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明代年號

漫談明代年號

洪武——日月重開大宋天

元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即吳王位，在紀年上以至正二十七年為吳元年，次年朱元璋稱帝，「洪武」成為明朝的第一個年號。有明一朝在年號的制定程序上，通常是由翰林儒臣預先擬定幾個備選方案，而後呈奏新君從中選擇其一作為正式的年號。唯獨「洪武」是個例外，它是由朱元璋本人親自創製的。國初兵事正盛，與眾多開國君主所取的年號一樣，洪武便有張顯武事之威的意思，從字面看亦不失淮右豪傑之氣。

洪武時期在年號的使用上頗有講究，記述洪武之前事只書寫干支，以迴避朱元璋曾稱臣於韓宋政權使用「龍鳳」年號的尷尬。不直書吳元年、洪武元年，而以「原」字代「元」字，探究其原因，一方面開國之初在故元國號「元」字的使用上比較敏感。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避朱元璋名諱，這一點也體現在鑄幣上，明朝鑄幣的錢文只書「通寶」而不書「元寶」，此一影響深遠，直至清朝後期才又有「元寶」錢文出現。

建文——紀年革除之謎

「建文」與「洪武」兩相對應，昭示建文君臣結束武力紛爭迎來國家文治的良好願望。有意思的是，建文帝名朱允炆,年號中的「文」與御名「炆」不僅讀音相同且字形相似，本應在避諱範圍之內，然建文一朝卻用之不忌長達四年之久，這倒未必是建文君臣的粗疏，朱允炆生性寬仁不過於計較罷了，不似其祖父的嚴厲，比較洪武時代在年號上的嚴格避諱，建文一朝政治氛圍相對寬鬆或可見一斑。

建文四年七月，朱棣「靖難」功成即皇帝位，下詔曰：「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明年為永樂元年」。此舉實為權宜之計，朱棣以戰爭手段奪取政權，登基之時離新年改元尚有數月時間，從感情上說他絕對不能接受在這段時間裡使用已被推翻的朱允炆的年號，因此改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以為應急，同時又可標榜自己是朱元璋的合法繼承人多少掩飾一下篡權的陰影，可謂一舉兩得。但朱棣並沒有相應的追溯建文元、二、三年為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也沒有明令禁止使用建文年號。事實上在靖難戰爭中，朱棣所上表章、燕師檄文等皆書建文年號，（對比正德十四年寧王叛亂便廢除正德年號改以干支紀年。）至朱棣稱帝後仍每每直呼建文君、建文年號，可見朱棣本人對建文二字並不忌諱。

永樂初期殘酷清洗建文舊臣以至政治氣氛一片肅殺，群臣不得不謹言慎行，為與建文政權劃清界限往往刻意迴避建文年號，諸如稱呼建文朝為「革除朝」、稱呼建文帝為「革除帝」、而建文某年便成了「革除某年」；或相應的將建文元、二、三、四年改稱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年；永樂之後編撰的《明實錄》也迴避了建文二字只書「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儘管朱棣並沒有要求臣下非得這麼做，但在事實上還是默許了這種年號使用上的混亂。是以朝廷雖無革除之旨，而臣下卻自行革除之實，相沿成習後建文年號再也無人敢用，直到萬曆二十三年朝廷從楊天民、牛應元議才正式恢復建文年號。

永樂——一帝一年號始為定製

從漢武帝創製年號到明朝之前的歷代帝王，多數皆改元兩次以上，在年號的制定和更換上僅憑帝王個人一時之間的喜好帶有極大的隨意性，頻繁改元既繁瑣又毫無實際意義。其間雖然也有唐高祖、唐太宗那樣終生只用武德、貞觀年號不曾改元的，但終究沒有形成固定的制度或傳統沿襲下來。洪武之後明朝除英宗復辟改元外皆是一帝一年號。然而真正使一帝一年號固定下來相率沿襲的並非在洪武，而在永樂一朝。《明史考證》引黃佐翰林記卷七云：「太宗即位，始用永清，後乃用永樂，自是每朝紀年，不復再改矣」。至此免去了年號頻繁更迭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煩，年號多少又恢復了它本來設立時的意義。

天順——明英宗的奇異年號

先說天順之「異」。景泰八年正月，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發動「奪門之變」迎英宗重登帝位。復辟後的朱祁鎮沒有恢復先前的「正統」年號，而是改元「天順」，明朝皆一帝一年號唯英宗一帝兩紀年，是以天順異於尋常。

天順之「奇」早在明朝之前，「天順」二字的組合在歷史上就不止一次出現過——遼穆宗即位時群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在金代天順第一次作為年號出現，山東紅襖軍領袖楊安兒——「僭號，置官署，改元天順」。（《續資治通鑒》）近在前朝的元出帝阿速吉八年號天順，便是通常所說的天順帝。天順受歡迎的程度不僅是在中土，就連安南後李神宗的年號也是天順。

比這更「奇」還是在本朝。景泰七年秋，錢塘妖道李珍自稱唐太宗之後，往苗疆煽動苗人造反，得武當山道士魏元沖、苗人首領執銀輔佐自立為帝，年號天順，後攻打天柱時被明都指揮湛清生擒，解往京城處死。不出數月南宮復辟正用此天順年號！時人便有嘲諷石亨等輩武夫無識，徐有貞雖為文臣不學無術，區區一年號竟至錯漏百出，不僅與前朝重複更與草寇同號。當然，以天順為年號朱祁鎮自有其用意。景泰之「泰」暗含「天」字，若按從上到下的書寫方式則天順之「天」在上，景泰之「天」在下，朱祁鎮無非想通過這樣的小動作來貶低景泰帝以顯示自己方是天命所在。天下人未必不識英宗用意，只不過不齒於石、徐等輩構陷己巳忠良，遂借題發揮一泄憤懣罷了。

嘉靖——從「紹治」到「家家皆凈」

正德十六年三月朱厚照崩於豹房，過去的正德時代對臣僚們而言或許是個噩夢，在國喪悲愴的外表下群臣終於可以舒舒服服的喘口氣了，更主要有了新君朱厚熜使得大家充滿對國家前景的憧憬。正德帝無後，朱厚熜乃興獻王朱祐杬之子，一般來說以外藩入繼大統本身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商高宗、漢文帝那樣的賢明君主，更何況朱厚熜可謂根正苗紅，已故的興獻王乃仁君明孝宗之弟，喜好詩書不慕奢華，因而聲名頗佳，人們沒有理由懷疑這樣一位賢王調教出來的朱厚熜會不好。

此次內閣擬定了三個年號：其一「明良」、次「紹治」、次「嘉靖」。（此為《列朝年號辨誤》的記載，若按《萬曆野獲編》所載則「紹治」、「嘉靖」同，無「明良」。）「紹治」的寓意十分明顯，在世人心目中先皇孝宗乃明中葉唯一一位值得稱道的皇帝，那是一個君臣和諧天下治平的時代。孝宗年號「弘治」，「紹治」即表達了對弘治中興的繼承。與「紹治」表達對弘治時代的懷念相對應，「嘉靖」在一定意義上則是對正德時代的清算。「嘉靖」典出《尚書.無逸》：「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從字面上看「嘉靖」即有清算過去撥亂反正之意，含蓄的表達了文臣集團對過去正德時代的不滿。同時這句話原本是對商高宗武丁的稱頌，武丁長期生活在民間後入繼王位，這一境遇與朱厚熜相似，群臣特地以武丁比喻朱厚熜希望他成為像武丁那樣賢明、長朔的君主。

據說王守仁曾預言「嘉靖」二字將作為年號出現，而朱厚熜確實也選擇了「嘉靖」作為年號。之所以不選群臣們普遍看好的「紹治」朱厚熜有他自己的看法，「紹治」暗含歧義，「治」既可以理解為對「弘治之治」——即弘治皇帝事業的繼承；又可以理解為對「弘治」——即弘治皇帝本人血脈的繼承。朱厚熜刻意迴避「紹治」其繼統不繼嗣的用心極為明顯，日後血雨腥風的大禮議之爭早在朱厚熜選擇年號的這一刻起便已初顯端倪。

與當初擬定「嘉靖」年號時的殷切期望相悖，朱厚熜沒有成為人們理想中的商高宗，然而享國長久這一點倒是實現了，他當了四十五的皇帝。

晚年的朱厚熜愈加暴戾、乖僻，以至於忍無可忍的海剛峰不惜以「嘉靖」年號抨擊今上——「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不久之後朱厚熜也病死了。從「紹治」到「家家皆凈」，兩相比較，當初群臣對朱厚熜的期望至高，也使得最後失望至高。

隆慶——徽號、年號、地名

「隆慶」作為明穆宗朱載垕的年號並沒有什麼不妥，也沒有出現以往年號常有的問題諸如抄襲前朝或不幸與草寇為伍。但是隆慶二字的組合帶有濃烈的喜興色彩，雖不曾被當作年號使用卻更經常地被用作徽號、地名等，諸如興邸原有隆慶殿、宣府轄下有隆慶衛、還有位隆慶郡王朱載土鼎等等，於是隆慶殿改名慶源殿、隆慶衛改名延慶衛、那位隆慶郡王也被改封到鄖城去了，只是無緣無故多了這麼些麻煩罷了。更早之前四川劍州因是宋孝宗發跡前的潛邸後被升格為隆慶府，明憲宗第六女則是隆慶公主，因為已經去世也就沒再追改徽號。無獨有偶，此前的「宣德」年號也存在類似問題，諸如南齊就有宣德太后、隋朝和北宋官稱中有宣德郎、五代時湖州為宣德軍、宋正朝為宣德門、洪武時有宣德侯、明北疆重鎮宣府舊稱宣德。但不管怎麼說「宣德」和「隆慶」之前畢竟沒有作為年號使用過，到這裡也算填補了一項歷史空白。

泰昌——泰昌雙日與三皇之年

公元1620年是明朝歷史上的三皇之年，七月萬曆帝朱翊鈞崩，在太子位置上苦熬了近二十年的朱常洛繼位，出人意料的是八月新君朱常洛也死了，前後在位不到一個月，就這樣到了九月份皇位又被匆匆交到皇長子朱由校手裡，是以本年大明朝竟出現了三位皇帝先後當家的奇觀。

與三皇之年相對應本年又同時存在兩個年號，公元1620年既是萬曆四十八年又是泰昌元年。朱常洛沒來得及給他的臣民帶來多少惠政就死了，反而由於他的短命造成不少麻煩。八月朱常洛即位宣布明年為泰昌元年，但未及改元死去，九月朱由校繼位這下又得改元，群臣無奈只得硬擠出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這段時間作為泰昌元年，明年起則使用新君朱由校的「天啟」年號。而兩京及各地須象徵性的開局鼓鑄「泰昌通寶」一年，其後再鑄「天啟通寶」。

萬曆帝與泰昌帝父子相繼各自刷新了明朝皇帝在位時間最長和最短的紀錄。時人對此便有所議論，且充滿詭異氣息——萬曆帝享國長久便沾了年號「萬曆」的光，「萬曆」本身就有歷世長久之意，如今果真應驗了吉兆。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泰昌」之「昌」卻有雙日，此乃凶兆也！

難怪泰昌帝在位不足一月就死了。

永樂、天順、正德、天啟——宰相須用讀書人

此事卻得先從北宋趙匡胤改年號說起，這位皇帝乃行伍出身文墨不多，對新年號沒有太多講究，只要求選一個古來未曾用過的即可。宰臣們討論之後改元「乾德」。乾德三年，趙匡胤無意中發現宮人所用銅鏡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鑄」字樣，大惑不解，方今才乾德三年怎麼會有乾德四年鑄的鏡子？於是拿鏡子給趙普等人傳看，也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最後召翰林學士竇儀詢問方知「乾德」原來是不久前前蜀王衍用過的年號，而這面鏡子定是蜀中所出，趙匡胤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自此重用儒臣。

明朝（不計南明）十七個年號中就有四個與前人相同。朱棣改元初擬年號「永清」後又改為「永樂」，這一改卻改出了問題。「永樂」年號前涼張重華（註：）、南漢張遇賢、北宋方臘都曾用過，朱棣即位伊始緊張的政治空氣使得群臣對朱棣的這一疏忽三緘其口，遂將錯就錯。

「天順」年號前番已經說過，巧合的是錢塘妖道李珍年號「天順」，唐岐王李業之子李珍於上元二年密謀作亂自立年號「正德」。兩個李珍從事同樣的造反事業，各自的年號又與明朝皇帝的年號相同，堪稱一奇。明武宗「正德」年號乃內閣首輔劉健所定亦典出有據——《尚書.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或許是劉閣老一時失察竟沒有發現「正德」年號從前大理、西夏都曾用過（這還不算李珍那樣的亂賊）。馬文升遂借題發揮，主持吏部考選時故意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為命題將劉健狠狠嘲弄了一把。

天啟年間有人從宮中司鑰庫翻出幾枚「天啟通寶」轟動一時，若是本朝所鑄天啟錢那倒不值得大驚小怪了，奇異的是這些天啟錢大小不一，看起來年代久遠，且鑄造風格與本朝錢幣完全不同。有司將其呈獻給大臣們鑒定，不料飽讀詩書的閣老大臣們竟面面相覷，最後用「天降祥瑞」給這件事作了定性，還大宴一場以示慶賀。司禮李永真、向若愚多了個心眼兒，事後查閱歷代史籍並玉海等書才驚訝的發現，原來本朝「天啟」年號北魏元法僧、南梁蕭庄、南詔勸豐祐、元末徐壽輝等都曾用過，這次司鑰庫里發現的「天啟通寶」根本不是什麼「天降祥瑞」，其實就是徐壽輝所鑄的錢幣，天啟君臣之顢頇可見一斑。

到這裡天啟的故事還未結束，天啟年號繼續作祟貽害後人。徐壽輝所鑄「天啟通寶」因數量稀少故而價值不菲，清末北京有山西商人重金收購古泉卻將徐壽輝的「天啟通寶」誤當作不值錢的明「天啟通寶」棄之不取，泉家丁福保喜而購之並曰：「明臣尚不讀書，何況是晉賈」。

崇禎——崇禎原本是「崇貞」

據《思陵典禮紀》的說法，朱由檢即位伊始禮部為其擬定四個年號——「乾聖」「興福」、「咸嘉」和「崇貞」。朱由檢自稱不敢當蒼天之聖，也不敢以中興自任故而不用「乾聖」和「興福」。「咸嘉」之「咸」字暗含一「戈」，主刀兵不吉，也不用。最後圈定「崇貞」，並且把"貞"字改為「禎」。《烈皇小識》所載略有出入，若按其說法則禮部所擬四個年號是分別「永昌」、「紹慶」、「咸寧」、「崇貞」。御筆改「貞」為「禎」，點用之。巧合的是，這裡面的「永昌」卻是日後李闖大順的年號。

崇禎帝雖志在中興然為人剛愎馭下苛刻，所用溫體仁為輔臣也是刻薄寡恩，招致京師臣民不滿，遂譏誚二人「崇皇帝，溫閣老」。「崇」與「戎」讀音近似，「溫」與「瘟」同音，儼然把崇禎帝視為戎狄暴君，而溫體仁乾脆成了瘟神。如此拿皇帝的年號當靶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從當初海瑞罵嘉靖得到的靈感。

註：前涼張重華年號「永樂」一說僅見於晁公武《昭德先生讀書後志》卷一所引龔穎《運歷圖》六卷，《晉書.張軌傳》等皆不載此事。史上前涼歷代君主中除張祚自行稱帝改元「和平」外，皆奉晉室為正朔使用西晉「建興」年號或東晉「昇平」年號。故張重華自行改元一說可信度不高，即便前涼果真存在「永樂」紀年也極有可能是張祚稱帝時追授前代的年號，故張重華在位時並不曾真正使用過「永樂」年號。

主要參考資料：《明史》張廷玉《今言》鄭曉《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海瑞《萬曆野獲編》沈德符《烈皇小識》文秉《荷牐叢談》林時對《明史考證》黃雲眉《中國歷代年號考》李崇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