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國模式」與思想解放
俞可平：近年來關於「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的討論受到了國外輿論界和學術界的格外關注。關於中國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的討論之所以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一個熱點，我想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面。
其一，20世紀晚期，拉美的經濟危機、東亞的金融危機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失敗，都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直接相關，而新自由主義正是「華盛頓共識」的基礎，它們表明了建立在「華盛頓共識」基礎上的「拉美模式」、「東亞模式」的局限。
其二，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奉行自己獨特的現代化戰略和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一直在9.5％以上，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中國成功的發展戰略必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也必然會有人從理論上加以概括和總結。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實是一個新課題，它們都在努力探索新的發展模式。而所謂的「東亞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們加倍關注中國的成功經驗，希望從中找到適合它們自己的東西。
其四，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強大和崛起，勢必會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甚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中國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也必然會引起西方發達國家的深切關注。
關於中國模式，我們可以從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認識。概括地說，十七大報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個「一」：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體系，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可以稱作「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系列戰略策略。
記者：有學者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對蘇聯模式的突破」。您是如何看待「中國模式」和其他社會發展模式的關係的?
俞可平：「中國模式」既不同於改革開放前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即蘇聯模式，也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中國模式」與西方社會發展模式的區別是極其明顯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國不實行全面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土地和森林、礦山等資源也不實行私有化。在資源配置上，雖然我們採用了市場經濟，但政府調節和干預的程度比西方國家要強大得多。在政治上，中國不搞多黨制和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在意識形態上，中國已經允許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同時，中國的發展與其他國家也有共同點。「中國模式」的成功之處，恰恰就在於它是立足於中國的具體國情，充分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優秀成分的結果。
我曾經從成功的經驗和鑒戒的教訓兩個方面來概括過「中國模式」的基本要素——以經濟發展為核心，追求社會和自然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凋控；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與人、地區與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平衡發展；將對國內的改革與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有機地結合；根據自己的國情，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的發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全面推行經濟社會改革的同時，適時進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為目標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記者：「中國模式」帶來了中國國際社會影響力的擴大和國際地位的提升。那麼，「中國模式」是否也具有一種「全球價值」?
俞可平：「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它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不能簡單地把「中國道路」的價值，看作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中國的國情太特殊了，建立在這種特殊國情基礎上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簡單地效仿的。
我還想特別說明一下：在我看來，「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並沒有完全定型。雖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徵開始顯現出來，但我們的現代化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對「中國模式」仍然處於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還很長。以為「中國模式」已經是一條成熟的現代化道路．既可解決國內發展中的一切問題。又可供他國模仿，這不僅過於樂觀，而且對我們解決目前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甚至是有害的。
記者：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中國模式」及其實踐效果給當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帶來了怎樣的深刻影響?
俞可平：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說「中國模式」所導致的「中國崛起」，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它深刻地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世界歷史的進程。首先，中國持續而高速的經濟發展，近3億人口擺脫貧困，13億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現代化，並且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從原來的封閉狀態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國際事件。
其次，中國綜合國力的驚人增長，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大大增強，從而打破了原來由超級大國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國事實上已經開始作為國際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獨立力量而發生作用，並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從單極向多極發展。
其三，中國是一個追求和平發展的大國，中國的崛起大大增強了國際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於國際社會實現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標。
最後，「中國模式」影響著全球治理。對外開放、國際合作、和平發展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
遵循著這些戰略策略，改革開放以來中圍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更多地承擔國際責任，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貢獻更多的力量，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全球治理的現狀和未來。例如，中國對全球氣候變暖和國際反恐的積極態度和有效合作，明顯地增強了在這些領域內的全球治理效果。
記者：談到「中國模式」的價值問題，最近還有一個與之相關的熱議話題，這就是「普世價值」。目前有兩種相對立的看法：一是認為根本不存在什麼「昔世價值」；一種觀點認為，拒絕「普世價值」就是自絕於人類。不知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俞可平：首先，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反對極端主義思維。我覺得在這場爭論中有兩種極端觀點是令人擔憂的。一種認為普世價值就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共同價值。其極端就是簡單地把西方價值當作「普世價值」；另一種認為人類社會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價值，其極端就是幼稚地認為「中國特色」與人類的普遍價值格格不入。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的價值也同樣如此。以爭議最大的民主問題為例。民主源於西方文明，但民主並不足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它是人類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是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中國同樣要追求民主，實現人民民主是我們的根本目標。但我們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它與西方國家的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實質性的區別。我們要建設法治國家，要實行民主選舉，要加強權力監督，要擴大公民參與，這是任何民主共同的東西。但我們的法治、選舉、監督、參與等都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與西方國家有著根本性的區別，我們不搞西方的多黨制、普選制和三權分立。因此，上述兩種看起來截然相反的觀點，其思維邏輯的極端性、片面性以及對「普遍一特殊」、「共性一個性」鏈的割裂，如出一轍。
其次，要堅持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我剛到江蘇的「天下第一村」華西做過調研，20年前我曾經去過。這20年間，許多原先的農村先進典型紛紛隕落了．但華西卻依然先進如故。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問為什麼華西能取得如此成功?新老書記都答日：實事求是。同時補充說，實事求是可不容易。確實如此。我發現在這場爭論中，一些人就很不實事求是。他們總覺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代表，而對方不僅觀點一無是處，而且動機不良。因此動輒就給對方扣上「反對改革開放」、「為既得利益者辯護」、「是西方的走卒」、「缺乏良知」這類政治帽子，進行政治批判和人身攻擊。其實，絕大多數參與這場討論的知識分子雖然觀點不盡相同，但都希望我們的國家更加富強，人民更加幸福。對不同的思想學術觀點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們汲取「文革」慘痛教訓後來之不易的結果。我們需要通過正常的學術討論、理論爭論和思想交鋒來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識，而絕不能去破壞社會的政治認同和政治共識。
我還想強調指出，極端的思維要害死人。過去我們已經有無數這方面的慘痛教訓。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各地各部門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認真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巨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但有極少數人只要你一說改革開放的政治進步和經濟進步，就說你這是在否定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是在否定建國後29年的巨大成就。這真是從何說起啊?任何一個有正常理性思維的人都會認為，我們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以來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為我們有改革前29年積累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同時我們又充分吸取了前29年社會主義探索的經驗和教訓。說我今天生活得更好，並不必然否定我的昨天；說你比別人更有成就，並不是說別人一無是處。這是常識。維護常識，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社會責任。
記者：記得您在去年發表的《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的碰撞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我們也看到，自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的論斷後，一些地方率先展開了思想解放大討論，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運動呼之欲出。那麼，您對當前這次思想解放的討論有何看法?俞可平：自從去年6月2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把繼續解放思想當作四個「堅定不移」之首提出以來，思想解放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中央強調思想解放，既是對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基本經驗的總結，更是基於對我們目前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挑戰的認識。
一方面，改革開放30年翻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我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等方面取得了全面進步，中國人民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正在世界民族之林迅速崛起。我們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就是我們走上了一條既不同於傳統社會主義，又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的形成，是解放思想的直接結果。我曾經在你提到的《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一文中，詳細地論證了思想觀念的變化，如何一步步地推動了我國的政治和經濟進步。可以說，沒有思想的解放，我們就不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不會有「中國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解放就是改革開放的一大法寶。只要我們還要堅持改革開放，那就必須繼續使用這一法寶。
另一方面，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例如，如何克服仍在不斷擴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城鄉差距、東西差距?如何讓全體人民，特別是普通工人農民更加公平地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好地保護自然環境，建設生態文明?如何進一步擴大公民的參與，更好地滿足廣大公民日益增長的民主需求?如何加快建設法治國家，降低犯罪率，更好地維護社會秩序和公民安全?如何堅決遏制依然十分嚴重的腐敗現象，增強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解決各種利益矛盾，建設和諧社會?如何妥善處理好中國與其他世界大國的關係，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共同建設和諧世界?所有這些問題和挑戰，我們自己沒有現成的答案，在其他國家和其他發展模式中也找不到現成的答案。唯一的出路就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找到新的解決辦法，革新制度機制，不斷充實和豐富「中國模式」的內容。
中央如此屢屢強調解放思想，不僅說明思想解放的極端重要性，也表明思想解放的難度。我們今天遇到的多數問題，是過去我們不曾碰到的，探索解決這些新問題的方案決非易事，需要我們整個民族的智慧。此外，既得利益格局和傳統思維的阻力又進一步增加了思想解放的難度。舉個簡單的例子，十七大報告提出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重大命題，但個別人堅決反對在黨和政府文件中使用「政治發展」概念。原因很簡單：它源於西方。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對「人權」、「法治」、「憲政」、「人本」等概念也不以為然。其實，「共產黨」、「社會主義」、「民主」、「科學」、「市場經濟」等我們賴以立國的事物，以及「電腦」、「電視」、「電話」、「汽車」等我們日常生活賴以運行的東西最初也源於西方。試想，要是缺少這些東西，我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日常生活會多麼不可思議。也許你會把它當作笑談，我也但願大家都把它當作笑談，可惜它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事實。任何偉大的文明，都善於學習和借鑒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我們偉大的中華文明同樣也不例外。
記者：縱觀新時期的幾次思想解放可以發現，每次思想大解放都是一個「破」與「立」相統一的過程。比如，1978年的那次思想解放運動，破除了「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成為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1992年的那次思想解放運動。破除了長期以來在計劃與市場問題認識姓「社」姓「資」的思想束縛，確立了「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即生產力標準，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思想前提。那麼，當前的這次思想解放主要在於「破」什麼，「立」什麼呢?
俞可平：對，每次思想解放總是既有「破」又有「立」。從根本上說，這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堅決破除一切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思想觀念和制度機制，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新觀念、新思路、新制度。解放思想本身並不是目的，解放思想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要解決類似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新問題，前提是轉變思想觀念，但落腳點在於制度創新。一切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做法和改革，一切能夠增加廣大人民群眾權益的政策和舉措，都值得探索。例如，在社會政治領域，我認為一切符合「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統一的制度改革，都值得嘗試和實驗，一切有利於公平正義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也應當大力推進。像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推行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擴大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培育和引導社會組織，推進社會自治，改革農村治理結構，建設生態文明，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等等，都需要通過大力解放思想來進行制度創新。
記者：「中國模式」不僅包括經濟發展模式，也包括政治發展模式。就政治發展方面來說。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化」。您一直強調，遵循增量改革或漸進式改革是成功的經驗，與經濟發展一樣，政治發展也將按照增量發展和漸進改革的路徑。那麼，我國政治領域未來在哪些重要方面會有突破性改革?
俞可平：十七大報告首次明確將發展基層民主當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並且決定要「重點推進」。報告用整整一節的篇幅對此作了專門論述，表明基層民主仍將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領域之一。基層民主直接關係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政治權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礎，意義尤其重大。此外，優先發展基層民主，從基層民主逐漸向上推進，也有利於社會政治的穩定，積累民主政治經驗。在發展基層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鞏固和推行基層民主的創新實踐；如何處理基層社會的黨政關係、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的關係、民間組織與政府的關係、公民權利與公民義務的關係；如何有效遏制基層選舉中的賄選和宗族勢力影響等消極現象蔓延；如何增強公民的民主與法治意識，將是基層政治改革急需解決的問題。鄉鎮機構的改革、鄉鎮黨政領導公推直選范周的擴大、社區自治和職業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參與形式的豐富、城鄉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的轉變，都將是基層政治改革的重點內容。
記者：我國政治改革的具體實現路徑會是怎樣?
俞可平：由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是發展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但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命題，本身就意味著黨內民主不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標，人民民主才是最終目標。
黨的十六大就確立了發展黨內民主，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中國民主政治發展路線。十七大再次確認了這一民主發展戰略。黨內民主是除基層民主之外，中國推進民主政治的又一重點。如果說基層民主是由下至上推進民主的話，那麼，黨內民主則是由核心向外圍推進民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政治權力核心，幾乎掌握著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此外，作為擁有7300多萬黨員的大黨，中國共產黨聚集了中國社會廣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沒有黨內的民主，就意味沒有核心權力層的民主。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是「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因此，從根本上說，發展黨內民主，是推進人民民主的途徑和條件。
記者：近年來，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有一種觀點認為，在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政治改革必然會導致社會承受能力和風險問題。因此。要先解決民生問題，以此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的進一步改革。您對這種觀點怎麼看?
俞可平：民主與民生，是共和國騰飛和中華民族振興的兩翼，不可偏頗。民主與民生相輔相成，互為促進，決不能將兩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將它們對立起來。不能認為重視民主就勢必忽視民生，或相反，強調民生就勢必輕視民主。
胡錦濤同志提出，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擔當起帶領中國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改善民生也好，發展民主也好，繁榮文化也好，建設和諧社會也好，歸根結底，是為了最終勝利地履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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