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鐵律被誰打破 明朝宦官擅權亂政從誰開始

朱元璋坐上大明王朝龍椅後，以歷史上宦官禍國亂政為鑒戒，曾深有感觸地說：「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嘆。」因此他對宦官作了種種限制，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穿戴外臣帽服，官階不得超過四品，各級官員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還鑄鐵牌於宮內，高約三尺，上鑄「內官不得干預政事」八字，以示震懾。洪武四年(1371)五月，有個宦官因久侍內廷，仗著老資格，議論政事，結果當天就被朱元璋打發回老家，下令終身永不敘用。

至惠宗朱允炆、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四朝宦官未有干政，或者說雖然宦官們或多或少幹了點政事，但並未對朝政產生決定性影響。直至英宗朱祁鎮一朝，出現了明朝歷史上第一個能夠左右朝政的宦官——王振，而且王振不但自己干預朝政，而且直接向太祖朱元璋關於「內官不得干政」的鐵律宣戰，是他把朱元璋在宮內豎的鐵牌攜去。

王振能夠突破開國皇帝定的戒律，究其成因有三：

第一，明宣宗朱瞻基打開了宦官參政的潘多拉魔盒。宣宗之前，司禮監不過是負責管理內廷宦官和宮內事務的一個機構，而且受到很多制約，並沒有太大權力，太監只能做打掃衛生、上傳下達的事情，關鍵一條就是限制宦官識字。宣宗朱瞻基首先破了不許宦官識字的戒律，之後就讓秉筆太監開始記錄自己的口諭並傳給內閣及六部，實際上司禮監已經進入權力運行中樞，甚至在皇帝心目中已經成為與內閣抗衡的權力機構，一旦內閣不按皇帝的旨意辦事，皇帝完全可以另起爐灶。

第二，明英宗朱祁鎮對宦官王振超乎尋常的寵愛和依賴。王振原來只是英宗父親宣宗朱瞻基在東宮時的一個太監，後來英宗為太子時，王振寸步不離這位當朝的太子、未來的皇帝，以至於英宗即位後就任命王振為司禮太監，並經常稱他為老師，估計王振沒有少給英宗出主意。英宗對王振可謂寵愛有加、言聽計從，當太皇太后因王振干政欲殺其時，英宗連忙跪地求情；為了王振的面子，英宗可以違背祖宗定下的「宮內太監不得與外廷一起參加宴會」的規矩，破例要王振參加廷宴，進而得到百官的禮遇。王振在治國上沒有什麼大本事，但一些小本事還是有的，特別是當時英宗還是一個九歲的小毛孩子，哪裡識得王振的「長線」，所以對王振是越來越相信、越來越依賴，以至於王振以周公自喻，英宗並沒有什麼意見，相反，也許在英宗的心裡，王振就是周公那樣的人物。從歷史上來看，皇帝對宦官比較信任大部分都是因為這些宦官從小陪著皇帝長大，在皇帝看來父親和母親都沒有這個身邊的老奴親。

第三，制約宦官王振干政的力量越來越小直至基本消亡。英宗九歲即位，上有太皇太后總攬全局，還有英國公張輔、尚書胡瀅（音）以及當時著名的「三楊」（西楊楊士奇、南楊楊溥、東楊楊榮），以上六人在，王振還不敢胡來，特別是太皇太后可不是一盞省油的燈，當王振辦壞事的時候，太皇太后可以直接安排女官撥劍斬他。但後來太皇太后一死，王振便沒有了什麼忌憚，特別是三楊死後，又沒有推出可以與之抗衡的力量，王振就膽大妄為了，當然這一切的根本在於皇帝英宗對王振的信任。

王振得到了英宗的信任之後，不能說他不是真心為了英宗，只是因為此人治國理政能力實在太差，在宮中玩玩陰謀尚可，真正要安邦理政比起那些正兒八經科舉進來的人還是差了十萬八千里。在他協助英宗理政的時間裡幹了三件影響很大的壞事，直接決定了大明王朝的走勢。

第一件壞事：擾亂朝綱、打擊異己。對於王振這個久居深宮、見慣了宮斗的宦官而言，最大的本事就是整人，而且把整人發揮到了極致。他為了掌握軍權，可以擅自改變聖旨，提拔自己的人為武臣中的第一號人物；他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威，可以抓住在外征戰的將領的「辮子」往死里整；他為了打擊異己，把一眾官員或整死、或發配充軍、或罷免。凡是討好他的，他都儘力提拔；凡是他手下的人，可以胡作非為，欽天監正彭德清與他一黨，彭為了打擊看不起自己的同鄉劉球，在王振面前講劉球的壞話，王振直接置劉球於死地；他的義子搶人家的小妾，不但把人家搞家破人亡，還把秉公辦案的薛宣（音）放歸田裡，這個薛宣（音）本是他的同鄉，當年由楊士奇推薦，王振興欲與之結黨，奈薛根本不鳥他這樣一個閹貨。駙馬都尉只是罵了一下一個家裡的太監，就被王振認為是看不起太監，把這個駙馬下了獄，由此可見，王振這樣的閹人，心裡的陰暗已經到了變態的地步。

第二件壞事：擅自興兵，得不償失。當年朱元璋的義子沐英平定了雲南及緬甸，收降了首領思倫發，但思倫發死後，兒子思任發到處征戰，開始侵犯雲南的麓川一帶。王振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威，樹立自己的軍威，在朝議中力舉大軍平叛，但未等大軍到達雲南，思任發連忙上書乞降。本來這雲南邊陲的小叛亂對於大明朝而言不過是一個疥癬之疾，憑雲南沐家的力量完全可以擺平，但王振派出了中央軍將領方政並不願意，也不聽從沐家的意見，執意進軍欲一舉剿滅思任發，不料思任發被激怒之後，反而擊敗了方政。擊敗方政之後，思任發再度向朝廷謝罪乞降，但王振又不同意，再度興兵十五萬進剿思任發，雙方互有勝負，這場仗一打就是十四年，雖然最終取得了勝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第三件壞事：慫恿親征，進退失據。麓川一役之勝，讓王振更加得意忘形，當得知瓦剌部進攻邊陲時，他為了顯示自己的能耐慫恿英宗親征，在他看來，打敗瓦剌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這個宮中之人哪裡知道戰場的殘酷。其實英宗率部五十萬親征瓦剌完全可以不敗，只是他所託非人罷了。此刻的王振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已經聽不進任何不同的意見，在英宗被俘之前，他們有很多次機會避免失敗，但都被王振錯過了。他想邀請皇帝到自己的家鄉以此顯擺自己的能耐，所以他安排大軍繞道自己的家鄉；後又怕行軍踐踏家鄉的農田，進而調整行軍路線，這簡直就是拿軍政大事當兒戲。而當瓦剌軍追趕的時候，又捨不得輜重細軟，在土木堡白白等了幾天。就這樣，英宗皇帝被這個完全沒有軍事指揮能力的宦官帶著在土木堡等瓦剌來俘虜，可憐英宗皇帝為自己御駕親征的一廂情願過出了慘重的代價，可憐五十萬大軍稀里糊塗地一敗塗地，可憐老臣張輔等一干名將賢臣或戰死或被俘。雖然最後護衛將軍樊忠一錘擊殺了王振，但對於戰事已經於事無補。

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由興盛走向衰落的轉折點，它不簡單是軍事鬥爭的失敗，最核心的問題是宦官干政的地獄之門已經打開，自此以後宦官干政禍國比比皆是；最麻煩的問題是接下了明朝會出現兩個活著的皇帝，而且為此斗得不可交！

朱元璋雖是天下英主，但他管不了後代的昏庸，最是鐵打的規矩，如果不遵守也只是一個紙紮的牌牌。王振是明朝第一個擅權亂政的宦官，但不是最後一個，大明王朝就在一個接著一個的昏君、閹貨的接力中走向滅亡。

現在再來看看當年朱元璋當年對司禮監以及宦官多麼睿智的判斷：「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大意就是，宦官中千百人中好人沒有幾個，而壞人卻是大多數，如果用他們作耳目，就會變成聾子、瞎子；如果視他們為心腹，則會成為心腹之患；管理這些宦官，只能讓他們畏懼刑法，千萬不能讓他們立功當官。換句話說，宦官永遠是宦官，千萬不能讓他們得勢，用他們會壞事。這麼精闢的論斷，為什麼他的兒孫後代不記得呢？

相比於明朝，清朝關於這方面可做得好得多，清朝最著名的太監，也只有末世的安德海和李蓮英，但安德海居然被山東巡撫丁寶箴先斬後奏，慈禧太后也沒有說什麼；至於李蓮英，只是貪腐了一些，要說干預朝政他還真沒有這個本事！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