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頂頂頂「於詩不足，於史有餘」-----王夫之評杜甫（轉帖）

「於詩不足，於史有餘」-----王夫之評杜甫（轉帖）蕭條異代不同時 ――王船山為什麼瞧不起杜甫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際思想家。字而農，號畺齋。衡陽人。晚年居衡陽之石船山，學者因稱船山先生。明亡，曾在衡山舉兵起義，阻擊清軍南下。戰敗退肇慶，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對王化澄，幾陷大獄。至桂林依瞿式耜，瞿氏殉難，乃決心隱遁。展轉湘西以及郴、永、漣、邵間，竄身瑤洞，伏處深山，刻苦研究，勤懇著述，歷四十年「守發以終」（始終未薙髮），其愛國氣節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眾所周知，凡讀過杜詩的人，誰不為詩人對國事的關心，對人民的摯愛而動容呢？王夫之卻是一個例外。其例外之處何在？其一，王夫之是第一個譏批杜甫詩品人格之人！王船山批杜可以說是遍及杜詩。如在評杜甫《漫成》一詩說：「杜又有一種門麵攤子句，往往取驚俗目，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裝名理名腔殼，如『致君堯舜上，力（再）使風俗淳，』擺忠孝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術學問器量大敗闕處。或加以不虞之譽，則紫之奪朱，其來久矣。《七月》、《東山》、《大明》、《小毖》，何嘗如此哉！」（《唐詩評選》卷三，《船山全書》第14冊）又說：「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於血勇。丈夫白刃臨頭時且須如此，何況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一件衣服穿十年，一個月吃九頓飯，窮愁潦倒的杜甫憑什麼來行忠孝？船山的質疑直接針對現實。繼而船山還對杜甫憂國憂民之情提出了懷疑，如他在評《詩經?竹竿》時借題發揮，又說：「《書》曰：『若德裕乃身』，裕者，憂樂之度也。是故杜甫之憂國，憂之以眉，吾不知其果憂否也。」（《詩廣傳》卷一，《船山全書》第3冊）在船山看來，憂之以眉，就是假憂。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歷來被人稱為杜甫「平生第一快詩」，格調之快，心情之快溢於紙上。王夫之卻認為：「杜有『劍外忽傳收冀北（當為薊）』諸篇，大耍此一法門，聲容酷肖，哀樂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唐詩評選》卷4）這類快詩，在船山看來，正是他大耍憂之以眉的法門的例子，也是大雅之衰的明證。總之，在老先生眼裡，杜甫是一個虛聲滿紙，空話連篇，只知呼窮叫苦，不知憂國憂民的心術不正，人品不端的人物。除此而外，還在評初唐詩人王績《野望》時還不忘捎帶罵了杜甫「誨淫誨盜」。「大都讀杜詩詩學杜者皆有此病，（不紹古響），是以學究、幕客案頭，胸中皆有杜詩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饅頭饊子也。杜於歌行自是散聖、庵主家風，不登宗乘，於他本色處揀別可知。（古詩評選卷一）。」 其次，他是第一個提出「李優杜劣論」的人。 第一個提出「李杜優劣論」的是誰，《漁隱業話》指是元稹，元稹先杜而後李，引得韓愈不快，作「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來回應，提醒大家要對李杜並重。此後，唐有白居易、宋有葛立方，則明確黜李揚杜；宋有楊億、明有楊慎，則黜杜揚李，有宋一代，雖然出現過「西昆體」這樣一種以杜為宗的詩派，但在主流上仍然以揚李者居多。元明兩代，基本上是李白的風頭要遠遠超過杜甫。 到清代，由於乾隆帝撰《唐宋詩醇》，並在自序中說：　「有唐詩人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為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至今奉為矩矱，無異議者。然有同時並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均力敵，而無所多讓之太白，亦千古一人也。」又云：　 「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途同歸者，觀其全詩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縱恣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沉鬱，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窮極筆勢，盡情事之曲折而止。」 最後乾隆總論李杜云：　　　「若其蒿目時政，疾心朝廷，凡禍亂之萌，成敗之實，靡不託之歌謠，反縱慨嘆，以致其忠愛之心，其根於性情，篤於君上者，按之固無不同也。至於根本風騷，馳驅漢魏，擷六朝之精華，掃五代之柔靡，詞華炳蔚，照耀百世，而人又何以異哉？」 乾隆的出發點是李杜不分軒輊，因而，後世就以「詩不可以論劣」為李杜優劣論作結。其實，此前不管是黜李揚杜還是黜杜所李，抑或是李杜並駕論者，多從詩的才情和思想作結，而獨獨王船山，第一次明確提出李優杜劣，則是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出發的。 「李獨用本色，則為『金陵送別』一流詩，然自是合作。杜本色極致，唯此《七歌》一類而已，此外如夔府詩，則尤入俗丑。杜歌行但以古童謠及無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蘭詩》與俗筆贗作蔡琰《胡笳詞》為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處。高者為散聖，孤者為庵僧，卑者為野狐。」 「後人稱杜陵為詩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開元天寶本紀在內。俗子非出像則不省，幾俗賣陳壽《三國志》以雇說書人打匾鼓，誇赤壁鏖兵。可悲可笑，大都如此。」（《唐詩評選》）既然大家都說本色，王船山也從本色入手評議李杜，但他認為杜甫真正稱得上本色的，只有《七歌》。至於其他類詩，孤、卑參雜。 他譏杜詩《石壕吏》是「於史有餘，於詩不足。」認為譽杜詩為詩史者是「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閔者」（《古詩評選》卷4），指斥杜陵「三別」是「偨厓灰頹，不足問津風雅」，偨，是參差不齊；崖，是水邊；灰頹，是灰心頹喪。意指是詩堆砌事實，缺少氣骨，乖離風雅之旨。評《千秋節有感》說：「杜於排律極為漫爛，使才使氣，大損神理；庸目所驚，正以為是杜至處。」評《後出塞》之一「獻凱日繼踵」時說其「直刺而無照耀，為訟為詛而已」，「杜陵敗筆有『李瑱（李鼎）死歧陽，來瑱賜自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種詩，為宋人漫罵之祖，實是風雅一厄。道廣難周，無寧自愛。」那麼，王船山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貶杜批杜呢？為什麼他要逆無數杜甫的粉絲們的喜好，把杜甫從詩品到人品全盤否定呢？這幾乎成了眾多研究杜甫和王夫之的學者們鬱積在心的一個謎。我們今天就來為大家解開這個謎。說起來，王船山對杜甫是情有獨鐘的。王船山貶杜批杜並非隨興所為，從上文列舉的例子來看，他是熟讀杜詩並為杜詩作了厚厚的評點的。可以說，他與這位相隔900餘年的前輩詩人杜甫是由愛生恨，愛恨到了難以融解的地步。這裡只需舉一個例子：杜甫有一首題為《月》的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境，風簾自上鉤。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 杜甫對於「月出」來說是非常敏感的，他的詩里曾反覆出現月的意象，每一次寫月都感受到一種新生般的體驗。這首詩，蘇東坡曾給予高度的讚美：「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可見此詩的不凡。反清復明失敗後藏身衡陽的王夫之，寫下了《讀文中子》二首，其中第二首云：　　　　天下皆憂得不憂？梧桐暗認一痕秋。歷歷四更山吐月，悠悠殘夜水明樓。大家看，這不是異代詩人千秋印心么？王夫之在詩中完全襲用了杜詩，把那句被東坡先生譽之為古今絕唱的兩句直接引入詩中。這難道不能說明王船山對杜詩的喜愛么？ 既然如此，船山為什麼又要以近乎誅心式的攻擊杜甫呢？在我看來，原因有二：一、憂國在眉與憂國在心 船山攻杜，與船山的哲學思想有關。船山攻擊杜甫的人格，源於船山躬行實踐，強調知行統一的哲學主張。應該說，杜甫所處的是安史之亂的混亂時局，而船山所處的則是明亡清興這一民族生死存亡之轉折關頭，二者有很多的相近性，但船山所處的時局有過之而無不及。船山以為，在安史之亂那樣的時代，杜甫既然作為一個有著滿腔報國熱忱的詩人，就不能只說不做，而應該化為實際行動，去拯救盛唐文明免遭毀滅。而杜甫恰恰只是把他的那種愛國熱情化入詩中，故而船山判定杜甫是一個虛聲滿紙，空話連篇，只知呼窮叫苦，不知憂國憂民的人，他的憂國是憂在眉上而未憂在心頭。僅僅把滿腔憂憤灑於紙上，這樣的憂國誰不會呢？船山先生自己則恰恰是一個知行合一者。事實上，也只有像船山先生那樣經歷過那樣的時勢那樣的痛苦的人，方才懂得憂國在眉與憂國在心的區別，這也就是別人無法理解船山先生批杜的根本原因。二、崇尚風雅與知行統一船山攻杜詩則與船山的文學思想與政治主張有關。船山譏評杜詩，認為李白優於杜甫，源於他文學思想主張特別是他的風雅觀。船山一貫以為，「三國以降，風雅幾於墜地。」因而，船山推崇秦漢而貶抑唐宋，他的文學思想是典型的厚古薄今的。他崇尚本色，而對杜甫詩中那種過於沉鬱的風格非常不滿。這一點與後世的毛澤東的看法完全一致。而船山的政治思想主張卻是「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他強調知行統一。這也是導致他對杜甫幾近誅心式的攻擊的一個方面。因此，結合上述二大原因，我們不難理解船山對杜甫的責難實實是異代蕭條不同時。事實上，正是有了王夫之，湖湘文化中那種浸透千年的悲情才得以爆發，衝決於紙上、外化為知行統一。從此開始，肇啟了湖湘士子經世致用的嶄新風氣。在王船山的身體力行和教化下，湖湘文化中那鬱積多年的悲情開始慢慢地消溶於洞庭煙波之中。巧合的是，與王船山譏杜貶杜類似，毛澤東也揚李抑杜。從各種史籍文獻來看，毛澤東對杜詩是非常熟悉的，他自己的詩中不僅常常點化杜詩，而且還不時借用杜詩。但具體到對杜甫的評價和喜愛時，毛澤東始終一貫的是抑杜。1942年4月，毛澤東邀集魯藝文學系和戲劇系的黨員教員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到楊家嶺談話，「當嚴文井問毛澤東喜歡唐朝詩人李白還是杜甫的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喜歡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近來有一些學者認為，毛澤東並沒有抑杜，他們舉出下面的例子：1949年12月，毛澤東與費德林在開往莫斯科的列車上談到《詩經》、屈原、李白、杜甫、蒲松齡等時說：杜甫（8世紀）——他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人民詩人。他的作品是中國後人藝術欣賞的不朽文獻。杜甫的詩，代表了中國人民天才的獨特風格，也是給全人類留下的優秀文學遺產。從這段話的語氣看，顯然是《光明日報》1996年2月11日發表時有所修飾的，真正的談話應該不會是這樣，即便原話如此，也只能說明這是毛澤東對杜詩的一種客觀評價，並不包含他個人的情感在內。事實上，毛澤東對杜詩的看法始終是一貫的。1957年1月毛澤東與臧克家、袁水拍談話時說：「杜甫的詩有的好，大多數並不怎樣。」1958年1月16日，毛澤東在中央南寧工作會議上講話中說：「不願看杜甫、白居易那種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現實主義一面不好，李白、李賀、李商隱，要搞點幻想。太現實就不能寫詩了。」1958年3月7日毛澤東借參加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時拜訪了杜甫草堂，會議期間，印發了一批材料給與會者，其中就有《杜甫草堂楹聯集》，「光借閱杜甫草堂各種版本的『杜詩』就有12部、108本之多」，還將李白的6首詩以及杜甫的《劍門》等25首詩編入《詩詞若干首（唐宋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和詞）》印發給與會人員。「毛澤東在看完了各種不同版本的杜詩後，望著陳列在櫥內的詩集說道：『是政治詩』」！從上述情況來看，毛澤東抑杜確是事實。從毛澤東與湖湘文化的淵源來看，他的抑杜除了個人性格上的原因外，不外乎還有受到船山先生的影響。在毛澤東題為《講堂錄》的早期筆記本中，對王夫之，他這樣寫道：「王船山：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聖賢，德業俱全者；豪傑，歉於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這也是王船山反對把杜甫看成「詩聖」的思想根據。在船山看來，杜甫顯然不是一個德業俱全之人。毛澤東又在記曾國藩一條中說：「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發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對不談過高之理，他又說：「心知不能行，談之不過動聽，不如默爾為愈。」「古者為學，重在行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那麼比對杜甫，顯然與船山、毛澤東的思想相去甚遠。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在後者看來，就是心知不能行而發出的動聽之辭。杜甫一生連自己的茅草屋都不能得，怎麼可能得廣廈千萬間以庇天下寒士？徒以取悅天下人耳。正是出於這種思想，杜甫在王船山、毛澤東那裡都不是理想的楷模、心中之俊士。[ 本帖最後由 藏羚羊 於 2009-9-3 10:58 編輯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