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創辦《理論動態》小刊物發揮大作用
摘自：《回首1978：歷史在這裡轉折》 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有人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了質疑，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形勢驟然變得緊張起來，「在當時的高壓之下，已是一片鴉雀無聲。有人已經開始作沉痛檢查。」正是在這種壓力之下，胡耀邦甚至萌發了「冷卻一下」的想法。
關鍵時刻，鄧小平公開表示，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說，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過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
小刊物發揮了驚天作用，胡耀邦說，我死後要寫上一筆
說起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不能不提到一份刊物，這就是胡耀邦創辦的《理論動態》。就是這份一開始並不起眼的小刊物，在發表了一篇舉國矚目的文章後，它的影響也隨之擴大。
早在延安時期，胡耀邦曾邀請毛澤東寫一篇文章。毛澤東很快就寫出來了，這就是後來收集在《毛澤東選集》里的第一篇短文《反對自由主義》，但它最早發表在胡耀邦主辦的油印刊物《思想戰線》上。當時，王明還在莫斯科。毛澤東準備等王明回國後再同他論戰。胡耀邦後來談起這件事還說，《實踐論》、《反對自由主義》就是理論上、思想上的準備，如果沒有這個準備，就對付不了王明路線，打不開抗日戰爭的局面。
胡耀邦由此聯想到，如果沒有新的思想準備，也就無法進行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於是，他萌發了創辦一個理論刊物的想法。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黨校走馬上任後不久，中央黨校召開了整風會議。6月4日，即會議結束的當天，胡耀邦主持召開了一個只有10個人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中央黨校的教學問題。在這次會議上，胡耀邦提出了創辦刊物的設想。其實，這個想法已經在他的腦子裡醞釀了好幾個星期。胡耀邦建議，先找幾個人籌備，其中包括孟凡、沈寶祥、吳振坤、劉立中等四人。胡耀邦還表示，在創刊的兩個月里，每一篇文章都由他來定稿，至少負責搞兩個月。
據胡耀邦身邊的人回憶，當時，耀邦同志考慮到，黨校只讓幹部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不夠。有些是非要顛倒過來，必須寫文章，用評論來提高幹部的思想認識水平。所以，「他就有了還要辦一個刊物的設想」。開學前不久，耀邦找來10多個人座談，他專門講了按勞分配的問題。講完之後，整理成《談談按勞分配》。他是這樣考慮的，大批幹部進入中央黨校，只讓他們讀那幾篇經典著作還不行，還要給他們講一講對現實問題的看法。於是，胡耀邦在發表那篇《談談按勞分配》的講話之後，就決定辦一個刊物，一期登一篇文章。他說，現在新問題很多，需要我們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加以回答。「當時我們都贊成他的倡議」。
6月6日，胡耀邦把刊物編輯組的幾個人召集起來開了第一次會議，談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說，刊物的內容寧可少一些。每期發表一篇文章，最多兩篇，只發理論文章，政策問題少涉及一些。二、三天出一期，每個月出9至13期。刊物的名稱叫《理論動態》，這是一個面向黨內領導幹部的思想理論性質的內部刊物，發行對象是中央領導同志、各省的幹部，還有黨校的同志，以及理論部門的工作者。在6月22日的會議上，胡耀邦提出，如果二、三天出一期來不及的話，就改為5天出一期。每篇文章大約2000字，無論如何不能超過4000字，三、四頁紙。在談到刊物的作用時，胡耀邦表示，第一，使領導幹部及時掌握理論研究方面的動態；第二，澄清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7月12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主持召開理論座談會，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學習輔導問題。此前，《人民日報》於5月1日發表了華國鋒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而寫的文章《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認為貫穿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的原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把社會主義革命繼續進行下去。其中還提到：「文化大革命」，總的來說，就是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同黨內走資派的鬥爭。
所以，在座談會上，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的吳江就如何理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談了幾點看法。他說，第一，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任務當做整「走資派」，否則會被某些野心家用來「打倒一切」；第二，「繼續革命」的任務應當包括經濟基礎方面的革新和技術革命，也就是生產方面的革命，實現四個現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學技術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有人認為「不斷革命」就是「不斷反右」，這不是毛澤東思想。
胡耀邦聽了很高興，稱之為思想理論上撥亂反正的第一聲號角。為了辦好這個刊物，胡耀邦已經準備了幾篇文章，但第一期需要發表什麼樣的文章，胡耀邦還沒有確定下來。就在這時，吳江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極大興趣。所以，會議結束後，胡耀邦於當天晚上找到吳江，讓他把自己的觀點整理成一篇5000字以內的文章，準備在《理論動態》創刊號上發表。
根據原先的安排，《理論動態》第一期準備於9月出版，因為那時中央黨校正好開學。考慮到鄧小平在此之前已經對「兩個凡是」提出了批評。所以，胡耀邦決定將《理論動態》第一期提前出版。
按照胡耀邦的吩咐，吳江在第二天就把文章寫出來了。隨後，他把文章送給了胡耀邦。文章於7月14日列印成清樣，胡耀邦看過之後，讓他的秘書將文章送到了印刷廠。7月15日，《理論動態》第一期正式出版，發表了吳江寫的《「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一文。編者還加了一段說明：在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過程中，同志們針對「四人幫」長期以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提出了不少問題。7月12日，我校邀請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談。哲學教研室主任吳江同志提出了如何完整地、準確地領會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我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值得很好地弄清楚，特將他的發言刊登……
這期《理論動態》共印了300份，發行的對象是由胡耀邦確定的。據當事人回憶，中央黨校的同志拿到刊物後，「立即就有比較強烈的反應」。沈寶祥將這一情況反映到胡耀邦那裡，胡耀邦同樣很高興。
這裡有個細節問題。吳江回憶說，胡耀邦之所以敢在《理論動態》第一期上發表這樣的文章，「原來是經鄧小平的認可」。吳江還說，胡耀邦後來在同他談話時說過：「我把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胡耀邦的女兒滿妹在《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寫道：7月13日，「父親看了題為《『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的文章，非常讚賞，馬上送給鄧小平審閱。鄧小平看後，認為這篇文章是好的。」
可是，沈寶祥覺得這不大可能。他說：從時間上看，7月12日上午，吳江同志發言。7月12日晚，胡耀邦同志找吳江同志，讓他將發言撰寫成文章。7月13日，吳江同志寫成5000字的稿子。7月14日，吳江同志將稿子送給胡耀邦，未經耀邦同志仔細審閱，秘書即將稿子送至印刷廠排清樣。7月14日下午，排出清樣後送給胡耀邦，他當即審閱定稿，並即送印刷廠正式付印。7月15日上午，刊物發行。所以，「從時間上看，胡耀邦同志沒有可能在事前將此稿送鄧小平同志閱看。」而且，沈寶祥還說，從當時的工作關係來講，「胡耀邦同志也不大可能採取這種做法」。不過，孟凡寫的一份彙報提綱可以證實吳江的推測。他在1978年1月給中央黨校負責人寫過一份工作情況的彙報，其中有一條是對已經出版的《理論動態》各期的反映。他寫了這樣一句話：「鄧副主席親自看過動態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問題。」據孟凡說，這是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同志在電話中告知的。
到了這個時候，實際上已經很清楚了。鄧小平看到的可能不是《「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一文初稿，而是發表在《理論動態》第一期上的正式文章。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鄧小平確實看過這篇文章，而且還表示贊同。
文章發表後，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果？用當事人的話說，僅文章題目本身就使人感到「震驚」。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一年多的時間裡，「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一直被奉為經典。就在《理論動態》第一期出版之前，華國鋒還在說：「毛主席為我們黨制定了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把社會主義革命繼續進行到底的路線。」而且，這是他在為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而寫的文章中所說的話。在當時，這個理論是不可懷疑的。在這樣的形勢下，《理論動態》居然發表文章要對這個理論進行探討，這已經是夠「大膽」的了。
不可否認，文章也有它無法克服的弱點。這就是，它沒有完全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甚至還肯定它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著重闡明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但作者畢竟對其中的一些觀點提出了質疑，這已經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了。單從這一點來看，文章顯然觸及到了當時一個最大的實際問題，不僅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大吃一驚。」
就在這時候，中央黨校開學了。吳江第一次給學員上的就是哲學課。之後，他又作了一個專題報告，著重講了兩條戰線鬥爭的問題，提出要既反右，也反「左」。他解釋說，自50年代以來我們一直反右，不準反「左」，認為社會主義時期只有右的錯誤而沒有「左」的錯誤。結果，在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年輕人的頭腦里，沒有「兩條戰線鬥爭」的概念。中共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幫」的路線說成是極右或形「左」實右或假「左」真右。總之，人們不知道「左」為何物，談「左」成為最大的政治禁忌。
吳江在報告的第一部分講了「兩條路線」和「兩條戰線」的關係，在第二部分批判了「四人幫」的實用主義哲學。在這部分里，他講了判斷路線方針是非的標準問題。他說，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證明路線的正確與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論範圍內解決，而要從社會實踐的結果來證明，看它是否對發展生產力有利，是否為社會主義、為人民群眾帶來了實際利益。」也就是說，「實踐標準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無論是林彪，還是「四人幫」，他們「把實踐標準踐踏得一錢不值，自己另立一個標準，就是權力標準。」誰在台上，誰有權，誰就有正確路線。官越大，權力越大，路線的正確性也就越大，「這可以說是一種權力拜物教」。後來，吳江把「兩條戰線」這一部分摘要發表在《理論動態》上。
10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文章，產生了不小的影響。10月12日，胡耀邦在《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說，這篇文章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毛澤東思想的觀點，談了黨內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觸及了幾千萬人的問題。他鼓勵說，你們要敢於觸及實際問題，不要害怕，形勢畢竟不同了。胡耀邦在創辦《理論動態》之初，就對辦刊方針提出了明確要求。他說，現在社會上有些刊物過於脫離實際，對現實問題不感興趣，特別是一些政治理論刊物，號稱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實際上書卷氣很重。他表示，《理論動態》要「對現實問題發表意見」。〔10〕他還在一篇送審稿上寫了這樣一段話：「《理論動態》切不可繞開當前全黨性的重大思想理論問題的矛盾走。如果繞開，質量要立即降低。」
在當時的情況下，胡耀邦提出的辦刊方針，體現了相當大的理論勇氣。由於貫徹了這樣的辦刊方針，《理論動態》在撥亂反正中起到了帶頭作用。
《理論動態》第6期發表了《按勞分配是否必然產生資產階級分子問題的探討》一文，明確斷定：按勞分配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如果認為按勞分配必然產生資產階級分子，不僅在理論上講不通，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不存在。文章實際上批駁了「文化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的理論依據。
胡耀邦調到中央組織部工作後，仍然沒有放下《理論動態》。臨走時還特意設立了一個「理論研究室」，將《理論動態》的編輯工作交給這個研究室，作為它的主要任務。
12月15日，《理論動態》第31期發表邵華澤的文章《文風和認識路線》，實際上提出了真理標準問題。邵華澤在文章中談了三個問題。第一，客觀事實是第一性的，還是人的主觀認識是第一性的？他認為，客觀事實是第一性的，認識則是客觀存在的反映。注重客觀事實，就是注重唯物論，這是馬克思主義文風的起碼要求。既然事實是客觀存在的，那麼，人們只能按照事實的本來面目去認識它，而不能按照主觀的需要任意去解釋、利用。否則，「還有什麼真理可言？」第二，用一般指導具體，還是用一般代替具體？對此，邵華澤在文章中寫道：認識具體事物，不能離開一般原則的指導。但是，一般又不能代替具體。「如果以為有了一般的原理、原則，就可以不費力氣，不調查研究，那就必然陷入唯心主義。」第三，檢驗工作好壞、水平高低的標準是看實踐，還是看別的什麼東西？由此看來，作者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了真理的標準問題。他明確寫道：「真理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在「四人幫」橫行時，一些常識性的問題都被他們搞亂了，必須一一糾正過來。邵華澤認為，判斷一個幹部能力強不強，要看實踐，看他工作的實際效果，看他的行動是否給人民帶來了好處以及這種好處的大小。判斷一篇報道水平高不高，要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眾的實踐，是否經得起客觀實踐的檢驗。絕不是抄馬列的詩句多就是水平高。「那種看上去句句有本本根據，可一點也不解決實際問題的文件、報告、文章，有什麼水平？」應該「丟到廢紙簍里去」。1978年1月9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
12月25日，《理論動態》以《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反對對自己的不科學評價》為題，編髮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幾條語錄，還加了編者按。這一期《理論動態》發出後，在外界引起強烈反響。有人叫好，但也招來質疑。據當事人回憶，有人簡直就是「憤怒」，氣勢洶洶地責問《理論動態》究竟「要幹什麼？」把矛頭「對準誰？」
隨著1978年新年的臨近，胡耀邦讓《理論動態》組的同志寫一篇題為《以怎樣的精神狀態跨進新的一年》的文章，以迎接新年的到來。12月30日，第34期《理論動態》發表了這篇文章。《人民日報》社的人看到這篇文章後，決定轉載，就打電話給《理論動態》組，還詢問起署名的事。胡耀邦得知後，考慮到報紙既然能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文章，《理論動態》也可以有自己的「特約評論員」。於是，動態組的同志打電話將此事告訴了《人民日報》社。但不知道什麼原因，《人民日報》在1月2日轉載這篇文章時用的是「岳平」的名字。據推測，這個名字就是「特約評論員」的縮寫。此後，「岳平」也就成了《理論動態》的一個筆名。
1月31日，胡耀邦在中央組織部的秘書打來電話說，華國鋒說這篇文章寫得好。還說「新時期，新任務，新要求，多謀善斷，提法很好。」此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將召開，華國鋒還讓《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參考這篇文章。據說，12月30日出版的《理論動態》於當天送到華國鋒手裡，他看了後很欣賞。還問《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的人，是否看過這期《理論動態》？認為第34期的文章寫得很好，觀點也不錯。他還稱讚說，文章中提到的「多謀善斷」非常重要，現在面臨著一個重新學習的問題，怎樣學習，就是要「多謀善斷」。他讓起草組認真看一看，好好學一學。作者在文章里究竟寫了些什麼使華國鋒都覺得很好？文章一共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新的課題」。實際上是在討論當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作者指出，現在，我們面臨在本世紀末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起點。這是又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中國這樣一個人口佔全人類四分之一、經濟基礎薄弱、科學技術落後的大國，要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紀內，從鄉村到城市，從農業、工業、國防到科學技術，全面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無論是從國內角度來看，還是從世界範圍來看，都是驚天動地的歷史壯舉。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是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從人們的物質生活到精神面貌的深刻改造。它的成功，不但將改變整個中國的現狀，而且將影響世界的革命進程。「四人幫」雖然被打倒了，但是，「四人幫」在物質和精神方面造成的困難，尚待我們繼續克服。被「四人幫」破壞了的，要百廢俱興。被「四人幫」搞亂了的，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作者還說，為了適應新時期的新任務，我們要樹雄心，立壯志，要有一種奮發圖強，百折不撓，敢破敢立，腳踏實地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要求我們在新事物面前，具有高度的革命敏感性和革命果斷性。」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善於學習」。作者寫道：我們的領導和思想水平，我們的經驗和知識，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要更好地適應新的歷史任務提出的要求。我們要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必須具備革命者的一種可貴品質，就是對新鮮事物的敏感。有的同志缺乏這種敏感，不善於學習新東西，思想套上了精神枷鎖，工作掉進了事務深淵。「四人幫」製造了一系列精神枷鎖，設置了一系列思想禁區，使人們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不接受新事物，怕研究新問題。「四人幫」的這種流毒極為嚴重，必須肅清。除此以外，心有餘悸，怕擔風險，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等等消極的東西，也是束縛思想的精神枷鎖，「應當統統去掉」。要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打碎精神枷鎖，跳出事務深淵，以高度的革命敏感去接受新事物，研究新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提高領導水平，改進工作方法，使自己的思想不斷更新，始終走在四個現代化這場偉大革命運動的前頭。」
文中提到的第三個問題是「多謀善斷」。作者指出，現代化這場偉大革命帶來的迅猛發展的新形勢，不但逼迫我們要有對新事物的高度敏感，還要求我們在新事物層出不窮的環境中善於作出判斷，把革命的敏感性同革命的果斷性結合起來。「這就是毛主席一貫教導我們的，要多謀善斷。」
什麼叫多謀？就是「與多方面商量，向多方面作調查。」我們了解情況，制訂方案，要多聽各方面的意見，多研究各種材料，走群眾路線。有的同志與相同意見的謀得多，與相反意見的謀得少，與幹部謀得多，與群眾謀得少。這樣，了解情況就不全面。「我們不僅要與左右的幹部謀，更要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謀；不僅與相同意見的同志謀，更要注意與不同意見的同志謀。」既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見，「你就應當與他謀，看看他的意見怎樣。」謀的方法很多，如開調查會、座談會等。要了解農業情況，解決農業問題，就上農村生產隊去謀。要了解工業情況，解決工業問題，就上工廠車間去謀。要了解科研情況，解決科研問題，就上研究室去謀。要了解教育情況，解決教育問題，就上學校課堂去謀。要了解商業情況，解決商業問題，就上商店櫃檯去謀。要了解軍隊情況，解決軍隊問題，就上連隊去謀。總之，「一切新事物都出在第一線，領導人員的頭腦，只能起一個加工廠的作用。我們要使自己的頭腦跟上迅猛發展的新形勢，必須多謀於各條戰線的第一線。」
什麼叫善斷？就是「在多謀的基礎上善於判斷，善於下決心，少謀武斷不行。」窮於應付，無法邁開腿上第一線去，根本不同人家商量，就下判斷，這叫武斷；還有一種，有謀無斷，想來想去，猶猶豫豫，下不了決心，不果斷，也不行。「多謀就能穩准，善斷就能好快。」為此，作者在文中還講了一段有關袁紹的故事，說：袁紹出身望族，四世居三公位，在封建士大夫中威信很高，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兵強馬壯，有幾十萬軍隊，號稱長戟百萬，胡騎千群。那時曹操只有四萬兵。可是幾年之間，袁紹就被曹操徹底打垮了。曹操部下有個參謀叫郭嘉，批評袁紹的要害是「性遲而多疑」，「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既不敏感，又不果斷，結果垮了台。
作者由此認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武器，有一整套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可以做到多謀善斷」。這篇文章得到華國鋒的贊同，很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文章肯定了「抓綱治國」的方針。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1978年是抓綱治國三年大見成效重要的一年」。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我們應當以怎樣的精神狀態跨進這新的一年？」這當然很合華國鋒的口味。第二，雖然作者提出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但畢竟沒有直接批評「兩個凡是」。所以，文章的主基調是華國鋒可以接受的。幾個月後，《理論動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此後，華國鋒也就不再支持這個刊物了。
1月5日，《理論動態》發表《農村集市貿易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嗎？》。4月15日，又發表了《怎樣看待正當的家庭副業？》。兩篇文章批駁了多年來一直盛行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說法，認為農民經營的自留地和正當的家庭副業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以這種從屬性的經濟為其存在的主要基礎的集市貿易，「當然也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文章說，保留社員家庭副業有其客觀必然性，如果把家庭副業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割掉的話，就是在實行一種「愚蠢」的政策。這兩篇文章後來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引起很大影響。
《理論動態》有這麼大的影響，主要還在於它「燃起關於真理標準討論之火」。作為一個面向共產黨的領導幹部的思想理論刊物，《理論動態》以其內容和特點見長，在共產黨內產生的巨大影響是可想而知的。胡耀邦在談起這一刊物的作用時說，別看這個刊物小，辦好了以後，「等於我們辦了另外一個黨校」。真理標準大討論開展起來後，《理論動態》的影響就更大了，以至胡耀邦在同《理論動態》組的成員談話時頗為深情地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死後，要寫上一筆，生前辦過《理論動態》。
幾乎就在同時，鄧小平對胡耀邦誇獎說，你們的《理論動態》，班子很不錯啊！你們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一些書啊！不要搞散了，這是個好班子。
摘自：《回首1978：歷史在這裡轉折》 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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