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起點問題

作者簡介：姜喜詠，男，中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武漢 430074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起點問題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關係的最初發生，及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傳播起點問題的前提性基礎性問題。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歷史起點是清政府外交使團對巴黎公社革命實踐的親歷親證，這是中國人和馬克思主義實踐的直接接觸、中西比照理解接受的開始，這一界定既尊重了歷史事實，也符合世界無產階級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般規律；邏輯起點是歷史必然性的積累和準備階段的節點，是邏輯的必然和歷史的可能的統一，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邏輯起點由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親自奠基，它就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的著作，它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理論聯繫的直接建立和邏輯論證的開始，宣告了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歷史必然性。

標題注釋：本文系湖北省高校馬克思主義中青年理論家培育計劃(第三批)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傳播學研究範式的反思與重構」(16ZD054)的階段性成果。

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歷史過程，「接受」與「傳播」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既內在統一又相互區別的兩個基本面，接受史與傳播史共同構成完整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①三十多年的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傳播史研究，在全面展現其進程和規律的同時，也暴露出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諸多現象和問題，由傳播史向接受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範式轉型勢在必行。與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傳播史研究一樣，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史研究，首先要追問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起點。

一、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起點問題研究的方法與意義

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史是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傳播史的姊妹篇。關於「史」的研究，首要的是界定闡明其歷史起點，緊接著在史實的基礎上分階段地再現式建構其完整歷史，然後在此基礎上以理論反思的方式確立其邏輯起點，梳理其內在邏輯的層次結構和運動軌跡，以概念範疇原理和基本觀點抽象地構建與歷史總體統一的辯證邏輯體系。因此，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起點問題研究首先應將其一分為二，即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再分別進行具體研究予以界定。顯然，這是最簡單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然而，深入史的內在的具體研究方法的探討要以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起點問題研究的意義為前提。

第一，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起點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起點的不一致性，客觀上存在的這兩個「起點」，有必要進行比較研究。接受現象和問題的發生是以主體的實踐和文化特性為基礎的，而傳播是以中國地域的客觀歷史環境為根據的，即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國內來的事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當然首指中國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又首先源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形式的接觸，這就意味著中國人在國外或在國外的中國人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機會和可能性比在國內大得多。歷史的機緣恰恰如此，在國內還不具備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外交官和留學生在歐洲和日本遠較國內早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這不是歷史的可能和邏輯的推斷，而是事實。理論界周知，最早興起於法國和日本的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及其團體，他們首先出版刊物，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然後向國內發展。顯然，他們在國外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學說和實踐，進而產生一些零碎模糊的認識，這本身是中國人最初的馬克思主義接受現象。而這與馬克思主義在國內的傳播不是一回事，這表明，接受的起點和傳播的起點是不一致的，因而須要分別界定和比較研究，這對於更深入具體地理解和認識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條件和必然性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起點問題的探究，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歷史聯繫的最初發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起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及三者關係的前提性基礎性問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何時在中國正式開啟傳播歷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起點問題，備受關注和得以深入研究，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是在何時產生歷史聯繫的問題，卻少見提及和追問。然而，後者是比前者更源始的問題，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後者的探究為前者的理解提供重要的理論基礎，是更加全面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傳播接受的歷史必然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性問題。顯然，從時間上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關係的最初發生，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要早，距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生則更早些。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關係的發生和發展，為開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進而開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一定的歷史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及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啟，本身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關係深入發展的內容和表現。

因此，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關係的建立或最初的發生問題，也就是非弄清楚不可的問題，否則，在歷史層面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傳播是如何發生的問題，是難以全面系統地講清楚的，或者說，理論邏輯層面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傳播的發生還缺乏全面的歷史邏輯支撐。更具體地說，所謂的「起點」研究，並不單純地是時間節點的確定，而是歷史長程的發生學研究，這個「歷史長程」顯然指的是「起點」以前的較長歷史階段。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傳播的歷史起點問題就是要遵循這樣的研究方法。這是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關係的最初發生」問題的理論根據。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關係的最初發生」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歷程的開啟問題，也就是本文探討的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起點問題。從學術邏輯上看，可以視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起點問題為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傳播起點的理論延伸和具體深化的問題，同時，由於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與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傳播也是兩個相對獨立的重大問題，因而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起點問題也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

二、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歷史起點

巴黎公社革命發生前夕，因「天津教案」的外交糾紛，清政府派遣崇厚等官員赴法道歉和談，他們意外地遭遇和見證了法國的這場所謂「叛亂」，隨行翻譯官張德彝將其記入了《三述奇》(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隨使法國記》為題名公開出版)。②「它反映了當時一位中國年青官員對於巴黎公社這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的觀感，這就使它具有異乎尋常的史料價值。」③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歷史起點是張德彝《三述奇》所載的清政府外交使團對巴黎公社革命實踐的親歷親證。這一事件給當事人的直接經驗及《三述奇》對先進中國人革命精神的鼓舞感染力量，是無法否認的。「一切觀念都來自經驗，都是現實的反映——正確或歪曲的反映。」④今天看來，代表清政府利益的外交使團對這場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實踐的「接受」是錯誤和可笑的，然而，根本重要的是它客觀地擺在了中國人面前，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因有中國人的親歷親證更顯其偉大，它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歷史進程。

關於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歷史起點的這一界定，既尊重了歷史的事實，也符合世界無產階級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般規律。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時，就遇到了傳統封建主義思想的頑固抵制，出現了『洪水猛獸論』、『破壞道統論』和『不適合中國國情論』」等中國能否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爭論。⑤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接受經歷了一個錯誤、模糊、混亂和爭論的歷史階段，這與馬克思主義誕生時期的接受狀況是大致相似的。「從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之初，「馬克思學說決不是占統治地位的。它不過是無數社會主義派別或思潮中的一個而已。」⑥無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對她的接受經歷了與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等形形色色非科學社會主義思潮的鬥爭歷程，直至第一國際徹底戰勝它們，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被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普遍接受，歷經近三十年。在無產階級革命轉入低潮的歷史階段，尤其是第二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又面臨著複雜的內部矛盾和資產階級思潮的干擾。馬克思主義自誕生至被全世界無產階級完整正確接受，走了一條曲折鬥爭的前進之路，這條路沒有終結，也不可能一帆風順。這就是世界無產階級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總體狀況和基本規律，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接受史與其並無二致。

理解這一歷史起點，也須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起點比較辨析。

首先，從廣義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傳播來看，這兩個「歷史起點」具有不同的側重點。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的「在中國」，主要是地域的概念，「在中國」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所主持的教會中文報刊《萬國公報》向中國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動機卻不在研究範圍之內，而這與接受有直接重要的關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接受」的「在中國」，雖然字面上也是地域的概念，但因為接受直接聯繫歷史主體，所以更側重中國人，包括海外的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有接觸的中國人。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來說，突出中國境內的地域性，主體被放寬了，在中國的外國人傳播馬克思主義，也可以視作廣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起點，而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接受」來說，突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這一主體性，地域則被放寬了，這二者的結合，才是比較完整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圖景。

另一方面，接受的發生，注重的是主體性，即主體對被給予的對象即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反應及理解的過程和表現，無論接受內容的正誤和效果，強調的是主體接受性。傳播的發生，注重的是傳播內容和形式的實際展現，至少要有一些真正符號性的語言，如「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或著作名的出現，強調的是客體符號性。中國人親歷親證巴黎公社革命的事件具有明顯的「接受」特徵，即中國人和馬克思主義實踐的面對面接觸，感性地見證、中西比照的理解和內心的恐懼衝突等。香港《華字日報》、《中外新報》的有關報道及隨後《普法戰紀》、《三述奇》的記述，傳播的是法蘭西亂黨亂民的一場悲劇性的叛亂，是站在清政府統治立場的意識形態宣傳，所建構的「事實」無關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沒有實質聯繫，並不能據此表明這些報道在傳播馬克思主義。⑦然而，更有利於理解當時的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狀況。

其次，從歷史事實看，當狹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接受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界定狹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開始傳播，主要考察傳播主體「能否真正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內化到民族靈魂之中去」，「它要求在傳播過程中接受者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⑧此前，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肖像及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觀點的「介紹」，即早期維新人士、早期中國國民黨人、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中國社會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然而，這些總體上都是「膚淺、片面的，不成系統」，「實際上是各種社會主義思潮、資本主義思潮與封建主義的混合體，馬克思主義從來不佔主流地位」，他們也「並非信仰，更不打算付諸實踐」。⑨況且，「由於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他們並沒有理解馬克思學說的實質，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⑩。不可否認，這些「介紹」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質性傳播奠定了一定的歷史基礎。「在五四運動的熱潮中，李大釗把他負責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編成『馬克思主義專號』，發表了著名的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它標誌著李大釗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1)，這一事件成為狹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起點。因為它是十分自覺和比較準確、系統、大規模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開始，標誌著中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進入了實質性統一的歷史新階段，一大批真正接受並始終不渝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出現了。正如毛澤東坦言：「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12)

總之，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高潮的巴黎公社歷史時期，在國內馬克思主義傳播還沒有真正開始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在境外實際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接受歷程，此時，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直至五四時期才真正開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真正有意義上的傳播」(13)。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與傳播脫節悖論的這一現象，是近代中國「古今中外」歷史文化矛盾共時匯聚又實則嚴重脫節的複雜條件決定的。

三、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邏輯起點

依傳播學範式，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和傳播是歷史的必然，表現為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支流到主流再到國家主導意識形態的百年發展傳統。這個歷史必然性就是由歷史可能性成長為歷史現實性不斷匯聚發展而來的強大歷史洪流，而這個歷史的可能性就是這個歷史生髮和擴展趨勢的邏輯起點。這個邏輯起點屬於歷史本身，形式上是主觀的，是歷史主體意識到歷史客體可能發展的起點。例如，由物物交換髮展為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形成商品流通，促進了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又蘊涵著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即買與賣的時空分離和脫節，已經潛藏著危機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是經濟危機的邏輯起點，它雖然還不是現實，但是必然會在商品流通的不斷發展中逐步實現。

可見，邏輯起點是歷史必然性的積累和準備階段的節點，是一種邏輯(理論)的必然和歷史的可能統一，邏輯起點先於歷史起點，是歷史的癥候，邏輯開啟時，歷史的矛盾開始孕育，歷史開啟時，邏輯如影隨形(行)。當邏輯起點轉化為歷史起點，進而發展為歷史長河的必然過程時，邏輯起點就成為理論的原本，成為歷史主體理解分析診斷歷史進程，運用邏輯的力量關注歷史進展，推進歷史又好又快發展，同時將歷史發展的經驗教訓上升為理論化系統的總結概括的元點(典)，這時邏輯起點就可能發展為理論(體系)。因此，研究邏輯起點，並非邏輯主義，而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歷史(起點)的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歷史必然因巴黎公社革命的爆發而得以實現，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歷史由此開始。在巴黎公社革命以前，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還只是一種邏輯的必然，這個必然的邏輯向歷史的轉化就生髮出一個邏輯的起點，它是邏輯歷史化的開始，是歷史可能性積累的開始。因此，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歷史起點的背後，還有一個邏輯起點。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接受馬克思主義實現徹底解放和全人類最終解放的邏輯起點。對於還未開啟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歷程的各民族國家來說，這個邏輯起點還是最一般的抽象，只有它的具體化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開始觀照統攝這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時，才成為真正的邏輯起點，即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開始實現於這個民族國家的起點。

此外，接受學理論也可以確定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邏輯起點。接受學理論認為，作者給予文本的原始意義是讀者接受的意義基礎，它是讀者此後建構文本更加豐富開放的歷史意義本質的邏輯起點，作者實際上是第一(個)讀者，正是作者本人開啟了文本接受的先河，作者是接受史由此展開的「始作俑者」，作者的寫作、闡釋和說明等就是這個文本接受的邏輯起點。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的「文本」。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邏輯起點，就是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潮流逼近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理論聯繫的直接建立和邏輯論證的開始。因此，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邏輯起點，是由其創始人即馬克思恩格斯本人親自奠基的，它就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的著作，(14)它們宣告了中國接受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從接受學範式看，馬克思本人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原創性理論貢獻。1853年，35歲的馬克思，開始了熱情地訴諸文字的關注中國、同情中國和研究中國。同年5月20日，他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的《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收錄《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第一篇論文)一文，將中國的王朝納入了世界歷史視野中，將中國作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來考察其發展走向，分析總結了中國太平天國革命及鴉片戰爭的歷史過程和世界意義問題。第一次由他本人對古老中國尤其是近代中國進行了世界歷史的分析，成為中國人認識自身歷史的最直接、最權威、最珍貴的理論文本，至今仍然是分析中國近代史時的根本遵循，發揮著重大的理論作用，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文獻，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元典，是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的第一參照，具有無可懷疑的科學性和超越時空的價值性，對中國人接受和實踐運用馬克思主義，具有直接的理論指導和理論示範意義，為中國人長期堅持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理論和情感上的極大支持。這些著作中的思想觀點方法，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元理論；這些著作進一步內在地延伸和發展為列寧斯大林論中國的著作，(15)它們共同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學習和接受，成為認識中國、發展中國的元典話語，全面深入地融入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之中，具有長遠的理論指導意義和深遠的教育啟迪價值。

認識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邏輯起點，有利於更科學和深刻地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必然性，然而，其意義遠不止於此。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的不斷勝利和深入，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越來越豐富，其指導作用將越來越強大管用，人民的理論自尊和自信不斷增強。然而，絕不能因此削弱對(狹義)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堅持，從而淡化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主觀地抬高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而將其與狹義馬克思主義並列，甚至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取代狹義馬克思主義。當前，有人認為只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才具有真正的指導意義，才是真正管用的，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既不能直接適用於中國，也不再需要了。改革開放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階段，在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宣傳教育過程中，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有時甚至十分嚴重，如視之為「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頂峰」。因此，需要經常回到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邏輯起點，再進一步回到馬克思主義之中國接受的邏輯基礎即狹義的馬克思主義，保持清醒的理論頭腦，在堅持發展狹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不斷證明和繼續堅持發展狹義的馬克思主義，實現二者內在的統一。總之，永遠要踐行毛澤東在西柏坡的告誡：「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16)，同時把「我們黨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永遠保持下去。(17)

來源：《觀察與思考》2016年第9期

注釋：

①姜喜詠：《從「傳播」到「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範式轉型》，《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1期。

②鍾叔河：《巴黎公社目擊記稿本的發現——介紹張德彝的〈隨使法國記(三述奇)〉》，《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

③陳叔平：《巴黎公社與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7頁。

⑤侯國棟、辛國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⑥《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頁。

⑦庄福齡：《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頁。

⑧彭繼紅：《傳播與選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1899-1921年)》，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頁。

⑨田子渝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北京：學習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頁。

⑩唐寶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11)《思想的歷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百年傳播》，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

(12)轉引自[美]斯諾：《西行漫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1頁。

(13)朱成甲：《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與李大釗歷史作用問題的探討》，《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

(14)《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最早於1937年由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1938年在我國以解放社名義重印，新中國成立後人民出版社多次修訂再版，最近一版由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該書收錄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文章18篇，其中，馬克思的15篇，恩格斯的3篇，和19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各種著作及書信中有關中國的論述摘編若干，總計約12萬字。恩格斯早在1847年《共產主義原理》中首次提到了中國。

(15)《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最早於1950年由解放社結集出版。

(16)毛澤東：《在一九五三年夏季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8月12日)。

(17)《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再訪西柏坡側記》，《人民日報》2013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