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不合時宜」的歧路

　　胡適自己並未意識到，在1922年他對個人角色進行了一次重新塑造。他不僅是教師、學者，也是輿論家，這三維角色構成了近代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模版。

　　忍不住的新努力

　　1922年6月，胡適寫了一篇《我的歧路》，他在文章中回顧了回國四五年的思想歷程，同時也是解答朋友們的疑問。胡適說自己正站在「三岔路口」：「一隻腳已踏上東街，一隻腳還踏在西街，我的頭還是回望著那原來的老路上！」

　　此時的胡適，只有31歲，正站在他人生的第一個頂峰。短短兩三年，新文化運動勢如破竹，無論在學術界、思想界還是教育界，胡適已暴得大名。這年1月，上海一家媒體舉辦了一次公眾人物的投票，胡適被選為「中國12個最偉大人物」之一。在給美國女友韋蓮司的一封信中，他不無得意地談了自己的成績，「我似乎一覺醒來就成了一個全國最受歡迎的領袖人物」；這其中也有一點幸福的煩惱，因為「很少有人能理解到：與暴得大名斗遠比與反對意見斗更艱難」。

　　在新文化運動後不久，胡適很快就放棄了他的「20年不談政治」的想法。胡適說：「直到1919年6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

　　「問題與主義」之爭，與其說是談政治，不如說是談政治的思想。其中沒有胡適的政治的主張，依舊是他在談思想。不過，這種「准政治」言論，「剛開了頭卻煞了尾」。按照胡適的說法：「我的政論的『導言』雖然出來了，我始終沒有做到『本文』的機會！」

　　其實，胡適本來就是政治愛好者。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時，他不僅有1/3的學時選修政治、經濟課程，對美國的政治活動和政治制度也很感興趣，一面為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那時他還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但1917年回國時，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學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這也就是胡適後來所說的，對於政治「不感興趣的興趣」。這種政治觀的根本特點，就是強調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礎」，並進一步認為中國固有的文明必須得到「系統的嚴肅批判和改造」。

　　胡適看到：「在名義上的共和下，8年痛苦的失敗漸漸地使年輕的中國認識到，民主是不能僅僅通過政治的變革來給予保證的。」直到晚年胡適都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習慣性的行為。」現在，他所要努力的，就是要在中國實行所謂「造因」工程，以此為未來民主憲政的實現而打下國民的基礎。

　　然而在內憂外患、救亡圖存的時代浪潮中，「五四」使胡適的「中國的文藝復興」走向了政治運動。胡適很快地發現，單純書齋里的「造因」工程不僅一廂情願，更是一種消極的選擇。他希望能看到有價值的爭論文章。「然而我等候了兩年零8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所望。」他終於忍不住，親自披掛上陣。於是就有了1921年努力會以及1922年《努力》周報的創辦（周報創立後，努力會以努力社一名出現）。談政治，成為他「忍不住的一種新努力」，也宣告了「造因」工程的失敗。

　　胡適說：「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

　　胡適的選擇引來了一些朋友的反對。如魯迅的弟子、同鄉孫伏園給他寫信，希望胡適不要拋棄學術與思想文化事業，寫《政論家與政黨》之類的文章實在不值，並且希望替文化史拉回被政治史奪走的胡適。

　　但胡適的回復是：「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此時的胡適，依舊秉承了在美國習染的觀念——「關心政治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不過胡適依舊認為，他的主業還是學術與思想。即「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

　　但胡適這種對政治之有限、審慎、時斷時續的介入，顯然與傳統士大夫們徘徊於「獨善其身」和「兼濟天下」之間的心態有關。但是，時過境遷，這種心理結構又滲入了新的涵義：走進書房，已不再意味著去養氣，去逍遙，而是意味著去獻身於社會所必需的獨特職業分工；走出書房，也不再意味著去當官，去從政，而是意味著以社會公德和良知的名義，去對公眾生活的各個方面發表獨立的思考和批評。

　　胡適自己並未意識到，在1922年他對個人角色進行了一次重新塑造。他不僅是教師、學者，也是輿論家，這三維角色構成了近代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模版。

　　劉東在《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識分子》中生動地談到這種角色的困境：「胡適的書房，就好像設在一條駛到河心的破輪船上。他不捨得離開房間，不然他就做不成學問；但他又很想去看看水手們到底把漏洞堵上沒有，因為船若沉了他還是做不成學問。他只能在這個二難推理中惶惑和搖擺著。」

　　漸漸的，胡適在「新努力」上不斷努力，越走越遠。他的最重要的學術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都只寫出了上冊，便沒了下文。而他談政治的「歧路」卻終於成了不歸路。

　　自由主義的觀象台

　　地理學家丁文江是胡適的好朋友，也是努力社最早的創始人和直接推動者。他認為有職業而又不吃政治飯的人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討論政治，並對實際政治做公開批評。而且丁文江也曾多次批判胡適的不談政治：「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經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這個社的成員，除胡適、丁文江、蔣夢麟和王徵外，還有蔡元培、高一涵、任鴻雋、陳衡哲、陶孟和、張慰慈等人。他們大多是有歐美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而胡適則是當之無愧的思想領袖。

　　1921年5月，胡適草擬了《努力會簡章》。信條之一就是：「我們當盡我們的能力，——或單獨，或互助的——謀中國政治的改善與社會的進步。」他們並且議定，會議時用西方通行的議會法規，「本會的性質為秘密的」。成立日期是1921年6月1日。

　　在1921年7月的一次會議上，大家商定辦一份小報，胡適提議就叫《努力》周報。每名社員捐贈月收入的5%作為辦報的經費，然而辦報的過程卻費了些周折。先是警察廳借口房東不同意，不予批准。於是胡適就擬了一個措辭嚴厲的呈文，要求「再請立案」。一個月後北洋政府找不到任何理由，就在3月31日下了批文，但要求胡適他們「慎重將事，勿傳偏激之言論」。1922年5月7日，《努力》周報出刊，這是胡適按照自己的意志主持的第一個政論周報。從此胡適與政治刊物結下了不解之緣，直到其去世。

　　這一年的6月，胡適和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見面，芥川打算用口語翻譯胡適的詩。胡適在日記中記錄了兩人的談話。芥川認為中國的作家享有的自由比日本人要大很多，他很羨慕。胡適回答說：「其實中國的官吏並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只是他們一來不懂我們說的什麼，二來沒膽子與能力干涉我們。」

　　上世紀20年代，新文化運動正在急劇分化。在主要流派中，《新青年》以陳獨秀為代表轉向馬克思主義，他們把共產國際的主張轉化為自己的綱領。《少年中國》中演化出國家主義派。控制著《晨報》、《時事新報》和《解放與改造》等新文化運動重要陣地的梁啟超派（研究系），也亮出自己的綱領。而以努力社為核心，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寫文章談政治。觀點可以不同，可以辯論，但文責自負。《努力》周報成為這些自由主義者的「觀象台」。

　　這種模式，在後來的《新月》與《獨立評論》一脈相承地延續下來。

　　在《努力》周報中，胡適以「這一周」欄目為舞台，以一個輿論家的姿態開始了他的時政評論生涯。他專門寫了《胡適先生到底怎樣》的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態度：「封報館、坐監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的眼裡，算不得危險。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調，那是恥辱！那我是絕不幹的！」

　　胡適以「獨立的政論家」自詡，認為「這種獨立的政論家，越多越有益……」「他們的武器有兩種：第一是造輿論……第二是造成多數的獨立選民。」兩者結合，啟迪公民自覺，並形成獨立的現代輿論力量，給朝野吃政治飯的人以強大壓力。

　　胡適們力圖在中國社會中培植一種新的現代政治文化，其核心是從西方，尤其是從英美舶來的民主、自由與法治的觀念。他們用新觀念為尺子和準繩，去揭露和批判「不民主」、「不自由」、「不法治」的舊政治和舊文化。「政治上的革命不只是採用新的制度——用總統代皇帝，用國務院代軍機處……還有更根本的就是採用新的理想，承認新的價值。」

　　《努力》周報的生命很短，只有1年5個月，共出了75期，引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為題的討論，制憲問題的討論，玄學與科學的論戰等重要話題。

　　1923年，曹錕賄選成功，胡適對政治的糟糕深感失望，他認為《努力》周報的時評沒辦法做下去了。他給高一涵等人寫信，商量停刊的事情。胡適認為，現在談政治就是對著牆說話，最多不過大罵一場，但是「加上一罵，有何趣味？」如果繼續像以前那樣富有建設性地談論真問題如全國會議、息兵、憲法，則又會令外人誤解，無異於「為盜賊上條陳」。

　　北洋政府的信譽已經跌到了谷底，即使樂觀如胡適也不願開口說話了，不如索性關門大吉。就在寫這封信的月底，1923年10月31日，《努力》周報自己關門了。

　　胡適在最後一期說：「在這個豬仔世界裡，民眾固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我們還應該向國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工夫，然後可以談政（治）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1922年經中日談判，日本放棄了在山東的權利。因為胡適的「這一周」為外交總長王正廷說過一些話，北洋政府決定授予胡適三等嘉禾章，但被胡適拒絕。他在《努力》上刊登了一條啟示：「我是根本反對勳章勛位的；如果這個胡適真是我，還請政府收回去吧。」

　　「好人當政」與「跪著造反」

　　既然是談政治，自然要談得實際一點。《努力》周報在第二期就刊發了蔡元培、胡適等16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這是努力社及其朋友們的政治綱領。他們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歸結為：「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地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具體而言是，要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和一種「有計劃的政治」。

　　胡適認為，改革政治，不一定要革命，不如先讓「好人」進入政府，加入體制，通過個人的努力，一點一滴改良。這可以作為改革的第一步，一個最低的要求。

　　「好政府主義」，原是胡適醞釀多時的一種政治主張。「好政府」的反義詞不是「壞政府」而是「無政府」。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來拜望，談話間，胡適便提出「好政府主義」這個名詞了。他說：「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做一種時髦的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絕不可亂談無政府主義；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

　　「五四」之後，無政府主義對於渴望自由與個性解放的青年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反出封建大家庭的文學青年李堯棠給自己取筆名為巴金，就是源於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家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

　　1921年夏天，胡適到蘇州、南京、安慶等地講演。8月5日，在安慶第一中學首次公開講「好政府主義」。談到好政府主義實行的條件時，他說：「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這個目標（好政府）做積極的奮鬥。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1922年《努力》周報創刊伊始，胡適就把自己「好政府」的想法寫了出來。為擴大影響，胡適便約了努力社的成員在蔡元培家討論，最後以一個共同宣言的方式發表。隨後全國各大報紙都進行了轉載。

　　這個綱領體現著胡適這些知識分子的一貫觀點。一年之前，胡適、蔣夢麟、李大釗和高一涵等7人聯名發表了《爭自由的宣言》：「我們相信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得來的……有幾種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會生存的命脈。」他們提出爭自由的三大主張：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書信秘密的自由；人民身體的自由；以及對選舉舞弊進行監督和查處。

　　2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經濟危機接踵而至，貧富分化加劇，十月的炮聲和「勞工神聖」的呼喊震撼全球。自由主義及民主憲政的合理性開始受到懷疑和挑戰。自由，甚至被認為是一項有階級屬性的權利，只能被一部分人享有。

　　啟蒙大師梁啟超1920年歐遊歸來，心靈被歐戰的後果所震懾。他將《解放與改造》半月刊改名為《改造》，在發刊詞中說：「確信代議制和政黨政治斷不適用，非打破不可。」

　　胡適的老朋友陳獨秀開始用階級觀點去界定政治形式。他認為自由是有差別和區分的，「不要將可寶貴的自由濫給資本階級」，「什麼民主政治，什麼代議政治，都是些資本家為自己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陳獨秀認定，「國民革命……也就是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這兩個意義」。

　　陳獨秀列出了應予打倒的「半封建派」的名單：既包括地主土豪、奉直軍閥，也包括梁啟超的研究系、「老民黨」、「復辟派及新社會民主派」和「大學教授」以及「各種宗教徒」等共13種人。他們的自由都應該受限制甚至被擄奪。

　　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宣言」中「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但又規定：「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方能享有這些權利。於是，只要國民黨認定誰不屬這個範圍，其公民應有的基本自由就被勾銷了。

　　在這種思想潮流中，胡適和努力社依舊堅定不移地把自由、法治、憲政看做無可代替的社會運行機制。他們認為改變政府的第一步，恰恰就是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謂「好人」——出來組織內閣，在體制內把事情先做起來，再慢慢做好，而不是另起爐灶。

　　胡適他們的綱領一發表，就引發了一場熱烈討論。最激烈的批評來自革命的倡導者，因為這種初級改良的方式，與改天換日的革命邏輯衝突。已身在南方的陳獨秀給李大釗寫信說，把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放在「好人」當政上，實在是「跪著造反」，不觸動封建軍閥政權，進行軟弱的改良，無疑是書生們的一廂情願。周恩來認為：「他（胡適）所打的圖樣是要在破漏將傾的房子上添補丁，添那不可能的補丁，這不但徒勞無功，且更阻止革命的發展。」

　　歸根到底，爭論的焦點在於革命還是改良。革命者認為，中國這座房子的結構已經徹底腐朽了，非要拆掉重蓋不可，加固房梁反而延長它的壽命。而胡適認為：「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地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於是對胡適而言，「好政府」綱領的意義，不在手段，而在其描繪出一個現代社會制度的基本框架。革命也罷，改良也罷，胡適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要建立一個怎樣的社會管理機構（政府）和社會運行機制？

　　然而，現實卻讓胡適失望。

　　1922年9月，由於軍閥派系的矛盾，吳佩孚等支持王寵惠出來組織內閣，署理國務總理，羅文干任財政總長，湯爾和任教育總長。他們三人都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因此，這屆內閣被人稱為「好人政府」。但這個「好人政府」只存續了73天，「好人」有名而無實權，成為軍閥之間鬥法的工具，羅文干甚至被逮捕。

　　一年之後，「好人」教育總長湯爾和甚至感到被胡適「忽悠」了，勸他不要再談政治了：「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部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談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是另一個世界！」

　　胡適的回答很簡單：「但我們總想把這兩個世界拉攏一點，事實逐漸與理論接近一點。這是輿論家的信仰，也可以說是輿論家的宗教。」

　　「最不名譽的事」

　　1922年5月，末代皇帝溥儀從故宮裡給胡適家打了個電話，約他進宮去談談。此時，17歲的溥儀不僅已經讀了胡適的《嘗試集》，也讀了他的《文存》，很想見見這位年輕的洋博士與新派思想領袖。因為時間不湊巧，見面的時間推到了5月30日。

　　為了謹慎起見，胡適先去拜訪了溥儀的老師庄士敦。庄告訴胡適：「宣統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牽制。前次他把辮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陳寶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宮中人勸阻他，他不聽，竟雇汽車去看他一次，這也是一例。」

　　5月30日，溥儀派了一個太監去接胡適。那時宮禁仍相當嚴格，他們在神武門前下車，在護兵督察處的客室坐了一會兒，等與宮裡通了電話，才得進宮。那天見宣統的情形，胡適的日記里寫得很詳細。

　　胡適進了養心殿的東廂，溥儀站起來迎接。胡適鞠了個躬稱他「皇上」，溥儀稱他為「先生」。溥儀的樣子看起來很清秀，穿藍袍子，玄色背心。「皇上」特意和「先生」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還說起想出國留學，也有許多新書找不到。胡適答應可以幫他找書。

　　會面的過程很短，只有20分鐘就結束了，但這件事在宮內宮外都引起一陣風波。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說，宮裡的王公大臣們聽說皇上私自見了胡適這個「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鍋似的背地吵鬧起來了」。而京中各報也都當做新聞刊載，還登出「胡適請求免拜跪」、「胡適為帝者師」等傳聞，鬧得滿城風雨。

　　胡適不得不寫一篇《宣統與胡適》作答辯。文中介紹了他們見面的經過，也談到了他對溥儀的同情：「清宮裡這一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在他看來，之所以被拿出來「炒作」，恰恰是人們頭腦中的帝王思想在作祟。

　　上世紀80年代，電視連續劇《末代皇帝》上映。「先生」見「皇上」的橋段又被後世醜化了一番。31歲的胡適被塑造為一個比陳寶琛還要衰朽的老頭，阿諛諂媚，一口一個「皇上」。

　　1924年10月，馮玉祥率國民軍發動北京政變，解散「豬仔國會」，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由黃郛代行國務總理，組成攝政內閣。11月5日，內閣強行修正了清室優待條件。民國政府派鹿鍾麟等去沒收清宮，永遠廢除皇帝尊號，並把溥儀的小朝廷趕出紫禁城，限當天全部搬出。

　　胡適當天晚上知道了這件事情，便立即給攝政內閣外長王正廷寫了一封抗議信。胡適本身反對保存帝號，也反對浪費國家財政優待清室，但是他更反對撕毀約定，反對不守信義和恃強凌弱。

　　他在信中說：「先生知道我是一個愛說公道話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們組織的政府提出幾句抗議的話。今日下午外間紛紛傳說馮軍包圍清宮，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後來打聽，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胡適終生倡導法治，強調程序正義。在清帝的問題上，胡適反對以目的正義的旗號去侵犯程序正義，尤其是國家機器以某種理由去侵犯個人的利益。

　　這封信最初登載在《晨報》上，隨後又被中外各報所刊載，輿論一片嘩然，對胡適的攻擊如雪片而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為清廷辯護成為他的歷史污點。他在北大的朋友們對他也指責頗多。

　　周作人對胡適說：「從我們秀才似的迂闊的頭腦去判斷，或者可以說，不甚合於『仁義』，不是紳士的行為。但已經過20年拖辮子的痛苦的生活，受過革命及復辟的恐怖經驗的個人眼光來看，我覺得，這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

　　1925年，養心殿清查文件，找到了一批大臣密謀復辟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給溥儀舉薦人才，其中有梁啟超、蔡元培和胡適。因為梁與蔡沒有在逼宮時出言反對，所以沒有被攻擊，但胡適這頂復辟的帽子就被戴上了，再度成為眾矢之的。當時北京有一個「反清大同盟」的組織，在8月25日的報紙上呼籲，把胡適驅逐出京；溫和一些的，則希望胡適「痛改前非」，恢復思想文化界領袖的「當年風采」。

　　胡適在給北大教授李書華、李宗桐的信中說：「在一個民國里，我偶然說兩句不中聽、也不時髦的話，並不算是替中華民國丟臉出醜。等到沒有人敢說這話時，你們的懊悔就太遲了。」

　　對於溥儀與清室的態度，胡適付出巨大的聲望代價，硬把他和支持復辟聯繫起來。溥儀出宮後，清室善後委員會進入，隨後成立了故宮博物院。主持工作的是有國民黨背景的易培基。胡適晚年回憶說，易培基一班人進宮後，「開始尋找我的『劣跡』，說我私通宣統」。結果找到了他給宣統的一張片子，上面寫著「我今天上午有課，不能進宮，乞恕」。

　　這個「罪證」被鑲入了鏡框，作為展覽品掛了起來。胡適專門到故宮裡去看過，問能不能拍張照片留念，但沒有被允許。

　　「悖主」與「善後」

　　1922年6月，陳炯明所部粵軍圍攻廣州孫中山的總統府。胡適在《努力》上撰文卻站在了陳炯明的一邊。胡適是個和平主義者，反對武裝統一，他更支持聯省自治與南北和談。陳炯明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而孫中山主張用廣東作根據，武力統一中國。所以，孫陳之爭，胡適自然偏向陳。

　　此前，胡適和孫中山有過一段很好的交往。孫中山「護法」失敗後曾蝸居上海，潛心做思想文化和認識心理的研究，同時辦了一本《建設》雜誌，宣傳國民黨的國家建設原理。其時，胡適正藉助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如日中天。

　　孫中山通過廖仲愷將他的《孫文學說》寄給胡適，希望能在《新青年》或《每周評論》上發一篇書評，向思想輿論界推薦。於是，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寫了文章，介紹了孫中山的「知難行易」，並且稱讚「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後來，孫中山的《發展中國實業計劃》也被胡適大讚為「遠大的計劃」。從胡適的角度看，一個研究問題的孫中山比一個高喊革命的孫中山更符合他的價值標準。

　　廖仲愷在致胡適的信中轉達說：「中山先生在《每周評論》上讀尊著對他學說的批評，以為在北京地方得這種精神上的響應，將來這書在中國若有影響，就是先生的力量。」

　　而到了1922年，和平主義者胡適反對倡導武力與革命的孫中山，其前後邏輯並無錯位。

　　孫、陳冲突後，孫中山的追隨者攻擊陳炯明「悖主」、「叛逆」和「犯上」。胡適則寫文章說：「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裡，什麼叫做悖主？什麼叫做犯上？」胡適認為，即使陳炯明的做法有問題，但也不該抬出「悖主」、「犯上」和「叛逆」作為理由，這些都是「舊道德的死屍」。

　　胡適認為國民黨還沒有擺脫幫會性質，還在用對領袖的效忠、偶像崇拜而不是理念認同來維持組織。他認為現代的政黨，是人們自願信仰的結合，「合則留、不合則散本是常事」，根本就談不上「背叛」、「悖主」和「犯上」。

　　這些言論發表後，遭到國民黨報紙長時期的猛烈攻擊。《民國日報》的著名副刊《覺悟》，接連發表《不贊成〈努力〉周刊記者的談話》、《荒謬絕倫的胡適》、《叛逆與革命》、《胡適的倫理》等一系列文章。

　　孫中山對於胡適的態度也反轉了180度。兩年後的1924年8月，《民國日報》刊載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第一講，編者也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談主義》，並引有胡適「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文字。孫中山看了十分氣憤，在報紙上批註：「編者與記者之無常識，一至於此！殊屬可嘆……且引胡適之之言，豈不知胡即為辯護陳炯明之人耶？胡謂陳之變亂為革命。」隨後，這個撞上槍口的記者就被孫中山勒令開除了。

　　1924年底馮玉祥傾向革命，電請孫中山北上，商討國事並主持解決時局問題。11月孫中山離開廣州，經上海赴北京，並發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中國的統一和建設問題。但這時上台的段祺瑞，卻提出召集「善後會議」的主張，與孫中山主張的國民會議相對抗。

　　胡適接到了段祺瑞的邀請函。許多朋友都勸胡適慎重考慮，不要參與，免得自損聲譽。湯爾和致信說：「善後會議……現在到京代表，誰不是牛頭馬面？會議如果開成，必系一批護兵馬弁，左攜鴉片煙具，右挾姘頭而上會場。以兄之翩翩，如何能與此輩並坐？」而民間輿論也都認為「善後會議」不過是軍閥的「分贓會」。

　　當時，胡適與國民黨在關於中國政局的政治見解上有明顯的分歧。國民黨主張武裝革命，統一中國，反對聯省自治；而胡適認為應召開各省會議，謀求南北和平統一，並贊成聯省自治。他認為應該通過擴大省議會的權力，使之成為制裁軍閥的基本制度，省議會自然要維護本省民眾的利益，從而反對軍閥窮兵黷武，這才是解決軍閥混戰的方法。

　　胡適猶豫良久還是決定參加「善後會議」。1925年1月17日，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是不怕人罵的。我此次加入善後會議，一為自己素來主張與此稍接近，二不願學時髦人談國民會議，三為看不過一班人的輕薄論調。」他回電說：「我是兩年來主張開和平會議的一個人，至今還相信，會議式的研究時局解決法總比武裝對打好一點，所以我這回對於善後會議雖然有許多懷疑之點，卻也願意試他一試。」

　　胡適的主張也遭到了共產黨的反對。陳獨秀認為聯省自治「不啻名捕賬單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武人割據是中國的第一亂源」。

　　在陳獨秀和當時的共產黨看來，當前各派軍閥背後都有不同國家的帝國主義撐腰，英、美、日、法帝國主義的目標是相同的，就是通過扶持軍閥作為代理人，不希望讓中國穩定，不讓中國產生一個統一的政府。

　　而胡適根本不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的首要矛盾，他甚至認為這種說法「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因為「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

　　胡適認為關鍵問題在實現民主主義的目標，推翻了政客軍閥的政權，趕走「武人奸人」，將中國政治改造好了，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不打自垮，不推自倒。而中國核心問題在於內政，在於能否建立起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權。胡適說，「四分五裂的中國，破產的財政，瘋狂穢污的政治，9個月換5個外交總長的外交，穢德彰聞的國會」，是沒有外交可言的，這同時也是「外交失敗的大原因」。

　　如果說「戰爭」與「和平」都可以是實現國家統一與民族獨立的手段，但顯然「和平」的方式需要更多的條件。這也就是胡適後來多次表達的「和比戰難」。

　　此時的胡適，彷彿又站在了時代的背面。他和「牛頭馬面」的舊官僚、軍閥遺老們顯然不是一個立場，但又滑稽地坐在了一起，而且認真地去推動他的理想。

　　一個烏煙瘴氣的會議，據胡適的學生陳彬和記述：「選了復辟黨健將做會長；國家財政窮乏如此，會員尚領600元酬金；等於零的議案，提出來湊熱鬧；還有一輩犬馬遺老黨運動恢復清室優待條件。」陳彬和勸胡適「消極的退出，不必再試了」。胡適終於退場。

　　統一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要在怎樣基礎上的統一？胡適在20年代的努力沒有被歷史選擇。對胡適而言走在「歧路」上，就不能太在意羽毛了，這也是談政治的必然代價。自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適聲望指數下降到最低點。北大一院的廁所牆上，甚至塗上了學生的咒罵——「賣身於段賊」，「擁戴段祺瑞為父」。

　　支持「復辟」外，胡適又多了一個罪名——「與軍閥同流合污」。

　　「掉下來」的導師

　　1925年，對胡適來說是非常艱難。年初因參加善後會議而惹來罵名，上海學生聯合會給胡適寫信，曆數胡適擁護復辟餘孽，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3月，他6歲的女兒胡素斐因肺炎延誤成肺結核，以至夭折。

　　5月，魯迅看不慣胡適「誤導」青年，寫了《導師》一文發在《莽原》上，矛頭指向胡適。「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文章最後，魯迅忍不住大喝一聲：「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那個喊著「掙個人的自由，就是掙國家的自由」的青年偶像，突然間就變成了「鳥導師」。

　　「五卅慘案」發生後，上海市民總動員，開始罷課、罷工、罷市，並且迅速向全國擴散，形成了全國性的反帝運動。胡適也與羅文干聯名上書北洋政府，提出懲凶、賠償、道歉、廢除會審公廨及「修改80年來一切條約」等交涉條件，以消除「將來之隱患」，「根本免除將來之衝突」。胡適希望理性看待這一事件，先在法律途徑解決，然後通過政治與外交廢除不平等條約。

　　由於當時英國公使想和北京學生界對話，胡適受歐美同學會所託，介紹北大學生會的學生和駐京英國公使見面。消息見報後，輿論指責胡適與英國人「勾結」。

　　6月，胡適第一次承認自己的「不合時宜」。他在中國少年衛國團做的演講中，為主張法律解決問題的梁啟超說話，其實也是在為自己辯護。他說：「聽說有人在執政府提議要把梁任公先生驅除出國境，我覺得這不大好。我們不是要求有真正的自由嗎？真正的自由精神在哪裡？出版有自由，言論有自由。一個人只要他有種意見，在他自己總有發表出來的權利，在我們總不能禁止別人發言。意見對不對又是一個問題，就算不對也盡有商量討論的餘地，何至於就說不愛國了呢？」

　　胡適感到「不寬容的空氣」越來越濃厚，讓他愈發感到窒息。

　　這一年的11月，胡適在上海和老朋友陳獨秀爆發了一次激烈的衝突。兩人在老朋友汪原放的亞東圖書館見面。據汪原放回憶，兩人起初都很高興，但談著談著便吵了起來。先是聽到陳獨秀質問胡適：「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很生氣地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然後還拿手杖在地板上猛敲了幾下。兩人便不歡而散。

　　胡適自小被稱作「穈先生」，性格溫和，總是笑容可掬，這是少有情緒失控的場面。

　　事實上，胡適並非不承認「帝國主義」，他只是認為「帝國主義」不是中國的真問題。他認為中國的統一問題，以至一切問題的解決，必須從國家內部做起，寄希望於國人的反省和自覺，先進行政治的改造，不贊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同意「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但認為其應該包括在民主主義的革命之內，「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

　　在胡適的排序中，民主革命優先於民族革命。

　　而20年代恰恰是一個反帝、反封建情緒高漲的時期。1925年，「五卅慘案」激蕩起了罷工罷市的高潮，席捲全國。當時正在第一次合作的國共兩黨聯手推進「國民革命」，其首要任務就是針對帝國主義。1923年，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發出指示，第三條就是：中國的中心任務就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國內封建走狗的國民革命。

　　對當時佔據主流地位的時代精神，胡適是遊離於其外的。他堅持自己的解釋系統。於是胡適又被攻擊為帝國主義的走狗、買辦和洋奴。

　　此時的胡適不僅和近代民族主義本身產生了衝突，也和正處於急速上升期的政治團體——國民黨與共產黨——都發生了激烈的思想與政治主張的衝突。胡適一直希望以一種超黨派的，不依賴於任何政治集團、群體組織的姿態，去發表自由獨立的言論，但顯然，這個超黨派的空間並不大。

　　20年代，胡適開始失去學生的支持。

　　一位1922年考進北大預科班的學生幾十年後回憶說：「入學考試的國文題目是《救國莫忘讀書》。這個題目是胡適出的，反映了他那時所倡導的要使青年學生脫離愛國運動、埋頭讀書、不問政治的反『五四』精神的思想……文化敗類、帝國主義的走卒兼政客胡適，逢迎曹、吳意旨，高唱『好人政府主義』、『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學生應多讀書，少搞運動』等謬論。入學考試的國文題就是對新來北京應試的青年的當頭一棒，企圖使他們在思想上先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入學之後，必須做一個讀死書、不問世事的規矩學生，和革命運動絕緣。」

　　北大一些學生比如鄭振夏、董秋芳等致信胡適：「你們沒有明白告訴我們的——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

　　後來，董秋芳還專門去胡適家請教這個問題。據董秋芳在後來致胡適信中的自述，他們「在先生家裡談起，先生便鄭重地說：你們要放手槍炸彈，去放就得了。」顯然，胡適的話不是支持而是諷刺。本來董秋芳們還「以為先生是打破惡勢力的急先鋒」，然而，胡適讓登門的他們失望了。董在信中說：「已經『從百尺竿頭掉下來』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願意犧牲『新文化運動』的榮銜，去參加少數人宰割全體民眾的善後會議，恐怕一試之後，便不容你再試了。」

　　這一年，胡適應邀到武漢武昌大學講演，一路被學生罵過來。他在「南行日記」中記錄了一些來自學生的攻擊，比如：「胡先生遇事處處懷疑的態度去嘗試，是說：『無論那一件事是好是歹，是殺人放火，是降志辱身，我都是嘗試的，並不負什麼責任。』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還要可愛，不過你的姘頭已經很多了，味已嘗夠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罷！江漢不少的游女，你不來好了。」在學生們看來：「他思想的進步也就止於此了，就不能與時代俱進了。因其不能與時代俱進所以做出一些七顛八倒的事來……」

　　到了年底，國民黨在北京策划了帶有「首都革命」性質的大遊行，遊行中焚毀了對蘇俄革命有所非議的《晨報》。

　　當時胡適和陳獨秀都在上海，對這件事的看法完全兩樣。陳獨秀認為「該燒」，並問胡適：「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胡適對於陳獨秀這個問題思考了很久，寫了一封長信。從目前的資料看，這應該是胡適給陳獨秀的最後一封信。

　　胡適說：「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胡適認為，不管《晨報》如何，都不應該有被那些以爭自由為旗號的民眾燒毀的理由。

　　胡適悲嘆道，「這幾年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而最不容人的那些人恰恰就是「一班自名為最新人物的人」。「我是不會怕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半年之後，胡適住在天津的旅館中無意翻看魯迅的《熱風》，大都是《新青年》時期寫的文章，感慨萬千，竟一夜不能好睡。第二天，他給周作人、陳源以及封他為「鳥導師」的魯迅寫了一封信。此時這三位朋友正在為女師大的學潮打著「對罵的筆戰」。胡適說，大家不妨再看看《熱風》里「學學大海」的那段文章，「讓我們都學學大海」，消除誤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

　　再兩個月後，胡適辭去了北大的教職，隨「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前往歐美訪問了。暫時離開了輿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