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看中國人的精神

西方人看中國人的精神

序篇：延續幾個世紀的目光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人類大概都有窺視他人內心隱秘的癖好，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人與西方人相互凝視，都希望能深入到對方的內心深處去看個究竟，真可謂是相看兩不厭。

西方人看中國人的精神，這真是一個既新鮮又古老的話題，古老得我們不得不再次走進故紙堆。在它的角落裡撒落著千百年來形形色色的西洋人留下的目光碎片，將這些目光碎片連續起來，便足可以延續好幾個世紀。從這延續幾個世紀的目光里，他們究竟看到了些什麼？從他們的目光里我們又能看到些什麼呢？

一、溫和的異教徒

我們常說兩人相見第一印象最重要，那麼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如何呢？

在柏朗嘉賓眼裡，中國人都是些友好的異教徒。

在馬可·波羅眼裡，中國人善良恬靜。

在門多薩神父眼裡，中國人溫文而有禮。

看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並不賴。

雖然西方早在公元前就有了關於會養蠶織絲的東方民族的的種種傳說，但他們真正與中國人接觸還是在十三世紀左右。歷史記載中那時至少有100位歐洲人到過中國，其中絕大多數是教士，還有商人。他們的遊記、書信、記述中的蒙古大汗統治下的契丹人的形象，是歐洲中國人形象的起點。

中國人首先是以異教徒的形象出現在西方人的眼裡的。那時的西方人都是些虔誠的基督徒，在他們眼裡，中國人雖然享有高度的物質文明，但卻無一例外地都是異教徒，這讓他們難以理解也難以接受。

1245年，方濟會修士柏朗嘉賓受教皇指派出使韃靼，回國後，他寫出《蒙古行記》。在著述中，他提到一個叫「契丹」的國家，「那裡居住著一個人數眾多的民族。」他發現「他們都是異教徒。他們也聲稱擁有自己的聖人」，他們「信仰永恆的生命，但卻從不舉行任何洗禮」。而那卻偏偏又是一個物質文明非常發達的地方，世上竟有這樣一個民族，他們沒有接受基督的洗禮，但卻在享受著西方人也不曾享受的美味與華服。這讓西方人難以置信，極為震驚。

門多薩神父在其《大中華帝國志》中不無悲痛地寫道：「最令基督徒傷心的是，在這樣一個富饒美麗的國度里，聰穎靈巧的人民竟因為不懂上帝的真理而變成愚昧的偶像崇拜者。」他們把一些人尊為聖人，也拜魔鬼，他們可以說沒有什麼宗教信仰。「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困惑，甚至陷於深深的沉思而不能自拔。」對中世紀那些虔誠而狂熱的基督徒來說，異教徒就是他們的死敵，柏朗嘉賓和門多薩的話已顯露出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偏見與敵視，這種偏見與敵視深埋于思想的深處，它主要來自於文化的巨大差異性，而不是個人的好惡。

但是一回到世俗的視角，中國人的形象立即變得美好起來。中國人雖是異教徒，但他們卻不同於基督的死敵撒拉遜人、印度的魔鬼，他們是溫和、友好的，他們有著優良的文化、很高的素養和美好的品質，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他們是與歐洲人最為接近的。

柏朗嘉賓在批判了中國人的異教徒行徑之後又補充說：「他們愛戴基督徒，經常大量施捨。他們表現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他們所操的語言也甚為獨特。世界上人們所習慣從事的各行業中再也找不到比他們更為嫻熟的精工良匠了。」從這裡我們似乎聽不出太多的仇恨的聲音。不僅不仇恨，甚至還有幾分讚揚之情呢。

與傳教士不同，作為一個商人，馬可·波羅更具世俗色彩。在他所著的《馬可·波羅遊記》里，通篇都是對中國人的讚美。他寫宋朝的皇帝「性情溫和、行為仁愛」。蘇州人「民性善良怯懦」，機智能幹，具有商業才能。杭州人「性格和平」，「民性恬靜溫文」，品德忠厚，鄰裡間友好和睦。友善好客，「對那些來這裡經商的異鄉人，也一視同仁，竭誠相待，隨意邀請他們到家中作客，表示友好。」男女間相互敬重，「男人對自己的妻子，表示很大的尊重，沒有妒忌和猜疑。」中國完全是一個世俗的樂園，生活在這個樂園裡的中國人個個都品性良好。

西方人就在這樣一種矛盾的心理中開始走近中國人。顯然，從一開始，中西之間巨大的宗教文化差異便已顯現了，這種差異性是帶有根本性的，這意味著西方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溝通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的。另一方面，一旦除去這種意識形態的藩籬，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人形象便立即明亮起來，甚至對中國人有幾分親近與迷戀。馬可·波羅時代對中國人的描述雖然半真半假，但是他們對中國人的這種態度卻似乎一直影響到後來。在以後的歲月里，西方人對中國人或讚揚或怒罵，種種矛盾與糾纏在這時已有了預示。

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人形象有一個由傳說到現實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有兩部著作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便是門多薩神父的《大中華帝國志》和利瑪竇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即《利瑪竇中國札記》）。

1583年，教皇十三世授命虔誠而又學問淵博的門多薩神父編寫一部中國歷史。這位神父可稱得上是一位中國迷，他終生的願望便是能親自去中國，卻始終未能如願。但看來主對他還是眷顧的，他被授予寫作中國史的使命，兩年以後，《大中華帝國志》出版了。《大中華帝國志》的出版是歐洲中國形象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它提供了系統而充分的中國地理、歷史的知識，並樹立起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人形象的一種新范型。

為了福音更好地進入中國，門多薩神父在其著作中尤為關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書中敘述了中國人的外貌與秉性，中國人都身體健康、心靈手巧、聰明開化。「他們都是偉大的發明家，勤勞而工巧」。中國人有自己的人生觀，「中國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種。他們有一套自己關於天地起源，人類誕生的看法。」中國人自足樂觀，「他們是個喜歡宴樂的民族，什麼時候都避免悲傷。」中國人不喜歡戰爭，「中國人有一條法律：既不在自己的國家挑起戰爭，也不侵略別國。」書中詳述了中國的婚禮、喪禮、節慶中的各種禮節。書中也寫到了中國人的酷刑與迷信。《大中華帝國志》在歐洲廣為流傳，中國人的形象逐漸變得清晰了。

1615年《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即《利瑪竇中國札記》）在德國出版，利瑪竇以其親身經歷詳盡描述了中國人的形象。在他的筆下，中國人勤勞、多才多藝、溫文有禮、尊師重教。同時也指出他所見的中國陋俗，諸如迷信、算命、煉丹，溺嬰鬻女，酷刑枉法以及中國人普遍的多疑與怯懦。

在中國的長期生活使利瑪竇有機會了解到一個真實的中國，他對中國人的認識在當時也時最為客觀與全面的。然而，時代已經不同了，17世紀的歐洲文化不需要這樣一個過於龐雜不清的中國人形象。那些試圖開啟人類理性之門的思想家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關於中國人的理念，至於它是否真實則無關緊要。

二、中國人成為理念

泰戈爾說：「我們對於中國人的優點即使不崇拜得五體投地，至少也得承認他們帝國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優秀的。」

孟德斯鳩說，氣候使中國人變得懶散、怯懦，中國「是世界上是會欺騙的民族」，「中國人貪利之心極濃」。

他們所說的是真實的中國人嗎？是與不是，真實不真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人這樣一個合乎西方人思想的理念。

呵，無論是推崇還是貶低，都只不過是一個思想的幻象。

17世紀最後20年里，一個孔夫子的中國出現在西方。

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四位神父編譯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一書在巴黎出版。其中包括孔子小傳、《論語》、《大學》和《中庸》一些篇章的節譯。此書風靡一時，使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孔夫子的思想。正如伏爾泰所說：「歐洲王公和商人們發現東方，追求的只是財富，而哲學家在東方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和物質的世界。」在其後的一百年的啟蒙運動中，人們發現中國人的思想竟成為思想家們行進的隊伍的一面耀眼的旗幟。孔子的禮制、孟子的仁政，儒家哲學所代表的唯道德主義的中國文明，此時都成為歐洲的文化理想。

白晉神父在《康熙帝傳》中將康熙帝描繪成空前偉大的君王，他具有完美無缺的德行與智慧，公正、勤勉、節儉、仁慈、好學而知識廣博。1669年，約翰·韋伯著文勸說英王查理二世效法古代中國施行仁政。1721年，德國數學與自然哲學教授沃爾夫做了「關於中國人道德哲學的演講」。在演講中，沃爾夫高度讚揚了中國儒家精神以及歷史悠久的道德智慧與治國才能。

於是，西方人在對中國理性的嚮往中，把中國人當作學習、模仿的對象。在法國，18世紀第一個元旦，法國王室舉辦化妝舞會，參加者竟不約而同地化妝成中國人，以顯示自己德操高雅。1756年春分那天，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模仿康熙皇帝，扶犁揚鞭，下地耕種，昭示百姓勤奮勞作，以慰天靈。

在這巨大的思想光環的環繞下，中國人變得幾乎完美無缺。

伏爾泰曾以熱情的詩句歌頌中國的哲人王：

偉大的國王，你的詩句與思想如此美好，

請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遠別來吾邦，

黃河岸邊有整整一個民族把你敬仰；

在帝國之中，你的詩句總是如此美妙；

但要當心巴黎會使你的月桂枯黃……

他還改編了一出中國的戲——《中國孤兒》，以闡釋孔夫子的道德哲學。他說：「我們對於中國人的優點即使不崇拜得五體投地，至少也得承認他們帝國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優秀的。」

但是，中國人的完美形象並沒有維持太久。到18世紀後半葉，當伏爾泰等啟蒙主義者們將中國奉為一種浪漫理想並達到極端時，否定的力量也同時出現並開始強大。1763年，尼古拉·布朗傑在其《東方專制制度的起源》一書中，認為中國人固步自封，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古老、僵化、衰落、殘暴。

在孟德斯鳩看來，「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在這樣的國家裡的中國人人性邪惡，沒有榮譽感。中國的氣候使中華民族趨向於懶惰渙散、懦弱順從。他對中國的禮教進行了理性的分析，他認為在中國「禮教構成了國家的一般精神」，推翻了禮教也就推翻了一切。恪守禮教並沒使中國人變得誠實可信，「在中國，欺騙是允許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會騙人的民族」，中國人「貪利之心極濃。」在那個時代，對中國形象的否定要以孟氏為甚了。

黑格爾則說，「歷史必須從中國談起」，可中國停留在歷史之外。在中國，個體沒有獨立性和自由。中國民族的性格特徵是：「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自由的倫理、道德、情感、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都離它很遠」。

中國人的精神一時成為西方人藉以論證自己的思想的活例子，開明君主制的倡導者還是革命主義者，無論是重商學派還是重農學派，都能從中國人身上找到或正或反的證據。

不過事實上，在這些思想家的闡述中，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中國人都只是作為一種理念而不是現實而存在。正如培根所說，人類的意願與情感隨時隨地干擾人的理解力，人們希望什麼是真的，就會相信什麼，甚至會為自己的願望而拒絕真實的經驗。此時他們所敘說的中國人已離現實中的中國人相去甚遠了。但是他們畢竟都是曾經影響歷史進程的思想巨人，真也好，假也好，他們對中國人的這種看似理性的分析無疑在西方有著深遠的影響。

三、從天堂到地獄

13世紀末出現的《馬可·波羅遊記》里的中國人溫文爾雅，道德高尚。

而到了19世紀末史密斯寫作《中國人的性格》時，含有貶義的「中國佬」一詞已根植於西方人的語言之中，「『中國人』這一恰當的詞卻被排除在外」。

500年時間，真可謂是滄海桑田，中國人對西方人由蔑視到仰視，而西方人對中國由仰視到蔑視，這變化是何等的巨大，又是何等的悲哀！

我們不能不承認近代中國的落後與愚昧，要求別人對我們始終保持崇拜與仰視，那隻能是自欺欺人。終於，歷時兩個世紀之久的中國熱情在一場革命之後蕩然無存，突然到來的革命打破了開明君主制度的美夢。一度輝煌的中國形象完全黯淡了，醜化了。令人吃驚的是，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人前後差距竟會如此之大，中國人突然就從光明的天堂掉進了黑暗的地獄。

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遭遇「跪禮」之辱，出訪無功而返。關於中國人的惡劣印象得到「現實的」證明並迅速在西方傳播開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看法開始改變了。同一年，孔多塞在其《人類精神進步的歷史畫卷這概述》中認為，中華民族是停滯、平庸、屈辱、充滿偏見的民族。在喬治·安森的《環球旅行記》中，中國人欺詐、貧困、墮落、愚昧無知又冥頑不化。

中英首次交戰，中國一觸即潰、俯首求和的現實，使中國的聲譽一落千丈。此後，許多西方人處處以十足的優越感自居，傲慢地對待中國的一切，隨時隨地都流露出輕蔑的神情。1842年英國海軍軍官在《英軍在華作戰記》中寫道，中國是個長期愚昧而又驕傲自大的國家，是一個沒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國家。

鴉片戰爭，西洋炮艦戰勝東方刀矛的必然結局，「天朝上國」敗於「蠻夷小邦」的現實，引起了中西雙方彼此在認識對方的觀念上發生了逆轉。

19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西海岸掀起排華浪潮，「黃禍論」盛極一時。1876年美聯邦國會參眾兩院分別通過決議，派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前往舊金山取證。事後集成由100餘人的證片語成的長達1200餘面的《調查中國移民問題的聯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其中我們看到人類最可怕的種族歧視與仇恨。

問：從社會方面說，他們是不是一個比非洲種族更優秀的種族？

答：不，先生，他們並不比非洲種族優秀。在我看來，他們比上帝所創造的任何種族都要低劣。

問：據我了解，你剛才是說，中國人在上帝所創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動物中是最低劣的？

答：我認為，再沒有像中國人這樣低劣的了。在非洲的若干地區，智力的標準比較低，但是道德的標準比較高；就是說，他們是比較誠實的。這些人（中國人）卻已經達到了四千年罪惡的頂點，達到一種文明——這種文明是由於人口過剩產生的——的罪惡的頂點。

就連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也說中國人是一個「不道德的、墮落的和不可取的種族。」在那時的美人眼裡，中國人是天生的低等動物、奴隸、乞丐、殘忍的惡棍。那時有關中國的歷險小說總是演繹著同樣的警察與歹徒的故事。惡棍總是中國人，他們兇殘狡詐、無惡不作，總是試圖綁架污辱白人婦女。危急時刻，白人英雄出現了，最後將中國惡棍繩之以法。在十九世紀及其以後的西方文藝作品裡，正面的中國人形象已很少出現了。

至19世紀末史密斯寫作《中國人的性格》時，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稱呼已無一不是含有貶意的「中國佬」了。我們常說落後就要挨打，落後就要被人看不起，這真是每個人都應牢記的至理名言。

四、解剖中國人

「對西方人來說，中國人永遠是一個迷；任何個人，無論他的知識面多寬，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人的全部真實情況，中國人是根本無法理解的矛盾體。」一個世紀以前，亞瑟·亨·史密斯在《中國人的性格》一書的導言中這樣寫道。

「中國沒有真相，也沒有事實。」70多年前的美國人如是說。

「中國人究竟是什麼德行」？西方人迷惑不解，他們試圖解剖中國人。

說來也奇怪，在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越來越少的時候，在世界上卻悄然興起了漢學。西方人曾從馬可·波羅那裡聽說一個神話般的契丹人，在門多薩那裡將信將疑地得知一個半傳奇、半歷史的中華帝國的臣民。耶穌會士、啟蒙主義哲學家將中國渲染成一個世俗樂園，中國的開明君主，宗教寬容、以及孔夫子的智慧，都曾令西方人困惑、仰慕、慚愧。而在英國海軍軍官安遜筆下的中國人狡猾、骯髒、墮落。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的形象變得醜陋不堪。中國人究竟怎樣呢？有關中國人的爭議在西方冷寂了一個多世紀以後，西方人重又把目光投向了中國人，這次他們把焦點集中在了中國人的精神層面，試圖以真切的實地考察和理性的思維去解剖迷一樣的中國人。

利希霍芬，德國地質學家，1861年首次來華，後來得到上海英國商會贊助，在中國內地作了七次考察，足跡踏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最後著成《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的研究成果》六卷本。中國人自古誇耀自己地大物博，到頭來自己的第一本人文地理書卻是由一個西洋人來完成，這不也是很可悲的事嗎？利氏對中國人沒有一概而論，在書中他比較詳細地描述了中國19個省的人的性格特點。他寫浙江人的柔軟、湖南人的軍事精神、江西人的小家子氣、山東人的樸實和善，凡此種種，無不細緻入微。

　阿瑟·史密斯，美國入華傳教士，漢名明恩溥。他所著的《中國人的性格》一書的內容1890年在上海的英文版報紙《華北每日新聞》發表，轟動一時；在紐約由弗萊明出版公司結集出版，又被搶購一空。這位博學、不無善意的傳教士力圖以公允的態度敘述中國人。他在中國生活了22年，他看到中國人性格的多個側面及其暖昧性。他為中國人的性格歸納了20多種特徵，有褒有貶，並常能在同一問題上看到正反兩方面的意義。《中國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紹與研究中同民族性格的最有影響的著作，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它不僅影響了西方人。

對中國人的看法，甚至影響到中國人對自己的評價與認知。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都曾專門點評過此書，中國後來所出現的對國民性的反思思潮，與此書的影響不無關係。我們後來常說中國人「死愛面子」、「因循守舊」、「知足常樂」諸如此類，殊不知，這些有關中國人性格特徵的概括性的語言卻是出自於100多年以前的一個西洋傳教士的筆下。

大概受了《中國人的性格》一書的影響和義和團運動的刺激，至20世紀初，在西方，有關解讀中國人的著作多了起來。

麥高溫，英國傳教士，1860年來華，他精通漢語，著有《中華東帝國史》、《華南寫實》等著作，1909年，其所著的《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一書出版。這是作者關於中國文化的代表作，紀錄了清末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生存狀況。其中對中國人的觀察角度刁鑽，三教九流、風俗習性，盡入筆下。雖然書中不無中國人的灰暗面，但調子已開始變得明朗，「他們確實是一個非常可愛的民族，在充滿歡樂的時刻，在籠罩著悲哀的時刻，以及在激發起正義感的時刻，他們都證明了自己真正擁有作為一個偉大民族的品質。」我們發現，即使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西方人一談起中國人的精神與品質，仍不乏讚美之情，這或許正是中國人精神的魅力所在吧。

其後，又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羅斯所著的《變化中的中國人》問世，書中主要紀錄東西文化在中國的衝突，對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予以了較為深入的分析與評價。

第一次次世界大戰使西方陷入了普遍的精神危機，西方在沒落，而東方文明或可成為拯救西方的一劑良藥，畢竟，在這個世界上，能與西方文明相區別、相衝突的文明也只有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了。在這樣的背景與視野之下，中國人的精神似乎有再次放出異彩的徵兆，中國人的形象似乎要變得光明起來。羅素訪問中國，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並著《中國問題》探討東西方文明的異同，杜威、內山完造紛紛評說中國人。

1920年10月羅素抵達上海，他是帶著尋找人類精神的新希望的理想來到中國的，他說，此行「帶給我可怕的心靈痛苦，覺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來越微。正是在這種心境中，我到中國去尋求新的希望。」他比較中西方的文化，認為「中國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襲數千年，若能夠被全世界採納，地球上肯定會比現在有更多的歡樂祥和。然而，歐洲人的人生觀卻推崇競爭、開發、永無平靜、永不知足以及破壞。導向破壞的效率最終只能帶來毀滅，而我們的文明正在走向這一結局。」他來到中國，從中國的苦力身上發現了「下意識的美感」，從中國人的生活中發現了西方所缺乏的「生活的樂趣」。雖然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了中國面臨的問題和中國人的麻木，但他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優點，在他眼裡，中國人與西方人相比，「更有耐心、更為達觀、更愛好和平、更看重藝術，他們只是在殺戮方面低能而已。」

羅素的這些讚美之詞使我們感覺似乎又回到了啟蒙運動的時代。所不同的是，此時，西方人對中國人已有了幾百年的接觸與了解的歷史。我們不能說這些西洋人對中國人的描述與分析是沒有偏見，是完全準確的，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其剖析的深刻。在他們之前，恐怕還沒有哪個中國人對自己民族的性格與精神有如此詳盡與透徹的認識，至少從留到後世的書本中我們找不到。

五、說不盡的中國人

山重水複疑無路，中國人的變化太快，西方人兩眼迷朦，總也趕不上趟。

改革開放、全球化和「中國熱」使西方人再次獲得近距離觀察中國人的機會，正可謂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讚揚與貶低、「威脅論」與「破產論」，在這山重水複間，歷史似乎又來了一個輪迴。

呵，中國人，真的是永遠也無法將你道盡。

二十世界的中國和世界，世事紛亂，西方人頭腦里的中國人形象也是雜亂無章的。學者們在讚揚中國人的美德，而在老百姓的腦海里，拖著長鞭子的骯髒、卑賤的中國人形象還久久不能揮去。人就是這樣一種主觀性很強的動物，一旦對某個人留下了某種印象，這種印象就很難再改變。

看似已比較清晰的中國人形象，到了二十世紀以後又變得迷霧重重，讓西方人困惑不解。

二次大戰，中國突然成了美、英的盟友，蔣介石的大幅照片被《時代》雜誌刊登，宋美齡成為美國的熱門人物，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暢銷美國。那個被遺望的、充滿智慧與和平精神的中國人形象又復活了。

遺憾的是，蔣介石和中國戰區令他們失望，當美國人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心境稍許平靜下來，中國人的愚昧、腐敗與無能再次成為美人官員的口頭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接下來的土改、三反五反、「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在西方人看來更是一團迷霧。有如中世紀對異教徒的瘋狂仇視，資產階級政府對世界上所有的紅色政權都心懷敵意。在他們的描述下，中國人都成了瘋狂的「紅色妖魔」。而那時的西方學者和青年大都思想「左」傾，對社會主義中國給予同情和支持，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抱以極大的熱情。在他們眼裡，革命的中國人是世界的希望所在。中西隔絕，再次回到想像與虛構的年代。

20年轉眼過去，中國的國門再次打開，突然打開的國門讓中國人和西方人對彼此都感到新鮮，中國人如饑似渴地引進西方的知識與理論，西方人也對中國人充滿了好奇。西方人終於看到中國人與前蘇聯人畢竟不同，他們「終於向資本主義邁出了第一步」，他們相信中國人正在走向西方。他們看到了中國人的某些「陰暗面」，但沒有過多地指責。

但後來西方人發現他們的夢想破滅了，在一場風波之後，中國除了變得更開放，更強大，其餘什麼也沒有發生。90年代，中國代替了蘇聯成為了西方的假想敵。一時間，在一些人眼裡，中國人成了西方最危險的敵人。尼克松提出中國威脅，《正在覺醒的龍——在亞洲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等高呼「中國威脅論」的著作紛紛問世。我們自己也想不通，中國人在西方人眼裡咋就成了這樣，這不得不讓我們想起19世紀的「黃禍論」，歷史似乎又來了一個輪迴。

全球化拉近了中國與西方的距離，經濟的持續發展使中國再次成為世界的焦點，西方人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國人。與以前不同的是，現在我們聽到的更多的是西方老百姓對中國人的切身感受。

最近報紙上一篇名為《老外看中國人美德與陋習》的文章記述了許多在中國工作的西方人對中國的評價：

中國人對父母的關愛和對老人的尊敬更是讓許多「老外」嘖嘖稱道。

在西門子公司北京分部實習的德國學生斯文·科切納對熱心的中國同事十分感激。他說：「他們總是十分樂意地幫助我解決任何困難。在德國，同事之間的關係遠沒有這樣親密友好。」愛好旅行的他在旅途中向中國人問路，也總能得到耐心的解答。

「總體來講，中國人友好而樂於助人，彼此之間也儘可能相互扶助。中國也有窮人，但政府和好心人至少會給他們提供食物和避難所。在一些西方國家，無家可歸者和乞丐要比這兒多得多，」在中國從事新聞工作的澳大利亞人約翰·伊文說。

然而，為一家中國媒體工作的紐西蘭人格雷格·衛切萊則指出，雖然中國人在小群體中保持溫文爾雅，在人多的公共場合卻常常表現得有失風範。

在擁擠的大城市裡，人們對秩序的視若無睹已經惹惱了很多「老外」。衛切萊說：「每當我排隊等候上車、買票或在快餐店點餐時，總看到有人插隊。」

無論是褒是貶，至少西方人看中國人的眼神終於變得平和了。中國在變，中國人的精神在變，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人的精神也在變化。

延續幾個世紀的目光仍在延續，透過這目光，西方人究竟看到了怎樣的中國人呢？有這樣一組關於西方人評價中國人的詞語，雖然簡略，卻可看出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人的大致的樣子。褒義詞：勤勞、節儉、友好、好客、有人情味、工作努力；貶義詞：世故、沒有禮貌、不文明、冷漠、虛偽、愛面子、拜金。如果要列舉的話，這種詞還有很多，說也說不盡。

六、凝視「第三隻眼」

古人云：每日三省吾身。古希臘人云：認識你自己。

唐太宗留下千古名言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西方人的眼睛是一面鏡子，多照照西洋鏡並沒什麼壞處。如果聰明一點，從這面鏡子里，我們不僅能很好地看清自己，還能從鏡子的折射中更好地看清西方人。

西方的月亮並不比中國圓，西方人眼裡也會鑽進沙子。

從西方人的眼睛裡，我們首先看到的應是我們自己。西方人的眼睛是一面鏡子，有些人天生是不喜歡照鏡子的，他們不相信那些獃頭獃腦的西洋人能真正地認識中國人。可問題是，西方人不能認識中國人的特性，中國人自己就能認識了嗎？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人要麼盲目自大要麼盲目自卑，所缺少的正是對自身的清醒認識。

事實上，無論是個人或一個民族要認清自己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公平的、清醒的認識。我們的生活中不是有「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和「知人易，知己難」等說法嗎？當西方人看我們的特性格外時，他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總是將我們的現象和他們自己的現象作一個比較。而好多東西尤其是精神的東西只有經過比較才能發現其獨特處，發現其優點與缺點。比如，說中國人「因循守舊」，這正是通過與西方人的進取精神相比較得出的結論。在沒有比較的古代中國，有誰提出過這個問題呢？再說，人類都有「護短」的心理，要承認自己的缺點是頗需勇氣的，並且往往有種種顧忌，而西方人對於我們的短處往往就能直言不諱地和盤托出。因此我們真要認清自己，深刻地了解自己，一方面自然是要靠我們自己來研究自己，分析自己；另一方面也必須有「第三隻眼」的存在，只有這樣才可能形成立體的認識，否則我們的認識只能是停留在一個平面上，而人的精神是尤為複雜的，單單的平面的認識是不可靠的。魯迅曾說：「了解與承認自己的弱點，不是恥辱，惟有不努力從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恥辱。」先生的話在今天看走來，仍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感。

但我們做事情又往往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最終走向事物的反面。現在更多的中國人倒不是去相信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評價，而是「言必稱希臘」，過於盲從了。以至一談到中國人的國民性，他們就咬牙切齒，先是將其批得體無完膚，然後再踏上一隻腳才甘心。說白了，在他們的眼裡，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國的圓。

既是鏡子它就和真實隔著一層，有時它甚至會是哈哈鏡。當西方人凝視我們時，他們的眼睛裡既有中國人的影像，同時也嵌著自身歷史文化的瞳孔，因此對中國人的反映有真實的一面，也會有變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會文化、政治因素所左右，誇大想像的部分，也有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的「盲點」。甚至還會有意無意地借中國這壺「老酒」，去澆他們自己心中的「塊壘」。

異域形象，不僅是對異域文明的真實反映，它往往是主體根據自身的傳統模式和自身需求進行重構，滲透著本土情感與主觀意念的創造物。因此，異域形象，既有真實，也有虛構；既能反映異域文明，又能表現本土文化精神。凝視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人看中國人的那撲朔迷離的眼神，我們不僅能看到他們的深刻，也能看到他們的自欺與欺人、虛妄與偏執、傲慢與偏見。當我們認清了這一點再去看西方人對中國人的那些千奇百怪、前後矛盾的評說時，我們就會見怪不怪了，西方人也都是些凡夫俗子，他們的眼睛並非火眼金睛。

魯迅先生在為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所著《活中國的姿態》的序文中曾寫道，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連江蘇浙江方面，大吃竹筍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現的一個證據。然而廣東和北京等處，因為竹少，所以並不怎麼吃竹筍，倘到窮文人的家裡或者寓里去，不但無所謂書齋，連硯石也不過用著兩角錢一塊的傢伙。一看見這樣的事，先前的結論就通不過去　了，所以觀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麼適當的結論來。於是這一回，是說支那很難懂得，支那是「謎的國度」了。或許中國人在西方人眼裡的難以理解，在這裡可找到答案了。

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人的形象變幻莫測，他們的眼睛裡始終夾雜著宗教、文化與政治的沙子，到現在，他們或許可以揉凈眼睛，對中國人看個真真切切了，但也有可能有些沙子鑽得太深太久，根本無法除去，或者舊的沙子沒有了，又會鑽進新的沙子也未可知。看來無論是中國人的自我評價也好還是西方人對我們的評價也好，我們都需要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

報上的一篇趣文談到現在中國人去了西方國家，西方人對中國人常有幾大疑問：

一是「你最震驚的事情是什麼？「因為以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覺得你們來自「黃土地」上那個至今還「大紅燈籠高高掛」的窮鄉僻壤，乍一到我們這燈紅酒綠的發達世界一定覺得頭暈目眩，應該有很多感觸吧！

二是「用筷子怎麼喝湯？」許多老外下功夫練習使用筷子，到了中國餐館就拒絕用刀叉，說是不使用筷子就吃不出中餐的滋味。可是有一件事許多外國人始終搞不明白，那就是用筷子怎麼喝湯？因為在他們的腦海里，中國人就是和筷子聯繫在一起的，這種認識一經固定，有些看似簡單的問題也變得難解了。

三是「為什麼中文這麼難？

許多外國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想學中文。但是往往練了一會兒「媽、麻、馬、罵」以後就有點泄氣：「為什麼中文這麼難？」中文對西方人來說有點難不假，但更要命的是西方人學中文有嚴重的心理障礙。在他們心裡中文就和中國人一樣如迷一般。在他們的語彙中，往往用「中文」這個詞泛指不可理喻之事、或看著新鮮但又沒有多少實用價值的東西。英語里有「中國迷宮」（CHINESEPUZZLE）的說法，任何晦澀難懂的事都可以用這個詞形容。另外，「中國盒子」（CHINESEBOXES）原指大盒子套一串小盒子的中國小玩藝兒，現引喻複雜之事。

四是「你會功夫嗎？」

走在國外的街頭，時不時一些外國人會莫名其妙地突然沖你划拳踢腿，嘴裡含混不清地說：kongfu（功夫）。原來這是些功夫愛好者，想與中國人交流一下體會。一旦聊起來，他們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會功夫嗎？」在許多外國人眼裡，中國人從小就練功夫。

這或許未必是普遍現象，但卻很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這裡既可看到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痴迷，也有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種種誤解。看來自己要看清自己不容易，別人要徹底看清自己也一樣不容易。

　天使還是魔鬼

「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小時候，我們常常會指著電影里的某一人物迫不急待地問父母。

世上的人千差萬別，但我們卻總愛簡單地以好壞類之。

中國人有13億之眾，其品性豈可一概而論，但在西方人眼裡，我們要麼是天使，要麼就是魔鬼。

崇拜與期望：中國——永遠的精神家園

到北京去，去瞻仰最偉大的人！

伏爾泰說：「東方是一切學術的搖籃，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來的」，所以應尊稱中國為「先生」。

波維爾說：「如果中國的法律變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歸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偉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我們只知道有許多中國人「崇洋媚外」，殊不知許多西方人也曾對東方文明充滿著崇拜。

對於西方人來說，發現中國的意義與其說是物質上的不如說是精神上的，對中國人的特異精神的發現與想像甚至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啟蒙的一個誘因與一面旗幟。正如伏爾泰所說：「歐洲王公及商人們發現東方，追求的只是財富，而哲學家在東方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和物質的世界」。中國的文官制度與考試製度，中國的聖哲文化與賢明統治，中國的語言文字與文學藝術，18世紀的歐洲啟蒙思想家們對來自中國的思想充滿著崇拜之情。

20世紀初的中國處處以西方為師，西方成為中國的「先生」，只是這位「先生」並不尊重中國這個「學生」而已，所以魯迅先生寫文章說，「為什麼先生總是打學生？」而在兩個世紀之前，情況卻正好相反。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說，對正處於啟蒙時代的歐洲來說，應尊稱中國為「先生」。他還說：「作為一個哲學家，要知道世界上發生之事，就必須首先注視東方，東方是一切學術的搖籃，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來的。」伏爾泰在盛讚儒家學說的同時，甚至還在禮拜堂里掛起孔子像，朝夕膜拜，並通過讚揚孔子來抨擊法國專制主義和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成為歐洲啟蒙運動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伏爾泰對中國的偏愛，還反映在他改編的《中國孤兒》一劇中。中國元雜劇《趙氏孤兒》是第一部傳入歐洲的中國戲劇。劇情發生在公元前7世紀，晉靈公時文臣趙盾和武將屠岸賈不睦，屠欲殺趙，後用計在靈公前誣告趙氏不忠，將趙家斬盡殺絕。忠於趙家的老醫生程嬰陷匿並撫養了趙家惟一倖存的後代，20年後報了冤讎。原劇有弄權、作難、搜孤、救孤、除奸、報仇等段落，伏爾泰摘選了搜孤、救孤的情節，希望體現一種道德影響，於是，將故事發生的時間往後移至元代，並把諸侯國內部「文武不和」改為兩個民族間的矛盾。改編的劇本描寫了成吉思汗入主中國後，搜求前朝遺孤，抓了遺臣盛締。盛締同程嬰一樣獻出自己的兒子，救出了前朝遺孤。盛妻奚氏與成吉思汗曾有舊情，於是成吉思汗提出條件，若奚氏肯異地改嫁，則他可以免於追究。但奚氏愛子愛夫，寧死不從，在場的成吉思汗深受感動，寬恕了所有的人。伏爾泰深信，該劇是第一流作品，有助於了解中國人心理，而把中國人民的道德顯示在法國人面前，勝過所有關於中國的論述。他說有關孔子的道德學說已包括在這五幕劇中，所以《中國孤兒》又名《儒家道德的五幕劇》，體現了伏爾泰「文明戰勝野蠻」的主旨。

狄德羅讚美中國儒學說：「只須以理想或真理，便可治國平天下。」霍爾巴哈說：「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當時一些啟蒙思想學者甚至認為，法國的得救與否，全賴於是否能夠充分吸收中國高尚的精神。對此波維爾在他的《哲學家遊記》一書中說：「如果中國的法律變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歸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偉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崇拜中國儒家思想的還有德國近代思想巨人萊布尼茨。萊布尼茨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在許多知識領域都有建樹。他極為推崇中國儒家思想。在其給法國宮廷顧問德雷蒙的長信中盛讚中國哲學，他寫道：「這種哲學學說或自然神論是從約3000年以前建立的，並且極有權威，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之前。」他認為中國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運行中確定不移的法則，要服從理性的法則就必須順天，以達到先定的和諧。

萊布尼茨的學術思想中滲透著中國文化的精髓，這在他的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方面表現得最顯著。1697年萊布尼茨開始同在北京的傳教士白晉神父通信，共同探討《易經》長達6年之久。他通過白晉神父了解《易經》，並對《易經》中類似二進帛的演算法極感興趣，他用對卦的數學配列順序深入研究，終於發現了《易進》的二進位原理，最後的研究成果就是萊布尼茲於1703年寫的《論二進位制演算法》。

萊布尼茨充分認識到中國文化對歐洲近代文化發展的重要意義。他呼籲歐洲社會重視東方源遠流長的文化，不要以為歐洲是最理想的美好社會。他認為，在東方幅員遼闊的大地上，還有一個有著更完善的人倫道德的民族存在，這就是中國。他鞭撻了西方社會只重物質經濟技術，而道德精神卻日益墮落的社會風氣，認為治療西方社會這種弊病的良藥是大力倡導中國重人倫道德、修身和睦的文化。他為此向歐洲社會發出忠告：「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於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正如我們派遣教士到中國去傳授上帝啟示的神學一樣。因為我相信如果任用哲人擔任裁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定會把金蘋果獎予中國人。」

18世紀的歐洲思想界，為了追求理性和現實生活的結合而大力讚揚中國，中國的思想文化成為歐洲啟蒙思想家們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啟蒙運動中的各家各派都能從有關中國的信息中找到自己的所需並將其視為榜樣。其中包括法國政治經濟學家、重農學派的代表魁奈。1767年，他所著的《中國專制制度》一書充分反映了這一學派對中國制度的欽佩。在魁奈去世之後，他的學生在悼詞中將他稱為孔子思想的直接繼承人。他為實現孔子教導和道德規範，以節制私慾、愛鄰如己、敬天愛人等作為行動準則，由此他也被重農學派門徒冠以「歐洲孔夫子」的尊稱。

以重農學派創始人而流芳百世的魁奈在政治上是一個開明專制制度的擁護者。他將中國看作是一個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曾說：「自然秩序為人類所有立法、所有政治、經濟及社會行動的最高原則。」他認為，中國正是由於遵守自然規律，才得以年代綿長，疆土遼闊，繁榮不息，並擁有一個穩定而持久的政府。這個範例證明了魁奈的經濟理論，即只有從事農業的民族才能組成穩固持久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有能力進行穩固的全面管理，確切地服從於自然規律的不變制度。因此，在這樣的場合，農業本身構成了這些國家的基礎，土地成為能夠滿足人民需要的財富的重要來源。在魁奈的建議和指導下，1756年，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國皇帝鄭重其事地舉行春耕儀式，以鼓勵法國農業的發展，並公開表示同意重農學派的意見。

　隨著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和對中國的殖民主義侵略戰爭的開始，中國人的形象逐漸變得黯淡了。當中國國門被西方炮艦打開以，顯現在西方人面前的並不是一幅美好的圖畫，原來那裡也充斥著腐敗與落後、愚昧與黑暗，而在殖民主義者的描述下她越發顯得醜陋不堪。但許多西方人尤其是學者們卻似乎不願意接受這個現實，中國人的美好精神已成了他們心中的一個夢，一個舍不去的美麗的夢幻。歌德描繪了一個陽光明媚的、童話般的中國：「……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

在拜倫筆下，中國也成為一個美麗的幻影。他的長詩《唐璜》中有這樣的詩句：大洋兩岸都是他的；從錫蘭，／印度或遙遠的中國開來的船／無一不為他卸下馨香的產品；……遙遠的中國開來的船。在這裡，中國只是一個象徵，一個關於虛無縹緲的遠方的象徵。

對於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一切形象，他們寧願將其虛化為一個理想之物而不去理會她的現實與真實。處於社會思想解放的時代，他們需要找到一個「先進文化」作為榜樣，需要有一個相異於自身的文化作參照系，也需要有一些外界文化的衝突與刺激，以此作為傳統思想堡壘的突破口。一個沒有基督的，有著孔夫子與康熙的中國文化的到來，正逢其時。有人評論說，中國的儒家思想文化之於歐洲的思想啟蒙運動，其結果是「拿東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話聽上去雖有自大之嫌，卻也不無道理。

到中國去尋求新的希望！

一戰讓羅素「覺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來越微」，於是他決定「到中國去尋求新的希望。」他說，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能讓地球「有更多的歡樂祥和」，而歐洲人的人生觀只能「導向破壞的效率最終只能帶來毀滅」。

紅色中國讓西方左傾知識分子感到興奮，他們說：「中國代表著人類嚮往烏托邦的最後努力，它的社會主義建設，比歷史上任何烏托邦實踐都更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20世紀90年代，一位德國學者說：「中國的發展給人們指出了一條擺脫全球資本統治的破壞性進程的出路，也使人們產生了一種對社會主義前景的希望。」

19世紀中期以後，對中國的崇拜熱潮消沉下去，但中國卻永遠地作為西方人精神上的「他者」而存在下來。地域上，他是與西方相對的遙遠而神秘的東方；文化上，他是不同於工業文明的鄉土精神；現實中，他們總是走著與西方不同的道路。他們通過這個「他者」來反觀自己，認識自己，尋求自己的所需。當他們陷入狂熱時，他們在他身上找尋平和；當他們趨於保守時，他們在他身上找尋激進；當他們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時，他們總能在中國找到新的希望。

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西方造成了普遍的信仰危機，西方人對在此之前一直充滿著自信的西方工業文明產生了深深的疑慮。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再次把目光投向遠方的中國，試圖在那裡發現精神的曙光。

大戰的浩劫給英國學者羅素「帶給我可怕的心靈痛苦」，對西方工業感到失望，「覺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來越微」。1920羅素訪問中國，試圖「到中國去尋求新的希望」。那時的中國正處在黑暗的年代，外敵入侵，軍閥混戰，官員腐敗，積貧積弱，勞動人民生活在在水深火熱之中。羅素對於中國的黑暗現實並沒有視而不見，他在《中國問題》一書中對這些現象一一予以揭露和分析。即便如此，他仍然對中國人讚歎有加，中西對比這下，他發現中國人所擁有的正是西方人所缺失的，這就是東方哲學，這或許正可作為醫治西方病症的一劑良藥。

在羅素看來，與西方工業環境的重壓相比，中國人的生活有著更多的樂趣。他說：「人生的樂趣，是我們生活在工業文明的時代，受生活環境重壓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東西。但在中國，生活的樂趣無所不在。」「我認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比英國人貧窮，但去到比英國人更快樂。」

與西方人的人生觀推崇競爭、開發、永不不滿足與破壞相比，中國文化中蘊含著更多的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因素。羅素警告說，現在那些自稱「文明」的國家，濫用封鎖、毒氣、炸藥、潛水艇和黑人軍隊，很可能在未來幾百年里互相殘殺，從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愛好和平的國家。而中國正是這樣愛好和平的國家，「中國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標，而不是追求白種民族都迷戀的戰爭、掠奪和毀滅。」「中國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襲數千年，若能夠被全世界採納，地球上肯定會比現在有更多的歡樂祥和。」中國的儒家學說教人自製、中庸與謙恭。中國人凡事都心平氣和，對自己有所約束，不走極端。所以「中國很少發生血淋淋的戰爭。在這樣的國度里，刀兵之災沒有我們厲害。甚至中國的孝道比起西方人的愛國，也要更有益於和平。羅素認為中國的孝道或許是孔子倫理中最大的弱點，但是「孝道再怎麼過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人的愛國」。他說，愛國主義是對作戰的某一方盡忠，孝道則不然。因此，愛國主義容易導致軍國主義。「為國盡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殺人」，「家族感情比國家觀念的危害要來的小。」

在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中，正確的道德品質比細緻的科學知識更重要。而「現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技術上的功效最可貴而道德則毫無用處。」「科學是我們的上帝，我們對它說：『儘管你會殺死我，便我仍然信任你。』於是，它便殺死我們。中國人沒有這樣的缺點。」

羅素尤其推崇中國的道家文化。中國道家倡導自然無為，主張「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而對於「佔有」、「自恃」、「支配」，白人國家和個人卻「趨之若鶩」，至尼采更把這一切歸結為哲學。羅素提到《莊子·馬蹄》中的寓言。馬有其真性，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於是燒之剔之，連之編之，飢之渴之。結果馬死之過半。羅素認為西方人所走的正是伯樂治馬的道路，其結果只能導致破壞。

羅素在中國各地的演講和其著作中都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期望。他本打算到中國教學，但最後還是離開了中國，他說：「日之久了之後發現我可以教他們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們可以教我的卻越來越多。」他呼籲中國要團結禦侮，發展經濟，重視教育，但不要一味「全盤西化」，要珍視自己的傳統美德。他說：「我期待中國人給我們一些寬窄的美德、深沉平和的心靈，以回報我們給他們的科學知識。」

二戰以後，著有《歷史研究》與《人類與大地母親》等歷史、文化巨著的湯因比在對全球性問題的關注與反思中也對中國文化予以極高的期望。他在《歷史研究》中對西方工業文明在地球上的盲目擴張採取了批判的態度。他認為，西方工業文明重物質輕精神，對自然界大肆掠奪造成嚴重的破壞，技術的高度發展使西方世界製造出威力巨大的原子武器與細菌武器，這使得人類隨時面臨著滅絕的危險。

湯因比認為克服全球性危機的惟一途徑是實現世界的永恆統一與和平，即應建立起一個符合憲法的合作的「世界國家」。而「世界國家」的建立僅僅有政治與社會方面的轉變是不夠的，價值觀與人類精神的根本轉變才是更為根本的方面。他認為政治與文化統一的模式中中華帝國的模式最值得效法，中華帝國自漢以後，既有統一的儒教意識形態，又有廣泛的宗教寬容性，使得它在保持廣大領土的有效統治的同時，又能吸收融合外來文明的因子促使自身文明的發展。中華文明不但有效地保持了幾千年的政治與文化的統一，而且中華文明具有「天下一家」的「全球」的觀點，因為在近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間，中國人有一種生活在統一的世界國家中的意識。他認為這種意識非常重要，因為「要避免生物圈的環境污染，以及資源枯竭等危險，依靠狹隘的政治國家是無能為力的，應該以整個地球的規模來克服它。今後的人類如果要免遭滅頂之災，就要像中國人曾在他們的地域上建立『世界國家』那樣，建立全球性的『世界國家』。」

無論是羅素還是湯因比，他們所看重的都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而至「紅色中國」的出現，中國形象又煥發出新的意義。對那些思想左傾的西方知識分子來說，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讓他們看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希望與未來，他們再次對她充滿了期盼。

斯諾的《西行漫記》開啟了紅色中國的理想化形象。在20世紀西方的左翼文化思潮中，中國形象扮演著重要角色。49年之前西方記者筆下的共產黨統治的「邊區」，「無乞丐，無鴉片，無賣***本關鍵字已替換***，無貪污和無苛捐雜稅」，幾乎是「一個柏拉圖理想國的複製品」，那是「一個生活在未來的光明中的國家」。50年代，革命的中國形象影響了法國的一代青年，如同啟蒙運動時代的復活，中國再次成為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嚮往的地方。20世紀60年代前後，他們中的許多人帶著這個信念來到中國。他們在紅色政權的盛情款待下，走同一條路線看同一些地方，從廣州到北京，從北京到延安、大寨……回到西方又說同一些話，歌頌這個遙遠、古老的東方帝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相信，像毛澤東領導的那種不斷的、徹底的革命，昭示了人類改變自身與社會的最新希望。

那些激進的「朝聖者」們，發現的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既不屬於傳統的中國又不屬於現代西方；既不屬於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又不屬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中國開闢了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解決了人類向自由與幸福進步的大問題。

比物質成就更為重要的，是紅色中國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價值。建國短短几年，中國的社會主義不僅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發展，而且還以不斷的革命來徹底改造人，完成歷史與人的進步，先是政治經濟革命，然後是「文化大革命」，這一切都讓西方激進的知識分子們感到興奮。他們眼裡的儘管並不富足，但是幸福，人民高尚淳樸、公而忘私、社會平等自由，這正是人類精神道德的榜樣。西方那些從紅色中國歸來的政治朝聖者興奮地說：「中國代表著人類嚮往烏托邦的最後努力，它的社會主義建設，比歷史上任何烏托邦實踐都更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初，許多西方的知識分子都誤以為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為此感到失望。但90年代初東歐巨變、蘇聯解體，他們很快發現蓬勃發展的中國成了社會主義的唯一的希望所在。我們看到，近些年來雖然不時有「中國崩潰論」或「中國威脅論」等等出爐，但這恐怕也只是少數人的驚世之論罷了。我們仍然能看到，許多西方學者熱衷於對中國道路的探討，熱衷於將中國的成就與東歐、蘇聯、印度的情況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往往是中國的道路是正確而光明的。

中國再次成為許多西方國家學習的榜樣。據說，現在俄羅斯官員到中國訪問，見面後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老大哥，我們是來學習的。」這或許會讓中國人聽起來不習慣，因為「蘇聯老大哥」在中國幾乎早已成了一個習慣用語了。一個中國官員在報紙上寫了這樣一件事，他去俄羅斯考察，結識了一位老列車長，他是個布爾什維克，他對蘇聯的解體、蘇共的解散感到萬分地痛心。臨行，他對中國這位官員說：「列寧講過，不要忘記東方。他很尊重孫中山。現在，寄希望於你們中國了。」

一位德國學者說：「所有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所取得的歷史性進步。他們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就能夠抗衡資本主義，並成為一種與資本主義形成對比的歷史性選擇。由於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資本主義似乎取得了勝利，而且也越來越不掩飾其在歷史方面的落後。共產主義者正在伴同這場圍繞社會進步展開的複雜的角逐，為中國13億人的福祉表示聲援、寄予同情和最良好的祝願。」「所謂社會主義在社會實踐中已經失敗的說法是錯誤的。社會主義在歐洲遭遇到後果嚴重的失敗，但這不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失敗。中國的發展給人們指出了一條擺脫全球資本統治的破壞性進程的出路，也使人們產生了一種對社會主義前景的希望。」他認為，當今的資本主義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其無能，在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加快的同時，它已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例如越來越多的國家發生社會劫難、暴力和戰爭頻仍、南北之間的鴻溝加深、環境遭到破壞、對地球資源不負責任地隨意開採等。「因此，現在世界越來越明確地要求成功塑造一個資本主義的對立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意義以及今天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也正在於此。」

中國正是作為一個對立面而存在於西方的視野之中的，即是對立面便意味著有時你會遭到敵視，有時你也會被寄予某些自身無法實現的希望與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