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最新專訪爆料美國對華監控細節，中文大學為何成目標？

《南華早報》專訪斯諾登，美國為何監控香港中文大學？

在香港藏身、爆料指稱美國通過稜鏡Prism系統監控電話以及網路的斯諾登說，中國大陸、香港多個機構曾被滲透。斯諾登向《南華早報》表示，從2009年開始，美國開始潛入中港兩地政府官員、企業以及學生的計算機系統進行監控。他向該報說，就他所知美國在全球進行了61000次的滲透行動，目標包括數百個中港兩地的個人以及機構，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斯諾登聲稱，美國國安部門潛入的是系統網路的主幹部分，因此可以進入上千台計算機內部系統，但卻不需要採取像黑客（黑客）一樣的方法。美國國安局拒絕對斯諾登的說法作任何的評論。

美國為何監控香港中文大學？根據知情人士對筆者獨家爆料，據稱中國的衛星網路監控的一些「盲區」，特別是南海的數據，通過法國衛星遙感獲得，而「香港中文大學是這些關鍵信息向大陸匯總的中轉站」。

筆者認為這一說法因為該位人士親身前往中文大學進行調研，其信息可信度較高，而筆者同樣建議關注，香港中文大學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這是對於當代中國各地情況搜集、研究的重鎮，包括一些獨家的縣誌都是該中心購買獲得。而該中心的背景，追蹤便可以發現，其實與CIA有淵源。

所以，如果斯諾登爆料屬實，那麼一方面中文大學可能承載著許多美國人感興趣的中國關鍵任務，另一方面美國情報界與香港中文大學存在的一些歷史聯繫，就是一個深層觀察點。

以下轉兩個背景資料：

港中大獲選海洋衛星遙感國際培訓基地

2012年10月30日 17:44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社

香港新聞網10月30日電香港中文大學(港中大)30日公布，該校的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太空所)獲選歐洲空間局和中國國家遙感中心合作的「龍計劃」海洋衛星遙感國際培訓基地，有關培訓活動將於明年10月展開。

　　中新社報導，歐洲空間局和中國國家遙感中心將派出著名學者到中大，與太空所的教授一起為國際培訓班的學員授課，並介紹最新的Sentinel(哨兵)-1衛星遙感計劃。學員須具備學習微波遙感的背景，由港中大太空所負責選拔。

　　港中大太空所表示，發展海洋衛星遙感技術對全球氣候變化研究、海洋災害和環境監測、海洋漁業與航行安全保障、海岸帶開發與保護都具有重要意義。

　　港中大太空所所長林琿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港中大太空所在微波遙感等領域的研究水平，獲得同行認可。中科院等機構的專家經常邀請港中大太空所的學者，參加一些國家重大科研項目。近年來，太空所與國家遙感中心、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部門合作，在收集海洋數據、防治海面和珠江口油污污染以及地質災害等領域不斷加強合作。

　　林琿表示，港中大太空所是國家遙感中心的香港基地。太空所開展海洋科學研究的同時，積極配合國家的南海海洋研究和支持香港特區的近海海洋環境監測，其海洋衛星遙感研究得到國家「863」計劃、香港特區政府大學資助委員會和創新科技署的支持，積極開展與國家海洋局海洋衛星遙感中心以及美國和歐洲相關機構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林琿指出，中國自然地理環境複雜，陸地與海洋、北方與南方之間相差較大，各地的專家研究領域也各有側重。香港與內地同行在交流過程中，相互借鑒、發揮各自所長。

　　「龍計劃」是中國科技部與歐洲空間局共同支持的國際合作計劃，由科技部國家遙感中心和歐洲空間局對地觀測部共同負責實施，是目前中國在對地觀測領域最大的國際合作項目，合作內容涉及對地觀測方法研究、技術培訓、學術交流和數據共享等多個方面。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1963年，西方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在香港設立了「大學服務中心」，專為海外到香港來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服務，直到中國對外開放以前，中心成西方中國研究學者的大本營。按80年代初的統計，大約有200多本有關中國大陸研究的學術著作，都在該中心完成。中心為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的了解，為國際中國研究學術圈的形成，都起到相當的作用。

資料收藏、網站：

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後，1993年更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為中國研究者提供無償服務的宗旨未變。如今，中心成為擁有當代中國國情研究最齊全的圖書館，其使用之方便為海內外學者稱道。中心收藏主要包括： 五十年代初至今的省級及全國性報紙、期刊、以及學術機構、政府部份出版的報刊的印刷版及電子版收藏

完整的全國、省、市級綜合及專類年鑒、統計資料

省、市、縣、鄉鎮級地方志，包括縣一級的土地、糧食、財稅、教育、水利等專門志

中、英文中國研究專著八萬多冊，尤多地區研究資料

各類光碟資料

中心的圖書數據按300多個研究專題及地區分類，目錄可在網上查看。中心的中國研究網上論文庫收錄中、英文實證研究佳作，提供分類、相關文章顯示並有作者及關鍵詞查詢等功能。中心還收集紀錄片、未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等民間歷史資料。

學術服務、活動：

中心對世界各地的學者開放，提供的無償服務包括：查閱資料(中心館藏一律不外借)、協助辦理簽證、安排住宿，為來訪時間較長的學者提供研究室或專用書桌。中心通常每周舉辦午間研討會，每年一月舉辦國際中國研究生研討班，暑期則開辦研究方法研習營。

海外、本港及中國大陸內地來的學者聚集一堂；不同學科、文化背景相異的研究者在此切磋交流，形成活躍的學術氣氛，令中心成為理想的研究基地。歡迎海外及中國內地的學者前來使用中心的收藏，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及交流。中心的收藏目錄、服務詳情、研討會預告、訪問研究及參加研討班申請等，請參閱網站。

我們的宗旨是：

營造最佳學術研究環境

促進中、外學者交流

提倡研究為社會服務

當代中國研究的海外基地

香港中文大學所屬大學服務中心小記 志 華

今年春天，我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所屬大學服務中心（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的邀請，作為訪問學者在那裡進行了兩個半月的研究和收集資料工作。離港之際，我最大的感觸是，倘若國內的圖書館、檔案館和資料館都能夠辦成如該中心一般，那 可真是中國學者的福音和幸事了。

(一) 解開兩個先入為主的謎團

初到香港之時，我心中存在兩個疑問：第一，望文生義，「服務中心」大概是負責來訪學者衣食住行的接待單位，具體研究工作自然另有部門承擔；第二，聽在港訪問的大陸人說 ，該中心原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創辦的，故來此做研究當格外小心，以免再招惹是非。

後來，對於中心歷史的逐漸了解，為我解開了這兩個謎團。大學服務中心的確是美國人創辦的，但與CIA並無任何關係。相反，它的成立恰恰是抵觸當時政府對華政策的結果。 50年代在美國猖獗一時的「麥卡錫主義」以及朝鮮戰爭在美國人心中留下的陰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很多對研究「紅色中國」感興趣的人因親共或通共之嫌遭到聯 邦調查局審查，致使美國學者談「共」色變，談「華」色變。因此，學術界的中國問題研究一直處於低潮。到50年代末，一批有遠見的美國學者決心衝破政府設置的種種樊籬，他們認為，不能漠視新中國這一泱泱大國的存在而將其排斥於國際家庭之外，必須開創西方對中國研究的新局面。

然而，在當時中美關係的狀態下，要進入中國境內收集資料和開展研究，簡直是痴人說夢，學者們便決定在香港設立一個資料收集和研究的基地。經過多番努力，終於在得到私人基金會的贊助下，於1963年建立了這個大學服務中心。從英文Universities的複數狀態可以看出，該中心的宗旨是為各大學學者提供服務的。70年代初，美國學者聯合會委員 會成為該中心的管理和經營機構，並依靠卡耐基、福特、米蘭、魯斯、全國人文等基金會的慷慨解囊，繼續使中心擔任著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遠東大本營的角色。

70年代末，中國的大門漸漸打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西方學者直接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和收集資料已經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由此，中心申請資助遇到 困難，加上香港租金日益上漲，迫使美國學者聯合會委員會1988年做出決定，將該中心遷至香港中文大學校園，並於1991年正式移交中大。中心主任現為中大政治行政學系教 授（兼系主任）關信基博士，日常管理工作由助理主任熊景明女士負責，大政方針則由一個包括香港及國際學者組成的顧問委員會決定。

(二) 收藏豐富、使用方便的當代中國研究資料庫

大學服務中心規模不大，但專業性很強。80年代初，鑒於中心已不再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唯一基地，當時的中心主任John Dolfin頗有遠見地提出改變中心的工作重點，即集 中人力和財力收集資料、文獻。中心轉入中大以後，進一步加強了這方面的工作，特別是地方性資料的收集。至今，位於田家炳樓8-9層的中心閱覽室已經收藏了大量有關當代 中國的中英文圖書、報刊和其他統計資料。

除了50000多冊中文藏書，5000多冊英文藏書，2000多種大陸期刊，80種港台期刊，以及80多種有關中國研究的英文學術刊物之外，我以為，中心的過人之處在於其收藏完整 的地方報紙和地方志，以及各種年鑒。其中中央和各省報紙總計約400餘種，大多收藏自40年代後期和50年代初的創刊號。以廣東省為例，便收藏有《南方日報》、《廣州日報 》、《廣東農民報》、《廣東僑報》、《湛江日報》、《韶關報》、《佛山報》、《深圳特區報》等凡28種。收集較全的地方報紙還有上海27種，四川10種。此外，尚有全套 電子版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和《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以及裝訂完好的多種文革時期紅衛兵小報，可謂「品種齊全」。我在此進行研究時，能 夠在幾天之內搞清建國初期中蘇經濟交往的概況，即是查閱電子版報紙的結果。

展現在讀者面前的840種各行業年鑒和縣級專業志（如糧食志，水利志，教育志等）、1500種由省到村一級的地方志和大量其他統計資料（如歷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等），既是 中心管理人員引以為榮的資本，更是中心能夠吸引各國學者的優勢。由於發行渠道阻梗，這種出版物往往印數極少，中心只能依靠自行建立的採購渠道才可輾轉收集到這些珍貴 資料。例如，貴州省印江縣花費7年功夫出版的縣誌，僅印製了20冊，當中心託人詢問該縣時，只剩下4冊了。幸而中心信息靈通，並有私人渠道，才如願以償。這些看起來不 起眼的地方史料，其實頗具參考價值。我在訪問期間，臨時接受了韓國國家電視台的採訪。當電視編導提出了一個我未曾研究過的問題——朝鮮人遷入中國東北地區的歷史背景 和中國軍隊中朝鮮籍戰士的狀況時，我臨陣磨槍，立即想到利用中心收藏的東北地方志和人口統計資料及有關報紙。結果，僅用幾十分鐘便解決了問題。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類似的感受，同來的訪問學者也時有談起。

實際上，更令讀者滿意的當屬該中心的服務水準和待人之道。我在此沒有見到「為人民服務」一類的標語口號，但在日常接觸中卻深深體會到中心管理制度的目標取向和中心服務 人員的敬業精神。凡來此查閱資料的研究人員，無需辦理任何手續，也不用交納任何費用，只是在入口處簽個名而已。至於國外學人，不僅不用辦理專門申請，中心還可以幫助 他們辦理簽證、安排食宿、聘請研究助理及解決其他問題。這裡的所有書報期刊均是開架的，計算機和複印機的使用，以及上網查詢資料也完全是「自助餐」，極其方便。中心只 有8名職員，從採購到編目，從設備維護到日常管理，工作安排緊湊，井然有序，其效率之高，可見一斑。這裡的工作人員除粵語外，都會講英語和「國語」（儘管目前香港正在 推廣普通話，但會講者仍在少數），他們對任何來訪者都是有求必應，有問必答。我接觸較多的露絲、芬妮和小譚，待人熱情，服務周到，讓人感覺他們就是自己的研究助手。 更令我感動的是，身兼數職、工作繁忙的中心主任關信基教授，竟答應以其所長幫助來訪學者去市場選購筆記本電腦。

(三) 中國問題研究者聚集和交流的理想場所

我在訪問期間不僅收集到不少有用的資料，並寫出數萬字的研究成果，更結識了一批不同專業的各國學者，掌握了許多相關學科的學術信息。這在訪問者來說是意外收穫，對於 中心，則是其刻意營造出來的一種獨特的學術交流氛圍的必然結果。

除了面對本校和本港從事當代中國研究的教師和研究生外，中心每年還要接待數十位港外學者，平均每天有三十幾位研究者同時在此工作。特別是近年來，中心每年還資助一批 大陸學有專長的研究人員來此做訪問學者。有人想到，如果把幾十本來中心查詢資料的學者登記簿整理出版，就是一部世界各國的當代中國研究者名錄了。在60-70年代，西方 學者聚集在這個位於中國大門口的研究基地，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學術成果，大大增進了外界對中國的了解。據80年代初一份不完全的統計，西方學者利用該中心資料進行研究 而出版的學術專著已逾200部，其中不乏業內人士必讀之作。此外，也有一些來此訪問的學者後來成為各國政府的中國問題顧問或外交官，如澳大利亞首任駐華大使Stephen Fitzgerald和前任香港總督衛奕信（Wilson），都是曾經造訪中心的學者。

我即在訪問期間結交了一批來自德、日、韓、美、英以及大陸和香港的學者。與參加國際會議進行學術交流的效果不同，由於中心的精心安排，大家在此可以有充分的時間認識 和交談，而不僅僅是禮節性的寒暄和互換名片。能夠有此機會，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中心組織學者進行交流的兩個特別的傳統項目——別開生面的午餐研討會和「行山」漫談。

中心每星期舉行一至兩次午餐研討會，由中心的客座研究人員或過路來訪學者主講，每次一個專題，均為講演者長期研究的心得體會。參加者20-50人不等，其中既有本校師生 ，也有在港的各國學者。這種研討形式頗有益處，專家們會聚一堂，各抒己見，切磋爭論，固然各有所得，對此專題感興趣的業外學者參加討論或旁聽也受益匪淺。由於是利用 午餐時間開會，所以既不耽誤自己的研究，又能在最短的時間裡吸取別人長年研究的成果。我對中國糧食政策、農村教育問題、社會團體的發展及其作用以及大陸學者的民主改 革思路等專門知識的了解，即得益於這些研討會。中心還經常在周末組織來訪者到郊外爬山，這不僅是工作一周後放鬆身心的活動，也是學者之間交流思想的好機會。漫談之中 ，加深了各路「英雄豪傑」對彼此學科的了解和認識，由此引發的靈感往往不亞於讀書所得。

由於北京有事，我不得不提前結束在中心的研究工作。臨行話別時，熊景明女士引路登高，俯瞰中大校園，談到該中心的目標是要辦成一所服務國內外學者的「當代國史館」。就 這兩個多月的親身體會來說，我相信這決非戲言，也衷心地祝福他們實現自己的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