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碑文化

《中國碑文化》轉載（1-7）(2014-06-04 20:55:17)《中國碑文化》讀摘（一）0、《說文解字》里說「碑，豎石也。」1、陝西吳旗縣有正隆四年（1159年）金與西夏的界碑3塊。2、石頭在傳承歷史中的作用：一是祭祀，包括岩畫。二是墓碑。三是記事紀功。四是經典石刻，如《熹平石經》。五是天文及藝術品。六是埃及方尖碑。七是界碑。八是盟會碑，如《唐蕃會盟碑》。九是告示碑。世界上最有名的石碑有：埃及的羅塞塔石碑；3、「石刻」不等於「石碑」，但「石碑」一定是「石刻」。4、關於墓碑。有考證，公元前577-前537年的陝西秦公一號大墓里，開始有了墓坑四角有碑，上有「穿」，捆棺的紼布繫於其上，慢慢將棺下放入墓坑。這就是石墓碑帶「穿」的濫觴。孔子埋葬父親，因為古人「不封不樹」，不願起墳，但是為了讓後人識別，「於是封之，崇四尺」。也可以栽樹以區別，「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東漢以後，開始有了石碑。後來又禁碑，碑變成小的四方形，葬入墓中，成為墓誌。5、清代有一個孫星衍的《寰宇訪碑錄》，收錄了7853塊。是迄今為止收錄最多石刻。其中：周5塊秦7塊漢196塊魏11塊吳8塊晉46塊前秦4塊梁8塊北魏131塊西魏24塊東魏203塊後齊109塊後周53塊隋98塊唐1443塊後梁16塊後唐26塊後晉25塊後漢7塊後周23塊吳2塊南唐6塊北漢1塊南漢4塊閩1塊吳越10塊南詔9塊北宋2023塊南宋901塊遼47塊金488塊偽齊7塊元1910塊。6、春秋戰國時的碑，共三個作用：一是豎在宮院里，測量日影時間。二是豎在宗廟裡，拴系祭祀用的牲口。三是豎在墓四角，穿孔用以安葬將棺材入坑。馬衡認為，石碑用於刻字，始於東漢，盛行於恆、靈之際。刻有文字的碑興起於漢朝，並不等於漢以前沒有石刻文字。只是把漢以前的石刻文字不稱為碑，而是稱之為「刻石」。7、「碣」。《辭海》里說：「古人把長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圜首形或形在方圓之間、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2】《中國碑文化》（二）(2012-07-06 08:20:08)標籤：雜談《中國碑文化》（二）8、先秦時期的刻石和摩崖有：《岣嶁碑》《紅岩碑》《壇山刻石》《龠山刻石》《比干墓碑題字》《延陵季子墓碑》《周秦間刻石》《錦山摩崖》《蜀古篆碑》《嶧山古刻》《中山國河光刻石》《石鼓文》《詛楚文》《福建華安仙字潭摩崖》《江西廣昌古源石刻「天書「》《浙江仙居蝌蚪文摩崖》等16種。9、《壇山刻石》：原在河北省西南部贊皇縣的壇山。上有「吉日癸巳」四字，筆力遒勁。相傳為公元前976年-前922年周穆王所刻。此石早已不存。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劉庄命人鑿取其字，珍藏於州衙。現在贊皇縣孔廟裡收有南宋重刻本。由於許多史書里並無記載，專家懷疑此刻石可能是後人附會的仿刻。10、《弇（yan）山刻石》：南朝劉勰《文心雕龍》中說「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秦始刻銘於嶧山之顛，此碑之所始也。」 弇山，又名崦嵫山，在甘肅天水縣西境，即今天的齊壽山。《穆天子傳三》中記載「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兀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此事在《山海經》中也有記載。但是至今無人見過此石刻，也沒相應的拓片傳世。故有無此石，值得研究。11、《比干墓碑題字》：此石在河南汲縣，相傳是孔子所書。但是歷代學者認為是後人仿造，因為隸書是秦代才有，孔子不可能寫出隸書。宋秦觀考證後，認為此石刻出自唐人之手。清代金石學家葉昌熾也否定此刻石為孔子之書。12、《錦山摩崖》：據考查，此石刻目前在朝鮮的慶尚道，字跡極為難辯，無人能識。有人從上考出「上丁其子作洪範」7個字，認為是商代箕子所書。清代趙之謙考證不可信，懷疑是石裂之紋。清葉昌熾也否定了先秦的石刻的說法。【濟州島徐福遺迹之多，超出了原有的想像。據《後漢書》記載：辰韓的老人自稱原是秦人，因「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又因為他們的語言「有似秦語」，所以又被稱為「秦韓」。馬韓能夠「割東界地與之」，也說明他們在人數上是有一定規模的。而《史記·封禪書》記載：燕昭王、齊威王、齊宣王都遣人乘舟入海，到過蓬萊、方丈、瀛洲。徐福也是齊人，他先後兩次泛海：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19年；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吳慶錫著《三韓金石錄》載：「徐巿（福）題名石哀王壬午濟州」。哀王箕准即位時間是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195年。壬午年是公元前219年，即徐福第一次東渡的年份。這應是韓國明確記載徐福到達濟州較早的史籍。不過，這還是讓人覺得：徐福只是渡海逃秦人群中的一部分，他以為秦始皇尋「長生不老葯」的預謀，躲避了「朝蒙恩遇夕焚坑」的命運，巧妙地達到了逃秦的目的。去濟州島的西歸浦看了一回海邊著名的柱狀節理岩石，而傳說中，這個西歸浦之名就是因徐福從此西歸而得名；不遠處的正房瀑布也是因為他與當地人結婚，為正房夫人而得名的。徐福也為徐市，1520年李陌著的《太白逸史》中所說：「南海縣郎河裡（今慶尚南道南海郡尚州里）有神巿石刻。」算是韓國有關徐福題石最早的記載；金錫翼《破聞錄》載：「在西歸浦海邊的絕壁上，有秦國方士徐福刻下的刻字的痕迹。牧使白樂淵巡行此地，聽到此言，便命令人在絕壁上吊上繩索，拓下刻字帶了回去。」正房瀑布旁的「徐巿過之」的摩崖石刻，則是朝鮮著名學者秋史．金正喜被流放到濟州島時發現的。日本學者淺見倫太郎的《濟州島徐福石壁文字》中稱，他曾於1906、1909年兩次在漢城舊書鋪里見過金正喜「徐福過之」的拓本。另外還有一處南海島錦山石刻，其拓片曾送至北京，請清朝專家審讀，清象形文學家何秋壽認為是「徐巿起禮日出」。但它不是秦人的小篆，也不是徐福老家齊國的文字。當然，這些都是無法深究，也不必深究】13、《嶧山石刻》：近代人劉子衡在山東鄒縣嶧山盤龍洞內發現一石刻，有古奧文字3行，共22個字。劉等認為是戰國時代的刻石。但是有關專家考證，此石氣息不古，無法確定是先秦的刻石，即使是，也應該在「石鼓文」之後。14、《周秦間刻石》：山東濰縣陳氏家藏石，石上刻篆書，正面2行，每行8字，側面3字。清末羅振玉在《石交錄》中說：「濰縣陳氏曾藏一石，長建初尺約四寸，廣不及半……文字精絕，真周秦間物也。顧陳氏矜惜，不以示人，間於金文拓本中見之，初不知其為石也。近印《松貞堂吉金圖》附載卷末，世人始知有此刻石。此不僅為寒齋鎮庫物也，人間珍寶也。」15、《延陵鎮季札墓碑》：此碑在江蘇丹陽縣延陵鎮季子廟。季札是春秋時吳王壽夢的第四子，壽夢死後，傳長子諸樊，諸樊欲傳兄弟，到四弟季札時，季札不受，讓位於三哥餘昧之子。季札封於延陵，故稱為延陵季子。後人為了頌揚他的高風美德，死後立廟奉祀。上書十個篆字「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原碑已失。唐宋均有重刻。現碑為明正德1511年所刻，高2.45米，寬1.07米。16、《中山國河光刻石》：發現於民國初年河北平山縣中山國墓中，是一天然河卵石。也叫《公乘得守丘刻石》。原在河北平山縣前七汲村，30年前被該村劉喜梅運回家做凳子。1974年被河北省考古隊收藏。經考證，此石刻是周朝中山國（前8世紀到前296年）遺物，系當時中山國國王監管魚池和看守陵墓者所豎。石高90厘米，寬50厘米，厚40厘米，上刻有古篆共20個字。其字書法古拙，氣息近於東周銅器銘文。中山國是戰國時期我國北方重要的諸侯國，有中原文化特點，也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影響。這一特點在河光刻石上有明顯的反映。17、《詛楚文》：認為是周顯王到周赧王（前328年-前311年）時，由秦惠文王所刻，內容是秦王詛咒楚王，祈求天神克制楚兵復其邊疆的。發現於宋代。共有三塊：一是宋仁宗在鳳翔開元寺地下發現「巫咸文」。蘇東坡曾在《鳳翔八觀》中吟過此石，全石326字。二是宋英宗時，甘肅平涼的朝那湫一農民耕作發現，稱為「大沈厥秋文」，共318字。三是洛陽劉忱家收藏的「亞駝文」，全石共325字。據郭沫若考證，其一其二均是戰國時的秦國刻石，其三是宋人仿造，這一觀點被絕大多數專家認可。18、《石鼓文》：清葉昌熾認為「石鼓文」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字，「刻石之祖」。也是最早的帝王紀事刻石。最早出土於唐初（大約806-280年間）陝西陳倉縣（現在鳳翔縣）三疇原，故也稱為《陳倉石碣》或《陳倉刻石》。石鼓共10個，系青黑色花崗岩雕成，每石刻詩一首共10首，每首十八九句不等，總字數約650-700字左右。現在僅保存465字。可惜的是，唐初發現未被重視。後經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杜甫、韋應物、韓愈等書法家文學家不斷揄揚，才逐漸被世人所重視。820年移入鳳翔孔廟。五代中又散失。宋仁宗時，對文物非常重視的司馬池任鳳翔知府時，專門尋找石鼓，從民間找到其中的9個，安放在府學門廊下。1052年，向傳師到民間探訪，終於找回了唐時已經丟失的那個石鼓。1107年宋徽宗令人把石鼓移到北神都城汴梁，放在太學，後移入保和殿，把石鼓奉為國寶，修復並研究，用黃金填其字。可惜，好景不長，1126年「靖康之變」後，金兵攻入汴梁，石鼓再入遭殃，被掠到北方。金人不識這是何物，但塗以金字，認為可能是一寶物，移到燕京（北京），剔出其金字，放在王宣撫家（王宣撫不知道是何人？）就不再過問了。元代時，1307年王宣撫宅後為大興府學，虞集得此鼓於泥土草菜之中，洗刷扶植，剛剛10個。放在現北京國子監大成殿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至今已有600多年歷史。清時乾隆特別珍愛《石鼓文》，1750年下令在國子監石鼓處設欄保護，另外令人另選10塊石仿原石鼓之形重新雕成十個新鼓，上面摹刻了原石刻的詩文，將新的石鼓也安置在國子監，允許他人隨意椎拓，以廣泛流傳。所以，《石鼓文》就有新、舊之說。抗日戰爭爆發，日軍攻陷瀋陽後，在北京，馬衡等人為了保護文物，把石鼓與其他故宮文物一起遷到四川峨眉山，再遷到南京。1949年後，遷回北京。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歸箭亭內保存。關於《石鼓文》拓本。唐時，韋應物就有石鼓文的拓片，但沒有流傳下來。現存的拓本最早好的是寧波天一閣珍藏的北宋422字的拓本。清張燕昌據此摹刻，但不久又毀於戰火。江蘇無錫的安國，耗時20多年，用資萬兩白銀收藏了10餘種石鼓文拓本，其中以「先鋒」（480字）、「中權」（465字）、「後勁」（491字）等三個宋代拓本最為珍貴。可惜後來流落海外。道光年間安國的後人拆售天香閣，於樑上得《石鼓文》十冊，為邑人沈梧所得，將「先鋒、中權、後勁」命名為三冊，都是北宋拓本。民國時，這些拓本又歸錫人秦文錦所得，開始影印行世。不久，秦文錦又把三冊和另一拓本，一併賣給了日本人河井荃廬氏，這一拓本現在成了日本國至高無上的國寶。所幸的是，郭沫若在日本期間見到了「先鋒」的照片，並根據這個照片著成了《石鼓文研究》一書，才使國內中國得以了解到《石鼓文》最早、最好的拓本。一般而言，以除宋拓本外，以「汘殹」中的「汘」字未損，為明初拓本；以「黃帛」2字未損，為明中葉拓本；以「氐鮮」等5字未損，為明末清初刻本。現在，以先鋒、中權、後勁等三個拓本為最。關於刻制年代。韋應物認為是周文王的刻石，周宣王刻字；也有人認為是周成王刻成；還有人認為是東周時秦人所刻。其中，以鄭樵的東周秦人所刻之說，影響最大。因為石鼓中「殹」和「蒸」二字屢見於秦，因此初定為秦鼓。但未最後定論。北京著名劇作家書法家李鐵華用了20年的心血研究《石鼓文》。他認為，刻制時間應該是秦文公五十年，即公元前716年。是秦文公的敘事史詩，可以與中國的《詩經》媲美。【3】《中國碑文化》（三）(2012-07-24 14:11:25)標籤：雜談分類：知19、《岣嶁碑》：也叫《祝融峰碑》。最初發現於湖南衡山祝融峰，因衡山古稱「岣嶁山」而得名。此石來歷不明，民間傳說是一次打雷時，從天上掉下來，也叫霹靂石。石頭上刻有77個蒼古奇異的神秘文字，如虯似螭，詭怪難辯，與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毫無相似之處，也不同於蝌蚪文，沒有人認識，眾說紛紜。有傳說是大禹治水時過岣嶁山而留下的紀事碑，故稱「禹碑」，但多數人否定此說法。關於《岣嶁碑》最早出於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有《岣嶁山》一文，說字是青色的，石頭是赤色的。但韓本人並未見過此碑。另外，劉禹錫、崔融等也有文字談岣嶁碑，但均為傳說做詩，並未見過實物。南宋時1212年，四川人何致旅遊衡山時，無意在荒草中看到此碑，於是他「手摹其字以傳」，將臨摹下來的碑文拓刻於嶽麓書院。後廣為傳播，拓本傳到長沙、昆明、西安、成都、紹興、南京、開封等地，此碑再次蜚聲海內，引起人們重視。明世宗嘉靖年間1532年時，著名學者，時任湯陰知縣的楊慎得到了《岣嶁碑》的拓本，興奮不已，經研究宣布自己破譯了內容，還寫了《禹碑歌》。但是許多有識之士並不認可楊慎的觀點。顧炎武認為此碑是後人所造。葉昌熾認為是「實道家之秘文。」魯迅也認為是道士們的創造。總之，此碑真假以及內容，仍為一個謎。20、《紅岩碑》：貴州安順關嶺市南10公里處，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斷橋鄉龍棗村曬甲嶺，有一個赤褐色石壁，上下高30米，左右寬約100米。有數十個奇異的文字元號，小的如升、大的如斗，字跡詭譎陸離，神秘玄奧，自古無人能辯。被稱為「黔中第一奇蹟」。因無人能識，故稱《紅岩天書》，也叫《紅岩古刻》。最早出現於徐霞客的記載「紅岩白水」。有四種拓本。究竟是個什麼人所刻，什麼內容？新化鄒氏認為是商代殷高宗伐鬼方時留下紀功刻石。也有人說是諸葛亮教夷人作圖譜。郭沫若也研究過。都無所結果。甘肅人董洪研究後，認為此碑是7000-5000年前古代夜郎人占卜記錄。還有人研究說是明初建文帝後裔或者隨員所書。總之，紅岩碑還沒有真正的定論，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21、《仙字潭摩崖石刻》：福建漳州華安縣沙建鄉苦田村，有一個兩山夾峙有一石崖，在潭水面1米以上、東西20米左右的石壁上分布著10處摩崖石刻，約50多個神秘的字元。由於這些字元似畫非畫、似字非字，無人能識，當地訛傳為神仙寫的字，故稱為「仙字潭」。這個石刻也稱「仙字潭石刻」。據史料記載，這石刻最早是唐初發現的，唐人張讀《宣室志》里有仙字潭石刻的記載，韓愈還譯出了18個字，但是後人無法辯識出韓釋讀出的那些字。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不是文字，是圖畫，有「圖畫說」，也有圖騰說。《仙字潭摩崖石刻》吸引著許多學者進行研究。1915年嶺南大學黃仲琴研究認為是「盤瓠之後畲族祖先的文字」，引起轟動，後來郭沫若等人也研究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此刻年代為商末周初，大約距今3000年左右。因為這裡岩石的硬度約在5-6度之間，非堅硬的金屬工具不能刻之，應是青銅器時代。由此可以推斷這有可能是商代周初少數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22、《仙居蝌蚪文摩崖石刻》：浙江台州仙居縣有一天姥山，山頂有一陡壁，叫蝌蚪崖，民間傳說上有文字。明萬曆年間《仙居縣誌》記載，東晉時（405-418年）有一位姓周的郡長曾攀上絕壁，拓過蝌蚪文。可惜拓本未曾傳世。後曾有多次探尋，均因危崖無法攀至，而「敗興而歸」。1985年台州文化局曾組織人考察，因無法攀援，只能在200米外拍了些照片。這些照片，證實了民間的文字傳說。仙居電視台青年記者王銀華自費二千元，請採藥、捕蛇人等幫助，經過攀登，終於在韋羌山的一處懸崖絕壁上發現了蝌蚪文並拍下來。刻字處距地面128米高。有可能當年是水鄉澤國。23、《廣昌古源石刻「天書」》：江西省廣昌縣博物館，繼1986年發現中國最古老的恐龍化石—廣昌恐龍化石之後，1993年又在赤水鎮古源村發現了一處面積的摩崖石刻，面積約400平方米，人工鑿刻痕迹明顯。經江西省博物館館長彭適凡教授實地勘察鑒定，認為此古文字元號面積之廣、符號之古樸，中國之最，世界之「奇」。目前正在組織專家進行考證。24、據考證，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從公元前219-210期間，共刻石9塊，分別是：公元前219年的《嶧山刻石》、《泰山刻石》、《芝罘刻石》、《琅邪台刻石》，公元前218年的《芝罘刻石》、《芝罘東觀刻石》、公元前215年的《碣石門刻石》、公元前212年的《東海上朐界刻石》，公元前210年的《會稽山刻石》。其中：前218的所立的《芝罘刻石》、《芝罘東觀刻石》和前212年所立的《東海上朐界刻石》沒有介紹。其餘六塊有記錄。25、《嶧山刻石》：秦始皇28年，即公元前219年東巡時在鄒縣嶧山時，由李斯做小篆。是始皇立刻石的開始，在司馬遷的史記里有記載，他記載了《芝罘刻石》等四塊刻石的全文，但唯獨無此碑具體內容的記載。推測，可能是當時史馬遷未能訪到碑原物，而當時紙張未發明，也無拓本可言，所以，只能以空下內容。《嶧山刻石》最早的碑文出現於南唐徐鉉的摹本，但其摹本不作分段，將始皇帝刻石與秦二世的詔文並在一文中。後來神太宗淳化四年（993年）鄭文寶以徐摹本重刻，牽連衍誤成整碑裝，致使後人不審其情，或以為全石碑文均為始皇所啟發，或以為此石碑文是二世頌始皇語，殊為可笑。現所存世的鄭文寶依徐鉉摹本摹刻的《嶧山刻石》前144字為始皇詔，為四言韻文；而碑末自「皇帝曰」以下79字，為二世詔，字略小。《嶧山刻石》自刻立後，一直豎於嶧山。歷代摹刻，以為楷則。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推倒之。但是歷史上有兩個魏太武帝：一是三國曹魏太武帝；一是北魏太武帝。究竟是誰推倒的？眾說不一。金其楨先生分析認為，曹操推倒的可能性大一些。原因是：曹曾下令立法禁碑，推倒此碑完全可能。而北魏拓跋燾從未禁過立碑，本人也曾立過《太武帝東巡碑》，使人推倒《嶧山刻石》，邏輯上難以成立。《嶧山刻石》原石在唐以前或者在西晉時，已經損毀或亡佚，後來的石碑及拓本，都是根據拓本摹刻的。唐的拓本已經不見傳世。目前流傳的就是宋993年鄭文寶根本南唐徐鉉摹本重刻於長安，世稱之《長安本》。徐本南唐官吏，入宋後官至散騎常侍。根據《長安本》，歷代翻刻眾多。主要有7種：《長安本》、《紹興本》、《浦江鄭氏本》、《應元府學本》、《蜀中本》、《鄒縣本》。鄭文寶按《長安本》摹刻的《嶧山刻石》現珍藏於西安碑林。另在山東鄒縣孟廟也有一塊元代的按《長安本》摹刻的《嶧山刻石》。26、《泰山刻石》：秦始皇於公元前219年東巡到泰山時，令李斯刻立。四面有字，自西-北-東-南，書小篆。西北東三面為始皇詔。南面為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詔及從臣姓名。西面有5行，北面文3行，東面文6行，南面二世詔7行，滿行12字。《史記》記載了全文內容。原石立於泰岳頂玉女池上，高「四尺九寸」四面廣狹不等。宋朝1108年時陳思親訪此石，見石上只有233字。可見當時宋時，此刻石保存較好。到元代時，拓本只存50字，明末時北平許氏只得斷石29字。乾隆五年（1740年）火災，石被燒。嘉慶時（1815）年蔣因培在玉女池訪得2塊殘石，這時只有10字。宣統二年（1910年），羅正鈞等作亭護之時，只剩9字。現珍藏於山東泰安岱廟。傳世的拓本以明代安國藏的北宋拓本為最，存165字，現在日本（可惜！），藝苑真賞社等地皆有影印本。29字本、10字本也有翻刻本。《泰山刻石》的小篆，又稱「玉箸篆」。是後世練習小篆的圭臬。27、《琅邪台刻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至山東膠南縣琅邪台時令李斯刻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有記載。原石四面刻字，其中東南北為始皇詔，西面是二世詔，均為李斯所書。由於時代久遠，原石剝蝕嚴重。宋時蘇東坡任高密太寧，曾派廬江文勛前去摹拓，始皇詔已無所存，只剩二世詔文。據《山東金石志》記載，後西面裂開寸許，熔鐵束之。清光緒年間，鐵箍蝕斷，《琅邪台刻石》就碎裂而沉于海中。民國13年（1924年）諸城王景祥覓得碎石，重新粘合後置於縣署，後移到民眾教育館。新中國成立後，移置山東博物館，1959年後移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專家認為，《琅邪台刻石》是現存秦刻石中最為可信的一種，與《泰山刻石》相比，不字較多，而且字形完美，儘管剝蝕嚴重，字跡漫漶，但能看出用筆勁秀圓健。現存的拓本是宋刻《澄清堂貼》中存有廬江文勛臨摹的86字，《史記》中記載了全文。28、《芝罘刻石》：始皇29年（前218年）巡至芝罘，令李斯書，刻石立於秦二世元年。原石已亡佚，宋歐陽修在《集古錄》中說「僅見二十一字」。今僅宋代《汝貼》鄭有摹刻的部分殘字，但以《泰山刻石》和《琅邪台刻石》二秦刻真跡繩之，形神皆非。29、《碣石門刻石》：也稱《碣石頌》。秦始皇32年（前215年）東巡碣石山（今河北昌黎縣西北）刻石。原刻早佚。相傳刻有始皇詔12行，每行11字，二世詔7行，每行12字。此刻石究竟是刻石還是摩崖，專家們意見不統一。梁披雲主編的《中國書法大辭典》認為是「立」石；而馬衡在《凡將齋》中認為「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門，不雲立石，疑即摩崖。」由於原石早佚，已無從查考。但從《史記》里考證，似馬衡 「摩崖」說更為恰當。清嘉慶（公元1816年）福建巡撫王紹蘭囑金匱錢泳以南唐徐鉉奉敕臨撫雙鉤本，將《碣石刻石》全文重刻於鎮江焦山，其筆意全仿《嶧山刻石》，凡《嶧山刻石》所無之字，神趣索然，轉折板滯，氣度低劣，恐非出自摹寫《嶧山刻石》這樣「下真跡一等」的高手徐鉉之手，而是錢泳之輩所寫。而其文也與《史記》所載多有不合。30、《會稽刻石》：前210年始皇東巡會稽山（今浙江紹興東南）而立。東漢袁康《越絕書》里對《會稽刻石》有一個描述：「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4尺，南北面廣6尺，西面廣尺6寸，刻文立於越東山上。」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記載：「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字4寸，畫如小指，圓鐫。」這一記載說明唐初刻石還在，其佚失是唐開元以後的事。至於何時亡佚，已經無從考證。有一點可以肯定，北宋時已經沒有了。因為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里均未錄入。元惠宗（1341年）推官申屠取家藏的《會稽刻石》舊拓本重刻，並題記於後，與按徐鉉摹本所刻的《嶧山刻石》互為表裡，置於紹興學宮。明都穆對申屠的重刻大加讚賞。清康熙時，申屠的重刻石被人磨去，乾隆55年（1790年），紹興知府李亨以舊拓申屠摹本，令金匱錢泳重刻，後有李亨、翁方綱、阮元諸家的題跋。申摹的《會稽刻石》雖然沒有秦人的恢宏氣度，已大失秦刻之原貌，但清勁圓潤，字口清晰，法度謹嚴，仍不失為「鐵線篆」之上品。31、蒙受劫難的西漢碑文化。西漢統治中國230年，是秦朝的15倍。可是留存後世的碑刻數量與秦相差無幾，少的讓人不可思議，而且極少有豐碑巨制。這與長達230年的歷史和空前繁榮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極不相稱。為什麼是這樣呢？考其原因，梁披雲在《中國書法大辭典》說：「新莽惡漢德，凡所在有石刻者，皆令仆而磨之，不容略留，故西漢石碑鮮有存在。」據考查，現在所知的，從全國各地發掘出來的真正的西漢石碑僅有十餘塊：《群臣上壽刻石》、《魯北陛石刻字》、《霍去病墓室刻題字》、《楊童買山地記》、《五鳳刻石》、《孝禹碑》、《東安漢里刻石》、《萊子侯刻石》、《五攝兩墳壇刻石》、《王陵塞石》、《甘泉山刻石殘字》、《通湖山摩崖石刻》、《漢武帝泰山玉皇頂無字碑》等。還有一些相傳為西漢刻石的，如《廣川令高峻殘碑》、《君諱達殘碑》、《水衡都尉邊達碑》、《治三郡等字殘石》、《曹白茅等字殘石》、《朱博殘碑》、《造署舍題記》、《殷微子墓四字題刻》等，經專家鑒定均為不可信的仿刻。西漢碑刻傳世者少，故凡所存真正的西漢碑刻，皆成珍貴的國寶，成為反映西漢碑文化發展狀況的代表作。值得好好研究。32、《群臣上壽刻石》：也叫《婁山石刻》。據清趙之謙考證，系漢文帝後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八月所立，為現存西漢刻石最古者。道光年間，廣平知府楊兆璜在河北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西30公里的婁山發現的。高1.72米，廣0.2米。上刻篆字「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壽此石北」一行計15字。左右兩有北魏與唐人題字。此刻石雖為篆體，但其書法已經由秦篆向隸書轉變，筆畫改圓折向方折轉。通篇氣脈貫通，率真古樸而生趣，但書寫草率，遠不若《泰山刻石》工整，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對其評價頗高。33、《魯北陛石刻字》：也叫《北陛刻石》或《北陛石題字》。1942年山東曲阜城北靈光殿舊址出土，其文有「魯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六五乙」12字。此石原存於北京大學，1980年移至山東曲阜孔廟東廡。該石是用魯靈光殿建築用石，石長95厘米，寬42厘米，高19.5厘米。經考證，是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魯恭王劉余好治宮室，曾於曲阜建造了著名的靈光殿，此殿與西京未央宮、建章殿同屬當時國內著名建築。西漢末年，未央宮和建章殿均被毀，唯靈光殿保存。後來，靈光殿也雜草叢生，不存在了。這塊陛石即是當時靈光殿的階石。此刻石的書法已經由秦篆的長表演變為方形，為典型的早期漢篆。其中兩個「六」字，一作隸書，一作篆書。說明景帝是篆隸雜用，由篆向隸過渡的階段。34、《漢武帝泰山玉皇頂無字碑》：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塊無字碑。位於泰山玉皇頂，碑高6米，寬1.2米，厚0.9米。頂上有石帽覆蓋，形制古樸，面平滑，呈黃白色。上既無雕刻也無刻字。所在歷代稱之為「無字碑」。有傳說是秦始皇所立，也有人說是漢武帝所立。後經顧炎武、郭沫若等人認真研究了《史記封禪書》和《孝武本紀》：「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未提「頌」、「封」之類內容。時間應該是公元前110年，距今2100多年了。目前在此碑左右兩側，各樹代表不同見解的張銓和郭沫若的兩塊詩碑。張銓是明萬曆年間進士，認為是秦始皇所立。35、《霍去病墓石刻題字》：陝西省文管會於1957年在興平縣漢武帝茂陵西南竇馬鄉霍去病墓前發現的。同時出土的刻石共有2塊：一塊上刻篆字「左司空」3字；一塊上刻有隸書「平原樂陵宿伯牙霍巨孟」10字。兩石均無刻石年月。據《漢書》里《霍去病傳》記載，霍去病生於公元前140年，死於前117年，享年僅23歲。此石刻應立於漢武帝元狩六年。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一塊隸書刻石。大體上標誌完成了篆字向隸書的轉【4】《中國碑文化》（四）(2012-07-24 14:14:55)標籤：雜談分類：知36、《楊量買山地記》：漢宣地地節二年（前68年）刻。清道光（1832年）四川巴縣出土，為吳興錢安甫所得，後歸吳重光。清咸豐十年（1860年）毀於火。據清陸增祥記載「石高一尺三寸三分，廣二尺」。上刻隸書5行27字「地節二年……保其毋替」。此石系西漢民間普通平民所刻實用性物件，因而極為淳樸，石不平，刻之草率，毫無故意雕飾之處。由此我們可以對當時西漢民間文字書寫和使用情況窺知一斑。所刻之字雖為隸書，但處於篆隸之間，反映出當時篆書向隸書過渡的情況。清方朔、楊壽祺對此石評價甚高。但清趙謙之、羅振玉等人認為是後人仿刻。但是隨著馬王堆漢惠帝時帛書和山東漢墓武帝竹簡的相繼出土，已經證明楊童買山地記刻石的書跡與出土的字跡相當類似，可以認定確系西漢遺物。37、《五鳳刻石》：也叫《魯孝王刻石》。漢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刻。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開州刺史高德裔奉詔重修曲阜孔廟，匠人在魯靈光殿基西南30步太子釣魚池取石時，偶爾得之。現保存在曲阜孔廟。石39*7*42厘米。上刻隸書三行，每行4-5字：「五鳳二年魯州四年六月四日成」共13字。石左側有高德裔所題之跋，為行書，11行，每行13-14字不等。此石是長形，橫卧，似是石基。靈光殿建於西漢景帝年間魯恭王劉余之時。可能是再修宮殿時工匠所刻，字形由篆到隸夾雜，結構不夠工整，但用筆篆意較濃，其「年」字長腳，與同期出土的「流沙墜簡」同趣，因此肯定是西漢刻石。此刻石為西漢刻石中頗受重視的一塊。38、《王陵塞石》：1970年在曲阜南九龍山上漢魯王墓發現。西漢魯王共傳五代150年。此石大約是前50年左右所立。塞石，即墓道的封門石，上下五層，每層有四五塊塞石不等，全部有19塊。其中一塊塞石上刻有「王陵塞石廣四尺，二尺」字樣。為篆字，但帶有隸意，字跡大小不等，結體不嚴，較為草率，估計為建築工匠隨意刻字。儘管談不上書法藝術價值多高，但是西漢傳世石刻稀少，彌足珍貴，因此也不失為研究西漢文字書法的重要材料。39、《甘泉山刻石殘字》：也叫《廣陵王中殿刻字》。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阮元在江蘇江都甘泉山惠照寺階下，得四石，後移存孟廟。一石上刻「中殿第廿八」5字；一石上刻「第百卅」3字，一刻「石第百八」4字，另一石不能辨認。甘泉山是漢厲王胥之的墓，俗稱「琉璃王墳」，實系「劉厲王」之訛音。故清阮元等認為此四石應為西漢劉厲王遺物。四古皆以篆法做隸書，可能是建築期間的編號，隨意刻畫，非經意書寫。40、《居攝兩墳壇刻石》：也叫《孔林墳壇刻石》《孔子墓前石壇刻文》，共二石，是我國最早發現的西漢石刻文字，均刻「居攝二年」，原都在曲阜孔子墓前。宋趙明誠《金石錄》里有記錄，為一橫石，長68厘米，寬38厘米，高31厘米。中部刻成龕，龕內刻字 「上谷府卿墳壇居攝二年十一月造」。「上谷」是漢代郡名，大概是河北張家口一帶。另一石也為橫石，長99厘米，寬50厘米，高25厘米，中部也刻成龕，龕內刻字「祝其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二石均為篆字。清雍正十年（1732年）由孔廟移至東廡。「居攝」是漢那孺子嬰年號，「居攝二年」即公元7年。41、《禳盜刻石》：1983年在山東省金鄉縣西郭庄村魚山發現，高35厘米，全寬195厘米，厚23.5厘米。原石共刻27行138個字，行間用豎線界開，間距7厘米。此刻石為墓門上檻石，出土後被石工破碎，現僅存2段，一段高35厘米，寬41厘米，有24個字，現在濟寧劉博物館收藏。另一段高35厘米，殘寬50厘米，有32個完整字和10個殘字。現存於金鄉縣文管所。42、《東安漢里刻石》：1931年出土於曲阜城東韓家鋪一座漢墓里，當時出土文字石刻二塊，畫像石十四方，畫有青龍、白虎等淺浮雕圖案。一個刻字石：長250厘米，高85厘米，厚27厘米，刻「山魯市東安漢里禺石也」10字。另一刻字石出土不久就佚亡，拓本也極罕見，從僅見的謝剛主先生的初出土的拓本看，石上刻「河平三年八月丁漢里禺里塻」12字。根據「河平」紀年，可知此漢墓為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36年）遺物。石上刻的是典型的「漢篆」，充分體現了在秦篆基礎上融入隸法演化為漢篆的特點，具有重要的書法藝術價值。同時，《東安漢里刻石》是現僅見的墓誌式西漢墓石刻字，志墓勒銘武開後世墓誌先河。因此，無論從文字、書法藝術的角度，還是文物角度，都是極具重要價值。43、《萊之侯刻石》：也叫《天鳳刻石》。是新莽天鳳三年（16年）刻。清乾隆57年（1792年）在山東鄒縣西南曹社卧虎山，由王仲磊最早發現。1817年滕縣孝謙顏逢甲訪得此石後，移到鄒縣孟廟保存到今。刻石呈扁長方形，上刻隸書7行35字：「始建國天風三年……孫毋壞敗」。字為隸書，雖然出自民間無名之手，但用筆挺勁舒展，清方朔、瞿中溶、楊守敬都給予極高評價，堪稱西漢刻石中的佼佼者，1983年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44、《麃孝禹碑》：推算為公元前26年所立。出於山東黃縣平邑集，舊藏於章鈺家。1870年揚州宮本昂等人訪得此碑，歸南海李山農。1920年歸庄式如，現在收藏在山東博物館。表面粗糙，高145厘米，寬45厘米，首圓。碑上2行15字：「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侯里麃孝禹」。有人認為是仿刻。就書法而言，刻字筆畫廋細，生澀遲滯，故算不上一佳品。但如果此碑確系西漢遺物的話，由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塊具有墓碑形制的墓碑，碑文化到了東漢以後，呈現空前的繁榮，進入「碑碣雲起」的階段，此碑無疑是先導。45、《通湖山摩崖石刻》：1994年在內蒙古阿拉善阿左旗騰格里蘇木草原的通湖山（屬賀蘭山支脈）一處天然峽谷，發現漢武帝時期的摩崖石刻。在2.25平方米面積上，豎刻200餘字。時代久遠，目前尚有100字可辨認。字體為有秦篆遺風的漢隸，銘文為陰刻，每個字約5厘米見方。第一行有「漢武帝詔書」等字樣。據歷史記載，漢武帝期間，衛青、霍去病與匈奴多次在阿拉善一帶屯集軍隊，有可能在此刻石紀事。初步判斷是漢軍北伐匈奴獲勝後留下的文字。也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保存字數最多的西漢銘刻，也是關於漢武帝惟一的石刻文字。所以在歷史、民族、軍事、文字和書法等方面都有珍貴的資料價值，彌足珍貴。46、東漢「碑碣雲起」：東漢歷時195年，厚葬之風甚烈，廣樹墓碑的風氣盛行，隸書藝術日趨成熟，碑刻不論在各類上還是數量上都有很大的發展，呈現「碑碣雲起」的局面。據考證，目前已經專家確定的大約是230種。其中早期（公元25-106年）有27種；中期（107-146年）有28種；晚期（147-220年）有70種。分布比較均衡，能較好地反映出東漢歷史發展規跡。東漢早期比較有名的有：《三老諱字忌日碑》、《開通褒斜道摩崖》、《大吉買山地記》、《袁安碑》、《幽談州書佐秦君神道闕》等5種。東漢中期比較有名的有：《子游殘石》、《袁敞碑》、「嵩山三闕」、《裴岑紀功碑》、《景君碑》、《陽嘉殘石》等8種。晚期有名的有：「石門三頌」、《乙瑛碑》、《禮器碑》、《鄭固碑》、《劉平國治路頌摩崖》、《張景碑》、《蒼頡廟碑》、《孔宙碑》、《封龍山頌》、《華山廟碑》、《鮮於璜碑》、《衡方碑》、《史晨碑》、《熹平石經》、《韓仁銘》、《尹宙碑》、《三老趙寬碑》、《校官碑》、《王舍人碑》、《曹全碑》、《張遷碑》等20多種。47、《三老諱字忌日碑》：刻於東漢光武帝（52年）。1852年在浙江餘姚客星山下一祠堂。內容為記載三老夫婦祖孫諱字、忌日等，為民間刻石。字體處於篆隸之間，篆字基本蛻盡而隸書尚未成熟之階段。全碑共217個字。「三老」系漢時掌管文化的官銜名。碑文中的內容是研究東漢民間風情習俗的第一手資料。碑原歸餘姚周世態收藏，1861年曾被太平天國起義軍當作灶石，熏灼但未毀壞。1921年被陳渭泉在上海獲得。後日本人曾欲重金購買，被浙江人姚昱、沈寶昌及丁輔之等人募金八千購下。此碑書字體介於隸篆之間，書風醇厚樸質，帶有明顯古隸向漢隸過渡特徵，具有重要的文字和書法價值。48、《開通褒斜道摩崖》：刻於東漢永平六年（63年），是現存東漢摩崖石刻中年代最早的一種。原在陝西褒城北石門以南溪谷中的崖壁上，內容是記述了漢中太守鄐君受詔承修褒斜道的事。1971年國家興建褒河水庫，移至漢中博物館。南宋1194年曾被南鄭縣令晏袤發現過，題刻長篇題記於旁，但以後600多年被苔蘚覆蓋，直到清乾隆年間，陝西巡撫畢沅寫《關中金石志》搜得此碑，始有拓本傳世。此摩崖與《石門頌》、《西狹頌》、《郙閣頌》並為東漢著名摩崖，具有重要的文字、書法和史料價值的。49、《大吉買山地記》：刻於漢章帝（76年），道光三年（1823年）山陰杜春生兄弟在浙江會稽（紹興）跳山發現。後來他們把拓本給了書法家吳榮光，吳開始拓本。刻石共刻「昆弟六人共買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萬錢」20字，字徑17-23厘米，是存世漢碑中字徑最大者。50、《漢平夷碑》：又叫《漢尚任碑》。刻於東漢和帝永元三年（91年），是一塊上窄下寬的不規則的天然石碣，高130厘米，最寬處54厘米，上刻古隸書5行約70字，能識者為20餘字。此碑是1957年新疆哈密巴里坤松樹塘村北草原上，是繼清雍正《裴岑紀功碑》、《沙南侯碑》、《劉平國頌》之後的第四塊漢碑，且比前三塊均早，應該是迄今西域最早的漢碑，又是惟一的一塊有額碑。51、《袁安碑》：全稱《漢司徒袁安碑》，刻於東漢和帝永元四年（92年），碑正中有「穿」。出土時間地點均不詳。明萬曆年1598年移到河南偃師辛家村牛王廟裡作供案，因碑陽朝下，故無人知是碑。1929年廟改學校，1930年夏一小學生鑽到案下乘涼，發現上有字，告知村裡人，始有拓本出售，才知此是《袁安碑》，受到重視。1961年移到河南省博物館。此碑由於發現較晚，損字特別少，而且字字鋒穎如新，是為數不多的漢代傳世篆書碑刻中，最為完整、字跡最清晰的一塊。共139個字，是漢篆里的精品。52、《孟孝琚碑》：考證刻於96年。1901年出土於雲南昭通南白泥井，現保存在昭通第三中學。是雲南惟一的漢碑，也是雲南存世最早的刻石。碑文為隸書，有很高的史料和書法價值。53、《王君平闕》：是成都東郊一明代古墓里的抵門石。刻於東漢和帝永元九年（97年）。1980年發現，上面有隸書三行，共20餘字。與東漢桓帝（148年）時的《石門頌》有一脈相承的關係。54、《幽州書佐秦君神道闕》：刻於105年。是目前發現最完整的漢代神道刻石。1964年出土於北京西郊石景山，現保存於北京白塔寺石刻博物館。單字頗為拙樸，但是整體布局得當，字與字之間組合巧妙，成為一個有機體，有很高的文物價值。55、《王稚子闕》：刻於105年四川新都彌牟鎮。宋趙明誠等考證是漢王渙墓前又石闕，其中西闕刻隸書「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之闕」16字，宋代時完好。到明代「稚子闕」損失。後東西兩塊均有損失。西安有翻刻本。此闕古厚勁健書筆凝重，歷來為人重視。56、《陽三老石堂畫像題字》：刻於東漢106年。1881年出土于山東曲阜。是目前發現的文字字徑最小的漢代石刻，每個字大約1厘米左右。共78個字。現保存在中國歷史博物館。57、《子游殘石》：此石與《賢良方正等字殘石》是同一石碑斷裂後的下半截與上半截。刻於東漢115年，隸書，下半截有「允字子游」等78字。清1798年安陽縣令趙希璜得於安陽豐樂鎮西門豹祠，移到安陽孔廟，成為著名的安陽殘石四種之一，後移至洛陽存古閣，不久被人盜去，現在收藏在安陽市文化館。上半截《賢良方正等字殘石》有93個字，現收藏在天津藝術博物館。此二石均為東漢早期隸書珍品。58、《祀三公山碑》：也叫《大三公山碑》。刻於東漢117年，碑文初看為篆，實為篆隸之間，稱為「繆篆」。內容是說漢常山相馮君祈禱三公山神保祐豐收，國泰民安的民情。元代迺賢曾出訪得此碑。1774年元氏縣令王治岐在河北元氏縣訪得。59、《袁敞碑》：刻於東漢117年。1922年出土於河南偃師，1925年被羅振玉收藏。現收藏在遼寧省博物館。碑上下皆斷缺，現存70餘字。碑主袁敞是司徒袁安之子，與《袁安碑》一樣有「穿」。碑文篆書也極相似，可能為一人所書，為漢碑精品。60、《泰室石闕銘》：東漢125年刻，隸書。61、《少室石闕銘》：刻於東漢123年，穎川太守朱宏造刻，是著名的「嵩山三闕」之一，系啟的母親塗山氏之妹、少室少姨廟前的神道闕。在河南登封邢家鋪村。在《袁敞碑》發現之前，是漢篆最佳之作。63、《開母廟石闕銘》：64、《陽嘉殘石》：此碑四周俱殘，不知何人建造。只因「陽嘉二年」字樣，推算是漢順帝陽嘉二年（132年）刻立。1875年在山東曲阜土出，後歸吳式芬。後吳宅失火，與《劉玉墓誌》同毀。據陸增祥記載，此碑有85字。65、《裴岑紀功碑》：刻於東漢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3千誅殺匈奴呼衍王，克師全勝而刻石紀功。碑原在新疆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西25公里處的人石子，「人石子」地名就因此碑而得。1729年清大將軍岳鍾琪在人石子發現此碑，移至將軍府。1735年岳撤軍，又移至巴里坤城西北關帝廟。此碑鮮為人知。1758年，裘日修得到碑拓本，始顯於世。66、《北海相景君碑》：也叫《景君碑》。刻於東漢143年。原在山東濟寧任縣縣城，後移至濟寧文廟內。現在保存在濟寧博物館。碑高2米8，寬1米，圭首有「穿」。碑額有篆「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內容是記景君歿後，門下屬之隸慕其德而為之立碑、服喪、守墓等事。為東漢喪葬禮制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字體也由篆向隸過渡，有很高的藝術價值。67、《石門頌》：全稱《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是著名的漢代摩崖石刻。刻於東漢148年，陝西褒斜谷古石門隧道上，高二米六，寬二米，共隸書622字。1967年修水庫時，將「石門十三品」摩崖從崖壁上鑿出，1971年移到漢中博物館。與《西狹頌》和《郙閣頌》共稱東漢摩崖「三頌」。68、《乙瑛碑》：刻於東漢153年，原在曲阜同文門下。1979年移至孔廟東廡，是曲阜所藏的東漢最著名的碑刻之一。內容是當時魯相上書朝廷請求設置孔廟掌管禮器和祭祀的專職官員的公文。當時孔子第19世孫孔麟廉因孔廟有禮器，但一直無專人掌管，請求朝廷置一百石卒史一人，以掌管禮器及春秋的祭祀。乙瑛當時是魯相，將此事奏於朝廷，由司徒吳雄和司空趙戒奏於皇帝，漢桓帝批示由魯相擇四十歲以上通一藝者任之。當時乙瑛已經滿秩而去，繼任魯相平便挑選了孔和為百石卒史，並以此事回奏了朝廷。曲阜孔廟從此有了由皇帝親自核准設置的掌管禮器和祭祀的專職官員，無疑是一件大事，因此就鄭重其事地立碑紀念。《乙瑛碑》雖然歷史久遠，字跡模糊，但仍可辨認，是極為難得的。因此其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很高。《水經注》最早記載過。69、《李孟初碑》：刻於東漢154年。後倒卧入土，清道光年間白河漲水被衝出。現在河南南陽卧龍崗碑亭。高一米六，寬90厘米，有「穿」無額，下半部已殘。文字類似《石門頌》中「命」字、「府」字下豎筆很長。為漢隸中的上品。70、《禮器碑》：東漢156年立於山東孔廟。碑高二米二，寬一米，是漢魯相韓敕為修葺孔廟，造立禮器，更作車輿而闡明功績，並豁免孔子母顏氏、孔子妻亓官氏後裔而立的。此碑首次載於《水經注》，宋後著錄較多，受歷代好評。無論是書法，還是鐫刻，都是漢隸首選。71、《鄭固碑》：刻於158年，山東濟寧縣署明倫堂東，碑額「漢故郎中鄭君之碑」，原碑有15行，每行27字，共400多字。此碑宋時已經漫漶。清時只存254字。此碑與《乙瑛碑》、《史晨碑》相似，字體嚴謹方整，氣格挺秀高雅，是漢隸上品。72、《劉平國治路頌摩崖》：又叫《劉平國頌》或《龜滋刻石》。158年刻於天山南路賽里木城東北100公里的大山岩壁上。關於發現此摩崖有兩個說法：一是說張曜發現；一是說徐方福發現。比《西狹頌》《石門頌》更寬博疏放。經1700多年，字跡剝蝕嚴重，故書法價值一般，但歷史價值很高。劉平國是龜茲人，當時與家人從漢族人孟伯山等人一上起率眾「斷山石作孔」，修建道路和關城。其內容為研究東漢與西域的關係提供了第一手有價值的資料。【5】《中國碑文化》（五）(2012-07-24 14:22:53)標籤：雜談分類：知73、《張景碑》：159年刻於河南南陽。1958年在南陽發現，是建國後出土的重要漢碑之一。現在南陽卧龍碑亭。碑文記述了地方官員同意張景包修土牛、瓦房等設施，以免其家世瓦徭役之事，是研究東漢賦徭制度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碑頂有穿，穿內有暈。有隸字。其中「府」字豎筆特別長。與《石門頌》的「命」字、《李孟初碑》的「年」字，都有長筆。74、《蒼頡廟碑》：刻於162年。原在陝西白水蒼頡廟裡。蒼頡傳說是皇帝的史官，漢字的創造者。此碑是東漢縣令孫羨奉劉明府之令，為紀頌蒼頡的功績而立的。1975年收藏入西安碑林。碑有圭首、有穿，高 一米五，寬80厘米。碑陽碑陰及兩側都有文字。其書法介於《華山碑》和《曹全碑》之間。75、《孔宙碑》：刻於東漢164年。高二米四，寬一米三。圓首有穿，碑額「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現保存在曲阜孔廟。孔宙是孔子第18世孫，孔融之父，孔彪之兄。此碑是孔宙之弟子們為頌其德而立。自歐陽修記載以來，為歷代所重視。隸書與《曹全碑》、《乙瑛碑》等處於同一水平之上。為「漢隸這最醇美者」。76、《封龍山頌》：刻於東漢164年河北元氏縣西北20公里的封龍山下。清道光年1847年為元氏縣令劉寶楠發現，移至城內文清書院，當時運工嫌重，將其鑿為兩段搬運，不料竟斷為三截。碑高一米七，寬一米，無碑額。首行書有「元氏封龍山之頌」，碑陽隸書15行，每行26字，字徑二寸。與《石門》、《西狹》、《楊淮表記》屬同一流派，是著名的漢碑之一。77、《西嶽華山廟碑》：即《華山廟碑》刻於東漢延熹八年即165年。碑陽836字，碑舊在陝西華陰西嶽廟。明嘉靖關中大地震時碑毀，原存殘石是清翁方綱臨摹拓本複製的重刻碑。1995年清理西嶽廟時，出土了部分《西嶽華山廟碑》的殘石，共大小30塊，計462字。碑的內容是記述帝王祭天地山嶽，修神廟，祈求天降時雨之事。是研究漢代風情習俗的實物史料。有四個拓本：一是宋《長桓本》，留入日本；二是明《華陰本》，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三是明《四明本》；四是宋《玲瓏山館本》，現在香港中文大學；這四個本以《玲瓏本》最早也最精。《華山碑》是成熟漢隸的代表作之一，是著名漢碑。自唐以來備受推崇。78、《鮮於璜碑》：刻於東漢165年。1972年出土於天津武清縣高村鄉東蘇家墳。現存天津歷史博物館。碑兩面刻827字，均為隸書，通碑字跡完好，是建國以為出土的最完整、存字最多的漢碑。碑圭首，並有15厘米的穿。碑主鮮於璜，字伯謙，是并州太守，東漢安帝延光四年（122年）卒，終年81歲。此碑是他去世40多年後，其子孫後代為了紀念他、讚頌他的功績而立。同時還反映東漢政府與北方烏桓等少數民族之間的交往情況，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書法開六朝楷書之先聲。79、《衡方碑》：刻於東漢168年，原碑在山東汶上縣西南7公里郭家樓前，清雍正1730年汶水泛決，碑陷仆。郭承錫等人重立，現在山東泰安岱廟煩靈門。碑高二米七，寬一米，額圓首有隸文「漢故衛尉卿衡府君碑」。碑主衡方，字興祖，是京兆尹，有政績，故門子故吏為其所立。字體外緊內松，方正嚴謹，是著名漢碑之一。80、《史晨碑》：刻於東漢建寧二年（169年），分前後兩碑。前碑《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約8-900字記載祭祀孔子的奏章；後碑《魯相史晨饗孔子廟碑》，通常稱《史晨碑》，記述饗孔的盛況。前後碑基本一致，應出一人之手。現在曲阜孔廟。其隸書已經成熟，是當時「廟堂巨制」，是漢著名碑。81、《西狹頌》：刻於東漢建寧四年（171年）甘肅成縣天牛山崖壁，高二米九，寬二米，22行，每行20字，隸書。上端有「惠安西表」4篆字。碑文是頌揚武都太守李翕敕修治西狹中道之事。武都西狹是通往巴蜀的要道，閣道窄狹，車騎不能暢行，李翕親自監工，在奏請朝廷後，命屬官率工清障鑿石，遂使西狹成為通途。《西狹頌》是武都郡承呂國為紀頌李翕這一政績而刻。現在仍保存完好。82、《郙閣頌》：刻於東漢建寧五年（172年）陝西略陽西北棧道的白崖，高二米五寬一米八。碑文也是頌武都太守李翕修略陽舊棧道郙閣道析里橋的事，是研究東漢交通橋史的第一手資料。其字體外緊內松，寬舒方整，隸法中帶有篆意，受歷代稱頌。與《西狹頌》、《石門頌》合稱「東漢三頌」。83、《楊淮表記》：刻於東漢熹平二年（173年）陝西漢中褒城東北褒斜谷古道西壁。南宋時被發現，現漢中博物館。碑主楊淮、楊弼兄弟是《石門頌》中司隸校尉楊孟文之子。此摩崖即是其同鄉卞玉於熹平二年在石門時見過《石門頌》，有感於楊氏祖孫業績而作表刻石紀念。對於研究東漢歷史有參考價值。其書法雖然比不上《石門頌》，但可以視為其姐妹篇。84、《魯峻碑》：刻於東漢175年山東金鄉縣焦氏山南魯竣墓，後移濟寧孔廟，現在濟寧市鐵塔寺漢碑群，碑高三米八寬一米五。碑主魯峻，字仲嚴，司隸校尉，175年卒,其門生故吏320多人於次年為魯峻立，內容是記載了魯的生平事迹，對於研究儒家學說在東漢的地位、官制和禮儀習俗有價值。其碑陰與碑陽非一人之手。85、《熹平石經》：東漢熹平四年（175年），由議郎蔡邕等人書刻，經九年至183年刻成，立於洛陽城南洛水南岸朱圪壋村太學門外。內容包括《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七種，共46石，兩面刻字共20萬字。幾經戰火和遷徙，到唐初時，魏徵收聚時已經十不存一了。當時殘石已倍受寶重，並藏拓本。但再經戰亂，唐初收聚的再次亡佚。北宋時再收聚，但已經為數不多。1922年在洛陽故城太學和西安絡繹有出土約百十餘塊。馬衡《漢石經集存》中已見大小殘石約500餘塊，最大的一塊是1925年在洛陽出土的，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周易》上段殘石，兩面刻約490字。1929年又出土《周易》下段，現收藏陝西歷史博物館。《熹平石經》是漢隸成熟期官方的「廟堂巨制」的代表。不全是蔡邕一人之手，其他人刻工也稱一流，可以與《曹全碑》相提並論。86、《韓仁銘》：刻於東漢175年。出土於金正大五年（1228年）河南滎陽，為縣令李天翼發現。清康熙年間一度亡佚，再次發現後移滎陽縣署，1925年移置滎陽第六中學內。碑高二米二寬一米二。內容為記述循吏韓仁政績。碑文文字完好，惟缺右下一角。被認為是漢隸成熟期著名作品。87、《尹宙碑》：刻於東漢177年。元代1312年在河南鄢陵縣達魯花赤阿八赤為修孔廟求石材時，在洧川（今長葛縣）發現此碑。移到鄢陵孔廟，後又沒入土中。明萬曆年間洧水洪水再次出土。再移置孔廟（現在縣第二中學）。碑高二米七寬一米三。碑額只存「從銘」二篆字，有穿。內容是讚頌尹宙功德，碑陰有元仁宗皇慶三年刻題記。與《韓仁銘碑》相似。對後世唐楷有影響。88、《三老趙寬碑》：刻於東漢180年。出土於1943年青海樂都老鴉城西許白崖子，曾為馬步芳所有，後移青海省圖書館。1950年大火樓塌碑碎火焚，殘碑只有達碗口大。此碑最早見於張維《隴右金石錄》，據載原碑高一米一寬半米，共有隸書736字。碑出土後搬運時斷為兩截，字跡受損，可辨認681字。碑主趙寬，字伯然，是甘肅碾伯縣人，漢名將趙充國之後代。隨軍破西羌不幸戰敗，死傷慘重，趙寬僥倖生還，後官至「三老椽」（漢官名，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趙寬卒於152年，65歲。此碑是趙寬去世27年後，180年其叔子潢為長陵令時所立。碑文主要是話音詳載趙寬世系，有十世之遠，為漢碑少見，所載名字官職皆出自家譜，故歷史價值較高。另外，字體流美勁健，是東漢隸書代表作之一。89、《校官碑》：刻於東漢181年。南宋1141年江蘇溧水縣尉喻仲遠在固城湖邊溧陽城遺址中發現此碑，移到溧水縣城。碑主亁，是漢靈帝時的溧陽縣令，他號召流亡者開墾荒地，興辦學校，政績卓著，得到屬下和百姓擁護，立碑紀念。此碑多次遷徙，1958年移置南京博物館。碑高一米五寬八十厘米，圭首，額書「校官之碑」4字，字下有穿。是漢隸成熟代表。90、《王舍人碑》：刻於東漢183年。1982年出土山東平度縣卜鄉漢墓地，是近代發現的著名漢碑之一。發現時碑斷，僅存碑首和下截，額首篆「漢舍人…王君之…」，目前計存190字。此碑字跡秀麗端莊精緻，可與《禮器碑》、《史晨碑》相比，是漢隸之佼佼者。91、《曹全碑》：刻於東漢靈帝中平二年（185年）。是王敞等人為合陽縣令曹全紀功頌德而立。明萬曆初年在合陽縣舊城發現，現在西安碑林。碑高二米五寬一米二，無額，共849字，未斷裂，在漢碑中屬字跡最為清晰完好，保持原來書法原貌，自出土以來是廣大金石、書法家的鐘愛。是漢碑中不可多得的上佳傑作，最有名的漢碑之一。92、《張遷碑》：刻於東漢靈帝中平三年（186年）。是當時山東谷城縣（東阿）的官員一同為前任縣令、轉任河南湯陰縣令張遷所立的德政碑。明萬曆年間發現，現在山東泰安岱廟。碑高三米一寬一米一，額篆書「漢故谷城長盪陰令張君表頌」12字。此碑最早見於明都穆《金薤琳琅》，顧炎武懷疑過此碑。但多數學者認為是原刻。《張遷碑》是著名漢碑之一，與《鮮於璜碑》比肩，是難得的精品。93、據考證，現存世的東漢碑刻中年代失考的有：《劉熊碑》《孔褒碑》《仙人唐公房碑》《犀浦墓門殘碑》《袁博碑》《張君殘碑》《朝侯小子碑》等，其中以《朱君長刻石》等七種最為有名。（附複印本）94、《朱君長刻石》：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濟寧運河同知、著名金石學家黃易在山東兩城（即微山縣）覓得。判斷為漢刻，移置濟寧州學明倫堂保存。現在濟寧博物館。石刻半米見方，刻「朱君長」三隸字。可能是「墓間殘石」。為典型漢隸民間作品。95、《劉熊碑》：1915年顧爕光在河南得到殘石一塊，碑陰8行63字，現在河南延津縣文化館。宋洪适《隸釋》錄有全文，原碑共23行，每行33行共759字，用筆純熟，結體端莊。有人認為在《華山碑》之上。是傳世著名漢碑。96、《仙人唐公房碑》：原碑在陝西漢中城固縣西北15公里處發現，現存西安碑林。碑圓首，高二米二寬七十厘米，額篆書「仙人唐君之碑」，碑文隸書17行，每行31字，共527字。字跡大部漫漶不清，書法近似《衡方碑》。此碑的特點是「有穿有暈」。此碑記述了王莽居攝二年（17年），唐公房因行善積德而得到神仙李八百所賜丹經秘方，製成仙藥，服之仙去，連家裡的雞犬也一起升了天，惟獨「鼠惡留之」的故事，富有傳奇色彩，宣揚揚善懲惡的思想，富有哲理性，從而影響較廣。97、《趙菿殘碑》：1937年在河南南陽出土，現存在南陽卧龍崗漢碑亭。石下截殘，只存碑額及上截少許殘石。額上篆字「漢故郎中趙君之碑」2行8字。額下有穿。碑上存隸書92字。記述趙菿之功德。字體沉穩端莊。98、《朝侯小子殘碑》：清宣統三年1911年出土陝西長安，現收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碑陽存隸書14行，每行15字。此碑類似《曹全碑》、《史晨碑》的水平。99、《偉德山鄭玄摩崖題刻》：1992年在山東榮成發現。題刻於馬道鎮偉德山花崗岩上，發現前泥土淹沒。題刻「北海鄭玄書」一行5字，保存基本完好。字屬篆隸之間。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今山東)人，官至大司農，是東漢經學集大成者。【6】《中國碑文化》（六）(2012-08-06 18:38:38)標籤：雜談分類：知100、《中山簡王劉焉墓銘字刻石》：近年在河南定縣北庄東漢中山簡王劉焉墓中發現了634塊具有重要價值的銘刻，內容多為當時的地名和工匠姓名，如「望郡石章於通作」、「北平石土衛山作」等。對於研究篆隸演變和歷史地理有十分重要的價值。1975年定縣修了專門的石刻館收藏了512塊刻石。101、原石亡佚但有拓片或翻刻的東漢碑刻及其代表作。主要有《楊震碑》《淮源廟碑》《馮緄碑》、《楊著碑》《張表碑》《夏承碑》《婁壽碑》等22種。其中《夏承碑》和《婁壽碑》為代表作。102、《夏承碑》：刻於東漢靈帝建寧三年（170年）。宋哲宗（1086-1094年）治河時出土於洛州廣平郡（一說河北省永年縣，一說資州，即今四川資中縣），出土時碑毫無缺失，一字不少。後漸漸剝蝕，到明代時仆倒。明成化年間（1479年）廣平知府秦民悅發現此碑，遂建「愛古軒」將碑置於此亭。後被毀。1544年廣平知府唐曜取成化年拓本重刻於漳川書院（紫山書院）。重刻碑高二米六，寬一米三，額篆「北海淳于長夏承碑」8字。此碑書奇特，雖名為隸書，實「體參篆籀而兼開正楷之法」，帶有很濃重的裝飾性，在漢碑中絕無僅有。相傳是蔡邕所刻，乾脆在重刻時碑末刻上「建寧三年蔡伯喈書」。究竟何人所刻，眾說紛紜。總之此碑特別獨特，原碑已經毀，拓本為人格外寶藏，世人難睹「廬山真面目」。有待於進一步研究。103、《婁壽碑》：刻於東漢熹平三年（174年），碑額篆「玄儒婁先生碑」6字。原碑在湖北襄陽光化縣，到明中葉已經佚失。世傳有「蘇州蔣氏宋本」、「寧波天一閣藏本」、「無錫華中本」等。傳明嘉靖無錫人華夏所藏為宋拓孤本。但此拓本缺少首頁，少48字。其書法水平受歷代推崇，堪與《禮器》《張遷碑》相比。104、《曹蛾碑》：著名的謎語碑。曹娥是會稽上虞人，歷史上確有其人。范曄《後漢烈女傳》有記載並「為立碑焉」。傳說蔡邕題八字「黃絹幼婦外孫韭臼」八字於碑陰。是一字謎。此謎在《三國演義》里成為曹操和楊修的一段故事。《三國演義》里羅貫中把碑移到陝西藍田蔡邕故居，使得曹楊故事成為可能。（其實曹操從未到過會稽，是不可能見到此碑的）105、漢碑失去「葬時下棺之柱」的作用，保留了一些先秦原始碑和秦代刻石的遺迹，但是在書寫和鐫刻、形制、品種等上有了許多發展。一是漢代碑沒有大小規格規定，1-3-5米不等；二是仍有「穿」「暈」。同時與秦代刻石有三方面的演變：一是由篆字向隸書轉變。後來有楷體演變的跡象。二是不再是簡單的「豎石」，而是完全用人工採制石材，有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組成的完整的碑。散文記事，稱「志」；韻語讚頌，稱「銘」。碑額有圭形、圓形。「圭」是古代帝王諸侯舉行隆重儀式所用的玉制禮器，有「琬圭」和「琰圭」之分：琬圭是指上端渾圓的圭；琰圭是指上端尖的圭。三是過去的碑，書碑者不署名。但東漢後期的碑，開始出現書碑的姓名。東漢書碑者有5人：1《武斑碑》書碑者紀伯允。《武斑碑》是東漢147年在山東嘉祥縣紫雲山，碑額隸書「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碑末「紀伯允書」4字。這是中國歷史是最早出現書碑者的碑。2《華山碑》書碑者郭香察。《華山碑》末行刻「郭香察書」4字。也有人認為應該是郭香「察書」（檢查校對）。是郭香，而非郭香蔡。3《西狹頌》書碑者仇靖。《西狹頌》題名第十人是「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字樣。據考證「從史位」是官名；「下辨」是地名，即現在甘肅成縣；「漢德」是仇靖的字；「書文」表明撰文和丹書均是仇靖。4《郙閣頌》書碑者仇紼。頌末題有「從史位。。。字漢德為此頌」，「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據考證，「子長」即仇紼的字與仇靖是下辨同里本家。5《衡方碑》書碑者朱登。碑末行「萬世是傳」下作兩行，有「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希書」。以上五人是碑上直接刻有名字。另外，還有經考證是碑的書寫者：1《張平子碑》書碑者崔瑗。《後漢書》等歷史文獻中提到此人。唐張懷瓘也點評過《張平子碑》及崔瑗。可惜《張平子碑》早已經亡佚，拓也失傳，人們無法領略到此碑的精妙小篆。可惜了！2《耿球碑》書碑者師宜官。師宜官，東漢南陽人，在晉衛恆《四體書勢》、唐張懷瓘《書斷》等歷史文獻中均有記載。曾「為袁術將命巨鹿，《耿球碑》術所立，是宜官書也。」說明他曾為袁術立過《耿球碑》。可惜此碑及拓本未曾傳世。但是南朝宋朝都對此人此碑有過很高的評價。3《熹平石經》書碑者蔡邕、堂谿典、楊賜、馬日譂等。《熹平石經》20多萬字，絕非一人所刻。根據對《石經》字體和歷史文獻考證，當時可能參與的還有至少20多人。4《華山廟祠堂碑》書碑者張昶。張昶是東漢敦煌人，東漢「草聖」張芝之季弟，官至黃門侍郎，善隸，書類其兄，時人稱之「亞聖」。《後漢書》《水經注》《書斷》《九品書人論》等均有記載，並明確《華山廟祠堂碑》是張昶所書。據《筆勢傳》記載，書聖王羲之曾「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說明張昶的《華山廟祠堂碑》對王羲之及後世影響很大。可惜《華山廟祠堂碑》碑拓均未存世。什麼時候能一睹這個碑，可能是所有喜歡中國文物人的共同願望。106、三國時代的碑文化。220年曹丕稱帝，結束了196年的東漢政權，拉開了三國時代。曹魏明令禁碑，吳蜀雖然未禁，但當時經濟水平下降，無意立碑。因此三國時的碑刻非常稀少，僅有的也是統治者授意下所為。三國時代也就是15塊真假難辨的碑。其中以魏居多，吳國少，蜀漢之碑渺茫難尋。魏國有確切年代的10種：219年的曹操《袞雪》；220年《孔羨碑》《受禪表》；224年《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黃初殘碑》；242年的《丸都山母邱儉紀功刻石》；240-249年的《正始石經》；261年的《王基碑》。孫吳碑不多，只有4塊：272年的《谷朗碑》；276年的《禪國山碑》；276年的《天發神讖碑》；《葛府君碑》。蜀漢傳說有1塊碑《張飛立馬銘》，但真假難辨。107、《曹操兗雪刻石》：219年曹操與劉備爭奪漢中，在漢中褒谷口即興題隸書「袞雪」二字，左側題「魏王」小隸書。據考證，是曹操手跡。為全國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108、《受禪表》《上尊號奏》：220年華韻賈翊等人寫了《上尊號奏》，禪讓後寫了《受禪表》。《上尊號奏》《受禪表》各有1500多字，當時立於河南臨穎南15公里的漢獻帝廟（原是魏文帝廟），一東一西，碑高三米，巍然相峙，是三國時的代表作。現在河南許昌繁城鎮。傳說此碑是司空王朗撰文，尚書梁鵠書丹，侍中鍾繇鐫字，人稱「三絕」：文表絕，書法絕，石刻絕。是最早叫「三絕碑」的碑。可能是衛覬所書刻。衛，山西夏縣人，官至尚書僕射，善書法。康有為認為是衛所刻。109、《孔羨碑》：刻於魏文帝（220年），現在曲阜孔廟。碑文是說孔子21世孫議郎孔羨修孔子舊廟，置百石卒史守廟，廟外更作屋宇，接納學者至此講學等事的詔文。碑額篆「魯孔子廟之碑」6字，碑文22行每行40字。此碑受歷代評價較高。梁鵠，甘肅平涼人，據唐張懷瓘《書斷》記載，梁「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宋張稚圭認為《孔羨碑》「曹植詞，梁鵠書」。110、《曹真殘碑》：刻於魏明帝（235年）。清1843年出土於陝西西安南門外5公里田野間，當時碑已殘，只存中間一段。現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111、《範式碑》：刻於魏明帝（235年）山東任城縣。宋後碑斷，清1776年出土于山東濟寧州學西龍門坊水口，現保存在濟寧鐵塔寺漢碑群內。碑主範式，是山東金鄉人，官至廬江太守，此碑是其歿後縣令及鄉人為紀念其功德所立。保留了東漢許多特點，與《華山碑》《史晨碑》屬同一流派。112、《正始石經》：也叫《三體石經》。刻始於魏廢帝曹芳正始二年（241年），故名「正始石經」。由於用古文、小篆、隸書三種字體蟬聯書刻，故又稱《三體石經》。主要內容是《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同樣立於洛陽城南開陽門外的太學講堂兩側，分南北兩排，與漢《熹平石經》相向而立。石經每塊長二米七，全長100米。從晉朝開始就已經殘損，歷經劫難。北宋有殘石出土。清時出土存《尚書君奭》百字內容的殘石；1922年以後陸續出土殘石，前後共約2500字。是唯一的三體石經。邯鄲淳，字子叔，河南禹州人，博學有才華。《書斷》、《四體書勢》《魏書》認為《石經》為邯鄲淳所刻書。113、《谷朗碑》：刻於吳末帝鳳凰元年（272年），是東吳九真太守谷朗的墓碑。原碑在湖南耒陽縣東，後移到縣北杜甫祠。碑額正書「吳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1行11字。正面書18行每行24字。碑側有谷起鳳谷尚志等谷氏後人題名。碑中之字在明清及民國初年被剜鑿過。關於此碑書體，有說隸書，有說楷書。三國正是隸楷轉折過渡期，因此《谷朗碑》是字體演變和書法研究上有重要價值。114、《禪國山碑》：刻於三國吳末帝孫皓天璽元年（276年）。內容是給孫皓歌功頌德，還說了許多祥瑞。在陽羨縣舉行了隆重的封禪典禮，將離墨山封為國山，在山上樹立了「禪國山碑」。該碑是由篆書刻成，給人以莊重肅穆的感覺。相傳，此碑是吳國著名書法家蘇建所書（也有一說是皇象所書），用筆在秦篆漢隸之間。可惜的是，此碑在「文革」中遭槍彈所擊，留下十數處傷痕，亂刻畫者甚多。可辨之字僅西南下截一塊，其餘皆平盪，一字無存。只能通過拓本了解內容。傳世的拓本，北宋拓本、明拓本均為精品，也是絕品。《禪國山碑》中記錄了當時吳國曾發生過的地震，為地震科研提供寶貴歷史資料。115、《天發神讖碑》：刻於吳末帝孫皓天璽元年（276年），是孫皓因「天降符瑞」而刻立的紀功碑。此碑為一塊矮圓幢形巨石，原在江蘇南京嚴山。宋1091年移南禧門，建亭保護。宋代時斷為三段，清1805年失火將碑焚毀。此碑拓本較少，現在故宮藏有宋拓本。此碑是以書體怪異著稱，是我國古代碑刻中一件奇特的、獨一無二的作品。歷來關注此碑的人很多，著作很多，雖然與《禪國山碑》同為篆書，但書法風格大相徑庭。後者與秦篆相似；而前者以方筆作篆，簡直古怪得驚世駭俗。116、《葛府君碑》：原碑在江蘇句容。元1273年童邱戚發現，碑額「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墓」3行12字。清乾隆孫星衍訪得，有拓本出世，但字跡嚴重漫漶。是中國書法長河中具有重要標誌意義的第一座楷書石碑。康有為說是「真書第一古石」。117、《張飛立馬銘》：蜀碑是一個空白，探尋蜀碑是中國碑文化研究中備受關注的問題。1988年3月1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江中撈出張飛立馬銘》稱：1985年12月在四川閬中縣錦屏山的江中，撈出「張飛立馬銘」。1987年10月請200多名專家，鑒定是真。真乎？假乎？大家公論。118、兩晉十六國的碑文化：晉仍沿襲曹魏的禁碑令，所以碑刻不多。但是墓誌數量大增。由於禁碑，但是無法阻止人們對逝者紀念，於是出現了墓誌替代墓碑。起初，他們製作一些小型墓碑，簡單刻上死者姓名、官職、籍貫等，與死者一併埋入墓中，比如《張永昌墓碑》《夫人天水趙氏墓碑》。後來，加上了一些功德、生平、頌文等。墓誌的形成，大概經過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刻銘墓磚—墓誌的原始形態。主要是春秋戰國，以至秦代的墓中出土。內容主要是名字、官職等簡單文字，表述死者的身份。第二階段，墓石—墓誌的雛形。東漢以後，出現了一種新的墓石。如106年的《賈武仲妻馬姜墓石》、115年的《張盛墓石》、151年的《繆宇墓石》、155年《徐州從事墓石》、171年《胡元壬墓石》。這些墓石里雖然不完全具備首題、志文、頌文三部分，但內容要豐富的多，字數達幾十個之多。第三階段，碑形墓誌—墓誌與墓碑的融合轉變期。在魏晉時期，出現了種集墓碑與墓誌一體的碑形墓誌。如291年的《菅氏夫人墓碑》（西安碑林），有碑額、碑身、碑座組成，內容有死者出身、行狀、葬地、年月以及讚頌死者的銘文等。第四階段，完整形式的墓誌—墓誌的定型期。到了西晉末年，洛陽的《南陽王妃墓誌》是一塊成熟標準的墓誌。寬長36厘米，呈正方形，完全沒有碑的痕迹，題首「晉……王妃墓志銘並序」。北魏太武（425年）的《靳英墓誌》是一塊成熟的墓誌，包括首題、志文、頌文三者齊全，明言「墓志銘」字樣。據考證，記載中兩晉十六國時期有碑碣50多種。其中：西晉的約23種；東晉十六國約有29種。而存世的大概有30多種。119、《孫夫人碑》：刻於晉武帝（272年）。清1793年發現於山東任城新甫山下，現在泰安岱廟。碑額隸書「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三行11字。碑陽隸書20行每行37字，共740字。碑陰有清嘉慶二年泰安知府的刻跋。基本筆畫沿襲了漢隸風格。與東漢《範式碑》相似。120、《皇帝三臨辟雍碑》：刻於晉武帝（278年）。司馬炎稱帝後，先後三次親臨辟雍(太學)視察，並讓太子陪同。士子們刻碑紀念。碑首隸書「大晉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再蒞之盛德隆熙之頌」四行23字。碑陽隸書1500字，碑陰為立碑者姓名。羅振玉認為此碑是晉碑之首。此碑1931年出土於河南洛陽金村鎮。121、《呂望表》：刻於晉武帝（289年）。盧無忌撰文。內容為在汲家冢發現竹書周志部分與呂尚奇遇之事。發現地是姜太公呂望的鄉里，太公的裔孫、縣令范陽人盧無忌為了頌揚先祖高德，立碑紀念。碑額隸書「齊太公呂望表」6字。碑陽600字。原石在河南汲縣太公廟內，明代已經斷裂，後佚。清乾隆1786年黃易先後訪得兩塊殘碑，移置汲縣縣學中。122、《劉韜墓碑》：碑主是晉代使持節都督劉韜的墓碑，清乾隆初年在河南偃師縣杏園庄挖井時發現，被棄於一百姓家。1783年縣令武億發現收存，並仿刻一石。道光1847年原石歸山西介休馬氏所得，後不知去向。此碑上銳下平，圭首方趺，是介於墓誌與墓碑之間的小碑。碑文僅5行47字。如此簡略的墓誌，極少見。是晉隸的上佳作品。123、《左棻墓誌》：刻於西晉永康元年（300年）。1930年出土於河南偃師蔡庄村，先後歸新安張鈁、陝西於佑任收藏。現存陝西省博物館。碑誌很小，系磚刻隸字。碑主系晉代著名文學家左思之妹。此志石保存完好，字跡清晰，偏漢隸，但有向楷過渡的變化。是晉志中文字最佳刻石。124、《謝鯤墓誌》《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是東晉名士。1964年在南京中華門外古殘墓中出土，為長條形花崗岩墓石。隸書已經無漢隸特點，近似於曹魏時的隸書。《王興之夫婦墓誌》刻於341年。1965年出土於南京燕子磯。墓字介於隸楷之間，與南朝《爨寶子碑》體態相近。碑主王興之考證為王彬之子。王彬在《晉書》有傳，其次兄王曠即是王羲之之父。因此，王興之可能是王羲之的堂兄弟。此兩碑，引發了一起「公案」：即王羲之《蘭亭序》的真偽。有人懷疑《蘭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的作品，應該是智永仿造，而世傳馮承素摹本，就是智永仿托的原跡。智永陳隋僧人，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孫。125、《謝安墓無字碑》：是繼漢武帝那塊無字碑後，第二塊著名的「無字碑」。謝安（320-385年），晉宰相，383年指揮「淝水之戰」獲勝。位於南京梅崗。126、《王羲之「鵝」字碑》：目前位於浙江省天台山國清寺內。127、《王羲之「振衣濯足」摩崖石刻》：安徽和縣南30公里處西梁山，與當塗縣東梁山隔江對峙，猶如一座天設門戶，合稱」天門山」。傳說王羲之在東晉永和三年（347年）遊覽此山時，在西梁山上揮毫提書「振衣濯足」4個大字，是王羲之罕見的碑刻遺迹。128、《鄧太尉祠碑》：刻於前秦建元三年（即東晉永和二年，347年），由前秦馮翊護軍鄭能進所刻，記載了護軍所轄的五部城堡和部族，最後還詳列了軍府將右26人姓名，為研究前秦時與少數民族關係及關中地區民族居住情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原碑在陝西蒲城東阿村的鄧公祠里，碑尖首形，上有穿，高一米七，隸書帶折，與「二爨碑」極相似。前秦之碑希少，僅此與《廣武將軍碑》二塊，故彌足珍貴。129、《廣武將軍碑》：刻於前秦建元四年（368年），碑高一米七，圭首，碑額隸書「立界山石祠」5字。據說碑正文中第一行有「廣武將軍」字樣，故稱《廣武將軍碑》。此碑是廣武將軍紀功碑，敘述了廣武將軍的生世、政績和官名疆界等。原碑在陝西白水縣史官村倉頡廟裡，1972年移到西安碑林。此碑雖為隸書，但又有篆意的楷意，字跡粗枝大葉，不拘小節，有北方民族原始粗獷之氣息，受到歷代名家好評。130、《司馬芳殘碑》：可能刻於東晉。1952年出土於西安西大街廣濟街，是陝西首次發現的晉碑，現存西安碑林。出土僅存碑上半部，殘高一米一，寬一米。碑額篆「漢故司隸校尉京兆尹司馬君之碑頌」。碑陽有隸書殘剩124字，碑陰有題名。《水經注》部記載此碑。碑文中有「君諱芳字文豫河內」字樣，經考證為司馬懿之父司《中國碑文化》（七）(2012-08-06 18:40:47)標籤：雜談分類：知131、《爨寶子碑》：刻於東晉安帝（405年），清1778年在雲南曲靖南揚旗田出土。此地為玀玀族祖先爨氏的根據地。碑額「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之墓」，碑文388字。碑末刻有「大亨四年」字樣。經考「大亨」是公元402年桓玄篡位時改稱的年號。書體在隸楷之間，爨碑出土後，名震天下，受到歷代推崇，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32、《好太王碑》：刻於東晉義熙年（高句麗長壽王二年，414年）。碑在吉林省集安市城東4公里的許太王鄉大碑街。集安屬漢代遼東郡，漢帝國的高句麗王朝在此建都，第十九代王談德武功赫赫而英年早逝，後人不勝惋惜，繼承王位的長壽王追謚其為「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並立巨碑紀念。碑為不規整的方形柱狀岩石鑿成，通高六米四，座周長太6米三，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大的石碑之一。東南西北四周刻隸書1775字，記述了世緒及好太王行狀、功績、守墓煙戶忠心耿耿等事。133、南朝碑文化。從公元420年東晉滅亡到589年隋統一的170年間，是我國南北對峙的時期。也是我國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時期，是漢字字體由隸向楷演變過渡，書法藝術發展的新高峰。南朝從420年劉裕受東晉禪讓擁有江南之地，到589年陳亡，經歷了宋、齊、梁、陳四代，期間的碑文化雖然比三國兩晉時有了發展，但與北朝相比而言，還是寂了許多。南朝沿襲東晉禁碑遺風，碑刻不多。據考證，大約有20多種，著名的有《爨龍顏碑》《瘞鶴銘》等。134、《爨龍顏碑》：全稱《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龍顏碑》，刻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雲南陸涼州蔡家堡爨君墓前。此碑在元代明代均有記載，後無下落。清1826年雲貴總督阮元在陸良縣貞元堡發現，並築亭保護。現在陸良縣貞元堡小學內。碑高三米四，碑陽有楷書1080字。與《爨寶子碑》並稱「二爨」，為南碑之冠。受到歷代名家追捧。135、《劉懷民墓誌》：刻於宋464年。出土于山東益都。志文有16行，滿行14字。是正式成型的最早的墓誌。與「二爨」碑極為相似。136、南京還出土了許多南朝時的墓誌：1、東晉最後一個皇帝晉恭帝玄宮的石碣（刻於421年）。1960年在南京寶貴山出土，證明了來恭帝沖平陵的所在。2、1972年在南京太平門出土的，刻於南宋475年以員外散騎侍郎明曇喜的墓誌。。。。。。。137、《瘞鶴銘》：刻於南朝梁武帝天監十三年（514年）江蘇鎮江焦山西麓崖石山上。中唐以後有記錄。宋時被雷擊碎為五塊，毀落於長江。南宋1174年取出一塊碎石，有20字。清1713年蘇州太守陳鵬舉又撈出其他四塊石，移置鎮江焦山。將5石粘合為一，共88字，砌入定慧寺壁中，清同治1868年，又撈出一石，有4字，現存於焦山寶墨軒碑廊的碑亭里。《瘞鶴銘》六朝石碑之王書法、藝術具極高地位，素有「北有《石門銘》，南有《瘞鶴銘》」天下二銘之說。138、繁星滿天的北朝碑文化：（公元386年—公元581年）是我國歷史上與南朝同時代的北方王朝的總稱，其中包括了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數個王朝。由於北朝沒有禁碑限制，加上北方多名山大岳，取石方便，因此豎碑刻石、摩崖題刻處處皆是，碑文化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興盛局面。據統計，北朝不到二百年的歷史裡，存世的各類朝碑刻逾千上萬，形成獨特的「北碑」，由於元魏具有代表性，所以又稱「魏碑」。主要代表是：以《鄭文公下碑》為代表的雲峰摩崖、以《始平公造像記》為代表的洛陽龍門造像題記和以山東《泰山經石峪》和鄒縣《四山摩崖》為代表的「北魏三大寶庫」。139、《北魏太武帝東巡之碑》：刻於北魏太延三年（437年）。《水經注》最早著錄。民國初年發現於河北易縣貓兒窪。公元423年太武帝繼位，北方黃河流域統一。內容記述太武帝東巡恆山，北巡而歸，經易州射箭，儘管群臣中有武藝比他強、力氣比他大、射箭比他遠的大有人在，但無人敢超過他。碑額刻篆「皇帝東巡之碑」，碑陽正書14行，每行26字。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重要實物資料。140、《中嶽視高靈廟碑》：刻於北魏文成帝（456年）。碑現在河南登封嵩山中嶽廟。碑額有穿，額書篆字「中嶽嵩高靈廟之碑」，碑陽正書1000多字。為道士冠謙之立。當時南朝奉佛教，北朝崇道教。冠謙之是道教大師。《中嶽嵩高靈廟碑》和《大代華岳廟碑》（已經佚失）即此時所立，兩碑出一人之手。141、《暉福寺碑》：刻於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陝西澄城縣李潤鎮北寺村的暉福寺。現西安碑林。碑額篆「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有穿。碑文正書，共24行，每行24-26字不等。記載了出身於馮翊李潤羌酋大姓的宦官、羌人王慶時監造暉福寺造三級佛圖的經濟和寺院豪華壯觀的場景。142、《吊比干文》：刻於北魏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河南汲縣（衛輝縣）比干廟。原石已經佚，傳世無原石拓本。宋哲宗1090年重刻。碑額篆「皇帝吊殷比干文」，碑陽28行每行46字。字體似隸似楷似魏，屬於過渡性文字特別。在清代受到狂熱推崇。比干是忠臣的代表。143、《賈使君碑》：刻於北魏神龜二年（519年）。碑原立於兗州府學。宋時被一民間伙房當作肉案。1096年被溫益訪得重立。現在保存在曲阜孔廟。賈思伯，字士休，山東壽光人。曾任兗州刺史，政績頗佳，此碑是當地吏民為其立的功德碑。碑額「魏兗州賈使君之碑」8正書大字。陽刻24行，每行44字正書字。144、《張猛龍碑》：刻於北魏522年。現在山東曲阜孔廟。該碑是北魏代表作。全稱《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碑》，高二米八，寬一米二，碑額楷書，碑陽正書1200餘字。內容是頌揚魯郡太守張猛龍興辦學校的德行。此碑書法受到歷代名家稱頌，是書法愛好者臨摩的重要碑帖。145、《馬鳴寺碑》：刻於北魏523年山東樂安縣大王橋。現在山東石刻博物館。碑高一米五，寬八十厘米。碑額楷書「魏故根法師之墓碑」8字，陰文楷書「馬鳴寺」3字。是北魏碑中傑出者。146、《高貞碑》：刻於北魏523年。清1806年出土于山東德州衛河第三屯，移置德州學宮。碑額篆書「魏故營州刺史懿侯高君文碑」，陽刻楷書24行，每行46字。《高貞碑》與《張猛龍碑》同屬北碑中之佼佼者。147、《蘭陵王碑》：河北邯鄲縣城南距臨漳10公里的劉庄，從1971年發現的134座北朝墓葬中，有一批包括《蘭陵王碑》的北朝碑。其中東魏《高盛碑》、《高翻碑》和北齊《高肅碑》合稱「磁州三高」。其中《高肅碑》又稱《蘭陵王碑》，蘭陵王名叫高肅，是高歡的孫子、高澄的第三子，是智勇雙全的北齊末期著名大將。估計刻於北劉575年，碑篆「齊故假黃鋮太師太尉蘭陵忠武王碑」。現在劉字庄村的碑亭內。1988年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48、《義慈惠石柱》：刻於北齊年間。在河北保定定興縣西北10公里的石柱村。柱身上刻有「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9字和3000字的頌文。記述了北魏末年的「杜葛之亂」和義葬、義食和興建石柱的經過。525-528四年時，有杜洛周、葛榮農民起義在河北一帶與北魏軍戰鬥。起義失敗後，群眾收拾義軍殘骸合葬建立紀念碑，初為木刻，後官府改為石刻。內容雖為官府歌功頌德，但也客觀反映了起義軍的實際情況。149、《李仲璇碑》：全名《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刻於東魏孝靜帝興和三年（541年）。現存在山東曲阜孔廟。碑額篆「魯孔廟之碑」2行6字。碑陽25行，每行51字。碑陰3列，首列在額後。此碑書法奇特，雜大小篆，分隸於楷書這中。150、《敬使君碑》：全名《敬使君顯俊碑》。刻於東魏540年，是頌揚北齊僕射永安侯敬使君顯俊營造禪靜寺的功德而立。碑在河南長葛。清乾隆1738年於長葛轆轤灣出土，後歸知縣許蓮峰，移到陘山書院，碑陽楷書26行，每行51字，共1300多字。僅缺十來個字。這是著名北碑之一，不僅書法婉雅優美，他的碑題有兩個標題「敬使君碑」和「禪靜寺剎前銘」獨具特色。是中國碑文化歷史上惟一的一塊刻兩個標題的碑。151、《呂望碑》：刻於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550年）。在河南汲縣太公廟。碑陽楷書23行，每行42字。碑陰有5列。碑側有「元符二年石采」題名。152、《西嶽華山廟碑》：刻於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原在陝西華陰縣華岳廟，現在西安碑林。高四米，寬一米五。碑額篆書「西嶽華山神廟之碑」2行8字。碑陽隸書25行，每行55字。153、《唐邕寫經碑》：刻於北齊後主武平三年（572年）河北武安市南15公里鼓山響堂寺的前壁。154、墓誌是碑刻里的一大類。西安碑林中收藏的墓誌共869種，其中北魏的有152種，佔17%。北魏墓誌有四特點：一是數量多。二是埋於墓壙內免受風雨剝蝕和人為破壞，所以保存較好。三是大多數書寫精美，鐫刻精工。四是製作精細，打磨平整。155、《元楨墓誌》：刻於北魏太和二下年（496年）。1926年出土於河南洛陽芒山東唐寺門。原為於佑任收藏，現在西安碑林。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北魏墓誌。呈正方形，共17行，每行18字。元楨是相州刺史南安王。此碑是北魏墓誌中的精品。156、《元簡墓誌》：全稱《太保齊郡王元簡墓誌》。刻於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1926年出土於河南洛陽西北高溝，原為於佑任收藏，現在西安碑林。元簡是北魏文成帝第四子。此志文楷書用筆峻健，方勁端嚴，挺拔雄強，是北魏墓誌書法里的精品。157、《穆亮墓誌》：全稱是《太尉領司州牧驃騎大將軍頓丘郡開國公穆亮墓誌》。刻於北魏502年。1925年與亮妻尉太妃墓誌同時出土於洛陽城東北西山嶺西南。原於佑任收藏，現在西安碑林。墓主穆亮，官至侍御中散，負責監造魏之宮殿，後封長樂王，拜尚書令、司空等職。158、《元颺妻王氏墓誌》：刻於北魏513年。1910年與《元颺墓誌》一起出土於河南洛陽張羊村西北。民國年間被毗陵董氏售與日本人太倉喜八郎。這是北魏墓誌的精品。159、《崔敬邕墓誌》：全稱《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臨青男崔公之墓志銘》刻於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志文正書25*29字。此志書法與《張猛龍碑》相似，用筆精妙，可與《石門銘》相比，在《張猛龍碑》和《賈使君》之上。清出土後受到熱捧，爭相拓本，以至僅幾十年，石碑已經裂盡。清康熙三十年，安平知縣陳宗石為保護該志，將石砌入鄉賢祠壁，但未幾即佚。目前有5種拓本存世。160、北朝時造像豐富。僅洛陽龍門現存石窟1300個，造像97000個，題記3800種。歷來有「龍門二十品」、「龍門百品」等目錄。161、《沮渠安周造像記》：刻於北周承平三年（445年），清光緒年間出土於新疆，中斷。不久為德國人獲得，現保存在柏林國家博物館。1905年長白端方出使德國時，見到此碑，請求捶拓，德國人以石脆不許。端方拓一全張又半張而歸。這才使全國人見此真跡。傳說此碑在二戰時已經毀，所以，端方這拓本成為存世孤本，現收藏在國家歷史博物館。162、《元暉墓誌》：全稱《魏故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領導雍州刺史文憲公墓志銘》，刻於北魏520年，正書31*31字。1926年出土於河南洛陽。曾被於佑任收藏，現在西安碑林。碑主元暉，是北魏王室成員。163、《司馬昞墓誌》：全稱《魏故持節左將軍平州刺史宜陽子司馬使君墓志銘》，刻於520年。清1755年在河南孟縣葛村與《司馬紹墓誌》《司馬景和妻孟敬訓墓誌》《司馬升墓誌》一起出土，合稱「四司馬墓誌」。此志初歸張大千，後為長白端方所得現已經亡佚。拓本很少。164、《常季繁墓誌》：全稱《魏故齊郡王妃常氏墓志銘》，刻於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正書26*26。1910年出土於河南洛陽高溝村，為董康所得，後賣約日本太谷氏，1924年毀於日本大地震，殘石仍在日本。此志書法秀麗媚嚴、清麗端莊，深受名家愛好。165、《苟景墓誌》：全稱《冀州刺史苟景墓誌》，刻於北魏529年。1928年出土於河南洛陽東陡村，原由於佑任收藏，現在西安碑林。正面是27*26個正書，志蓋底陽刻「魏故儀同苟使君墓銘」9篆字。整個墓碑藝術水平很高。166、《張黑女墓誌》：全稱《魏故南陽太守張府君墓誌》，刻於北魏531年。墓主張玄，字黑女，南陽白水人，志稱「葬於蒲板城」。在山東永濟。原石早佚，清何紹基所藏之原拓孤本，現在上海博物館。志文20*20，共367個字。是魏碑的代表作之一，倍受歷代名家關注。167、《司馬升墓誌》：全稱《大魏故南秦州刺史司馬使君之墓志銘》。刻於東魏535年，志呈正方形，正書26*21字，是1755年在河南孟縣葛村出土的「四司馬墓誌」之一。據傳此碑現在日本收藏。這碑書法藝術水平很高，與《張猛龍碑》相當，深受名家喜歡。168、《元延明妃馮氏墓誌》：全稱《魏故使持節侍中太保特進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安豐馮氏墓志銘》，也叫《安豐王妃馮氏墓誌》。刻於東魏548年。出土於河北磁縣，歸河南南陽金石保管所。志文是隸書22*21字。是北魏隸書中的代表作。169、《朱岱林墓誌》：刻於北齊武平二年571年。朱岱林是山東壽光人明末出土于山東壽光縣。志文正書40行，每行34字。清雍正三年1725年被王化洽訪得，始有拓本傳世。現藏於故宮博物院。此志是北朝墓誌中的精品，深受歷代重視。170、《元顯俊墓誌》：全稱《魏故處士元顯俊墓誌》。刻於北魏延昌二年513年。1918年出土於河南洛陽北郊魏墓群中。碑主元顯俊，洛陽人，是北魏景穆皇帝之曾孫—鎮北將軍翼州刺史城陽懷王的第三子。此墓誌最初為傅沅叔購得，後歸北平歷史博物館。918事變後，轉移到南京博物館保存。是我們北魏碑刻的精品。171、《始平公造像記》：全稱《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川刺史始平公造像記》。是著名「龍門四品」之一。題記在龍門古陽洞北壁，刻於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楷書，有方界格。額楷書陽文「始平公像一區」2行6字。文與格欄均為陽刻，是石刻中所少見的。《始平公》是魏碑中的代表作，已經沒有隸書痕迹，兼具北方少數民族之粗獷之勢，形成魏碑中端嚴和宕逸相間的風格。172、《孫秋生造像記》：全稱《新城縣功曹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記》。刻於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龍門古陽洞南壁佛龕中。「龍門四品」之一。額陽刻楷「邑子像」3字。題記分二部分：上截為題記，下截為題名，共約1000多字，是「龍門品」字最多的一塊，以方峻峭勁而著稱，也是北魏代表作。173、《楊大眼造像記》：全稱《輔國將軍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記》。「龍門四品」之一。刻於北魏506年。楊大眼是北魏名將，屢建戰功，擔任過荊州刺史。506年他南征歸來，發願給孝文帝造像。由於楊權勢顯赫，又是皇帝造像，故丹書和刻石之人均為高人，是「龍門品」中精品。與《張猛龍》相似。174、《魏靈藏造像記》：全稱《魏靈藏薛治紹造像記》，「龍門四品」之一（與楊大眼、孫秋生、始平公合稱四品）。在古陽洞上層。額題楷書「魏靈藏薛法紹釋迦像」9字。書法古樸蒼勁，規整有致，體勢峻偉，捺腳特長。175、《姚伯多造像記》：也叫《姚文遷造像記》，刻於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現在陝西耀縣藥王山上，碑陽上刻有三尊佛像，下有銘文624字。兩側分別為姚伯多造像記和梁冬姬造像記。從文字上看，此碑不同於其他魏一般佛弟子造像記，而是道教造像記，其刻字似隸非隸、似楷非楷，字形獨特。另外此題記別字連篇，點畫隨意增減，還有漏刻現象。推測此碑未經書碑，由石工直接刻成。是北魏石刻中一個奇品，被于右任將其與《廣武將軍碑》《慕容思碑》一起稱作「三絕」。176、《曹望喜造像記》：刻於北魏正光六年（525年），原壘于山東臨淄縣桐林庄一居民牆間，清同治年間發現，為陳介祺所得。1921年陳之子將此碑售於法國巴黎博物館，現收藏在巴黎。記文共22行，每行9字。北魏造像一般刻工較粗，刀鑿痕迹比較明顯。而《曹望喜造像記》不僅書法峻秀細緻，而且刀法婉轉細膩，是北魏造像中畫書刻俱佳、最為精熟的代表作之一。177、《杜照賢造像記》：全稱《杜照賢杜慧進等十三人造像記》，刻於西魏大統十三年（547年），在河南禹縣。上半身為像，下為題記。記文8行。書法以隸書為主，兼具楷篆行草各種筆意，諸種書法糅在一起一碑，甚至一字上，變化生動。西魏的傳世碑刻極少，此碑是其中藝術價值最高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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