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略書評 | 民主為什麼沒有終結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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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為什麼沒有終結民族主義？

鄭渝川| 文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國際關係研究學者、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傑克·斯奈德所著的《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探討了一個讓很多人感到尷尬的問題，民主化為何、在什麼情況下會促成民族主義衝突。

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後，蘇聯帝國轟然坍塌，南非也終結了種族隔離制度，這些被認為是民主自由獲得不可扭轉的重大勝利的標誌，有種說法是「歷史的終結」。人們認為，戰爭、衝突因此變得過時，世界將走向一個更加和平、安全和繁榮的未來。但讓人們始料不及的是，20世紀90年代，在中東歐國家上演了令人驚懼的民族衝突，而在非洲的不少地區，多次出現了種族屠殺。政治學家不情願的看到與他們預言截然相悖的現象接踵而來：冷戰均勢被打破，新興民主政體下的國家對於和平沒有興趣，他們挑起有關主權和領土的衝突，而在這些國家的內部，民族主義政客也熱衷於挑唆族群、種族矛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針對20世紀90年代以及之後至今，在全球許多地方出現的民主化亂象，一些學者開始巧妙的使用包含了種族歧視內核的文化理論，來解釋這一切，即西歐國家、美國、日本之外的其他國家缺乏民主轉型的必要文化基因。但這種說法顯然也站不住腳，因為同一文化、種族構成，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民主化轉型情況卻往往大相徑庭，不僅亞洲、拉美、非洲同樣有相對平穩保持所謂威權體制或民主轉型局面的政體，而且所謂具備民主文化基因的歐美國家，事實上也曾長期處於民族主義情緒高昂的階段。

沒錯，你顯然會想到德國。一戰結束後，魏瑪共和國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民主國家，按照政治學家的一般說法，狹隘的民族主義終使其滑向了好戰復仇，終結了民主政體，更掀起了罪惡滔天的種族大屠殺、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民主化與民族主義化如何兼容？

其實，不光是德國，歐洲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個代表英國和法國，民主化與民族主義化進程同樣高度重疊。傑克·斯奈德在《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同時將德國、英國、法國、塞爾維亞納入觀察。這樣做的好處在於，可以打破被高度神化、完美化的民主化迷思，也有助於澄清一些學者對於民族主義的妖魔化，找到將民主與民族主義融合的可行路徑。

在所謂的日不落帝國的輝煌歲月（18、19世紀），英國頻繁對外開戰，除落敗於美國獨立戰爭，並受挫於19世紀末與布爾人的戰爭之外，英國總是戰爭的贏家。傑克·斯奈德指出，「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是英國18、19世紀中葉採取帝國主義政策的主要推動力」，包括那些在19世紀獲得或擴大了政治權利的中產階級，也成為英國好戰政策的支持者。但為什麼在19世紀後期之後，英國人開始變得相對審慎起來，越來越不願意本國政府對外強硬及開戰？傑克·斯奈德給出的解釋是，當時的英國開始面臨愛爾蘭大眾民主運動，這很大程度上牽扯了英國政府和公眾的精力，並且，英國人非常現實，在美國、俄國、德國紛紛崛起的19世紀後期，維持現有地盤顯然要比繼續擴大擴張更符合成本考量。

更重要的是，英國民主化是分階段實現的。英國對外擴張最為迅猛的階段，這個國家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投票權，英國金融精英和商業化貴族的利益訴求可以更加直觀的轉化為政府行為，當然，這對於沒有投票權的中產階級來說，也能從這些行動中獲益。而當中產階級獲得投票權後，反戰的社會心理對於政府行為產生了強大影響。再有，英國特定的歷史進程，使得土地貴族對抗國王利益而建立的議會制政治框架，在後來成為代議制政府和言論自由公民體制的堅實保障，經過多個世紀的博弈，這樣的框架和體制被調適得更趨合理。但我們在很多民主轉型國家看到的，卻不是這樣。此外，英國對外開戰主要依託向私人借款，這有賴於17世紀建立起的發達的資本市場，而在之後的法國等國家，殖民擴張的成本更多的取自農民，後者卻無法成為殖民的受益者，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相比之下，英國貴族和平民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都支持政府將民族主義情緒訴諸對外戰爭。

書中指出，18世紀的英國，逐漸發達的媒體產業，充斥的主要內容並不像後來那樣傾向和平，而是毫不掩飾的鼓吹戰爭。直至19世紀中期，英國選擇發動鴉片戰爭及之後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向俄國下手，也都贏得了媒體的一致擁護。「頗受歡迎的帝國主義者在18世紀創造了一種意識形態，內中所含的英式自由主義、人民代議政府和侵略型的帝國民族主義等要素相互支撐」。

危險的民族主義源自何處？

法國大革命在西方歷史上獲得的整體評價都不高，這主要是因為，除了1792-1794年的革命恐怖之外，大革命時期生成了一種激越的，好戰民族主義與民主思想的混合體。《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書中提到，1792年，羅伯斯庇爾也還是個和平主義者，對於吉倫特派誇大外敵威脅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很快，隨著革命媒體的鼓動，法國大眾進入激烈的對於國王和歐洲反動勢力的強烈仇恨，羅伯斯庇爾建起了之前自己不屑的煽動邏輯。再後來，拿破崙更加主動而嫻熟的運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來克服對抗強敵的資源不足與制度缺失。

這個世界上幾乎不存在純粹的單一民族、種族國家，包括以色列，也是由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組成的混合體，而各個國家也很難避免地緣政治矛盾和基於貿易、商業而引發的對外經濟矛盾。許多國家並不具備重走英國特殊的民主轉型道路的條件和時間。這些因素讓人生髮不安，難道民主化在現實的世界，會不可避免的與民族主義化發生糾葛嗎？

傑克·斯奈德認為，民族、種族、宗教信眾等族群之間的矛盾是長期存在的，但大眾民族主義的真正發育，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階段實現的，將前述矛盾進一步變得突出。民主化過程中的鬥爭和博弈經驗，納入民族議題往往也是因此變得危險。而另一方面，民主化方案對於化解這方面的矛盾，卻顯得辦法不多，例如分區制度、民族聯邦主義、族群的權力分享、給予集體權利等，不僅不能消弭矛盾，相反還會「不必要地固化族群間的相互排斥和敵意性民族認同。」

《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一書提出的一個強有力的觀點是，民主化在民族主義激化過程中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歸根結底，民主化進程給了民族內部權勢集團以機會，使之相比集權時期更可能利用人民的熱情去進行戰爭和經濟發展。選擇煽動極端化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選票優勢更由此得以鞏固——不僅是因為本民族選民會將選票投給自己，而且還可以重新定義國家和民族的敵人，將之排斥在民主權利之外。

為了達成這方面的目的，民主轉型國家，以及我們所看到的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歐洲重新出現了極端右翼勢力的一些國家，還有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的美國，相關的政治集團都熱衷於訴諸傑克·斯奈德所稱的民族主義說服。傑克·斯奈德這本書的一個誤判就是，高估了所謂民主制度穩固的國家的代表體制、政黨和新聞專業主義，會始終起到遏制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作用，使之不能逾越牢籠。

傑克·斯奈德認為，當精英利益面臨民主力量的威脅時，使用民族主義進行煽動可以轉移視線，如果國家制度已然坍塌或出現重大危機，會因此上演革命民族主義，例如法國大革命；而當精英利益不可調適的情況下，不同政治集團將巧妙圈定自己的敵人，藉助群眾的力量來達成不可告人的目的，從而出現反革命的民族主義，例如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政治；民主轉型階段，如果訴諸大眾文化來激化傳統族群矛盾，有利於精英階層的利益，後者通常肯定會選擇這樣做。

整部人類近代史，其實就是一部民族主義而不是民主化的示範歷史，「受惠於人民積極效忠的國家」，比如18-19世紀的英國、法國，以及之後的日本、俄國、德國、美國，在面對那些在「吸引民族主義追隨方面大大滯後的國家」。書作者指出，在前一陣營中，精英集團不僅成為了民族主義化和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且還確立了自己是民族制度和觀念的核心……為了維持其地位，這些精英集團會在觀念市場上製造民族主義迷思，讓媒體更可能或主動或被動的成為其宣傳工具。雖然這本書中，傑克·斯奈德認為歐美日國家的民主制度而今已經運行相當成熟，已經不至於再像一兩個世紀之前那樣輕易成為極端民族主義的祭品；但很顯然，制約和制衡也總是相對的，並且，民族主義話語以及對應的「逆向民族主義」話語在很多國家的觀念市場，也很受歡迎，有很多公共知識分子自動對號入座。

極端民族主義是可以避免的嗎？

傑克·斯奈德毫無疑問對於英美模式有著由衷的認同，他將民族主義劃分為四類，即英國式的公民民族主義（按照其說法，在英國人獲得普遍的公民權、成為公民權之前，憲政框架就已經確立，從而為民族主義搭設了安全邊界），法國大革命式的革命民族主義，二戰德國式的反革命民族主義，以及塞爾維亞等許多國家出現的族裔民族主義。書中將後三種民族主義都定義為危險的民族主義——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的觀點和政策，恐怕要被傑克·斯奈德列為反革命民族主義和族裔民族主義的混合品。

傑克·斯奈德當然也承認，對於民主化和民族主義的界定劃分，很難做到輕而易舉。很多時候，理論與原則只是對已經發生的事實的概括，看上去很有道理，但隨後就可能遇到所謂的黑天鵝事件。

盧安達大屠殺

書中分別探析了印度、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發展中國家，民主化進程和民族主義潮流同步運行所造成的問題。如果說這些國家不恰當的民主進程導致了民族主義問題，那麼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在非洲國家盧安達和蒲隆地的，就是徹頭徹尾的民主災難，民主選舉的推進過程導致精英感到深受威脅，不同族群就被煽動起來展開仇殺。美國、瑞典等國的民主組織稱心如意的幫助這兩個國家完成了民主轉型，並試圖讓不同民族之間實現和解。大屠殺後，上述民主組織並沒有充分吸取教訓，並不願意沉下心來幫助盧安達和蒲隆地改善民生、教育，推動不同民族族群實現更多交流和利益共享，而是「繼續主張那些已經分析表明是開啟屠殺的措施：增加政治多元主義、對罪行的審判前景和促進反政府媒體等」。傑克·斯奈德說，對於民主轉型國家來說，「民主權利、公民社會、不妥協的司法和言論自由等理想必須做到能夠以實用主義的形式適應頑固的現實」。

民族主義是構建（多）民族國家的基礎，是「成功吸引民眾支持國家建設的意識形態」，按照正常的邏輯，這種意識形態需要且必須與民主相結合，但要實現安全的結合，就必須「為民主轉型編織一個深厚的安全網」。傑克·斯奈德說，無論是美國的一些官方部門，還是歐美的相關非政府組織、基金會組織，都錯誤的判斷認為，或者有意將錯就錯的認為，只要把威權主義政權趕下台，就能夠很快建立起一個穩定、愛好和平的民主，這顯然無助於民主進程。「我們可以在不同的群體中發現都存在這一偏見，比如新古典經濟學家、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分子、對外政策專家和寫作關於民主和平的學者們」。

他強調認為，「只有深厚嵌入的自由政體才可能與民主化進程中好戰、魯莽的民族主義形式保持良好絕緣……制度、公民、聯盟和意識形態的廣泛支持對於可靠地隔絕進攻性民族主義結果來說是必需的」。書中建議，在這個過渡期中，應「為那些感到受民主變化潛在威脅的權勢精英提供黃金降落傘」；通過貿易和投資發展，等待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建設起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為過渡到公民民主奠定基礎；放棄一個國家迅速地、突如其來地實現民主化的期望和行動（有趣的是，特朗普在批評之前八年的美國民主黨政府時，也強調了這一方面問題）。

Introduce

所評圖書

書名：《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

作者：（美）傑克·斯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