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陶東風教授一起學習，政治經濟學是個啥？

　　最近，首師大教授陶東風先生髮布了一篇引發熱議的博文《不敢說真話，但至少不要說假話--有感於某些新左派的文化研究》。文中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要義不是要把矛頭對準抽象的「資本的罪惡」，而是要引入對公權力的分析和批判，所以馬克思的學說才叫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學。陶教授的這個解讀無疑極具創造性，以至於馬克思在他那裡變得面目全非。雖然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包含了眾多迥異的進路，但至少在馬克思那裡，它的意義是明確的：研究經濟運行中生產關係的學說。更直截了當地說，它將勞動與資本的關係置於經濟研究的中心，並認為其他的一切政治和文化實踐都極大地受到這種生產關係的影響。引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原話：「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高明之處不是把「資本放在政治環境中加以審視」——這是制度經濟學之類的乾的活兒，而是在資本增殖過程中發現被掩蓋了的社會關係。如果我們非要硬摳「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的所指，它也並非是陶教授所謂的公權力，而是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對抗。在此，政治是對經濟學的限定，政治經濟學是歷史的、變化的，它否認有任何永恆不變的人性(理性人假定)和經濟學規律。政治並不僅僅存在於抽象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中，而是更主要地存在於所有制關係、分配製度，以及勞動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中。這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真實含義。

　　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就在於批判了這種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在市民社會中尋找國家的秘密。而陶教授卻自由主義式地預設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並將國家視為一種抽象的、自主的存在。當真實的馬克思從政治批判走向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候，陶教授的「馬克思」則「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倒退回了政治批判。這就是陶教授提供的「真知識」!陶教授說得好：「一個學者有沉默的權利，卻沒有說假話或嘩眾取寵的權利。」我們可以不說真話，「但至少不要說假話」吧?陶教授的話如此字字璣珠，以至於我們現在除了套用陶教授的話來回敬他自己，再也不能多說什麼了。我們來欣賞一下：

　　「公權力不是在真空中運行的，而是在社會環境特別是經濟環境中運行的。」「在很多帶有明顯自由派和親美傾向(自由主義和阿姨學的混合)的研究者那裡，我們發現只有對抽象的、籠統的「公權力」「國家主義」的批判，而沒有對權力運行的政治經濟環境、對資本和生產關係的反思。簡言之，沒有政治經濟學的視角。」

　　這樣一改，是不是順多了?帽子容易扣，真知識還是要追求的，所以，為了幫助陶教授理解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我們從《馬克思主義思想辭典》中摘錄了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詞條，願與陶教授一起學習。

　　政治經濟學一詞常常用作研究資源分配和總體經濟活動傾向的經濟學的同義語。就馬克思的用法來看，這一詞的較具體的含義一般是與某些探討經濟剩餘的分配及其積累以及探討確定價格、工資、就業和促進積累的政治安排的得失等有關問題的作家們的主要著作相聯繫的。特別是與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以及像馬爾薩斯、詹姆斯、約·斯·穆勒、麥克庫洛赫和西尼爾這樣一些作者的著作相聯繫的。馬克思本人明確地區分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但主要是後者)和1830年之後發展起來的庸俗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看作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但近些年來贊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家們已把政治經濟學用作激進經濟學的代稱以使它有別於資產階級的或新古典的經濟學。然而，理論經濟學的另一個派別也稱自己是政治經濟學，它所研究的是民主政治進程與市場經濟的經濟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一派別的著作認為政治進程會扭曲市場經濟，因此政治進程並不是建立在市場(商品)關係的基礎上的。

(亞當斯密，圖片來源：網路)

　　所有這些派別，儘管表面上似乎完全不同，但卻都源於亞當·斯密的著作，而亞當·斯密著作的關鍵則是被稱之為市民社會的自發的、自我調節的經濟這一思想。正是亞當·斯密的天才發現了有可能把市民社會同政治領域(國家)分開，發現了如果任其不受阻礙市民社會可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發現市民社會具有達到最大限度收益狀態、任其所有的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潛力，從而發現了要求產生一種能使市民社會處於獨立於國家狀態的哲學理想。

　　雖然亞當·斯密為後來一些學派和分支的出現奠定基礎，但他的著作卻應當放在適當的背景中去考察。除了孤立的個別的早期經濟學家(特別是約翰·洛克和理查·康替龍)以外，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可以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找到。宗教權力的逐漸削弱造成了需要對各種社會事件作出新的解釋，造成自然科學特別是17世紀牛頓著作的自然科學得以發展的局面，並表明有可能運用科學方法來作出這種解釋。在力圖構築一門關於是社會事件的科學的努力中所產生的一種思潮，就是孟德斯鳩的《法意》。他的著作是分類學的，但所提出的說明人類社會安排多樣性的「模式」並沒有提供有力的解釋。一群在整個17世紀堅持邊教學邊研究的蘇格蘭哲學家，寫出了一批構成社會學起源的著作，他們把這些著述稱之為政治經濟學。弗蘭西斯·哈欽森、亞當·弗格森、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約翰·穆勒、洛德·凱姆斯就是這一派哲學家的主要成員。他們集體地而且是日積月累地提出了人類歷史所經歷的發展階段，每一階段的關鍵以及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思想，提出了任何一種社會獲得生存的方式。打獵、放牧、種地和經商被認為是四種主要方式，並依據生存方式來解釋各種社會情況──政治權力的性質、道德的發展、婦女的地位、「階級結構」等。這種解釋並不是單一地說明因果;歷史發展的模式既不是直線的、單向性的，也不是決定論的。這是一種大膽的思考，並為旅行家們記載的不同社會的情況和希臘、羅馬時代以後的不同國家的歷史記載所證實。

　　亞當·斯密雖不是最「唯物主義」的蘇格蘭哲學家(約翰·穆勒才是)，但卻是最有影響和最有名氣的一位。《國富論》中的四階段理論雖不是最突出的，但這一理論的邏輯卻使斯密把商業與自由聯繫起來。商業的發展和自由的發展是彼此相通決定的。商業可以看作是繁榮的關鍵，但只有不受阻礙的商業追求才能導致最大限度的繁榮。因此，自由又是商業發展的關鍵。在世界範圍內發展並可用流動(即可輸送的)形式來積累財富的商業，使商人不受政治專制的支配，從而增加了發展自由的可能性。

　　在產業革命初期從事著述的亞當·斯密看到了工業生產的重大意義。工業生產中的分工可使產量和生產率獲得空前的增長。如果能在廣大的市場上出售這種提高了的產品，那麼這種分工就證明是有利的，所獲利潤也可重新投資於進一步的創利活動。在探討分工與市場發展相互作用所引起的財富增長的過程中，斯密既使經濟學擺脫了重農主義者所施加的農業傾向，又使經濟學擺脫了重商主義者所施加的狹義商業傾向。剩餘不只源於土地，獲取財寶(貴金屬)也不再是經濟繁榮的唯一的或理想的方法。比如，財富可以表現為(能再生產的)可銷售的商品。如果財富的佔有者把財富用於進一步提高生產率的投資，則財富就會增長。

　　斯密所提供的啟示的另一個方面是必須讓各個個人在不受外界(政治)干擾的情況下去追求自身的自我利益。在論證尋求其自我利益的個人也間接和無意識地促進了集體利益這一點時，斯密把市民社會的概念具體地表述為是一種自我調節的、有益的體系。個人的理性導致集體的利益;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表面上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一種有秩序的世界;這種秩序不是由有意識的政治行動而是由許多個人的無意識的行為所促成的。私人利益的領域因而變成了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自主的領域，私有的個人也從市民中分離出來。以前人們曾有種種擔心，即認為如果沒有國家對經濟領域的監督，秩序就可能崩潰，私人利益之間的衝突會引起內戰的爆發;與這些擔心相反，斯密描繪了一幅關於恰恰由於國家不涉足私人領域而出現的一種和諧、友善和繁榮的景象。

　　因此，市民社會被證明是一種自主的、有益的和能不斷進步的體系。鑒於財富是由可銷售的、能再生產的商品構成的，因而作為生產主要動因的勞動(和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的分工)就成了衡量這些商品價值的明顯的尺度了。但是勞動不只是衡量價值的尺度;它還被看作是產生價值的起因或來源。然而，如果勞動是價值的來源，那麼人們如何能證明非勞動收入的兩個主要範疇──地租和利潤──是正當的呢?

　　隨後的政治經濟學成果──它們所涉及的範圍廣泛，足以包括大部分社會科學——均源於斯密著作中的下述要素。它們是：(1)歷史發展的經濟理論;(2)通過分工和發展貿易進行積累、使經濟增長的理論;(3)重新把財富定義為由商品而不只是由財寶構成，從而激起了對重商主義政策的批評和對自由貿易的提倡;(4)把追求自我利益同集體利益協調起來的個人行為的理論，它為實行自由放任和盡量縮小國家的作用的政策提供了綱領;(5)勞動價值論，它斷定勞動既是衡量價值的尺度又是產生價值的來源。

(李嘉圖，圖片來源：網路)

　　亞當·斯密 雖對上述斯密著作中的狹義的經濟思想的(2)、(3)和(5)條進行了去粗存精，但卻忽視了歷史發展的經濟理論。黑格爾在其國家歷史的政府中所使用的歷史發展的理論和市民社會的概念則源於斯密。馬克思是通過自己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而涉及斯密的經濟學的。在這裡，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與政治社會相脫離的思想十分重要。黑格爾通過論證市民社會同政治社會的分離既是基本的社會分離的起源又是歷史進步的障礙，從而力圖從理論上把普魯士世襲君主制看作是理想的國家。在黑格爾看來，作為私人利益領域的市民社會與作為公共利益領域的政治社會之間的這種矛盾，只能用高於市民社會和處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政治安排──「超階級的」途徑來協調。這些就是等級制、官僚政治和世襲君主制。在批判黑格爾理論的過程中，馬克思提出了與之對立的普選權、無產階級和民主制三位一體的思想，它能夠通過引入共產主義而廢除市民社會的矛盾，從而促進人類的自我解放。但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作為論點的基礎。馬克思後來的研究脫離了國家理論而轉向研究市民社會運轉的理論，即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

　　無疑，歷史發展的理論在馬克思的手中變成了歷史唯物主義。他的價值論使作為價值尺度和來源的勞動二重性所固有的矛盾加劇了。馬克思雖然同意積累的理論，但卻力圖運用內在批判的方法使資本主義機能的有利方面成為問題。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證明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資本主義不過是一個歷史階段──並運用價值論中的矛盾形成階級鬥爭的理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階級鬥爭表現為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他力圖證明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絕不會導致集體的理性或公共利益，而是導致危機的不斷爆發，並且證明資本家克服這些危機的企圖會導致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以及資本主義將為通過政治鬥爭而實現的社會主義所取代。

　　於是，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因為他證明了他的著作的基本範疇是歷史的，而不是無所不包的。這樣，純粹的經濟學也就變成了與其特定時代有關的經濟學，變成了有時限的經濟學了。但後來的經濟學的發展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馬克思的批判。從19世紀70年代起，新古典經濟學雖然忽視了亞當·斯密著作中的(1)和(5)兩個要點(特別是後一點)，但卻吸收了他的關於個人行為和提倡自由貿易的理論，並把它改造成純經濟學。在熊彼得和後凱恩斯派作家使積累的理論再度流行之前，除馬克思主義者外所有的作家都忽視了這理論。英國經濟學在馬歇爾和庇古的影響下曾指出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這一簡單的方程有許多例外，並提出為促進經濟福利應由國家進行干預的論點。被粉飾為可充分利用資源的經濟能力的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在凱恩斯批判薩伊定律之後再一次成了有爭議的領域。最近又出現了自由放任的思想意識的復活。在芝加哥學派的手中，自由放任的思想鋒芒既被利用來打擊馬歇爾──庇古為克服「看不見的手」失靈的問題而主張實行干預(特別是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的論點，又被利用來打擊凱恩斯關於反對經濟的自我調節性的論點。這一新的古典學派雖通過回到斯密的論點而給自己貼上政治經濟學的標籤，但卻忽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這一復歸學派的一個趨勢是把民主看作是有效發揮自由市場的障礙，并力圖使政治從屬於經濟，即按市民社會的形象去改造國家。因此，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市民社會的理論仍然是廣泛有效的。

　　參考書目

　　①M.德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1979年英文版，第199—213頁。

　　②R.L.米克：「蘇格蘭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貢獻」載《經濟學、意識形態及其他論文》，1967年英文版。

　　③J.奧馬利：《卡爾·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編者序》，1970年英文版。

　　④A.斯金納：「蘇格蘭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一種貢獻?」，載布雷德利和霍華德合編：《古典政治經濟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198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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