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則徐：清末民初思想領袖評價義和團總覽

　　——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炳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孫中山、陳獨秀

　　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名義、由田居儉先生執筆，在《求是》雜誌最新一期3013年10月發表《歷史虛無主義歪曲國史須旗幟鮮明反對》一文。該文指斥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否定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等」。就這一指斥中義和團一題，日前我撰《「五四」前陳獨秀全面批判義和團》一文（注1），專門介紹「五四」前夕陳獨秀全面批判義和團的《克林德碑》文章，特以說明：義和團發生之後直至「五四」時期，第一個系統分析和批判義和團的，恰恰不是別人，而是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田居儉先生諸人，能認「五四」前《新青年》時期陳獨秀為歷史虛無主義者嗎？

　　儘管陳獨秀後來重新評價了義和團，但是，無論是徹底否定義和團之陳獨秀，還是肯定義和團之陳獨秀，都只是一種歷史見解，是一種個人有權利所採取的言論立場，若要人聽就須言之成理，他人若要批評也須言之成理，任何人不可用大帽子進行肆意指斥，不能規定論者對於歷史問題只可肯定不可否定，或規定只可否定不可肯定。

　　《「五四」前陳獨秀全面批判義和團》一文僅談「五四」前陳獨秀，尚有十分未盡之意。故該文封筆，便作此文。自清末而國民革命發動，中國思想界最主要領袖為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炳麟、孫中山、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如果考慮中共之創立及國共合作，可加一李大釗，其他風雲人士雖一時名聲或有不弱，思想也未必不深刻，然當時影響力皆不足列於此列。故論義和團問題，當不僅考察陳獨秀之見解，亦當了解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炳麟、孫中山、蔡元培、胡適、李大釗之意見，這些在時間上最接近於義和團事件思想家對於今人或能有一較全面之啟發。

　　本文體例：分十一節而作兩部分。

　　第一部分

　　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炳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及前期之孫中山、陳獨秀對義和團問題的評價。

　　一，康有為：「君臣合謀」。

　　康有為認為義和團有長久之歷史淵源，「夫團匪之在嘉慶，屢見上諭，屢見奏章，嚴禁窮捕，不遺餘力。故禍萌久息，枝葉不大」。（注2）

　　1897年義和團重新出現，1898年興盛，延至1900年5月達到頂峰，隨即發生「八國聯軍」侵京事件，義和團很快被清政府拋棄而消滅。1900年屬農曆庚子年，故當時中國輿論界多稱「庚子事變」之類。當中國以獨立為特質之史官傳統衰敗，史官之記史便演變而為越來越發達的私人記史風氣，這一風氣在有清一代最為發達，故儘管中國思想界當時對義和團問題沒有全面分析和批評，但關於義和團及庚子事變的私人記錄則比較豐富，其中以康門弟子羅惇曧為代表，主要作品是《拳變餘聞》、《庚子國變記》。不過，史記不等於思想界之價值評判。

　　當1900年5月義和團事件達致最高潮階段時，身在新加坡的康有為專門撰文《拳匪頭王培佑超升京尹論》。康有為認定義和團為「匪」、「團匪」、「拳匪」、「會匪」，所習拳術為「妖術」，但其事件根子並非在義和團本身，而在於朝廷，其亂出於「君臣合謀」。所謂「君」，並非真的君主光緒，而是指慈禧，故康有為開篇即下結論：「義和團之亂，端王為會首，榮祿、剛毅為主持，而實那拉主持之。」那拉，即慈禧。這是康有為對義和團政治性質的定位。

　　康有為指出，「君臣合謀」的動機在於「政府借義和團以敵西人之心」，而其作為進行大規模破壞的「匪」則是反文明的，「夫鐵路、電線者，國家之重器」。康有為最關注的是清廷使用義和團人充當官僚，嚴重破壞了中國政治倫理和道統，國家官僚制度達到了崩壞。

　　在「君臣合謀」背景下，要解決義和團問題自然無法寄託於清廷當局，因此，康有為以為只有「西人」才能解決這一災難，而「西人」也有進行自保的切身利益。「西人之欲保全，非去拳匪不可。」那麼「西人」該如何「去拳匪」呢？既然義和團事件的根子在清廷舊黨，「西人」也就不能針對中國人民，而應當把矛頭針對中國政府守舊黨要人，「那拉後、端王、慶王、榮祿、剛毅、趙舒翹，此六人者結通團匪，以戕殺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也即「西人」只要懲罰慈禧等六人就解決了義和團之亂。

　　康有為《拳匪頭王培佑超升京尹論》主要是從攻擊以慈禧為首的後黨或舊黨而言，表達的是一種政治策略，並沒有從社會、歷史、文化的深層角度批判義和團問題，因而十分膚淺。但是，康有為畢竟是中國思想界領袖第一個針對義和團進行了專門批判，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保持了唯一的專門批判角色。

　　二，梁啟超：「愚昧」。

　　康有為《拳匪頭王培佑超升京尹論》在當時可能並未發表，現以抄件存於上海博物館，故雖然是思想領袖第一篇關於義和團的專論，但實際意義不大。比較有實際意義的，還是梁啟超關於義和團的評論。

　　梁啟超對義和團涉及較多，但沒有專門言論，所發評論散見於各處。自1900年至辛亥革命，梁啟超直接、間接談到義和團的，我粗列題目如下：

　　1，《中國積弱溯源論·積弱之源於風俗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華書局1936年；

　　2，《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華書局1936年；

　　3，《保教非所以尊孔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36年；

　　4，《敬告當道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華書局1936年；

　　5，《暴動與外國干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中華書局1936年；

　　6，《革命駁議》，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三聯書店1977年；

　　7，《中國外交方針私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中華書局1936年；

　　8，《對外與對內》，《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中華書局1936年；

　　9，《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名李鴻章）》，《飲冰室合集·專集》，中華書局1936年；

　　10，《新民說》，《飲冰室合集·專集》，中華書局1936年。

　　梁啟超對義和團的評價，基本是從內政、外交進行，比如在1900年當年的《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中，他說：「今觀北京政府與拳匪交涉之事，則西後黨委萬國公敵之實據已見，而外國人昔日不知中國病根何在者，今亦可以瞭然矣。」（注3）這與康有為的觀點基本一致。

　　對義和團本身，梁啟超跟康有為一樣視之為「匪」，不過，他已經試圖從深層次進行探討，但沒有深入，基本局限於「愚昧」二字：「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注4）

　　三，嚴復：「嗚呼！」

　　義和團興起時，康、梁亦準備勤王；1900年義和團達到鼎盛時，康、梁勤王也進入到了最後發動階段。但是，康、梁是流亡海外之人，康有為的主要精力實際放在組織、宣揚保皇會方面，勤王對於他不過屬於虛張聲勢，實際主要是梁啟超在苦苦奔走，由唐才常具體拚命實行。在中國思想界領袖中，嚴復是唯一直接與義和團發生衝突者。嚴復作為維新人士，本就跟康、梁一樣屬於義和團敵人，1900年6月正當義和團如日中天時，嚴復主編的天津《國聞報》偏偏又發表《論拳匪》一文，令義和團必欲飲其血、啖其肉而快。7月，嚴復逃避上海。但嚴復並未罷休，一方面力主東南互保，一方面又參與到了唐才常組織的「中國國會」當中。

　　儘管如此，嚴複本人此時更象一個實幹的政治家，無論當時還是之後，基本沒有對義和團問題直接給予評論，僅在1902年發表於《大公報》的《主客平議》一文中謂：「嗟呼！庚子妖民愚豎，盜兵潢池，其遺禍國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謂無愛國者。特愚妄憤戾，而其術又純出於野蠻，此其所以終被惡名，而無以自解於天下。嗚呼！亦可傷已。」（注5）

　　嚴復這一評論，在總體上與梁啟超的「愚昧」批評一致，但突出在第一次明確指出義和團事件中，也確實有著「愛國者」。愛國者摻雜其間，推動愚昧、野蠻狂潮，所以，嚴復表露出了他不願意談義和團及中國思想界長期試圖迴避義和團問題的糾結心理，唯有「嗚呼！」

　　四，章炳麟：「革命」

　　章炳麟與嚴復一樣參加了唐才常組織的「中國國會」，但與嚴復不同，章炳麟很快轉化為了革命黨的著名領袖，並視唐才常的武裝行為屬於革命。

　　就跟嚴復不願意談義和團一樣，章炳麟也基本沒有論及，但可從他在辛亥革命勝利不久，向時為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稽勛局長馮自由遞交的一份表彰有功人員建議名單中窺見他的想法一二。章炳麟在該建議中，除列了一些為革命作出功勛的人士之外，也列了清初以後反抗滿清的鄭成功等人，其中有「林清」條稱：「林清，林清倡中央革命。與寇盜不同，其宗教之妖妄可置不論。昔明祖起兵，亦奉香軍名義。法蘭西之革命，亦有擁女優為自由神，與義和團之黃蓮聖母何異者。此種事只宜問其目的，不必論其行事也。」（注6）

　　清初康熙年間山東有八卦教，演變至嘉慶年間形成高潮，遭到清廷鎮壓。該時，八卦教有首領據稱名為林清者，曾於1813年率二百名教徒潛入北京，以數名信教太監為內應，忽然暴動進攻皇宮，失敗後被捕受戮，一時震動朝野，故有名。該教即義和團前身，這就是康有為「團匪之在嘉慶」說法的淵源所在。章炳麟所謂「中央革命」，指的是林清針對北京皇宮的武力暴動和進攻。義和團之黃蓮聖母，是指紅燈照所信仰的主要神祗之一，也有人認為實有其人，系真名為林黑兒的婦女。所謂紅燈照，是娼妓之類女性迷信群體的幫會，在義和團事件中十分活躍，所以通常也將它視作為一種女性的義和團組織。

　　章炳麟採取了非常含混的思維，混淆林清時代反清的八卦教與跟朝廷合作的義和團之間區別，前後迷糊為一體，但他腦子還比較清醒，只以反清的林清為代表人物。章炳麟承認這種幫會「其宗教之妖妄」，但又認為「與寇盜不同」，「此種事只宜問其目的，不必論其行事也」，也即他採取的是只問目的，不問手段之價值觀，這樣，就從目的角度對以林清為代表的八卦教兼及義和團採取肯定評價。這種肯定並不是理性的，而是政治行為，是試圖對革命進行道義維護。

　　五，孫中山：「千古所未聞」

　　當義和團興起時候，孫中山與康有為一樣認為其是「拳匪」，稱之為「拳匪之亂」，（注7）並且，同樣企圖利用這一機會在南方進行武裝顛覆。孫中山比康有為更進一步之處，康有為僅僅希望「西人」懲罰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舊黨， 「平定」義和團，並不要「西人」推翻清政府，孫中山則希望能與英國人進行合作，在英國人支持下由革命黨取代清政府。孫中山為此特意在1900年6、7月間，由陳少白起草，自己領銜興中會骨幹給港督聯名上書，「呈請助力，以襄厥成」，曆數清廷罪狀，對清政府全面否定，其中涉及義和團事件謂「妖言惑眾，煽亂危邦，釀禍奸民，褒以忠義，是謂誨民變」，認為英國「素敦友誼，保中為心」，應該由英國出面「轉商同志之國」，興中會志士協助，對中國進行「定亂蘇民」。（注8）由於希望英國能聯合各個國家，重新建立一個中國政府，孫中山、陳少白等興中會人士在上書中特意向港督提供了一個組建中國新政府的政治構想。

　　對於孫中山來說，義和團所提供的主要是一次取滿清而代之機遇，當這個時機過去，也就不再有什麼意義。因此，他很少幾次談到義和團問題。

　　1903年孫中山認為：「觀於義和團民，以惑於莫須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舉，已有視死如歸以求幸中者矣。然彼等特愚蒙之質，不知銃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鋒。設使肯棄粗呆之器械，而易以精銳之快搶，則聯軍之功未能就效如是之速也。然義和團，尚僅直隸一隅之民也，若其舉國一心，則又豈義和團之可比哉！」（注9）

　　1904年孫中山在美國說：「囊者千九百年拳匪之亂，即滿洲人極端排外之結果也。」（注10）由於孫中山使用的是英文，相應的話語後來也翻譯為：「滿洲人扶育起來的排外精神，終於在1900年的義和團騷動中達到最高峰。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義和團運動的首領不是別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注11）

　　1908年孫中山說：「扶清滅洋之義和拳起矣，其舉雖野蠻暴亂，為千古所未聞，然足見中國人民有敢死之氣。」（注12）

　　綜上，孫中山在義和團事件之後、辛亥革命之前，僅有幾次涉及義和團的言論中，對義和團的評價與康有為沒有大的區別，基本是從策略角度而言，並特別承認「莫須有之分割」，也即承認當時所謂外國分割中國是中國方面幻想出的一個「陰謀論」。但從事件本身而言，孫中山又以為義和團有「敢死之氣」，顯然是從革命黨角度進行發揮。從這而言，已經潛伏了孫中山以革命名義肯定義和團的意識，不過，在孫中山接受跟蘇俄合作以前，針對義和團進行否定的基本立場始終沒有變化。這一點，體現在他1917-1919年間定稿、視為一生重要性僅次於「三民主義」的《建國方略》中：「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從這而言，孫中山比之章炳麟遠要理性得多，並沒有唯革命以褒貶。

　　六，蔡元培：「頑固矣」

　　作為中國思想界領袖，蔡元培是大器晚成者。這在義和團問題上也同樣，論年齡，他應該很熟悉義和團事件，但始終沒有發言，直到1916年才發出一句：「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 頑固矣。然一經庚子聯軍之壓迫，則向之排外者，一轉而反為媚外。」（注13）

　　蔡元培「向之排外者，一轉而反為媚外」、「頑固矣」，儘管不深入，但有畫龍點睛效果。

　　七，胡適：「我們全不肯認錯」

　　按輩分、年齡、資歷，胡適較晚，義和團興起時候，他只是一個孩童。由於他早成，「五四」前已經是名家。不過，胡適1928年才憤懣地提到義和團：「何以百事不如人呢？不要盡說是帝國主義者害了我們。那是我們自己欺騙自己的話！……我們從不曾悔禍，從不曾徹底痛責自己，從不曾徹底認錯。……現在中國全部的瀰漫著一股誇大狂的空氣：義和團都成了應該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須『帝國主義』四個字便可輕輕抹煞！政府下令提倡舊禮教，而新青年高呼『打到文化侵略！』我們全不肯認錯。不肯認錯，便事事責人，而不肯責己。」（注14）胡適顯然對當時南北政府和所謂新青年都不滿意，對義和團則表示了否定態度，但其認識並未深入，十分膚淺。

　　八，李大釗：「斷不許」

　　胡適出生於1891年12月，李大釗出生於1889年10月，年齡略長，但義和團興起時候也不過孩童。胡適是南方人，李大釗系河北樂亭縣人，雖為孩童，對義和團或有耳聞乃至目染印象。

　　跟年齡相仿的胡適一樣，李大釗也基本不談義和團，唯一一次談及是在1918年7月《言治》季刊所發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當中，謂：「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就此來看，李大釗是持堅決否定義和團立場的。

　　九，陳獨秀：「何等可惡！」

　　以上諸人除可以認為章炳麟對義和團持肯定立場外，所持都屬於徹底否定或基本否定態度。即使章炳麟，不過是從只問目的、不計手段出發對義和團給予勉強肯定，從手段而言並未肯定義和團，也是採取否定立場，所以他只是繞了一個彎子希望表彰遠在嘉慶年時的林清。孫中山略有不同，在走上護法道路，進行比之推翻滿清的更為激進的暴力革命後，從民氣角度對義和團有了肯定，但基本立場還是否定義和團。儘管如此，即使康有為第一個專門評價義和團，以及對義和團比較多次談論到的梁啟超、孫中山，都沒有對義和團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包括章炳麟的肯定態度在內，他們都僅僅停滯在表面層次。

　　第一個對義和團進行深層次全面批判的是「五四」前夕《新青年》時期的陳獨秀，作品為1918年10月15日撰寫的長文《克林德碑》。陳獨秀依據羅惇曧的《拳變餘聞》、《庚子國變記》所記史實展開批判，徹底否定義和團，認為「義和團何等可惡！」他用一系列事實證明義和團產生原因在於：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孔教；第四，以儒釋道為精神的中國戲劇；第五，「仇視新學妄自尊大的守舊黨」。進而認為「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但又指出「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精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中國人可以通過走前一條道路避免再次發生「何等可惡」的義和團。（注15）

　　陳獨秀繼承了梁啟超「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觀點，但大大超越了梁啟超局限於「國腦」，指出了「共和的科學的精神的光明的」出路，這與他1915年提出的「科學與人權並重」（注16）和1919年宣稱的「德賽兩先生」 （注17）相通。

　　第二部分

　　孫中山、陳獨秀對義和團的重新評價。十，孫中山

　　1923年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走上了更加激進的革命道路。這一革命就與蘇俄的約定來說，性質屬於國民革命，排斥共產革命，但在接受孫中山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和反帝方面彼此一致，中共則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接受相應原則。這樣，為了證明這一以顛覆中國合法政府為目標的暴力革命合法性，國民黨和中共就都需要調整自己的意識形態，其中包括自己的歷史觀，當然也就涉及到義和團問題。1924年，孫中山在新的革命背景下全面闡釋了自己的「三民主義」，其中包括對義和團的重新評價，以陳獨秀為領袖的中共也進行了相應的歷史敘事。

　　孫中山1917-1919年間在《建國方略》中對義和團的否定，說明當其考慮國家建設時候，必須堅持排斥義和團立場。但是，當只是考慮暴力革命合法性時候，章炳麟對義和團的肯定已經證明一種邏輯荒誕，會不顧基本歷史事實和理性而採取只問目的、不講手段的蠻橫，而對義和團進行肯定，孫中山同樣因此而需要肯定「民氣」。現在，孫中山不僅要肯定義和團，而且忘記了自己曾經在當時事件中時斥之為「匪」並希望邀約西方「帝國主義」共同消滅義和團及推翻滿清政府的話語，試圖進行邏輯自解，構建一種充滿暴力鼓動性的政治倫理。

　　應該比較完整地拷貝孫中山肯定義和團的話語：「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歐美。我們為什麼要仿效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項說，歐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國進步得多。中國的武器，幾千年以來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還是用那幾種東西。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像歐美的洋槍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利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義和團的勇氣始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鬥的情形，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炮，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槍炮。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體相搏。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便用機關槍去掃射義和團。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槍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畏懼，還不退卻，總是前仆後繼，死死地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終不敢通過楊村直進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請了大兵來幫助，才能夠到達北京，解各國公使館的圍。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藉，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

　　「所以，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由於要崇拜外國、仿效外國，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國思想；就是外國人也想不到、還沒有做到的新思想，我們也想拿來實行。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國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體，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國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來實行。這是中國政治思想上一個最大的變動。在義和團以前，中國和外國已經通了商，早知道外國的好處也是很多，但是全國人的心理還不相信外國是真有文明；所以當義和團的時候，便把仿效外國的鐵路和電報都毀壞了，就是外國的槍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時候還是要用中國的弓刀。以後因為失敗，又反過來信仰外國。……

　　「自義和團以後，一般中國人的思想，時時刻刻、件件東西總是要學外國。……但是外國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麼樣呢?外國的政治哲學和物質科學兩種學問的進步，又是那一種最快呢?政治的進步遠不及科學。」（注18）

　　孫中山不顧以前自己判定的「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事實；不顧義和團與其說是殺洋人，不如說主要是殺中國人的基本歷史事實；不顧義和團面對洋人時候少見勇敢，更主要是望風而逃的事實；不顧義和團戰洋人不力，戰幾乎可說在庚子事變中僅見的英雄聶士成則有力的事實。孫中山鼓吹義和團之勇，跟滿清舊黨對洋人船堅炮利的哀嘆一樣，將其失敗歸結到了武器落後上面。進一步，孫中山只承認中國在科技、工業等物質方面的落後，雖然不好意思直接說中國政治思想比洋人進步，但認為洋人政治的進步程度遠不如其物質的進步，暗示了中國政治雖然不比洋人進步，但自己的三民主義則不落後。孫中山這一話語的內在品質有著極其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確立了對自己三民主義的自信，另一方面則在中西比較上歸到器物層面，一下子倒退到了清朝洋務派水平。

　　當年11月，孫中山忘記了自己曾承認中國人「惑於莫須有之分割「，用更清晰的話語肯定了義和團：「外國人初次打敗中國、和中國通商以後，以為中國很野蠻，沒有用處，想自己來瓜分中國。及遇義和團之變，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人相鬥，外國人雖用長槍大炮打敗了中國，但是見得中國的民氣還不可侮，以為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注19）

　　這時候，孫中山完全拋開了義和團事件中的具體事實，不再糾纏於其中，一方面繼續強調義和團的「民氣」，一方面不顧義和團事件所導致的中國幾乎被瓜分危機和促成外國形成瓜分中國野心，不顧日、俄因此而空前藐視中國主權、貪圖中國領土之事實，武斷地認為其終結了列強瓜分中國的企圖，從而，就全面肯定了義和團的正義性和歷史功績。

　　十一，陳獨秀

　　張國燾回憶：「在中共方面說來，陳獨秀先生是首先注意農民問題的人，他在五四時期的著作中，就曾指出義和團式的運動，是守舊落後而含有迷信觀念的。」「中共同志中最先從事農民運動的是澎湃，這個出身於世家的知識青年，在陳獨秀先生思想影響之下，於1921年首在廣東的海陸豐，從事組織農會。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麼土地革命，也沒有農民暴動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農民的切身痛苦。」（注20）張國燾所說的陳獨秀「五四」時期「首先注意農民問題」著作，指的就是《克林德碑》一文。《克林德碑》一文儘管談的是義和團問題，但由於義和團是以農民為基本隊伍，所以，陳獨秀實際所談涉及就是農民問題。中共農民運動鼻祖澎湃啟端農運是受陳獨秀對義和團全面批判啟發，與今天人們所了解的澎湃暴力化農運情況似乎很衝突，其實不然，張國燾已經給予說明，澎湃最初的農運並非1923年以後那樣，而是以開辦農校等啟端的，也即澎湃最初是從陳獨秀《克林德碑》而認知農民的野蠻、愚昧，從而試圖去做啟蒙者，使農民脫離很容易走向義和團的那種蒙昧狀態。

　　當1924年8月孫中山完成他那從一月份以來辛勞的三民主義講課，意味著國民黨意識形態進行了重新整合和調整，中共自然也就需要有相應的意識形態的響應和配合。這種以徹底證明革命合法性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不過就是以暴力革命為中心的全面合法性敘述。作為「五四」時期著名領袖的陳獨秀必須明確拋棄自己的「科學與人權並重」及「德賽兩先生」，這個天才非常敏感地選擇義和團問題進行切入，於9月第一期《嚮導》周報組織了關於全面肯定義和團的專輯，並且親自撰文，否定自己在《克林德碑》中對義和團的批判。

　　該期《嚮導》除第一篇文章為陳獨秀自己的《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外，還有彭述之《帝國主義與義和團運動》、蔡和森《義和團與國民革命》、張太雷《列寧與義和團》及一篇知識介紹性文章《辱國殃民之丑亥和約》。（注21）

　　陳獨秀《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一文標題顯然已經暗指了自己以前的《克林德碑》並給與否定，起首就聲言：「義和團，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個重要事件，其重要不減於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並且對他懷著兩個錯誤的觀念。」這樣，在否定自己原有觀點同時，陳獨秀空前地把義和團提高到與辛亥革命一樣的地位給予了肯定，其中蘊含中共從政治思想角度超越孫中山的意味，試圖借義和團貶低孫中山所自豪的辛亥革命，以提高目前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地位。

　　陳獨秀所謂以往關於義和團兩個錯誤觀念，一是指「憎惡義和團是野蠻的排外」，二是「以為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 陳獨秀繞開了對於義和團具體事實的解釋和分辨，而是採取脫離基本、具體事實的宏大敘事方式，忘記了中共所依賴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主義主張，採用極端民族主義立場，持只要對外的暴力就是正義的價值觀，與孫中山得出義和團終結列強瓜分中國企圖的結論差不多，認為「幸虧有野蠻的義和團少數人，保全了中國民族史上一部分榮譽！」。

　　不過，陳獨秀實在無法否定自己在《克林德碑》中所詳細羅列的義和團愚昧、野蠻事實，所以畢竟心虛，在這方面仍然比之沒有學問家品質和讀中國書較少的孫中山坦誠，坦率承認了「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但似乎現在忽然有了崇高境界，「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商業史，我終於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之悲壯的序幕」。

　　陳獨秀在《克林德碑》中指出了中國有兩條出路，現在，他終於跟孫中山一起，帶領中國走上了一條必然繼續發生義和團的道路。由此，肯定義和團成為了中國的一種革命史學模式。李大釗作為中共建黨主要領袖之一，當他的《守常文集》在1949年重印時，前述他否定義和團的文字由「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刪改為了「斷不許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注22）從而抹掉了他否定義和團的言論痕迹，以保證他在新語境下的偉光正形象。

　　梁啟超當1900年義和團事件時「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斷語儘管膚淺，但膚淺到了極致而反得深刻。這是中國國民之命運！

　　2013/10/15寫於滬上。

　　注釋：1，發表於2013年10月13日騰訊網「大家」專欄，發表時編輯修改標題為「陳獨秀對義和團的全面批判———— 與田居儉先生等諸公商榷」，我以為還是原標題比較準確一些，故本人仍采原標題。

　　2，康有為引文皆見康有為《拳匪頭王培佑超升京尹論》。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 第五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P177-178。

　　3，梁啟超：《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華書局1936年。P52。

　　4，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積弱之源於風俗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華書局1936年。P22。

　　5，嚴復：《主客平議》。王栻主編：《嚴復集（一）：詩文卷上》。中華書局，1986年。P119。

　　6，見姜泣群《朝野新譚》載《章太炎稽勛意見書（1912年）》。

　　7，見孫中山：《與宮崎寅藏的談話（1900年7月18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P196。

　　8，《致港督卜力書》。《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P192-193。

　　9，孫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論（1903年9月21日）》。《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P220。

　　10，孫中山：《支那問題真解（1904年8月31日）》。《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P245。

　　11，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P251。

　　12，孫中山：《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1908年9月12日）》。《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P245。

　　13，蔡元培：《華工學校講義（1916年夏）：德育三十篇》。高叔平編：《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4年。P436。

　　14，胡適：《請大家來照照鏡子》。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四卷）》。北京大學1998年。P27。

　　15，陳獨秀：《克林德碑》。見《獨秀文存》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P343-360。

　　16，陳獨秀：《敬告青年》。《獨秀文存》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P9。

　　17，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獨秀文存》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P362。

　　18，孫中山：《三民主義（1924年1-8月）：民權主義（4月20日）》。《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1981年。P314-317。

　　19，孫中山：《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的演說（1924年11月19日）》。《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1981年。P340-341。

　　20，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東方出版社內部參考版，1980年。P210。

　　21，俱見1924年9月3日《嚮導》，總第81期。下引陳獨秀文章皆同。

　　22，李大釗：《 守常文集》。上海北新書局1949年。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