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七言律詩 杜甫與七言律詩

　　　　杜甫是七律聖手。其成就早為世人所注目。前人對此亦有過不少中肯的分析評論。但是，對七言律詩一體，詩人究竟作了哪些努力，有過什麼樣的貢獻，應該把杜甫的七律放在詩歌發展中的什麼位置上才合適，諸如此類的問題，似乎就較少有人作過比較深入的探討了。本文試想就上述問題談談個人淺見。　　一　　對杜甫以前七言律詩的發展情況，有必要作一簡略回顧。　　初唐是格言詩興盛的時代。追溯到七律的起源，一般都認為「濫觴沈宋」。①不過就這兩位近體格律詩奠人的創作興奮點來看，在五言而不在七言。沈佺期現存的詩歌作品中，五律五十多首，五言排律三十多首。（據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集》、《全唐詩》等統計，下同）宋之間則有五律七十多首，五排近三十首。而七律，沈寫過十四首，宋只有五首（其中《餞中書侍郎來濟》一作太宗詩）。為數有限的十九首中，「奉和」、「應制」之作就佔了十三首。沈佺期《古意》（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最負盛名，姚鼐說它「高振唐音，遠包古韻，此是神到之作，當取冠一朝矣。」（《唐床詩舉要》卷五引。以下所引姚范、姚鼐、吳汝綸、方東樹、高步瀛等語，皆出此，不再一一註明。）但明胡應麟卻很不客氣地批評它說：「惜頷頗偏枯，結非本色。」②又說：「結語幾成蛇足。」③可見沈宋那個時代，七律創作極少，即便是偶爾寫出一兩首好詩，藝術上也還顯得不夠成熟，更談不上內容的豐富性了。其他有影響的詩人如王績、陳子昂、初唐四傑也幾乎沒有寫過七言律詩，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的祖父杜審言。胡氏把他與沈佺期並稱，其詩「首創工密」。④但可惜的是，他也只寫過三首七律，而其中兩首都是「應制」之作。因此，宋犖在談到七律時認為：「平心而論，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鬯」⑤這是實事求是的。　　盛唐詩壇群星璀璨。一大群才華出眾的詩人，把詩歌創作推向了高峰。」龍吟虎嘯一時發」、「日月照耀金銀台」，他們形象地記錄下這個時代金聲玉振的英雄交響和光彩奪目的燦爛輝煌。各式各樣的詩歌體裁，都爭先恐後地極力施展它們的藝術風姿，形成百花鬥豔的可觀局面。七言律詩的創作也出現了可喜的進步。但是，經過冷靜的比較分析以後不難發現，開元天寶期間，詩人們仍然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七言律詩的創作上。李白的詩，氣體高妙，恣肆縱橫。但這位才富三江名滿五湖的謫仙人。對格律嚴整的七律。似乎根本不屑一顧，千首詩作竟不足百一。其他著名詩人象孟浩然、王昌齡、儲光羲、祖詠、常健、崔顥、裴迪、崔曙等，少僅一二首，多則三五首，真若是晨星之落落。這一時期引人注目的是王維、高適、岑參、李頎幾位詩人。一般認為他們的七律代表了該詩體當時的最高成就。但事實上他們的作品數量上就很有限，王維寫得最多，也不過二十餘首，其質量也遠不能和他們自己作品中的其他各類詩體相比較。（這一點，下文將詳述。）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迄至開元末，還沒有任何一位詩人，對七言律詩的創作作過認真的思考、在這一藝術領域作過深入的探索、對它的藝術功能進行過大力的開掘。　　事實正是如此，從唐代建國之初到天寶末年的一百多年來，留存下來的七言律詩不足三百篇。這樣有限數量中，還保留了大量單調乏味的「應制」之作。相傳，久視元年(700)五月十九，武則天率群臣遊河南石淙山，自製七言律一首，於是群臣紛紛「奉和」，結果，同一題目下，存詩多達十五首。景龍三年(709)二月十一，唐中宗幸太平公主南庄。群臣作「應制」詩，今存近十首。類似作品在現存的集子中為數不少。它給人一種印象，彷彿當時的詩人，在提筆寫應制之作時，立即會想到七律這一形式。這個時期七言律詩的面目，就如同廟堂上的佛像，端莊肅穆、華貴典雅，所缺少者，就是生氣與活力。王、李、高、岑作品的出現，開始扭轉了這種沉悶的局面，為七言律詩的創作吹來了春風，帶來了活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也確實寫出了一些風格迥異的優秀詩篇。正因為如此，前代一些評論者對他們推崇備至，褒獎有加，甚至把他們看成是最高成就的代表，萬世的典範。看來這就有必要討論一下，究竟把他們的作品放在什麼樣的地位才更合適、更科學、更能如實反映七律發展的歷史。　　元楊士弘在談到七言律詩時認為：盛唐唯王、岑、高、李最得正體，足為規距。」⑥明胡應麟對此沒有明確表示異議。高棅在選編《唐詩品彙》時，則以之為「正宗」。他在小序中說：「盛唐作者雖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王之眾作尤勝諸人，至於李頎、高適當與並驅。未論先後是皆足為萬世程法。」這樣的評價很容易造成一種誤解，即七律一體，到了這些人手上，就已臻完美，成為一種完全可以和其他各類詩體等量齊觀的成熟了的詩歌體裁了。對此如不予以辯析，則無由見出杜甫對七律作出的特殊貢獻，於此不妨大體分析一下上述幾位作家的七律作品。　　高適今存七言律詩七首。其中贈別三首、抒懷三首，寫宴飲的一首。岑參今存七律十首（《酬暢當》一首一作盧綸詩，未計在內。）其中四首奉和應制之作，贈別三首、抒懷兩首、寫景的一首。這兩位作家都是以邊塞詩名世的，向來被看成是盛唐邊塞詩派的領袖人物。但是他們兩位都極少用七律這一形式來表現邊塞題材。只有高適的《金城北樓》一詩：「湍上急流聲若箭，城頭殘月勢如弓」一聯，多少留有邊塞氣氛。這當然難以與他的其他邊塞作品相媲美。至於他的贈別作品，如《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吳汝綸說它：「一氣舒捲，復極高華朗曜，盛唐詩極盛之作。」不過拿它與高詩的七古《送渾將軍出塞》、《別韋參軍》：絕句《別董大》相比，我們不能不說確實要略遜一籌。岑參的七律中《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一詩最為著名。中二聯云：「金闕曉鍾開萬戶，玉階仙杖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寫得確實「偉麗」。（胡應麟云：「七言律最宜偉麗。」）還有人認為與王維、杜甫、賈至的相比較，遠出其上。但這樣的詩畢竟只是在比誰的頌歌唱得好，實實在在的意義是沒有的（詩作於至德三載，安史亂後不久，正是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之時）。此外，《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奉和杜相公發益州》兩詩，皆寫平叛，事涉軍旅，「台上露威凌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朝登劍閣雲隨馬，夜度巴江雨洗兵。」也是神情兼具的好詩句。不過總不及他的《走馬川行》、《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一類邊塞題材的作品來得豪壯雄渾、奇譎峭拔。據此我們可以認為，高岑兩位詩人的七律，遠不能與他們自己優秀的邊塞古詩、絕句相比，而且把這類詩與盛唐時期他人的作品作一個橫向比較，客觀地說，也算不上第一流的佳作。　　李頎是盛唐時期很引人注目的一位詩人，頗受明「嘉隆七子」的推崇。其作品亦奉為圭臬。他留存下來的七言律詩僅七篇，都是寄贈、題記類作品。胡應麟論其詩稱：「李律僅七首，惟『物在人亡』（《題盧五舊居》）不佳。『流澌臘月』（《送司勛盧員外》）極雄渾而不笨；『花宮仙梵』（《宿瑩公禪房聞梵》）至工密而不纖：『遠公遁跡』（《題璿公山池》）之幽，『朝聞遊子』（《送魏萬之京》）之婉，皆可獨步千載。」⑦這是就李詩所表現出的藝術風格的某一個方面立論的，雄渾、工密、幽、婉之說，大體公允。但所謂「不佳」、「獨步千載」之論，又似抑者過低，揚者過高。把它們與李詩七古中的《別梁鍠》、五古《寄萬齊融》、《贈張旭》等相比較，總覺要差一等，更不用說與他的七古中之《雜興》、《聽安萬善吹觱篥歌》、樂府詩《琴歌》、《古塞下曲》等聲情並茂，大聲鏜

　　的作品相比了。究其原因，大致因為他的七律與古體詩的創作走的不是一條路子。風格極不相同，成就自有高下。今人鄭宏華女士在她的《李頎詩集箋注》序言中說：「李頎的七律詩，在唐代近體詩中正處於趨向成熟的階段。」其認識極其準確而客觀。　　再來看看王維的七律。王維今存七言律詩二十首，是杜甫之前寫得最多的。其中「奉和」一類作品七首。不少名句都在這類作品中。「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早朝大明宮》）「雲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奉和聖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都堪稱「高華精警」（方東樹語）。但其性質亦如上文所述岑參詩同。至於「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壽未雲多。」（《既蒙宥罪》）「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大同殿生玉芝》）之類，則是言不由衷，頌而近諛，令人生厭的句子。寫得出色的還是「邊塞」、「山水」類作品。王維七律中有一首《出塞作》，詩云：「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度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確實「聲出金石，有麾斥八極之慨。」（高步瀛引「姚曰」）以山水田園為題材的有三首。其中《積雨輞川庄作》的頷聯「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陽夏木囀黃鸝。」向來為人所稱道。這些詩是王維七律中最優秀的，放在盛唐詩壇的第一流作品中，也不遜色。不過，一方面這些作品畢竟是鳳毛麟角，另一方面，把它們與王集中用其他體裁寫成的大量邊塞、山水田園作品相比較，並不是不可以分出軒輊的。諸如《渭川田家》、《山居秋暝》、《觀獵》、《使至塞上》、《送元二使安西》及《輞川集》中的小詩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是他自己的七言律無法企及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王維詩歌的精華不在七律，而在其他各體，特別是近體中的五律和絕句。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七律一體，至盛唐王、李、高、岑，取得了可喜的進步。表現出這一詩歌形式的旺盛生產力和廣闊的前景。但不能認為王、李、高、岑的七言律詩已達到了成熟的階段。只不過體現出日益成熟的趨勢。實際上，這個問題前人早已有所注意。胡應麟在充分肯定王、李、高、岑的同時，進而指出：「（七言）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⑧王世貞在論七言律時，是把諸家放在老杜之下的：「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⑨吳汝綸則認為「七律以老杜為祖，極悲壯蒼涼沈鬱之妙，驚天拔地，可泣鬼神，前無古人，後無繼者，亘古絕今，一人而已。以前作者雖高華朗潤，要未能摶捖自如，無足追配杜公者也。」杜甫的七言律詩才標誌著這一詩體的成熟。　　二　　白敦仁先生在他的近作《論簡齋學杜》一文中，明確指出：「正是老杜對這一約束性很大的詩體從內容到形式，進行了無比深廣的創造性開掘，七律這種詩體才真正成熟起來。」⑩誠卓見也。杜甫一生寫過一百五十多首七言律詩。(11)這個數目已經超過了天寶以前所有七律總數的一半，而且這些作品多數集中寫於流寓蜀中、夔州的十來年間。其中不少是杜集中的煌煌名篇。據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杜甫對七律的創作嘔心瀝血，傾注了全部創作熱情，是有史以來第一位致力於七言律詩創作的詩人。他曾自雲「晚節漸於詩律細」。對其含意儘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理解，但說它主要表達了在近體詩創作中的切身體驗則是不成問題的。杜甫的七律才是這一詩歌體裁成熟的標誌。　　衡量一種文學樣式是否已臻成熟，應當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加以考察。詩歌尤其如此。產生於唐代的格律詩，我們不能僅憑某位詩人寫出一兩首「合律」的作品，就貿然斷定它們就是成熟的標誌。而只有從內容到形式都達到相當高度，完全具備了與其他文學樣式相應的藝術表現力和審美價值的文學品類，才真正算得上成熟的文學樣式。杜甫的七律正是如此。從內容上看，海涵地負，包舉宇內，囊括現實生活中的各類題材，從而極大地拓展了這一詩體的容量，提高了這一詩體的品格。其中以深刻反映社會現實，揭示尖銳社會矛盾的作品最為引人注目。這是杜律以前所不曾有過的面貌。《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樓》都可以看成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諸將五首》寫於唐代宗大曆元年(766)。是時，安史之亂雖平，然邊患未已。軍中將帥，平庸者多，傑出者寡。詩人有感而發，作詩以諷，吳汝綸在評論這組詩時說：「《諸將》之作，所以紀當時天下之形勢，作者閎略也。」高步瀛說得更具體：「此子美深憂時事，望武臣皆思報國，而朝廷用得其人，故借《諸將》以寓其意焉。」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曰：「（《諸將五首》）直以天下全局運量胸中，如借兵回紇，府兵法壞，宦官臨軍，皆關當時大利大害，而廷臣無能見及者。」都是極精確的見解。《秋興八首》是一組抒懷之作。但它絕非抒發一般個人恩怨，如仕途之愁，羈旅之哀。詩人抒發的是懷都戀闕的故國之思，是唐代社會悲劇投在詩人心靈上陰影的形象再現。王阮亭認為：「《秋興八首》皆雄渾豐麗，沈著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言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凡懷都戀闕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乎戎寇交侵，大小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固已不出乎意言之表矣。近日王夢樓太史云：『子美《秋興》八篇，可抵庾子山一篇《哀江南賦》。』此論亦前人所未發。」(12)《登樓》一詩，作於廣德二年(764)。前一年十月，吐蕃寇涇州、奉天、武功，繼而陷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為帝。不久郭子儀收復長安。又，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均見《通鑒》卷二百二十三）。當時作者流寓於蜀中，往返於閬州成都，雖漂泊不定，但心懷天下，思戀朝廷，所謂痴心不改；一旦得知有關時局的消息，便坐卧不安，發而為詩，抒發自己滿腔的憂國激情。這首詩雖寫時事，但詩句所包涵的內容絕不僅限於此，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當作記載安史亂後的一段歷史來讀。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之十三引申涵光曰：「北極、西山二語，可抵一篇《王命論》。」沈德潛《唐詩別裁》稱本詩「氣象雄渾，籠蓋宇宙，乃集中最上之作。」是為的評。　　弔古傷今、借古抒懷，是詩歌當中極為常見的題材。老杜以前，用七律一體來表現這一內容的作品卻不多見，成功的名篇佳構就更為罕有了。杜甫的七律在這一領域作了大力的開掘，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蜀相》一詩，寫於漂泊西南初至成都之時。未嘗安居，作者便匆匆忙忙地尋至城外，憑弔漢丞相諸葛亮。可見老杜對諸葛亮的無比崇敬。諸葛一生，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杜甫一生自許稷契，願為輔弼。時值安史亂起，庶幾漢末之世。在興復社稷這一點上，杜甫找到了與諸葛孔明心靈上的共通點。所不同的是，諸葛亮雖然出師未捷，但總算為蜀漢之復興殫精竭力，名垂青史；而杜甫卻連為唐室效忠儘力的機會都找不到，怎能不「悵望千秋一灑淚」呢！深沉的悲哀噴發而出，於是留下這一震撼人心的千古名篇。楊倫《杜詩鏡銓》卷七引俞犀月評云：「真正痛快激昂，八句詩便抵一篇絕大文字。」信然。組詩《詠懷古迹五首》是大曆元年(766)作者羈旅夔州時所作。分別吟詠庾信、宋玉、王昭君、劉備和諸葛亮。黃生云：「因古迹而自詠懷。」說得不錯。五詩所詠乃不同的人，不同之地，不同之事，但它們卻圍繞著同一主題有感而發，即「相知」的可貴，「不相知」的悲哀。白敦仁先生雲「『深知』二字是全篇，乃至整個組詩的眼目，不可輕輕讀過。」(13)詩人所詠的這五位歷史人物，都是才絕一世的悲劇性人物，有所差異者，庾信、宋玉、昭君皆以「不相知」而抱恨終生；劉備、諸葛亮「一體君臣」，上下「相知」，只可惜時乖命蹇，壯志難酬。作者的寓意是極為明顯的。吳汝綸說：「庾信、宋玉皆詞人之雄，作者所以自負。至於明妃，若不倫矣，而其身世流離之恨固與己同也。篇末歸重琵琶，尤其微旨所寄，若曰雖千載已上之胡曲，苟有知音者聆之，則怨恨分明若面論也。此自喻其寂寞千載之感也。是三章者固一意所貫。」王嗣奭在評論第五首時說：「公自許稷契，而莫為用也，蓋自況也。」(14)這些評論對理解組詩所含的深意是很有幫助的。當時，作者在蜀中可以信賴的友人高適，嚴武均已先後離開了人世，可以賴以與朝廷發生一點點遊絲般的聯繫已經斷絕。此時的詩人，如同一葉扁舟，被時代的大潮卷至一個杳無人跡的荒洲之上，擱淺於此，進退兩難。他大約已經意識到自己政治生命的結束，已經被自己深深眷戀的王朝所拋棄，想要重立朝班為王拾遺補缺的希望已經徹底破滅。唐姓王朝與詩人杜甫從此兩不相關。這對一個「每依北斗望京華」的詩人來說，是多麼嚴酷的現實，多麼沉重的打擊啊！於是在這荒僻之地，觸景傷懷，發而為詩，把難為人知、受人冷落的一腔憤懣，熔鑄於這千古絕唱之中。　　寫景抒情，最宜於詩。自《詩經·蒹葭》以來，佳作如雲。七律發軔，便有一些較好的詩句與篇章。沈佺期的《古意》便是一例。吳汝綸說它「從反面設景，蹴起情思，鮮妍可擷。」不過作品是代為「盧家少婦」抒發「念征戌」之情，很難看出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盛唐七律中的這類作品就相當可觀了。高適的：「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李頎的「千岩曙色旌門上，十月塞花輦路中。不睹聲色與文物，自傷流滯去關東。」（《送李回》）以及前文提到的王維的幾首寫景抒情之作，或興會標舉，高華朗麗；或淡雅清寂，神情悠遠，皆燦然可觀。但從總體上看，有如散兵游勇，給人以勢單力薄難成陣仗之感。老杜的七律，則雄深厚重，悲壯崇高。使這種詩體在這一領域內的表現力得到空前的提高。《秋興八首》首首寫景，首首抒情，興象雄渾，情愫厚重，情景交融，一氣裹挾，把傷棄置、感流寓，懷君戀闕的思想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象這樣的大氣籠罩、波瀾壯闊、大開大闔的七言律詩，確實前無古人。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之十七引黃生曰：「杜公七律，當以《秋興》為裘領，乃公一生心神結聚之所也。」引郝敬曰：「《秋興八首》，富麗之詞，沉渾之氣，力扛九鼎，勇奪三軍，真大家如椽之筆。」「聲韻雄暢，詞采高華，氣象冠冕，是真足虎視詞壇，獨步一世。」這樣的評論，老杜當之無愧。被譽為「高渾一氣，古今獨步，當為杜集七言律第一」(15)的《登高》，是以單篇形式寫景抒情的傑出代表。上四寫景，是登臨之聞見；下四抒情，是登高之感觸。全詩境界之闊大、形象之驚警、感情之凝重、層次之豐富，是以前所有七律無法與之爭鋒的。胡應麟極為推重本詩，說：「（此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後無來學……。此詩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16)這是極為公允的評價。《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是以抒情為主的名篇。詩作於廣德元年(763)，是年正月李懷仙以史朝義首獻，並以幽州降，安史亂遂平。作者在蜀中得知這一消息，欣喜萬分，寫下了這首被稱為「生平第一快詩」的著名篇章。全詩除首句敘事點題外，其餘七句全是抒情。作品注重細節的真實，又輔之以誇張的格調，把奔放的激情表現得極其生動逼真。作者漂泊西南，客居他鄉，回歸故里是他多年的鳳願。中原戰亂，這種願望近乎於空想，只有讓它長久地壓抑於心底。如今戰亂已平，在作者看來，很快回到久別的故鄉，（此指洛陽，非鞏縣。作者自註：「余有田園在東京。」）當不成問題，於是熱烈的感情便自然而然地奔涌而出，形之於這極具感染力的詩篇之中。除以上論到的作品外，杜甫在成都時寫的《野望》、《宿府》，夔州寫的《白帝》、《愁》都是騰播眾口的寫景抒情佳作。　　詠物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大族類。六朝以來，專以詠物為題材的作品已頻繁可見。但唐初以來，用七律一體詠物的卻極為有限。楊師道寫過一首《詠馬》，詩的前六句是對「寶馬」的精彩描繪，尾聯抒發慨嘆。上官儀有一首《詠畫障》，寫得華婉駢麗，是宮體詩的流俗。這樣的詩雖各具特色，但見物不見人，更多地停留在對客觀物象的摹寫，看不出作者的情思。杜甫是詠物的能手。對此，雷履平、張志烈先生均有過精僻的闡述。（見《草堂》創刊號、《杜甫研究學刊》九一年一期、九二年二期）其七律一體同樣如此。他講究比興、寄託、常常巧妙地通過客觀物象來表現自己的主觀精神。這也是老杜提高七言律詩表現力的一種成功的嘗試。《野人送朱櫻》是有感於田父以櫻桃相贈而作的一首詠物詩。「見蜀櫻而憶朝賜」（仇注），句句不離朱櫻而又不執著於物，寄託著詩人戀闕的深深感情。楊倫說它「托興深遠、格力矯健，此為詠物上乘。」又讚譽本詩「開手擊此動彼，入後一氣直下，獨往獨來，小題具如此筆力。」(17)《題桃樹》一詩作於廣德二年(764)再至草堂時。全詩通過對堂前幾株桃樹詠頌讚譽，寄託了詩人一生懷抱。顧宸曰：「題屬桃樹，寓意卻大。公一生稷契心事，盡於此詩中。以堂中作天下觀，以天下作堂中觀。」(18)黃生也認為「此詩思深意遠，憂樂無方，寓民胞物與之懷於吟花看鳥之際，其材力雖不可強而能，其性情固可感而發。」(19)《燕子來舟中作》是杜甫漂泊湖湘時寫下的最後一首七言律詩。這是渾然融物情於一體的優秀作品。全詩首句敘事，其餘七句皆詠燕。盧世淮評本詩曰：「此子美晚歲客湖南時作。七言律詩以此收卷，五十六字內，比物連類，似復似繁，茫茫有身世無窮之感，卻又一字不說出，讀之但覺滿紙是淚。世之相後也，一千歲矣，而其詩能動人如此。」(20)這些作品在詠物的範疇內拓寬了七律的表現內容，並成為後世同類作品的光輝典範。　　吟別寄贈是詩歌最為常見的內容之一，就是早期的七律，也可偶爾見到較好的詩作。至盛唐王、李、高、岑，這類作品就相當可觀了。他們的這類作品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即把寫景與抒情相結合，或寓情於景借景抒情，或烘托氣氛渲染情緒，以求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象王維的《送楊少府貶郴州》：「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為秋月聽猿聲。愁看北渚三湘遠，惡說南風五兩輕。青草瘴時過夏口，白頭浪里出湓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吊屈平！」以及上文提到過的李頎詩《送魏萬之京》、《送李回》，高適的《送李少府》，岑參的《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都是這樣的佳作。杜甫的七律，不落窠臼，刻意創新。常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達率直之情。《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可看成是這方面的代表。詩云：「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詩全用敘事口吻，不著一景語，但抒情的效果絲毫沒有減弱。盧世

　　說此詩「清空一氣，萬轉千回，純是淚點，都無墨痕。詩至此真可使暑日霜飛，午時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難，末意作永訣之詞，詩到真處，不嫌其直，不妨於盡也。」(21)此為知言。杜甫廣德二年(764)寫給高適的《奉寄高常侍》一詩，前六句敘寫，完全用事；只末二句作景象的點染和抒情。也突破了傳統的寫法，而且取得極佳的藝術效果。故李子德認為本詩「語語沉實，咀之有餘味。」與「門面雄詞，一覽輒盡」(22)者是有根本區別的。有一點須要說明，論及這一類詩時，我們並不排斥老杜以通常手法寫成的作品，如《送路六侍御入朝》、《奉寄別馬巴州》、《江雨有懷鄭典設》都是情景交融的優秀作品。　　《文心雕龍·明詩篇》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天才的詩人對發生在身邊的瑣屑之事，尋常生活，常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超人的感知力；極其自然地形之於詩，成為詩人七彩生活的折光。杜甫晚年漂泊蜀中、夔州、湖湘時寫下不少這一類雜詠題材的作品，生動形象地表現了這一時期詩人的生活情景。其中七言律詩尤為引人注目。無論就數量、質量，都是杜甫以前七律無法企及的。定居於蜀，寫了《卜居》、《賓至》、《狂夫》、《堂成》、《進艇》、《所思》、《江村》、《野老》、《南鄰》、《恨別》、《客至》、《秋盡》、《野望》等詩；淹留夔州，寫下《白帝》、《閣夜》、《晝夢》、《即事》、《黃草》、《登高》、《九日》、《暮春》、《返照》、《冬至》、《即事》、《吹笛》諸作，羈旅湖湘，留下《暮歸》、《曉發公安》、《小寒食舟中作》、《燕子來舟中》等詩篇。這些作品或見一景，或就一事，或聊抒情懷，或偶發議論，看似信手拈來，誦若行雲流水，是詩人日常生活的真實反映。透過這些生活斷面，我們可以洞察詩人高尚的情操和深沉的懷抱。《客至》一詩寫交遊。楊倫《杜詩鏡銓》引邵云：「超脫有真趣。」黃生說得更具體：「上四，有空谷足音之喜，下四留客，見村家真率之情。前借鷗鳥引端，後將鄰翁陪結。一時賓主忘機，亦可見矣。」象這種親切有味，情趣雋永的作品，杜集中俯拾即是。《江村》詩云：「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狂夫》詩云；「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筱娟娟凈，雨浥紅蕖冉冉香。」《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如歌如畫，美不勝收。《白帝》一詩，因暴雨而激發詩興，進而寫蜀中亂象：「高江急峽雷霆斗，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閣夜》寫詩人夜宿夔州西閣所見所聞所感：「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狀，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盧世

　　認為本詩「愴然有無窮之思，當與《諸將》、《古迹》、《秋興》諸章相為表裡。」(24)是很不錯的看法。上述二詩雖有感於蜀亂、吐蕃侵擾而發，但未嘗不可以看成是安史亂後整個唐王朝動蕩不安時局的最形象、最生動、最概括、最準確的反映。杜甫的這類作品，真正體現了杜甫七律的開創性，為這種詩歌體裁，開拓了無限廣闊的前景，在詩歌發展史上帶來深遠的影響。　　就內容而言，以上還遠不是杜甫七律的全貌。但據此我們已經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詩人杜甫以其創作實踐，極大地豐富了七言律詩的內容；使七律一體自樹大旗，始可與其他各類詩體相爭鋒也。　　三　　杜甫對七言律詩不僅在表現內容上作了前無古人的創作性開拓，在表現形式方面也作了大膽的創新。為這一詩體的發展開闢了無限廣闊的道路。　　組詩形式運用於七律自老杜始。連章組詩，肇端於漢末而盛於魏晉。初唐以來，五言組詩的運用極為常見。七律則不然，皆系單章。杜甫在蜀中及後來羈旅夔州，寫下了《將赴成都寄嚴鄭公五首》、《諸將五首》、《秋興八首》、《詠懷古迹五首》等四組七言律詩。這些作品都是杜集中的煌煌名篇；藝術上所取得的傑出成就，為世人所公認，並多有論述，在此無須贅言。但有一點應當指出，即杜甫七律組詩內容的整體性，藝術表現的和諧性尤為突出，是過去五言組詩未嘗達到過的境界，陶淵明有《飲酒》二十首。其自序云：「餘閒居寡歡，……既醉之後，輒題數句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在這之前，阮籍的《詠懷》、左思的《詠史》、鮑照的《擬古》和後來陳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風》大體都非為一事而作於一時一地，興之所至，各成其篇，僅以一題貫之，故「辭無詮次」。杜甫的七律則有了原則上的不同。這些組詩有鮮明集中的主題，作法上一氣呵成，首尾照應，章法聯絡，遂不可割裂。王嗣奭在論及《秋興八首》時指出：「以第一首起興而後七首俱發中懷；或承上，或起下，或互相發，或遙相應，總是一篇文字。拆去一章不得，單選一章不得。」(25)王夫之也認為：「八首如正變七音，施相為宮，而自成一章。或為割裂，則神體盡失矣。」(26)。其實，《赴成都》、《諸將》、《詠懷古迹》諸篇未嘗不當作如是觀。杜甫的這些組詩，不是鬆散聯邦，而是統一的共和國。文學作品的表現形式是內容的載體，形式的選擇往往取決於作家所要展示的思想內容。杜甫的這些七言組詩也是如此。他前期的傑出鴻篇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北征》、《洗兵馬》等，都是敘時事以抒懷的名作。這類作品有對實事的細膩鋪敘，有對時局的深刻議論，有對自己情懷的痛暢抒發，非古體則不足以表現其博大精深的內容。如果用近體單章的形式來表現上述內容，則未免舟大而水淺。但詩人杜甫並不因此而退卻。他知難而進，創造性地以七律組詩的形式，寫下了在內容方面絕不讓於前期那類作品的不朽傑作，為七律一體的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垂範於後世。　　拗字的運用是杜甫七律的又一顯著特徵。這點已早為人所知且多有高論。對於作者為什麼運用「拗體」形式，前人也已提出過不少精闢的見解。其中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的要數王嗣奭的說法。他在論及《愁》一詩時曰：「愁起於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氣，而因以拗語發之，公之拗體大多如是。」(27)用「拗語」來表現「郁戾不平之氣」，說到了問題的實質。方回就認為拗字運用可以取得「骨格愈峻峭」的藝術效果。聯繫到作者當時所作的《白帝》、《白帝城最高樓》、《晝夢》等作品來看，的確如此。這裡有一個問題必須交待幾句，則是《愁》一詩，作者有自注云：「強戲為吳體。」「吳體」與「拗體」是否有區別，曾引起過不少研究者的注意。高步瀛即認為「吳體與拗字詩有別」，近來雷履平先生亦就此作過精當的分析。以後管遺瑞同志又著文作了詳細的闡發。均認為它們是存在著差別的兩個不同概念。（詳見《草堂》1984.2期、《杜甫研究學刊》1992.3期）不過，拙見以為，如果僅從合律不合律這個角度來看「吳體」，那麼把它當成是不合律的「拗」體，也似無不可。實際上，王嗣奭也是由此立論的。可以肯定地說，杜甫運用拗體，乃有意而為。詩人之對格律，一方面嚴遵矩度，如《秋興》八首、《登高》、《閣夜》等均法度謹嚴；另一方面又不為陳規所囿，而是從內容的需要出發，有意創新，達到不以詞害意，並使內容與形式和諧統一的目的。我們知道，杜甫的詩歌創作是有家學淵源的，即所謂「詩是吾家事」黃庭堅也說過：「杜之詩法出審言。」（見《後村詩話》）按，杜審言寫過三首七律，其中兩首應制的作品：《守歲侍宴應制》、《大酺》都寫得堂堂正正，嚴守律法。而《春日京中有懷》這首抒懷的七律就大不相同了。詩云：「今年游寓獨游秦，愁思看春不當春。上林苑裡花徒發，細柳營前葉漫新。公子南橋應盡興，將軍西第幾留賓。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信還人。」它的格律形式為：　　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　　（第二句中「思」讀去聲，「看」讀平聲。）詩除兩處失粘外，中二聯的平仄也有背於律法。我想，這不便解釋為詩人的偶然疏忽；而和後來崔顥的《黃鶴樓》、李白的《登金陵鳳凰台》一樣，都是有意而作的一種變格。七言律詩的出現，不應該於平仄規律上存在多大的問題。因為當時的五言律詩形式，已經被運用得相當圓熟了，五言的平仄規律運用於七言是一種順理成章的必然現象，用不著詩人們再去作更多的摸索。而恰恰相反，對不合律的拗體，倒是須努力探求的新課題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杜甫的拗律，正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從詩歌發展史來看，這是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律詩的一種解放。沒有老杜的成功嘗試，便沒有後來皮、陸的吳體、江西詩人的拗律了。至少可以說，這種形式的確立又要多費時日、苦經周折。　　杜甫的七律，全面繼承了《詩經》以來的優秀藝術傳統，調動了多種多樣的藝術表現手法，成功地創作了不少垂唱千古的不朽傑作。對此，前人多有評析。這裡僅就以議論入律談談個人的看法。初唐以來，即有以七律涉入議論者。張說《

　　湖山寺》：「禪室從來塵外賞，香台豈是世中情？」「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類似的詩句在初、盛時期並不是少數。不過潛玩之餘我們發現，作者在運用這一手法時，顯得較為謹慎，一般都點到為止。結構上也注意起承轉合間的關係，以避免流於傖父面目。老杜的七律，在議論方面表現出莫大的氣魄，至而有通篇議論者，這是以前的七律作者不可望其項背的。《蜀相》一詩弔古以抒懷。頸聯是對諸葛一生業績的評論，凝鍊沉深。尾聯是對諸葛壯志未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發的感慨。前者的議論較為明顯，後者的議論，全在「長使」二字。再回過頭來看頷聯：「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自」、「空」二字歷來論者都注意到了。仇注說草自春色，鳥空好音，此寫祠廟荒涼。而感物思人之意，即在言外。」詩之所以具有言外之意，我以為關鍵在於「自」、「空」二字所帶著的作者主觀感情色彩，是對客觀物象的一種評價，因此已絕不是祠廟荒涼景象的客觀再現。它實質上已是一種議論，只不過這種議論顯得含蓄、隱微而已。這和所謂的景語含情，或情景交融的傳統手法是有一定區別的。這是不是也應該看成杜律的一種創新呢？此外，沈德潛說「《詠懷》『諸葛』諸作，純乎議論。」(28)又說「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一聯為「議論之最高者，後人謂詩不必著議論，非通言也。」(29)這都是極有見地的看法。《詠懷古迹五首》其五，開了通篇議論的先河，是七言律詩在這一領域的成功嘗試。這種議論不同於史學家的客觀評析，不同於論說者的機巧辯辭，而是作者感情的傾瀉，是通過形象化的語言來表現的，所以特別具有感染力。吳汝綸評論本詩說：「公平生意量，初不屑屑以文士自甘，常有經營六合之慨，每詠武侯輒棖觸不能自己，此其素志然也。」這是全詩神韻之所在，是通解全詩的鎖鑰。《諸將五首》也是以議論入律的典範。《杜詩詳註》卷之十六引郝敬曰：「此以詩當紀傳，議論時事，非吟風弄月，登眺遊覽，可任興漫作也。必有子美憂時之真心，又有其識學筆力，乃能斟酌裁補，合度如律。其各首縱橫開合，宛是一章奏議，一篇訓誥，與三百篇並存可也。」可見杜甫運用議論的手法入律，並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為之，而是在表現藝術方面的創新。它可以「把自己的主觀世界直接袒露在讀者面前，不僅不會破壞詩人的自我形象，破壞抒情味，還可以起直抒胸臆的抒情作用，更好地完成詩人自我形象的塑造。這就是古人所標榜的『理趣不凡』（《新唐書·文藝·孫逖傳》）」。(30)　　杜甫七律在表現形式、藝術手法方面的成就，可論者多。特別象用事據典，極具個性，但考慮到它和其它各體的相似性，以及前賢諸多論列，故僅就上述幾點，略申淺陋之見，以就教於方家。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杜甫七律的出現，結束了這一詩體的少年時代，而邁入了青壯年時期。由於詩人在形式上、內容上所作的無比深廣的創造性開掘，七律一體始可以毫無愧色地與其它各種文學樣式相抗衡。杜甫的七言律詩才是這一詩體成熟的標誌。　　注釋：　　①②③④⑦⑧(16)：《詩藪》內編卷五　　⑤：《漫堂說詩》　　⑥：《唐音》卷八　　⑨：《藝苑卮言》　　⑩：《杜甫研究學刊》九三年三期　　(11)：據《讀杜心解》為一百五十一首，裴斐先生統計同此。方回《瀛奎律髓》稱一百五十九首，不知何據。　　(12)：《杜詩鏡銓》卷十三引　　(13)：《杜甫研究學刊》九○年一期　　(14)：《杜臆》卷之八　　(15)：《杜詩鏡銓》卷十七　　(17)：《杜詩鏡銓》卷九　　(18)：肖滌非《杜甫詩選注》引　　(19)：《杜詩詳註》卷之十三引　　(20)：《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三引　　(21)：《杜詩詳註》卷之五引　　(22)：《杜詩鏡銓》卷十一引　　(23)：《杜詩詳註》卷之九引　　(24)：《杜詩詳註》卷之十八引　　(25)：《杜臆》卷之八　　(26)：《姜齋詩話》卷一　　(27)：《杜臆》卷七　　(28)：《說詩晬語》卷下　　(29)：《唐詩別載》卷十四　　(30)：雷履平《談古典詩詞的教學》　　（《四川師院學報》一九七九年四期）　　杜甫是七律聖手。其成就早為世人所注目。前人對此亦有過不少中肯的分析評論。但是，對七言律詩一體，詩人究竟作了哪些努力，有過什麼樣的貢獻，應該把杜甫的七律放在詩歌發展中的什麼位置上才合適，諸如此類的問題，似乎就較少有人作過比較深入的探討了。本文試想就上述…　　【內容提要】吳筠作為一位道士詩人，無論在唐詩史還是在宗教文學史上都具有不同尋常的地位。他曾有過入朝避地的經歷，又處文人世俗化的「天使」地位。其詩在內容上以道為體；以儒為用，是列仙之趣的代表，多近乎迷醉的幻想，雖不乏社會批判，但主要為全身遠害。他的詩作…　　內容提要盧照鄰是初唐文壇的一個重要詩人，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極具典型性的悲劇詩人。他在封建社會上升時期，由入仕到入道，最終慘死穎水，經過了文人精神、入仕之念與道家哲學的激烈鬥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病才子。他積極推行新雅文風，反對六朝以來的形式主義創作傳統…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唐代之所以能夠產生既不同於魏晉六朝的「志怪小說」，也異於明清時代的「神魔小說」的「神仙小說」，其主要原因：1.唐代社會有著崇尚道教的氣侯：2.文人對生命、愛情、社會有著獨特的思考。[關鍵詞]唐代道教社會時尚神仙小說唐一代，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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