刨一下」。[14]如《流氓的變遷》，從孔墨一直講到張資平，說「俠」與「道」常常互為表裡。國民黨主張「尊孔讀經」，日本人也要建立「王道樂土」的1934年，魯迅在其《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里專門論述了「關於中國的王道」：「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漢的高祖，據歷史家說，是龍種，但其實是無賴出身，說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對的。至於周的武王，則以征伐之名入中國，加以和殷似乎連民族也不同，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可是侵略者。……當討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齊扣馬而諫，非拖開不可；……長久的歷史上的事實所證明，則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葯。」[15]考據實在，字字中的。而且，此法還可以包括追索外國典籍之本源，如「《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說，『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並未做PiaofUto，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楦呢。……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16]　　○紹介鼓吹與答疑釋義　　紹介鼓吹。儘管做「五毛黨」算不得「精神自由」，但新聞評論不是不可以紹介鼓吹，只是如果按照「比例」來說，似乎應該以「摧枯拉朽」為主。魯迅說過：「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萊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17]因此，必要的紹介鼓吹是有益的，不可或缺的。如《<陶元慶氏西洋繪畫展覽會目錄>序》（入《集外集拾遺》）就是針對陶元慶先生的個人畫展而做出鼓吹：強烈的主觀性，固有的東方情調，丰神特殊，為京城藝術界添彩。又如對於左翼作家殷夫詩歌的紹介：「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18]　　答疑釋義。雜文必須有駁難意識與諷喻意味，但新聞評論是可以就事件的不明了處答疑釋義的，因此，「解釋性」之中雖然也有「論辯」的意思，但主旨完全可以是析疑式的，中性的或無對抗性的。例如《通訊（復孫伏園）》就是有作者寫《魯迅先生的笑話》，曰「勝利者多不做聲」。魯迅出面證實自己講課的時候確說過：講話和寫文章，似乎是失敗者的象徵。鷹攫兔子，叫喊的兔子；貓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實際上體育是對於「有實力的人並不說話，但可以殺人」的時代的控訴。又如《答兼示》，施蟄存先生說，魯迅一面叫青年「少看中國書，一面說「……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豈非矛盾？魯迅曰：「這是施先生忽略了時候和環境。他說一條的那幾句的時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他們而發的……至於二，則明明指定著研究舊文學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張，涉及一般的大異。倘要弄中國上古文學史，我們不是還得看《易經》與《書經》么？」[19]　　○類比推理與反義對比　　類比推理。或曰「同題作文」，使用的是「合併同類項」的概括方法，簡單的對比羅列中包含了對於論題的「一唱三嘆」式的分析歸納。而以類比形式出現的新聞評論的審美價值常常體現為放大「醜陋」、「荒謬」和「不合理」，用以摧枯拉朽，激濁揚清。或揭示人物言行所蘊涵的哲學、社會學的意義，以明辨事理、分析真偽。如進入中學課本的名篇《文學與出汗》，就是以「出汗」的「永久不變」類比文學，從而推出「類人猿，類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來的人」都在發展變化當中，不變的可能性不大。進而推出「『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長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的疑問，最後告訴大家：只有一樣東西是「永久不變」的，那就是：「變」。　　反義對比。與「對比聯想」的區別在於，此類評論方法應該叫做「對照」，是與新聞事件或相關評論截然不同的立意與取向，即「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卻是荒淫與無恥」的對照方法。如1934年底，「第三種人」杜蘅等借梅蘭芳訪蘇一事對梅說三道四，因為「他沒有被士大夫據為己有」。魯迅反「第三種人」的意思而用之，一針見血：「梅蘭芳先生卻正在說中國戲是象徵主義，劇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實倒是為藝術而藝術，他也是一位『第三種人』。那麼，他是不會『表示一點「轉變」的』，目前還太早一點。他也許用別一個筆名，做一篇劇本，描寫一個知識階級，總是專為藝術，總是不問俗事，但到末了，他卻究竟還在革命這一方面。這就活動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這篇東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這一方面了嗎？」「但我不知道梅蘭芳博士可會自己做了文章，卻用別一個筆名，來稱讚自己的做戲；或者虛設一社，出些什麼『戲劇年鑒』，親自作序，說自己是劇界的名人？倘使沒有，那可是也不會玩這一手的。」[20]——文中的編年鑒而自我標榜正是彼時杜衡、施蟄存自己做的事情也。　　○指桑罵槐與現身說法　　指桑罵槐。此類評論多半屬於「順手牽羊」的捎帶，在評論A事件之際，順手譏刺B先生一把；名義上批講的是A先生，實際上矛頭所向卻在B女士。此法亦是「影射藝術」的一種。例如在1928年與創造社、太陽社的「文學革命論爭」當中的文字，無論寫到何處何人，魯迅先生總是順便插一句，「無拳無勇」的筆者又沒有學過「製造無煙火藥（大約十萬兩）」的字樣，「射」的就是成仿吾先生。因為成某文章中曾有「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的句子，所以魯迅一邊「指桑罵『桑』」：「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積蓄『十萬兩無煙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21]更多的是指桑罵槐，如：「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網，將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於是從那裡面擲出無煙火藥——約十萬兩——來，轟然一聲，一切有閑階級便都『奧伏赫變』了。」[22]　　現身說法。此法是用「身邊事」闡明自己的觀點，是把評論與記敘結合的寫法，與文學寫作是不一樣的。這種寫法的美學特色在於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比較鮮明，目擊者的現場感受得以還原，使讀者感覺到「我所評論的就是我自己」的真切和親近。魯迅的不少評論，一看標題就明白其「自敘傳評論」的特質，如《我與<語絲>的始終》、《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答中學生雜誌社問》、《柔石小傳》等。尤其在起晚年的評論中，這種「把自己擺進去」的評論色彩十分鮮明。如《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說：「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至於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誌和別的幾種譯書為證。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並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於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黃源也簽了名的。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為什麼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為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23]　　○朝花夕拾與兼顧表裡　　朝花夕拾。美學家克羅齊認為：「所有的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同類歷史事件的重複出現也常常模糊了「新」與「舊」的界限。正因為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舊聞」因此也經常充滿了「新聞性」。與「以古例今」相仿，魯迅的舊聞評論也常常就是新聞評論，不同的是，「朝花夕拾」的舊聞不必太古，可以是近事，但是仍然與世風與詩句密切相關而已。如《忽然想到（三）》（入《華蓋集》）、《雜憶》（入《墳》）等都是評辛亥革命果實被篡奪、由盛而衰的，前者說「中華民國」被遺忘，而引出「革命以前做奴隸，革命以後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的結論。後者告訴大家：不贊成無原則的提倡寬恕。上層人別有用心，下層人缺乏理性。療救精神之萎靡，有必要藉助西方進步文藝。而著名的《春末閑談》（入《墳》），則是從老前輩講《詩經》「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的掌故切入。此類寫法屬於「雜文散文間作套種」。　　兼顧表裡。新聞評論的一大忌諱的顧此失彼。所謂兼顧表裡，就是章太炎先生所說的「守己有度伐人有序」。此法是指在行文時兼顧正反兩面，面面俱到，不留破綻，且常常用幽默文字「糊住」可能的「漏洞」以使其周嚴。如《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說雜誌應當講科學，但更應發議論。如果一味講科學，不法議論，那便是上當。又如《估<學衡>》批評復古派還沒有忘記幽上一默：「《漁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無道殺伍奢。覆巢之下無完家。』這『無完家』雖比『無完卵』新奇，但未免頗有語病。假如『家』就是鳥巢，那便犯了復，而且『之下』二字沒有著落，倘說是人家，則掉下來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說岳全傳》），斷沒有這樣的大巢，能夠壓破彼等的房子。」　　○立此存照與好用反語　　立此存照。此法屬於「不加評論的評論」。魯迅的評論，或者「只是為了一條尾巴」即「曲終顯志」，有時確是並不洋洋洒洒、長篇大論，因為特殊的「記錄」本身在許多場合已經具備了評論的因素。做思想史、文學史都講究「論從史出」，做雜文和做評論的魯迅也深諳「論」從鏡頭出、從畫面出、從導語和標題出的道理。如《偽自由書》與《准風月談》後記里粘貼的幾十篇政壇、文壇動向的文字，《補救世道文件四種》（入《集外集拾遺補編》），《望勿「糾正」》（入《熱風》）里的「含哭低聲說道」的啼笑皆非等。又如《忽然想到（一）》（入《華蓋集》）里的三件「天下奇事」：「有不少胡說」的舊醫書成了寶貝；兩千年治不好牙疼；二十世紀還要「跪拜」與「殺頭」，均屬於稍加評論甚至不加評論的「立此存照」曝光法。《擬預言》（《入》而已集）則羅列當時社會的怪現狀計22條之多，說是「預言」，實則「以現在的目光看未來，洞若觀火」也。　　好用反語。反語即正話反說，用與本意相反的語句表達本意，其特點在於表現出態度的決絕與文字的張力，與歸謬法不無內在的邏輯聯繫。魯迅先生說他自己「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如《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指斥突然送雜誌拉攏自己的托洛斯基分子陳仲山：「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么？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24]「不相信」者，「最相信」也；「絕不會」者，「正在做」也。「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者，「閣下早已這樣下流」之謂也。　　○借雞下蛋與詞語梳理　　借雞下蛋。此法乃是「借別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借雞下蛋」主要是指新聞評論的氛圍營造。論者要通過他人的手，營造出「詩」與「論」水乳交融的氛圍，以增強評論的感染力和說服力。此類評論的發言者每每躲在幕後，穿針引線，引用他人的評述闡發自己的觀點，周氏兄弟的文字是此類評論方法的典範。如《匪筆三篇》，借用香港《循環日報》上刊登的三條「社會新聞」，揭露中國的黑暗現實，藉此比照「正人君子」的思想與手段。　　同樣，《什麼話？》錄林傳甲、林紓人等復古言論五則，不置一詞，將這些言論示眾本身便是「不值一駁」的照相，使其與無言中不攻自破。《<走到出版界>的「戰略」》，則是摘錄了高長虹對自己從吹捧到誹謗、從利用到謾罵的文字，揭露了高長虹別有用心的「戰略」和卑劣的手段。《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則是直接引用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意在警告勝利行進的革命軍：「在勝利的那一邊，黑暗的區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在默默地進行。」　　詞語梳理。此法或緊扣詞語的本意、引申義展開論述，以小見大，展開評論。如《反「漫談」》就是針對有人發表《教育漫談》，提出「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的迂論，一針見血地指出：「教育當局」不是來辦「教育」的，而是來做「當局」的。或故意用「飛白修辭格」自己「生造」一些詞語（如「闊人」要讀經，「狹人」也要讀經；懷念中國古代文明的人部分是「愛國者」，另一部分是「愛亡國者」；「先烈」不收鄒容，那就是「後列」等），闡述自己的觀點。如《反「漫談」》，（入《而已集》）魯迅針對有人發表「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的迂論一針見血：「『教育當局』不是來辦『教育』的，而是來做『當局』的。」一拆一分，效果立現。又如《隨感錄二十五》就把男人與女人分成了「母婦」與「娼婦」、孩父」與「人父」四大類，告訴大家「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就令硬做了父親，也不過如古代的草寇稱王一般，萬萬算不了正統。」詞語梳理完畢，評論的主旨躍然紙上。　　○非常社論與懷人論世　　非常社論。不同於一般社論型文章的是，此類評論往往是面對大時代的大事件，發黃鐘大呂之聲。此類文字的突出特質是字裡行間常常滿含悲劇的崇高感、獻身的正義感和人本的責任感。魯迅的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一般不以社論的形式出現，但是也有此類的文字。例如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反對派的攻擊隨之而來。魯迅先生隨即在《京報》的副刊發表了《戰士和蒼蠅》一文，義正詞嚴地宣告：「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25]雖為短評，但黃鐘大呂之聲已然響遏行雲。　　懷人論世。此法源於魯迅先生為數不少的「回憶雜文」，用筆特點是在懷人中論世，在論世中懷人，人與環境密不可分。而且，所懷之人往往是時代大潮里的弄潮兒——即便有的人後來角色有所變化。除了膾炙人口的《為了忘卻的紀念》、《紀念劉和珍君》，還有《悼楊銓》、《哀范君三章》等。尤其是《憶韋素園君》、《憶劉半農君》、《關於太炎先生的二三事》等滿溢情感的回憶，寫著寫著就帶讀者回到了風雲際會的時代潮頭。而「現在他死去了，我對於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並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於中國更為有益。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26]故此，魯迅的懷人，懷的是一個時代、一段歲月、一種理念甚至信仰，其文字的散文美與評論的理性美結合地水乳交融，完全可以列入「文明批評」或「新聞評論」看待的。　　○以小見大與動物世界　　以小見大。此法是「管中窺豹」與「一擊致命」的結合。同樣一個新聞事件，論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從而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評論的「切口」有大有小，而常常是根據社會心理需要與受眾實際訴求，找一個較小的切口「下嘴」，而後能夠咬住對手的痛處，是魯迅新聞評論的獨特之處。如《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入《南腔北調集》）就是從過去女子裹小腳談起，說明既然要腳「小」、「尖」、「高」，就已經不是「不大不小」、「不尖不圓」、「不高不低」的中庸之道，乃是「頗不免於過激的」。再進一步，倡導的就是缺乏的，「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於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並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盧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於是，倡導「割不正不食」、「不撤姜食」的孔夫子「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於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幽了孔子一默之後，繼續聯繫現實：1933年2月14日《申報》載南京專電云：「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啟迪。」魯迅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忘記「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的最後一個「恥」字，對當局的「尊孔」予以諷刺[27]。　　動物世界。此類評論屬於「雜取種種人」攝取特徵而合成一個「飛禽走獸」（包括螻蟻昆蟲）的形象，其間不無寓言的特徵，但是其諷刺指向又十分鮮明。在魯迅的評論里，像「蒼蠅」、「蚊子」、「山羊」、「叭兒狗」、「落水狗」、「勢利的狗」、「媚態的貓」……等等「飛禽走獸」，皆是某一類的新聞人物或社會集團。如《「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就是死死抓住「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特徵，揭示「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的「狗性」，以及「以告密彌補文藝批評之窮」的「乏」。　　○設喻聯想與異體敘述　　設喻聯想。此法並不注重新聞評論的「建設性」，甚至一般不做更多的理性分析，而是古今中外「神遊乎六合」，在巧設比喻與廣泛聯想當中突出論據的批判意識與諷刺精神，其落腳點在於美學色彩濃厚的「聯想」。如論及「新月社」某些文人的遭遇，魯迅先從賈府言論不自由說起：焦大「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主子深惡，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於是焦大及得到「賈府的屈原」的雅號。以此類比，魯迅評論：「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於黨國有了一點微詞，雖然引的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嘗有絲毫不利於黨國的惡意，不過說：『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臟，應該洗它一洗』罷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國報同聲致討，連《新月》雜誌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學士的團體，這時就也來了一大堆引據三民主義，辨明心跡的『離騷經』。現在好了，吐出馬糞，換塞甜頭，有的顧問，有的教授，有的秘書，有的大學院長，言論自由，《新月》也滿是所謂『為文藝的文藝』了」。最後，總結如下：「這就是文人學士究竟比不識字的奴才聰明，黨國究竟比賈府高明，現在究竟比乾隆時候光明：三明主義。」[28]聯想絕妙，對比鮮明，排比奇崛，結論精警。　　異體敘述。簡單地說，此法就是用詩歌寫評論或者把評論簡化並轉化為詩歌，依靠韻語這種形式的轉換收取異樣的評論效果。如《而已集》的序言，一些雜文篇末的總結性題詩，收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集外集拾遺補編》里的近體詩與新詩。「異體敘述」的突出特徵就是其個人化情感與高度的概括性。此類評論有專章論述，不贅。　　○刻毒筆法　　「論時世不留面子，貶錮蔽常取類型」是魯迅為自己的評論做的總結。「不留面子」，說得文雅一點就是「刻毒」。「刻毒」通常被解釋為「刻薄狠毒」。而魯迅卻說「形諸筆墨，卻不過是小毒」。儘管只是「看得起你才罵你」的「小毒」，但在魯迅的新聞評論中，刻毒卻是最為獨特也最為有力的寫作方法之一。這種寫法下筆較重，而且常用誇張、幽默、反語、對比，大有「置於死地而後快」的氣勢，為評論諸手法中最為辛辣的一種。在魯迅的新聞評論中，「刻毒筆法」主要見於三個方面。一是「罵狗」：迎頭痛擊，寸鐵殺人。如罵「帝國主義的走狗」為「黃臉乾兒」；罵國民黨的書報檢查官為「人面的狗」，罵右翼文人為「謊狗」、「乏走狗」等。二是「揭短」：一改「罵人不揭短」的老套，「毒」氣四溢。如談及婦女解放時譏刺孔夫子及其門徒：「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女子與小人歸在一類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親。後來的道學先生們，對於母親，表面上總算是敬重的了，然而雖然如此，中國的為母的女性，還受著自己兒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輕蔑。」[29]三是「犯忌」：不怕一時破壞了「語言美」如魯迅明明自己說過：「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里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真，這小說便被毀壞。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龜，畫果子殼，畫字紙簍，畫垃圾堆，但沒有誰畫毛毛蟲，畫癩頭瘡，畫鼻涕，畫大便，就是一樣的道理。」[30]但他自己缺不止一次地寫到了「大便」之類。如說葉靈風「多年便秘」：1929年，葉某在自己的小說《窮愁的自傳》里借人物魏某的口說：照老習慣，起床後就撕下三頁從地攤上買到的減價《吶喊》，去上廁所。5年之後，魯迅在《戲》周刊上看到了葉的文章，便「犯忌」道：「葉先生還畫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吶喊》還沒有在上茅廁時候用盡，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買了一本新的了。」[31]以談及魯迅雜文的諷刺性，研究者往往舉幽默、對比、反語、誇張種種手法，但是並沒有深挖幽默、對比、反語、誇張背後更為辛辣的內涵即「刻毒」精神。此精神來自分明的愛憎，開闊的思路，更有家鄉紹興自古就是「報仇雪恥之鄉」的地域色彩。　　在陰陽戰法交織的文化圍剿中，「魯迅風」究竟意味著多少種評論的寫法，細分開去，恐怕再有33種也無法窮盡。總之，魯迅以獨具風格的「魯迅風」，開創了一種不拘一格、多姿多彩的評論文體，其最突出的特徵，用其老師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論式》中的表述恰如其分：「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只是昔日「文」以「持論」為限，對於敘事與抒情並不注重，所謂「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此之謂也。然而，魯迅偏偏熔持論和記敘、抒情於一爐，開創自己獨特的文體——或許這正是「魯迅風」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　　[1]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詩稿》，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8月版。　　[2]魯迅：《二心集·張資平氏的小說學》，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4卷，第235-26頁。　　[3]魯迅：《熱風·估<學衡>》，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卷，第399-400頁。　　[4]魯迅：《墳·我之節烈觀》，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卷，第130頁。　　[5]魯迅：《偽自由書·現代史》，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5卷，第96頁。　　[6]魯迅：《華蓋集續編·不是信》，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242頁。　　[7]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對於「笑話」的笑話》，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8卷，第157頁。　　[8]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三月的租界》，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533頁。　　[9]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文攤秘訣十條》，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8卷，第373-374頁。　　[10]魯迅：《華蓋集·雜感》，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52-53頁。　　[11]魯迅：《華蓋集·論辯的魂靈》，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32頁。　　[12]魯迅：《華蓋集·犧牲謨》，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35-36頁。　　[13]魯迅：《偽自由書·文章與題目》，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5卷，第128頁。　　[14]魯迅：1935年l月4日致蕭軍、蕭紅信，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3卷，第330頁。　　[15]魯迅：《且介亭雜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10-11頁。　　[16]魯迅：《墳·估<學衡》，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卷，第398頁。　　[17]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再論「文人相輕」》，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348頁。　　[18]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白莽作<孩兒塔>序》，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512頁。　　[19]魯迅：《准風月談·答「兼示」》，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卷，第377頁。　　[20]魯迅：《花邊文學·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下）》，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5卷，第613頁。　　[21]魯迅：《三閑集·醉眼中的朦朧》，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4卷，第64頁。　　[22]魯迅：《三閑集·通信（並Y來信）》，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4卷，第99頁。　　[23]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556頁。　　[24]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609-610頁。　　[25]魯迅：《華蓋集·戰士和蒼蠅》，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40頁。　　[26]魯迅：《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78頁。　　[27]魯迅：《南腔北調集·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4卷，第519-522頁。　　[28]魯迅：《華蓋集·言論自由的界限》，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5卷，第122-123頁。　　[29]魯迅：《南腔北調集·關於婦女解放》，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4卷，第614頁。　　[30]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半夏小集》，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620頁。　　[31]魯迅：《且介亭雜文·答<戲>周刊編者信集》，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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