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日本這個民族【徵文】

2015-02-16 10:00

多個獨立機構的民意調查表明,中日兩國民眾相互厭惡;日本國內多數人支持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是明確的民意和政治風向標。——《我看世界系列·日本》(一)「七五三節」與豐臣秀吉我和妻子穿著和服,跪坐在榻榻米上吃早餐。眼前1米見方的矮桌上,擺放著各式造型的餐具和精緻的日式傳統菜肴。透過落地窗向外看,想起「窗含西嶺千秋雪」的詩句,不過這裡的窗外,是層林漸染的秋色,紅葉黃葉枯葉,隨著蕭瑟秋風飄落在緩緩流淌的河中,漸漸遠去。我們住的地方,是一家名叫「平八茶屋」的家庭旅館,位於京都市郊比睿山麓的高野川河畔,古色古香的木屋臨河而建,坐落在石頭壘砌的河堤上,窗外就是山水風景。這座安土桃山時代就開始經營的老茶屋,已有4、5百年歷史,現在的主人已經是第21代了。年輕的女服務員來收拾餐具,她跪在門外輕輕敲了一下木門,聽到我說「請進」,才小心翼翼拉開門,先向我點頭致意,然後柔聲細氣問了一句話。我聽不懂日語,但根據當時的場景,猜測她是說:「您吃好了嗎?可以收拾餐具了嗎?」之類的話。服務員起身進屋,後面還跟著一位年齡稍大的婦女。二人跪在矮桌旁,輕手輕腳又十分麻利地收拾完餐具,又奉上茶水,說聲「請慢用」,然後用托盤端起餐具,起身彎腰退到門口跪下,拉開木門又一次點頭道別,才關門離去。這座有著古樸名字的旅館,規模不大,設施齊全,還有溫泉湯浴和蒸汽桑拿。精緻的小院子和盆景般的日式小花園,讓人一進大門就感覺到一種積澱深厚的歷史韻味。我們的客房在二樓,卧室、餐室、衛生間相互隔開,由一段樓道連接,構成一個小單元。整套房間不算新,卻十分乾淨,榻榻米草席是新鋪的。旅館的服務,用傳統方式接待客人,不只是禮貌,而且是極致的謙卑、恭順、溫柔。在這裡享受服務,彷彿自己不是匆匆過往的住客,而是主人般的尊貴、尊嚴,產生了高人一頭的錯覺。我特意選了這家離市區稍遠的家庭式旅館,就是想體驗一下日本的傳統文化。外面下著小雨,一時還無法出門,就一邊喝茶一邊聊天。老婆說起了她的父親1938年從富裕的山東老家隻身一人出走,到太行山區參加八路軍,與日本鬼子打游擊的故事。我說我的父親當年在太原東站當工人,鐵路沿線都被日本人佔了,一次不知為什麼,日本鬼子抬手就是一槍,子彈從父親頭頂擦過,差點兒就沒了命。要是那樣,此刻坐在平八茶屋的人,就不知是誰了。我起身去隔壁的洗手間,服務員正打掃衛生,見我過來,慌忙側身退出,口裡連連道歉,倒弄得我有點兒不好意思了。不過這只是瞬間的情緒,可能是受到剛才聊天談起日本人侵略中國的影響,我的理性告訴我,日本人肯定不是真心對中國客人恭順謙卑,但為什麼表面上要這樣?這就是日本人的虛偽和狡詐嗎? 可是,中國民間歷來有「伸手不打笑臉人」一說,面對如此謙恭有禮的人,怎麼能想像他有壞心腸呢?我很想知道點頭哈腰的日本人,內心究竟是怎麼想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兩國度過一段熱戀的蜜月期。當時中國與蘇聯關係劍拔弩張,美國總統尼克松秘密訪華,與日本的關係也熱絡起來。1972年9月,田中角榮、大平正芳訪問北京,中日兩國正式建交,隨後發表《聯合聲明》,其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中國免除對日戰爭索賠,日本向中國投資、建廠、貸款,還有成立中日友好醫院、許多地方植樹都要種上一片「中日友好林」。誰家要是有一台日本的松下、東芝小彩電,就成了向鄰居炫耀的資本,每晚都極感自豪地邀請鄰居來家裡觀看。日本電影《追捕》《望鄉》《血疑》《人證》,風靡全國。高倉健飾演的杜丘,戴蛤蟆鏡、穿喇叭褲,引領風氣之先,成了年輕人爭相效仿的流行時尚。人們高唱「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的歌曲,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當時並沒有想過,又一次「入侵」中國的日本「硬實力」和「軟實力」,對改革開放究竟產生了什麼影響?是否對中國人更新觀念、打開國門、擁抱世界發揮了某種潛移默化的作用?免除對日戰爭賠款,是為了顯示中華民族人窮志不窮、以德報怨、大仁大義的優秀品德?還是基於當時複雜的國際形勢和地緣政治考慮、親近西方、對抗蘇修的戰略決策?我們如此善良而健忘的一個民族,那時就是把日本看作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一個羨慕、學習、模仿的榜樣,早把30多年前日本屠殺中國人的歷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我猜想,在當時友好的中日關係下,我們這個民族的心態,國家領導人當然是從全局出發,站在國際關係和大國博弈戰略高度處理中日關係;從民間來說,中國人骨子裡就是善良謙虛的,知道自己落後就向別人學習。但日本人是什麼心態?當時的中國人對日本人的鞠躬很感興趣,以致編一個笑話說,兩個日本人見面相互鞠躬,一位剛直起身另一位正好彎腰,結果相互鞠躬好幾分鐘還沒有切入主題。但接觸多了,中國人慢慢發現,日本人表面的禮貌掩飾不住內心的優越感,是那種「富人向窮人施捨」而獲得的優越感。然而,畢竟很難看出日本人的真實動機,難道在卑微的微笑下,真的掩藏著悸動的野心?大阪城公園位於大阪市中心,公園內城中央的天守閣是當地著名景點。天守閣外觀,有點像放大的北京故宮角樓,綠瓦白牆,層層疊疊堆砌起來,巍峨雄渾,鑲銅鍍金,十分壯觀。這裡遊人如織,來參觀的中國遊客很多,在我們排隊等候進入天守閣的不長時間裡,就遇到兩隊20多人的中國旅行團。登上8層觀景台,大阪市容盡收眼底,當時只是醉心於迷人風光,昏昏噩噩,卻根本不知道這個天守閣是怎麼回事。買門票時,附送一冊中文簡介,得知天守閣是日本著名歷史人物豐臣秀吉於1586年所建,內部保存有豐臣秀吉的木像、使用過的武器及繪畫,公園內還有供奉豐臣秀吉的豐國神社。從天守閣出來,我們來到旁邊的豐國神社,那是我第一次實地看到日本神社,給人的感覺,古樸而莊重。神社的外觀結構,有點兒像中國的廟宇或宮殿。不同的是,中國廟宇多是黃瓦紅牆,日本神社多是灰瓦灰牆配以銅銹綠色房檐。神社門前和院子里插著許多旗幡,上寫漢字「七五三節」。這一天是11月15日,正是日本的「七五三節」。日本習俗,3歲、5歲、7歲是特別幸運的年齡,有這個年齡孩子的家庭,這一天要全家盛裝出動,隆重地去神社祈福,感謝神靈保佑孩子平安成長,期盼今後健康幸福。我們覺得很新奇,就駐足觀看。先是一對夫婦領著一大一小兩個女孩,爸爸身穿筆挺黑色西裝,媽媽身穿淡粉色和服。小孩子打扮十分艷麗:大些的女童身穿色彩鮮艷的紅底白花和服,頭髮梳成髮髻並插了許多花,腳踏木屐;小些的女童身穿碧藍色和服,外加一件紅色披風,同樣頭上插花,腳踏木屐。 二個女童跟著父母,小碎步快快走向神社,上台階來到拜殿,恭恭敬敬直立站好,拍兩聲巴掌,拉住粗粗的長麻繩搖一下鈴鐺,意思是引起神的注意,然後默默祈禱。接下來的一對夫婦帶著一個小男孩,大人穿戴和剛才那對夫婦差不多,小男孩穿灰色和服綉有龍的圖案、腳穿分腳趾白襪、蹬木屐,到神社前祁福的儀式和流程都類似。拜殿正前方院子里,是一尊武士雕像,留著山羊鬍子,光頭上梳一個朝天髮髻,身披日本傳統武士袍,手握長刀橫在腰後。近前細看,花崗岩底座上用中文繁體字寫「豐臣秀吉公」描金陰刻字。這座雕像,造型不算張揚,不是那種耀武揚威、鋒芒畢露的氣概,而是顯示了一種略帶文雅而含蓄的威武。豐田秀吉是什麼人?回到酒店,迫不及待上網搜索,終於了解了一點兒歷史。我國明朝萬曆年間,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前3百年,豐臣秀吉用武力統一了日本,緊接著出兵21萬攻佔朝鮮,欲以朝鮮為基地,一舉征服中國,誓言「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志」,「在我生存之年,是將唐(明)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豐臣秀吉的計劃是,佔領中國後定都北京,將朝鮮移至日本,將日本舉國從貧瘠的海島遷到中國大陸。日本是一個國土面積狹小,資源極其匱乏的孤立島國,自然條件惡劣,每年發生一萬多次地震,颱風海嘯司空見慣。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有日本列島終有一天會沉入海底的悲觀思想,由此形成的強烈危機意識讓他們夢寐以求奪取一塊資源豐富、能夠安身立命的土地。看到中國這麼大,資源豐富,地域遼闊,是一個最好的目標。豐臣秀吉侵佔中國的嘗試以失敗告終,但日本人「移都北京」的夢想從未放棄,成了一以貫之的大陸政策。他們卧薪嘗膽,一有機會就鋌而走險,豐臣秀吉不過是日本大陸政策的第一個踐行者。天守閣旁邊的豐國神社,供奉的就是日本民族英雄豐臣秀吉,神社環境給人一種祥和寧靜的感覺。而那些參拜神社祈福的3歲、5歲、7歲的孩子們,在溫馨的氣氛中,感受神靈的恩澤、浸染民族英雄的影響,無聲無息、潛移默化地接受武士道精神的熏陶。這樣的場景、這樣的方式,會給成長中的孩子心靈上刻下什麼樣的印跡呢?(二)魯迅的視角:以日本為鏡?從野田車站出來,我和老婆一人背一個登山包、胸前還挎個小包,走在大阪濕漉漉的馬路上。我打開手機,調出GPS地圖,確定了目前方位和旅館所在位置,然後撐開雨傘、邁開雙腳,走進深秋的綿綿細雨。心裡有點兒忐忑: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能否順利找到旅館?我擔心的不是問路。有多年旅行經驗,找路根本不是問題。不管到了哪個國家,即使不懂當地語言,只要有張地圖,或者詳細地址,找路人指給他看你要去的地方,不用張口,准能找到要去的地方。更何況有GPS導航?更何況日本地名大多使用漢字?按以往習慣,每到一個國家,起碼學會「你好」、「謝謝」等禮貌用語,與當地人交往,就多了一份兒親近感。可這一次來日本,壓根兒沒想學哪怕一句日本話。倒是在其他國家旅行時,那些老外總把我們當成日本人,打招呼「庫尼奇瓦」、「撒油那拉」,讓我記住了這幾個詞。行前女兒打電話問:去日本旅遊是什麼心情,期待嗎?我說,沒什麼可期待的,有心理障礙。我們這一代人,骨子裡對日本沒什麼好感,都走了六十多個國家了,南極都去過了,卻還沒有一點兒去日本的衝動。一個偶然機會,參加一家公司的新產品推廣活動,贊助我們去日本的機票,才開始考慮走一遭。女兒說她沒有心理障礙,別說有人贊助,就是自費也想去看看。這就是兩代人的代溝嗎?從野田車站到華都溫泉賓館,直線距離約1.5公里,不算遠。但從谷歌地圖看,這段路有立交橋,還要跨過一條分衩的河流,能否徒步走過去?北京經驗,大城市的道路設計,更方便開車。遇到立交橋,車輛繞行不是問題,行人或自行車卻要繞很遠很遠,有的路段根本就沒有人行通道和自行車道。管他呢!走過去再說,大不了打個計程車,不就多花點兒錢嗎?其實,步行找旅館,不光是為了省錢,還為了體驗這個城市,這是我們的慣常做法。每到一個陌生地方,下車伊始,邊走邊看,從第一印象去感受這個城市的性格,追求的就是那種毫無掩飾的直觀、真實呈現的本來面目。下雨天,免不了泥濘,到處髒兮兮的。雨中走路最難以忍受的就是泥濘。一輛汽車從背後飛馳而來,濺起一片泥水,猝不及防把你淋個落湯雞,不由得指著遠去的司機破口大罵。仔細看,那輛豪車也是一身泥濘,像個泥猴兒。北京的103.9交通台,每天廣播「洗車指數」,一遇雨雪天氣,就提醒愛車人士這是不宜洗車的日子。這種在國內的經驗,讓我格外留心馬路上的車輛。然而,在大阪找旅館的這一段路,感受的卻是雨中散步的愜意和浪漫。雨絲若有若無,空氣濕潤,微風拂面,清涼輕快的感覺。我們夫妻倆個,就這樣享受著雨中散步的愜意。這是一條安靜的大街,有50米寬吧,出奇的乾淨。我蹲下身來用手去摸路面,竟沒有一點泥塵,更看不到紙屑垃圾。或許是雨水沖刷的緣故吧?我想。走了一段路,又蹲下摸地面,依然是那麼乾淨。可能就這一條路乾淨吧?我又想。走近一個路口,一輛汽車要拐彎,我們習慣性地給車讓路。司機停下來示意我們先通過,一邊點頭、面露微笑。路上車不多,一輛輛像是剛剛清洗過。其實許多車並不新,還時不時看到老舊計程車,是後視鏡裝在車頭兩側的那一種。這種轎車上世紀8、90年代在北京大街上十分常見,現在已難覓蹤跡了,沒想到日本還在運營,一看就知道是舊車,卻保養得很好。路上跑的大多是「緊湊型」小轎車,少見豪華高級轎車。直觀感覺,這裡街上的車,總體上比北京低了一、二個檔次。我很奇怪,日本是汽車大國,怎麼看上去街上的車不多、檔次也不算高呢?大阪是它的第三大城市啊!我不再擔心過往車輛會濺一身泥水,轉而關注街景。沒有太高的樓房,大街兩側有不少衚衕小街道,沿街排列,都是2、3層日式房屋,造型大多像獨棟別墅,灰磚黛瓦,一座緊挨一座,沒有空隙。主路旁的小街,記得和在大連參觀過日租界的街道一樣,但那是作為「景點」供遊客參觀的。這裡不是景點,也就是普通街道、普通社區吧。人行道約5米寬,包含並行的自行車道和盲道。我們一邊走一邊看街景,老婆還忙著照相。我聽到背後有什麼響聲,回頭一看,是一個騎自行車的男子,聲音是自行車剎車發出的——原來我們擋了自行車道。我忽然意識到騎車的人很多,一小段路已經遇到7、8個。我們擋了人家的車道,騎車人卻沒有搖鈴或吆喝,只是捏閘剎車的聲音讓我意識到後面來了車。趕緊讓路,騎車人點頭致謝,這才注意到,許多路口都有「行人優先」的標示。路旁一個小餐館,門口掛著鮮紅的日式筒型燈籠,上書力道遒勁的漢字,配以其它小飾物,讓人不禁想進去看看。推開門,一位中年婦女滿臉堆笑迎上來,一邊說敬語,一邊鞠躬,好像是抱歉的意思,可惜一句也聽不懂。老闆娘顯然把我們當成了從其它地方來大阪旅遊的日本人。我用英語連說帶比劃,說我們是中國人,想吃點兒東西,所以進來看看:「米西米西!」老闆娘立刻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邊鞠躬邊連忙道對不起。然後指指門上掛的小牌,上書 「準備中」。這幾個中文繁體字我們當然看得懂。原來,小店還沒到營業時間,這是下午4點左右。沿途經過,都是普通社區,不是旅遊景點,也就沒有通常旅遊景點那些矯揉造作的裝修,更能反映人們的日常生活吧。GPS顯示,離旅館已經不遠了。前面到了河岸,這條河不算太寬,也就一百來米吧,但分開了汊口,是一條「Y」字形河。遠遠望去,河面上架起三座橋,還豎立著「坂神高速」的路牌,估計是大阪到神戶的高架路。心中不免又擔心起來:能不能步行過去呢?但遠遠望去,橋的兩側似有便道,有自行車在上面騎行,走到跟前一看,果然有人行道和自行車道。過了橋再轉個彎,就到旅館了。日本的城市,乾淨、整潔、禮貌、有序。城市規劃和建設人性化,給人以優雅、宜居的感覺。人們總是彬彬有禮,走在路上,有人超過你,你眼角掃他一下,他也要鞠躬致歉;公交車司機在每位乘客下車時都會說敬語,讓你感到有尊嚴。我走過世界許多地方,許多城市,如果用乾淨、優雅做標準來衡量城市的現代化水平,日本的城市肯定名列前茅。忽然,我內心湧起一股強烈的嫉妒,是那種看到仇人身上的優點、卻因自己缺少這樣的優點而產生的嫉妒。日本,你很乾凈、很美嗎?其實,你的「禮貌」是虛偽,你的「乾淨」是表面!你內心是骯髒的。我用這樣的想像尋求內心平衡,可又覺得自己像阿Q。到處都是漢字,入境、過海關、兌換「關西鐵路周遊券」、搭乘城鐵、公交,指示牌除日文英文外,還有繁體漢字,循指示牌辦事,一路順暢。走在街上,也隨處可見漢字。老婆說,怎麼像是到了台灣?這讓我找回了自尊心:你日本再好,也是學中國的。只是忘了師道尊嚴,自己強大了就欺凌曾經的老師,這不正是你日本人的醜陋之處嗎?這樣一想,還是覺得自己像阿Q:「我祖上也富過!」行前查閱日本旅遊資料,許多介紹京都和奈良的書籍,都充滿自豪地說,京都的規劃和建設,是仿照唐朝長安和洛陽建造;奈良的城市布局和建築,體現的也是中國唐朝的建築藝術。然而,在京都、奈良遊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那些洋溢著濃烈唐朝古風的街區、寺廟、景觀,還有就是成群結隊參觀廟宇神社的中學生,他們讓我看到的是日本的現在和未來。奈良東大寺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築,寺內供奉著高48米的宇宙佛毗盧遮那。在寬闊的大殿中,一群一群學生穿著統一校服,排隊參觀學習,十分認真。我心裡納悶,學生到寺廟、神社裡學習,能學到什麼呢?不光是在奈良,在京都、在大阪、在東京,都經常看見學生參觀神社、寺廟的身影。我看著學生們穿的校服十分眼熟,突然想起,魯迅在日本仙台讀書時的留影,不就是穿同樣的校服嗎?我拍了一些在院子里嬉戲的日本學生照片,回酒店上網一比對,當年魯迅在日本留學時的照片,與東大寺、法隆寺看到的學生裝一模一樣,連那種青澀的學生表情都那麼相像!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魯迅當年棄醫轉文,用筆做手術刀剖析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是不是以日本為鏡、以日本文化為參照?或許魯迅寫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本身,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對中國人民族性的看法?日本人尊敬古代中國,蔑視滿清以後的中國。何止是日本人,魯迅、柏楊對於他們那個時代的中國,不也是哀其不幸、恨其不爭嗎?當年,魯迅以日本為師,鞭撻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魯迅看到的那些醜陋,到現在是否依然醜陋?今天,日本是不是還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三)神社·神道教·靖國神社我懷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想法,來到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北,這裡是靖國神社所在地。從與東京理科大學相對的東門進入,穿過第一鳥居,來到神社庭院。院內樹木蔥蘢,中間是一條寬闊的石板步道,步道兩側各有一排燈籠形石碑。沿步道前行,陸續經過「日本陸軍之父」大村益次郎銅像、第二鳥居、神門。在第二鳥居前,兩側各有一座花崗岩「大燈籠」紀念碑,一側紀念碑的浮雕描繪中日甲午海戰,另一側描繪日軍進攻上海,都是讚美日本軍隊英勇作戰的畫面。穿過神門,廣場正面的建築是拜殿,殿前掛著印有菊花徽記的白色布幔,這是一般人參拜的地方。拜殿後面還有本殿、靈璽簿奉安殿及其它建築,還有就是拜殿旁邊的「游就館」。我們站在拜殿前面的廣場,當時是下午3點左右,人不算多,但總有人陸續站在殿前參拜,其儀式流程與在其它神社參拜的流程差不多。看著這些人一臉嚴肅、恭恭敬敬地鞠躬、祈禱,很想知道,靖國神社對於日本人究竟意味著什麼?不妨先了解一下神社、神道教。日本是個泛神論國家,崇拜多神。據文部省調查,全國有8萬2千多家神社,平均1500人就有一座神社,這還不包括遍布各地的佛寺和其它宗教建築。去日本以前無法想像,在這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國家,國民居然「見神就拜」。全國1億多人口,宗教信徒加起來竟達2億,因為一些人同時信仰幾種宗教,例如許多人既信佛教、又信神道教。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也是主體宗教。我們在日本走了十幾個城市,參觀了數不清的神社,印象較深的有:京都的伏見稻荷神社、鎌倉的鶴岡八幡神社、奈良的春日大社、箱根的箱根神社、東京的淺草神社、明治神宮、京都的平安神宮等。神道教的信仰,以萬物有靈論為基礎,有「八百萬神」之說。不同神社因供奉不同的神而有不同功能。例如,稻荷神社供奉的是保佑農業豐收的稻禾神;京都地主神社的主祭神是大國主,是年輕人結緣、祈求戀愛運的神社。去神社參拜,重要的祈禱有複雜程式,需要神社專門安排。但日常參拜非常簡單,就是恭敬地站在神殿前,拉住粗繩搖響懸掛在門楣上的鈴鐺,擊掌2下,提醒神靈傾聽,然後投一些硬幣在柜子里,雙手合十默默祈禱,前後不過幾分鐘的事。拜殿旁邊,通常有社務服務,花錢買一個小牌(祈願板),寫幾個字在上面,表達心愿;或者一張白紙,也寫上字,摺疊起來,系在繩上。神社院內有許多木架,上面掛滿了祈福的木牌和摺紙。但求籤占卜、祈求交通安全等要到佛寺,葬禮也要和尚主持。日本人關於死亡的事,通常是交給佛教處理的。每個神社都有一個或多個「鳥居」。日本人認為,鳥是人類靈魂的化身,有好的靈魂,也有骯髒靈魂,不能讓鳥接近神社,於是就在神社大殿之外修建「開」字型牌坊,這就是鳥居,有了它,鳥就不會飛進神社了。另有一說,認為鳥居是神界和人界的劃分之門,走過鳥居,就進入神界了。京都稻荷神社的「鳥居陣」,漆成桔紅的顏色,一串一串排列起來,就像長廊,從山腳一直向山上延伸,非常壯觀,根本數不清有多少鳥居。神道教崇拜的神靈雖然眾多,但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然神,天、地、山、水、風、雨、動物、植物都可為神祇;另一類是類人物神,主要有皇祖天照大神、祖先神,傑出人物死後的靈魂也是神。眾神是分等級的、尊卑有序。天照大神至高無上,是唯一、絕對的權威。在這個意義上,泛神信仰的神道教,具有了「一神教」的屬性。歷代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是人格化的最高神,人間的最高統治者。但在明治維新之前,天皇並沒有多少權力,實權掌握在幕府、大名手裡。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的重大轉折,它包括並行不悖的三方面內容:一是「脫亞入歐」;二是權力從封建割據變為中央集權;三是「宗教·意識形態」本土化、一元化。以往評價,較多關注第一方面,忽略後兩個方面。然而,正是後兩項內容,導致日本走向了「軍、政、教三位一體」的軍國主義道路。第一,在「王政復古」「尊王討幕」口號下,明治維新倒幕成功、廢藩置縣,終結了幕府擅權、封建割據、權力分散的時代,以天皇為國家元首建立了統一的君主立憲制中央集權政府。第二,確立神道教為國教,即國家神道。這一過程類似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此之前,神道教雖是本土宗教,但地位遠不及佛教。由於神道教尊天皇為最高權威,提倡對國家對天皇絕對忠誠,有利於天皇統治和中央集權,被立為國教,實行政教合一,政府出資大力扶持。「獨尊神道,改造儒佛」。經過明治維新,以神道教為核心構建了近代日本民族意識形態,外來宗教降為從屬地位,其內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日式儒釋道」與「中式儒釋道」已經相去甚遠了。這一過程與「脫亞入歐」方向恰好相反,是回歸本土。如果說西歐的現代化植根於基督教文明,日本的現代化則得益於國家神道。明治維新不是全盤西化,其核心價值是日本本土化。第三,廢除幕府和武士制度,武士階層消失了,但這些人作為社會精英繼續發揮作用,而且把原來對主君絕對忠誠的武士道精神,轉化成對天皇絕對效忠的武士道精神,成為後來主導日本社會走向的中堅力量。基於以上三點,神道教在明治維新以後成為國教,取得獨尊地位。於是,日本形成了以神道教為意識形態基礎、天皇為「萬世一系」最高權威、武士精英為社會中堅的國家體制和社會,埋下軍國主義禍根。後來,少壯派軍人正是在這種體制下「綁架」天皇,以天皇名義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戰爭。而「脫亞入歐」推動的現代化,反而成了推動軍國主義的引擎。「獨尊神道」,使日本文化具有了一神教屬性;同時,泛神信仰的傳統又有利於吸收外來文化,這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能夠大量引進西方文明成果實現「和魂洋才」的內生性原因。走上軍國主義擴張道路後,「大和魂」的外在形態又演變成大日本主義,欲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國際秩序。在日本各地遊走,無論繁華都市,還是鄉里坊間,隨處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神社。對日本人來說,神社是神道信仰的中心,是精神寄託的地方,是不可或缺的大和魂之精神圖騰。日本人拜神的心理基礎,從孩童時代就已經奠定了,出生30至100天內,就會被父母帶到神社進行參拜;「七五三節」要拜神,升學考試要拜神,戀愛結婚要拜神,身體健康、生意興隆、交通安全、考試合格,都要拜神。總之,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各種事情,都要祈求神的庇護,這種深入骨髓的東西,伴隨他們走過一生。深入民眾日常生活的泛神信仰,很容易被解釋成「生活習俗」,但日本民族的生活習俗卻具有一神教屬性,即泛神信仰最終要統一於天皇崇拜、敬神愛國。這裡有必要進一步了解一下神道教的流派及相互關係。神道教有三大流派:神社神道、教派神道、民俗神道。明治維新之前,天皇的權威不夠,信仰比較鬆散,泛神性很強。明治維新後,三大流派中的神社神道成為國家神道或國家神道教,直接由政府內務省管轄,神職人員屬內務省職員,在行政和教育上與國家密切結合,進行敬神愛國、崇祖忠皇教育。天皇作為最高神統治日本,其它神如稻禾神、土地神乃至「八百萬神」仍受崇拜,但前提是必須服從最高神天皇;外來宗教儒、佛、道、基督教,都受到打壓、清洗和改造,最終淪為了國家神道的附庸。國家神道教不僅成為神道教的主體,而且也成為所有其它宗教及非宗教思想的統治者。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整個日本的神道信仰才真正具有了一神教屬性,天皇作為最高神成了日本帝國的國魂,在日本人民中享有與猶太教耶和華、基督教上帝、伊斯蘭教真主一樣的地位,從而主導了日本的宗教和意識形態,實際上就是宗教·意識形態的一元化。比較一下日本《明治憲法》與美國《獨立宣言》,可以發現,兩者都有賦予人民以平等、自由、人權的內容,但美國是以上帝之名解放人權,「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結合前後文本意是「(因被上帝創造而)人人平等」;日本則是天皇統治下的人權,人民享有自由平等權利,前提是「天皇神聖不可侵犯(明治憲法第一章第三條)」。所以,兩者的信仰基礎是不一樣的。二戰結束日本投降後,在盟軍要求下,日本實行政教分離,裕仁天皇發布詔書,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廢除國家神道,政府不得資助神社。但泛靈多神信仰和天皇至上的思想,已經滲透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深刻影響著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不可能清除掉的。(四)游就館·武士道了解了上述情況後,再來看靖國神社問題,就不難發現,參拜靖國神社,是涉及整個日本民族的事情。我們的宣傳給人的感覺,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只是日本右翼政客和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逆潮流而動的行為,是被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致反對的。事實並非如此。由於靖國神社的存在,建立在民眾的神道教信仰基礎之上,所以,要讓日本國民與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做徹底切割,是不可能的事情。日本的神社,按受祭神的不同可劃分為6大類,祭祀歷代天皇亡靈的神社又稱神宮,如伊勢神宮、明治神宮,平安神宮。還有祭祀國家功臣、傑出人物、為國犧牲的軍人武士的神社,如豐國神社、靖國神社等。靖國神社是國家神道的主要神社之一,成立後一直由軍部管理,屬於軍事機構,戰後才改為宗教法人。靖國神社把戰歿者看作是為天皇和國家獻身的英靈,如果說天皇象徵大和民族的國魂,靖國神社供奉的就是日本的軍魂。靖國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設立的「東京招魂社」,最初是為了給明治維新內戰中死去的官兵「招魂」。現在的靖國神社供奉著明治維新以來戰死的軍人,多數是在歷次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其中包括1978年移入的14名甲級戰犯,但不是遺骨、也沒有靈位,只有存放在靈璽簿奉安殿里象徵死者靈魂的名冊。這是一種精神崇拜,是對武士道精神和軍國主義的頂禮膜拜。神社與佛教、道教寺廟的不同之處,在於多數神社沒有神像,靈魂是無形的,祭壇上只是一個鏡子、勾玉、抽象的幾何圖形,或者是存放在隱秘盒屋裡的某種物件,靖國神社存放的是一把軍刀,象徵一種精神,崇拜一種精神。日本人常辯解說,靖國神社裡沒有戰犯的骨骸、也沒有靈位,以此證明沒有供奉戰犯。其實,這恰恰說明了他們崇拜的是戰犯的精神。對靖國神社精神做出詮釋的地方,是拜殿旁邊的「游就館」。我們參觀游就館那天,正逢舉辦「大東亞戰爭七十年展2」,展品和圖片比平日要多。展廳分二層,一層是魚雷、火車頭、零式戰機、各種武器等二戰期間的大型實物;二樓入口處有一個小型電影放映室,我坐在裡面看了一會兒,放映的是「神風特攻隊」的黑白紀錄片。展廳的布置,從展品選擇陳列,到圖片文字說明,完全是日本立場和觀點。整體感覺,就是上一堂軍國主義歷史教育課,其中內容,主要是歷次對華戰爭、日俄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也涉及當事國當時的政治背景,如中國國內的五四運動、國共合作、毛澤東、蔣介石,美國的羅斯福,蘇聯的斯大林等人物的相關圖片和文字說明。關於甲午戰爭,文字說明是「日清戰爭」,對中日雙方投入的兵力做了對比,清兵為630000人,日兵為240616人。數字精確到個位,日兵戰死人數也精確到個位,但清朝軍隊陣亡人數是「不詳」。關於盧溝橋事變,文字說明是「支那事變」:事變發生後,宋哲元向日本道歉,但襲擊日軍的恐怖活動升級,導致戰事擴大。關於南京大屠殺,文字說明是「南京事件」,日軍攻打南京,守軍司令官唐生智率兵抵抗,誓與城池共存亡,但隨後唐生智臨陣脫逃。日軍進城後,南京城恢復了以往的和平與安寧。展廳內有許多日本軍人照片,包括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甲級戰犯;還有在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山本五十六、德川熙、山口多聞等人的照片及其使用過的軍刀、軍服等遺物。這些東西,都在宣揚一種精神:效忠天皇、為國捐軀、視死如歸。從一把把寒光閃閃的武士刀、神風特攻隊士兵的絕命遺書、太平洋島嶼上日軍寧死不降集體自殺的敘述,參觀者看到的是武士道精神和軍國主義精神。我參觀過位於波蘭克拉科的奧斯威辛集中營,那個殺人工廠展示了德國法西斯毫無人性的殘暴,參觀後給人的啟發是對戰爭罪行的反思。然而在靖國神社這裡,沒有絲毫對戰爭罪行的反思,有的只是對「為國捐軀的英靈」的崇拜和追思。參觀結束,我拿了幾份日文、英文宣傳小冊子,回酒店仔細研究。這些宣傳冊和展覽本身一樣,看不見對戰爭罪行的反思,沒有對侵略與反侵略、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分。核心是宣傳日本軍隊的英勇戰鬥、不怕死精神。武士道精神常被概括為8個方面: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其中吸收了許多儒家和佛家思想,早期具有推崇正義、追求善良的一面,但與神道教融合後,逐漸發生了變異。神道教的信念基礎是不分是非,善與惡的界限是模糊的,認為沒有絕對的正確,也沒有絕對的錯誤。好人死後可以成為神,壞人死後也可以成為神。比如靖國神社裡供奉的250萬軍人,既有為明治維新獻身的軍人,也有東京大審判定罪的戰犯。英雄與罪犯,不管生前是好是壞,死後都是供人參拜的神靈。在這種善惡不分理念的統領下,武士道超越一切的最高價值就是對主君的絕對忠誠,而是非對錯、真理與謬誤、正義與邪惡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在日本走上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道路後,武士道就成為日本軍人不怕死、無條件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對於死亡,武士道有著極度扭曲和脫離人性的理解,甚至是對死亡的崇拜。為了效忠天皇,日本武士蔑視一切,不僅對他人極度殘忍,對自己也極度殘忍,十字形剖腹自殺就是這種殘忍的極致表現。在外人看來,這種野蠻的勇敢和冷血的犧牲,背棄了人類正義、喪失了人性良知;但對於武士來說,剖腹自殺是在極度痛苦中追求精神升華,他們在平靜、從容、儀式化和自我崇高的過程中把武士刀插入腹腔,認為這是忠勇價值的最高表現,甚至展示出一種像凋零櫻花一樣的「殘忍之美」。武士道以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覺悟為根本,只看重強與弱、勝與敗;渴望勝利,打不贏就自殺。人類普適的道德良心不適用於武士道精神,二者不是一個標準。當這種精神被軍國主義所利用時,就變成了屠殺人類的武器。所以,用道德良心去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它不僅不會接受,反而嘲笑你懦弱無能。我們善良的中國人很難理解日本法西斯的非人類行為,但這就是他們殺人或自殺時的思想基礎和心理狀態。神道教是基礎,武士道是脊樑,天皇是首腦,三位一體,構成了靖國神社的精神內核。它是戰爭中日本人的信仰和精神支柱,是日本民族國魂和軍魂的寄託之地。有人說,現在的日本政客,把靖國神社與普通神社捆綁在一起,從而綁架了日本民族精神,使自己的政見具有了民意基礎。其實,哪位政治家不是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植根於民間?如果沒有民意基礎,他能立足嗎?(五)企業文化:武士道精神的嬗變?據說日本人崇拜廁所,八百萬神中有一美艷的「廁神」。所以,在日本,上廁所是一種享受。我們在東京住的是一家三星級普通酒店,衛生間設計和製造應屬大眾化水平。然而,這個面積4平米左右的整體式衛生間,不僅漂亮,乾淨,設施齊全,而且人性化。11月下旬,天氣轉涼,馬桶座蓋感應式自動升溫、坐上去暖暖的;不僅是自動沖水,而且還有便後對下體進行清洗的裝置:馬桶右側操作板上有許多按鈕,便後清洗,可分男女自行調節沖水方向、力度、水溫、水量;還有音樂、音量控制;操作簡單、標識清晰,附有圖示,即使不認識日文也一目了然。在大商場、博物館、旅遊景點、娛樂中心等公共場所的衛生間,類似的智能化馬桶也很普遍。在東京遊覽,銀座的豪華商場和高檔寫字樓,並不讓我驚嘆,因為現在北京、上海及其它大中城市的許多商業中心,大面上看,基礎設施和硬體一點兒也不差,甚至很多方面都超過了東京,但仔細觀察一下細節,就看出差距來了。日本經濟,勝在細節。把產品做到極致極好,其背後隱藏的不僅是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而且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這種方式與他們在戰爭中的表現一以貫之、一脈相承。日本人的嚴謹、精細、認真作風,在戰爭準備工作中就表現得淋漓盡致。歷次侵華戰爭,我們關注得焦點是戰爭過程本身,卻不知日本人為此做了長期戰略準備。僅從情報收集看,戰前多年日本間諜就遊歷了中國各省,對各地的「山川險要,土俗人情,無不詳載」。開戰前夕,日本對中國國內政治狀況、總兵力部署及作戰能力,每個省能提供多少兵力,都做了專題報告;對預定戰區繪製出詳盡軍用地圖,每一座山丘、每一條道路、甚至每一口可飲用的水井,都作了準確標示。這又讓我想起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德國法西斯把殺人做成了工廠化流程,日本法西斯則把侵略戰爭做成了精細化流程。說日本是戰爭機器,一點兒也不為過,但何以又成為了經濟機器?戰後的日本,在戰爭廢墟上,在依然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災害頻發的條件下,較短時間內就實現了經濟起飛,坐上世界經濟「老二」的交椅。他們是怎麼做到的?戰爭沒有達到的目標,通過經濟競爭達到了,是什麼原因促成了日本的經濟起飛?從外因來看,戰後以美國為主導形成的國際秩序、朝鮮戰爭、美蘇冷戰,都給日本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期」。更重要的是內因:日本被迫放棄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道路和軍備競賽,可以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而在經濟起飛過程中,企業文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企業文化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經營理念和價值觀;第二層次是公司制度及員工行為;第三層次是技術和產品。產品、技術、制度、員工行為,只是企業核心價值的逐層外化,起決定作用的是企業精神和價值觀——嬗變的武士道精神。戰後的日本在美國軍事佔領和主導下,進行了民主憲政改造,取消天皇制、實行政教分離,從而破壞了「神道教、天皇制、軍國主義化的武士道」三位一體軍政結構的內在聯繫,阻斷了日本軍國主義重新崛起的道路。但是,美國(出於對抗共產主義的考慮?)對日本的改造並不徹底,仍然在名義上保留了天皇,而民主制度的實施,使紮根於民間的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得以繼續傳承,並在經濟建設中找到了新的棲身之所——企業。戰爭沒有毀滅日本的人力資本和教育體系;名義上保留天皇作為國家元首,也有利於維護日本民族精神的傳承,這都是日本企業文化得以興起的重要原因。日本企業文化尤為值得稱道的是勞資關係:勞資雙方共存共榮,結成利益共同體,沒有發生大規模階級對抗和激烈衝突,貧富差距較小,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造就了「一億總中流」的龐大中產階級,基尼係數長期維持在0.2~0.4之間,政府廉潔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從而使日本社會得以長期保持穩定。這種現象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是很難解釋的,只能從日本獨特的歷史文化中去尋找原因。產生於公元9世紀鎌倉時代的武士和武士文化,通過主君的「御恩」與武士的「奉公」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關係,主從雙方的行為規範和道德倫理後來發展成武士道精神。到了江戶幕府時代,武士道精神已經從武士階層滲透到了農工商等社會各個階層。明治維新實行士農工商「四民同等」的社會改革,武士階層和武士制度消亡,但經歷了長期歷史積澱的武士道精神,已經深深紮根於日本國民性格之中,成為日本文化的精髓。明治維新以後武士道精神的演變,大體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不再具有武士身份的精英憑藉原有的社會地位和學識,大量進入軍政工商各個領域,佔據了重要職位;他們善於吸納外來思想,成為推動日本「脫亞入歐」的重要力量。第二階段,借殼軍國主義和天皇制度,成為日本法西斯對外侵略擴張的精神支柱。第三階段,進入企業,形成所謂「士魂商才」的企業文化,成為推動戰後日本經濟起飛的核心價值。在日本企業內部,相對和諧的勞資關係、嚴格的等級制度,員工的敬業、服從、犧牲、嚴謹等品格,都能看到武士道精神的影子。他們把對天皇的效忠轉化成對企業的忠誠,實行終身僱傭,把企業當作自己一生的歸宿,從而使企業成為具有強大凝聚力和競爭力、充滿集體主義和團結協作精神的團隊。武士道精神,在戰爭中是殺人武器,在工商業活動中是強大競爭力。企業競爭力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礎,日本擁有一批享譽世界的大公司大企業,這些企業具有一種武士化性格,顯示為不顧一切征服競爭對手的商業精神,以至西方把日本人稱為「經濟動物」。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人得意過了頭,忘記了武士的「隱忍」之術,經濟上試圖挑戰美國,聲稱要讓21世紀成為「日本世紀」,結果被美國狠狠整了一下,日元過度升值,經濟陷入長期低迷。90年代後半期,日本財政趨於惡化;2011年東北海域發生9級大地震,引發海嘯和核泄漏,經濟社會受到沉重打擊。為了重新振作,引進新自由主義的西方藥方,導致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引以自豪的日本企業文化乃至整個日本民族精神,不得不面對新的挑戰。(六)和平與戰爭我站在船頭甲板上,興緻勃勃觀賞兩岸的熱帶雨林。一位中年男子過來搭訕:「撒油那拉!撒油那拉!」我面露微笑,用英語說:「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我來自中國北京」。男子顯然聽不懂我的話,也不知道「撒油那拉」是日語「再見」的意思。他手拿一個索尼牌卡片照相機,用「撒油那拉」向我問好,想要與我合影,把我當成日本人了。這是在亞馬遜河航行的一艘小型客貨輪,我和妻子坐船逆流而上,打算從巴西去秘魯。船上大多是當地人,說帶當地口音的葡萄牙語。我們之間的交流,全靠打手勢、肢體語言。眼前的男子穿著還算整潔,一直和我套近乎。他拉我來到自己的吊床旁,指給我看一部裝箱的日立彩電,臉上露出自豪又有點兒諂媚的表情。雖然聽不懂他的話,但從表情看,一定是「喜歡日本」之類。我心裡很不舒服,勉強笑著應付,然後借口上廁所趕緊離開了。在遙遠的南美亞馬遜流域,人們才不知道、也根本不關心你中國與日本的恩恩怨怨,他們從「日本製造」里看到的是一個國家的形象。行銷世界的日本汽車、家電、相機,每一個產品都是國家形象廣告,「第三隻眼」里的日本,國際形象有許多我們所沒有的耀眼光環。有人說,中日必有一戰。其實,在國際市場上,中日兩國處處都在「打仗」,我們有多少優勢?有人說,中國必須把日本打趴下,才能一洗歷史屈辱。這話是很解氣,可是親愛的同胞是否想過,如果真要打仗,我們是否研究透了日本?誕生了孫子兵法的中國,深知「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道理,日本對中國的研究,「精細到一口水井」,而我們對日本有多少研究、有多少了解呢?提起研究日本,國內幾乎所有專家都會引用或參照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本尼狄克特寫的《菊與刀》。「菊」是日本皇室的族徽;「刀」是日本武士文化的象徵。本尼迪克以菊與刀為切入點,深刻剖析了日本民族「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的矛盾性格,為美國的對日決策者提供了清晰的思維坐標。我們與日本人打了2千多年交道,是否寫出過一本可以與《菊與刀》比肩的著作?或許我們的大中國意識讓我們根本不屑於研究這個漂泊在太平洋中的「蕞兒小國」,所以今天我們對日本的認識,是否還停留在五四時期「抵制日貨」、痛罵「狗日的小日本」,還有充斥電視黃金時段的「抗日神劇」,過過嘴癮、滿足於精神勝利的阿Q水平?中日一旦開戰,就不再是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即便沒有美日安保條約美國也不會坐視不管,俄國及其它大國也會介入,周邊大大小小國家都可能捲入,情況將變得極為複雜,不是靠良好主觀願望所能控制的。在科技高度發達、高度信息化的核武器時代,20世紀的戰爭思維早已過時,報「一箭之仇」的意氣用事決非理性。處理中日關係,需要21世紀的新思維,探索和研究新問題。第一,中日兩國的民族性。日本是一個崇拜強者、鄙視弱者的民族,一個浸染著「打不贏就自殺」武士道精神的民族。對這樣一個民族,別指望它會有悲天憫人的同情心。日本為何至今不向中韓道歉?因為它骨子裡看不起中韓,不屑於給弱者道歉。它認為二戰是敗給了美國,不是敗給中國。現在雖然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位置,但經濟質量、人均實力還差得很遠。不要指望日本會自覺反省戰爭罪行。這個民族,只有「恥感」而沒有「罪感」,表面上謙卑、彬彬有禮,骨子裡沒有認罪的習慣。日本為什麼對中國唐朝頂禮膜拜?因為唐朝不僅經濟政治強大,文化軟實力更強大。中國人心地善良,同情弱者;日本人正好相反:欺軟怕硬,恃強凌弱。我們不必像怨婦似的整天控訴日本侵略的苦難,不必強求日本口是心非的道歉。如果日本不是發自內心尊敬中國,心口不一的道歉只能滿足我們阿Q式的虛榮和精神慰籍,麻木我們的鬥志,放鬆我們的警惕。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好我們自己。當中國夢實現,當中日關係就像大唐朝那個時代的格局,再看中日關係會是什麼情景?我們還在乎日本道歉不道歉嗎?第二,中日兩國關係的本質及各種變數。不要天真地以為,日本國內敵視中國的只是少數極右分子和政客。多個獨立機構的民意調查表明,中日兩國民眾相互厭惡;日本國內多數人支持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是明確的民意和政治風向標。當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被看作是「親中政治家」,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卻不知,正是這幾位好朋友擔任首相期間,「靖國神社問題」成了「問題」。1978年10月17日以「昭和殉難者」名義把14名甲級戰犯從東京品川寺移到靖國神社「合祀」,正值鄧小平訪日、中日兩國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前一周!我們無法知道,「親中政治家」們在「合祀事件」中起了什麼作用?但據公開報道,田中角榮、大平正芳都曾以首相身份多次參拜靖國神社;而「合祀事件」發生的時間,正是福田赳夫擔任首相期間,他一方面積極推動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時又4次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我國政府當時並沒有抗議,而是沉浸在和平友好的氣氛中。但往深里看,當時中國尚未從文革陰影中走出,「北極熊」已經陳兵北部邊境。在這種情況下,放棄對日戰爭索賠、容忍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都是韜光養晦、卧薪嘗膽之舉。雖然此舉是利是弊、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有很大爭議,但從國際大格局看,中、日、美三國接近,阻擊了當時對中國虎視眈眈的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為後來的經濟騰飛贏得寶貴戰略機遇期,由此得到的好處是不是比對日索賠更大?無論左派還是右派,政治家的行為都是基於國內、國際政治需要。當時日本國內經濟經過十幾年高速增長,已經開始放緩,急於尋找海外市場。中國吸引投資的巨大潛力和市場空間,具有無可抗拒的吸引力,當然不會落在日本政治家視野之外。所以,不能用道德化思維對待中日關係,應把中日關係置於兩個國家博弈、兩個民族競爭的框架中去理性思考。對日本政治家,左派不必做道德層面的拔高;右翼不應滿足於道德層面的譴責。理性聽其言、冷眼觀其行,從中解讀出背後的動機和真實意圖,採取相應對策,這才是正道。第三,中日兩國的戰略目標與戰術策略。安倍政府的重要執政目標是修改和平憲法和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這將怎樣影響日本未來的戰略走向?我們無法猜測。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國家戰略目標是各種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安倍政府的目標能否得到其它政黨及民眾支持,具有不確定性。日本經歷了近20年經濟低迷,人口老齡化嚴重,競爭力削弱,年輕人不關心政治,極右派政治家石原慎太郎說:「日本已經墮落為個人主義之國,(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連帶感已經消失了……日本沒有愛國主義,也沒有民族主義。」日本共產黨在議會選舉中席位數上升也是一個信號。這些因素都可能成為安倍政府政策目標的制約力量。為了擴大和夯實支持自己的政治基礎,安倍晉三等政客利用釣魚島、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等問題不斷挑釁,刺激中韓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中韓的民族主義必然反過來刺激日本國內民眾。借用外敵之力,激發國內民族主義和凝聚力,是日本右翼政客的重要策略。石原慎太郎煽動對釣魚島的「購島」行動,成功利用中國的民族主義推動了日本的民族主義。此後,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急劇上升,助力日本右派勢力崛起,中日關係一下子倒退了十幾年。我們被日本有效「借力」,我們的幼稚民族主義在「愛國」旗幟下成了日本右翼勢力的墊腳石、成了支持安倍實現其目標的推動力,自己卻常常看不清這一點。第四,國際大格局視野下的中日關係。美國是世界警察,以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觀為標準向世界提供規則和秩序,常與其它國家的利益和價值發生衝突,因而美國既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同時又是破壞者。這一點在中東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但總體來說,在目前國際政治條件下,如果沒有美國,其它國家爭霸,世界會更亂。美國人對日本的認識是清醒、理智、警惕的,日本只能做小兄弟,不得擅自越位。上世紀80年代,當日本人買下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後,美國人驚呼「日本人要買下整個美國了!」隨後加強控制,逼迫日元升值,終於使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至今緩不過勁兒來。日本人最恨的是美國,最怕的也是美國,最尊敬的還是美國。之所以如此矛盾,是由日本民族欺軟怕硬的性格所決定的。在美國面前,日本武士的「隱忍術」功夫,不輸於中國人的韜光養晦戰略,因為它還離不開美日安保條約的保護傘。大國思維,應跳出狹隘民族主義和意氣用事,中國夢的最大障礙來自美國,要警惕美國一箭雙鵰、利用中日矛盾鷸蚌相爭坐收漁翁之利。必須把中日關係置於中美關係、中俄關係以及世界大格局下進行思考和處理。第五,中日關係的動態均衡及發展趨勢。1982年,中日兩國導演合拍了一部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現在,中日還在對弈,但棋局已發生重大變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際戰略棋盤上的亞太格局,中蘇日美,中國實力最弱且面臨蘇聯入侵危險,中日關係中的「靖國神社問題」「戰爭索賠問題」根本排不上號。中日友好、中美接近,有效維持了當時的東亞戰略平衡,防止了戰爭。今天,東亞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但著眼大局、尋求戰略再平衡、為實現中國夢創造並維護新的戰略機遇期的思路是一樣的。大國實力此消彼長,必然影響國際格局重新調整,也給未來中日關係帶來不確定性。中國和平崛起,儘管很低調,但不可避免要挑戰現有國際秩序。歐洲自顧不暇,美國實力相對衰退、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一定要利用日本牽制中國,放鬆對日本的管控,甚至挑唆日本給中國製造麻煩,遏制乃至中斷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這將給日本提供機會並刺激日本的野心。中國有自己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不是為了對抗,而是尋求與美國亞太戰略的交集、契合,並在此框架下處理中日關係。在制定對日政策時,必須考慮日本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獨特的地理自然環境及歷史文化所塑造的日本民族性格。輕信日本最終目標僅僅是成為「正常國家」,過於天真,是對日本民族性無知的表現。一旦時機成熟,日本會重溫大東亞共榮圈夢想,可能是通過戰爭,也可能是通過「經濟侵略」。後一種可能,某種程度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雖然日本也會適應新形勢調整思路,但日本人的思維特徵,是戰術上精明細緻,戰略上缺乏自知之明。從歷史經驗看,日本是一個不自量力蛇吞象的民族,當年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就是在與美國實力極為懸殊的情況下發動的。甲午戰爭,從硬實力看,日本的戰艦也比不過清朝北洋水師。中國崛起,會不會在日本國內引起恐慌而加劇日本民族固有的強烈危機感,進而被右翼勢力利用鋌而走險發動戰爭?另一種可能:日本經濟再次起飛,以更強大的經濟競爭力爭霸世界。第三種可能,日本主流民意崇尚和平,和平主義不可逆轉,民族性格已經變成表裡如一的溫和。這些都是猜測,沒有任何依據。日本國內和平主義力量有多大,並不確定;中日兩國經濟相互依存度高,則肯定是防止戰爭的因素。但我們不應忘記,中日兩國的官方及民間經濟文化交流,自古以來就沒有中斷過,但這並不能阻止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70年中對外發動戰爭14次,其中10次是針對中國,日俄戰爭也是在被侵佔的中國土地上打的。從豐臣秀吉時代就覬覦中國領土的野心、窮兵黷武的武士道精神和軍國主義,今天在日本已經絕跡了嗎?中日兩國再打一仗,是杞人憂天還是確有潛在可能?日本是曾經的侵略者,是二戰的戰敗國,至今不對戰爭罪行進行反省。然而,世人對日本的看法極為分化,有時日本的國際形象頗佳。這又是為什麼?是因為日本民族性格溫柔的一面掩蓋了殘忍的一面?是因為日本已變成一個謙恭文雅嚴謹認真的經濟動物而不再具有侵略性?還是對日觀察者自己的視角和思維出了問題?和而不同,應成為處理中日關係的指導思想。中華民族是個性格溫和、熱愛和平的民族,致力於和平崛起,期望實現國家間的共和、文明間的共和。但國際關係不取決於一廂情願的善良願望。性格決定人生,民族也是如此。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兼有謙卑與兇殘雙重矛盾性格的民族,中國只有備戰才能求得和平,只有自強才能贏得尊重。不戰而屈人之兵,強而不霸尋求友誼,這是我對中國對日戰略的思考。責任編輯:黃南聲明:凡註明來源"共識網"文章的,轉載請註明出處、作者、原文鏈接。本網站作為互聯網言論交流平台,所刊發文章並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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