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之史，古來共談——中華山水志叢刊

《周易》中有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這其中說的八卦中的「艮」與「兌」，也就是自然界中的「山」與「澤」，「山」「澤」相互對應，這種觀念一直影響後世。

「江山如此多嬌」，文人墨客自古以來就對華夏大地上的山川有別樣的感情。在廣袤的禹甸河山上，名山勝水星羅棋布，山明水媚，蘊秀藏靈。雄奇的泰山，險峻的華山，崇遠的嵩山，雅緻的黃山，奇美的廬山，幽靜的雁盪山，或高深秀奇，或幽情險絕，讓古今墨客心馳神往，奔騰浩蕩的黃河長江，神奇險峻的秦嶺三峽，旖旎無限的雲嶺八桂，三江五湖，各有風采。記述和談論華夏山川河澤的詩文也不勝枚舉。正所謂地靈人傑，除了地理風貌和自然景觀各有千秋，各地的風土人情各異，同時也展現出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內涵和特點，多元的文化內涵共同組成中華文化大傳統。

古代對於中國山水的觀照心態，反映了中華古代對自然人文的無限感懷，以中國最早的地理書先秦時期的《尚書禹貢》與《山海經》為肇始，古人對於自然山川的探索發現就了無停歇。正是古代學者這種孜孜以求的精神，對山川湖澤形成了浩如煙海的豐富記述。而所謂山水志者，是仿照歷代地理志及方誌的體例，專記山嶽、河川湖澤之書也，屬於地方志的支流。閡麟嗣在《黃山志》自序中說：「夫志者，記也。記其地理、風俗、文獻之大略也。志山水與志郡邑雖異實同。」山水志書不僅是輿地之學的第一手資料，並且由於其史部屬性及稀見等因素，也是歷史文獻研究者的珍貴寶藏。

華夏自古鐘秀氣，無水無山不入書。作為具有地域性色彩的山水志，將方方面面的自然、人文資料，例如圖說、名勝、物產、人物、金石、藝文、方外等門類悉數進行編錄整理，可謂蔚為大觀。在隋唐時期開始出現山水志，創製了山水志的纂修模式；宋元時期，由於水利的開發以及與山嶽洞觀相關的宗教信仰，文士尤重山水志的編纂；明清時期則是山水志的繁榮期，諸多學者抱著考訂古事、成一家言的態度，博考廣稽，使山水志這一史部地理門類臻於完善。與此同時，山水志的語言文字方面更具文采，地方志要求語言樸實、簡潔、準確，一般不強調文彩。但山水志卻不同，它有風景記述，如果沒有比喻，沒有喧染和描繪，將平淡無奇，不能引人人勝。所以，在記述時，要把巍峨的山峰、迷人的秀水、絢麗的風景展現在讀者面前，就必須用文學的語言進行形象地描述，這樣才能產生畫面般的立體效果。用近似真山、真水的場景來感染讀者，使之為這山這水動情，產生一睹為快的迫切願望。

西奧多·羅普（Theodore Ropp）有一句名言：「地理是戰略的核心。」地理環境是影響一個地區發展模式形成的最穩定的因素之一，梁漱溟先生曾說古代中國人「天下」意識遠遠超出「國家」意識，這其中的緣由就是因為古代中國本身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世界體系，是一個獨立的「天下」，而在這個「天下」之下，中華文明各地區的生存與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地理條件的不同，如《山海經》中寫道「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螳，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這些內容虛實交織，外人難明其「妙」，雖然怪誕莫名，但也說明特定的地理區域是「那一群人」賴以生存繁衍的空間，對他們生活與思維方式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山水本是客觀的存在，但在廣闊的山水中，我們究竟選擇什麼樣的地方安頓我們的身體，決定於如何定位我們與天地萬物及周圍山水的空間關係，因此不同群體形成了各種 「標準」 擇地而居，而「被我們選擇的」山水就被納入到或者說是規約了我們精神生活的建構，山水不再是單純的、客觀的存在。就像黃河泰山之於漢族，白山黑水之於滿族，玉龍雪山金沙江之於納西族，等等。所以山山水水這些地理條件構成華夏大地各地區發展最大的初始條件和制約因素。

《中華山水志叢刊》即是對中國各名山大川不同歷史發展的記述彙編，這套叢書是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山水志中的精選彙編而成，共計319種古籍，分為上卷的山嶽志38冊，下卷的河川湖澤志37冊。選收圖書主要遵循稀見和實用原則，選收的山水志的成書年代均屬於明清時期至民國初年，特別集中於清後期與民國初年。我們所熟知的泰山、恆山、武夷山、黃山及黃河、長江、淮河、永定河、漢江、西湖、玄武湖、洞庭湖、趵突泉等山河湖泉的歷史變遷、分布區域內人文地理和經濟、市鎮狀況，其中均有記載。它保存有豐富的自然風景的描述、環境變遷的情況、河湖位置的變化、河流水利的興廢、地區經濟的發展、佛道等宗教的分布和多樣的民間信仰的風俗等資料，是社會經濟形態諸多方面的重要志書，是我們華夏地理大尋蹤的最佳參考資料。

以道教研究為例，乾隆九年（1744）刊王概撰《太岳太和山紀略》一書，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部區域道教史，是記錄武當山地區道教發展的專門性著作，特別是其中的第五卷、第六卷所錄歷代太岳太和山碑記，對其研究武當山道教聖地的起源與區域道教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又如清朝歷史上沒有專門記述水利的史著，但成書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湯諧纂修的《練湖歌敘錄》則是江蘇丹陽縣練湖水利的資料彙編，在其引言中的說明中，練湖在順治康熙年間已三次廢除又三次恢復練湖水利事，這種多次廢復爭執的文錄，對於考察地方官府、士紳與水利事業興廢的關係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後來又相繼有記述雍正乾隆嘉慶年間的《練湖歌敘錄續編》、道光咸豐年間的《練湖歌敘錄三續》、同治光緒年間《練湖歌敘錄四續》，此四編聯成一體，就成為一部清代練湖水利史。

總之，《中華山水志叢刊》的每一種山水志，都是一部當地百科全書式的資料，其涉及範圍廣泛，在諸多方面可彌補一般地方史志及其它著述不足，匯聚一處，可以作為某一學科研究的原始文獻。對環境變遷、歷史地理、水利史、文化史、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章學誠提出的方誌典籍可通四部的理論出發點即是如此，歷史地理學專業可尋其地理變遷沿革，歷史學專業可尋其人物傳記及大事記，宗教學專業可尋其神仙方外，文獻學專業可尋其金石藝文之學。另外，山水志對當今各級政府重視的名山與湖泊風景區的開發規劃與利用有非常重要的參考依據和借鑒意義。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華山水志叢刊》所收錄的清末民初成書的一些山水志特別是河渠水利志，是在西方近代地理學、測繪學傳入中國的大背景下撰寫完成的，所記內容很多是近代地理學考察與測繪的結果，與傳統山水志相比，具有更高的科學價值。借用明代的鐘惺在為其友人曹學佺的《蜀中名勝記》作序時寫過的一句話：「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與文字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想來這套叢書的目也是如此，除了資料的利用，今人對於祖國大好山河的摯愛之情，能夠化為古往今來的文字感知，應該也是一大幸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