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及中國大都市面臨的危機

香港爆發的抗議活動僅僅反映了中國城市所面臨的問題中的一部分。這些城市在發展過程中變得日益複雜。在短短四十年的時間裡，中國城市化比例就從17.4%上升至55.6%，城市居民增加了近6億。這一過程還遠未結束：聯合國發表的預測指出，在未來2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再增加2.5億，而與此同時全國人口增長緩慢甚至停滯。

整體而言，中國的城市化進行得極為成功。隨著這場以香港為先鋒軍的城市化潮流不斷向前推進，中國變得更加富足，其在全球GDP中所佔的份額從1995年的2%躍升至2012年的12%。

人口在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中國有四個。早在新中國成立的幾十年之前，上海就已經是一座國際化都市，它的人口自2000年以來激增近50%，古都北京和南部商業及工業中心廣州的人口增長几乎與上海一樣快。聯合國的增長預測指出，未來將加入超大城市行列的還將包括重慶、天津和成都。

深圳是中國目前四座超大城市之一，它是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的一個縮影。在我30年前到訪深圳時，它還是一個毗鄰香港的小漁村，只有幾家工廠。在鄧小平推行的第一輪現代化政策中，深圳成為重點。1979年，它的人口在3萬左右，現在這是一座擁有1,300萬人口的繁華大都市，過去10年中人口增長了56%。它的崛起如此迅速，而且就發生在不久之前，以至於亞洲協會（Asia Society）將它稱為「一座沒有歷史的城市」。

過去30年里，深圳不僅人口大幅增長，而且它已發展得非常繁榮，我最近到深圳的旅行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與發展中國家往往被貧民窟包圍的窮困城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城市的發展與19世紀英國的情況非常相似，都是以快速發展製造業和貿易為依託。這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別於印度。在印度，GDP中製造業所佔比例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半。在城市化進程中，中國城市與全球經濟的聯繫更為緊密，它的人民可以融入全球的潮流趨勢，並更加富裕。這正是較早之前在香港發生的情況，最近它的局勢有些動蕩。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大部分主要城市陷入人口幾乎停止增長的狀態，僅有的那點增長也是由外來移民帶動的。出生率直線下降以及經濟普遍疲軟的歐洲和北美大城市幾乎不可能輕率地另闢蹊徑，它們更關心儘力保持其歷史發展的慣性。西方沒有任何一座城市——包括休斯頓和達拉斯-沃斯堡在內——能像中國的城市那樣活力四射。

中國的城市經濟危機近在眼前

目前，隨著中國出口拉動型經濟的增速放緩，中國成功的城市化改造面臨一個挑戰。勞動力成本正在飆升，青壯年中接受了大學教育的人數是10年前的約四倍，他們對工廠的工作毫無興趣。同時，很多中國最成功最有才幹的人士正想辦法到國外生活。根據一項調查，中國三分之二的有錢人在考慮移民海外。

中國沿海城市的用工荒現象最為突出，這裡集中了大多數的城市人口。勞動力較為廉價的西部內陸城市，例如重慶和成都，對這些沿海城市構成的競爭日益激烈。但即使是內陸城市也在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這迫使公司以學生工填補空缺，而這些學生工未必都是自願來打工的。紡織業等勞動力密集型行業中，來自勞動力較廉價地區，例如越南、印尼和孟加拉的競爭也在加劇。

中國政府最近對跨國公司進行了一連串打擊，指控它們行賄及違反反壟斷法，這會使情況惡化。政府出於政治原因決定打壓的這些公司恰恰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佔據了一半份額。諷刺的是，相比大多數西方人，中國公眾對大公司更有好感，而現在，隨著外國公司尋找更為安全的避風港，例如墨西哥，或撤回美國，中國面臨著投資低迷的局面。

應對這一挑戰的合理解決方案，尤其對於中國沿海城市來說，是向價值鏈上游轉移，很大程度上與香港和新加坡已經做的事情類似。這意味著提高對金融、商業服務和科技行業的依賴。例如，深圳將矽谷視為榜樣。但他們這些努力所發生的城市環境與加州郊外車庫中孕育出來的那種環境截然不同。相反，我們看到代表性的龐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馬了，例如靠近深圳主要港口、面積15平方公里的前海合作區。這片開發區希望吸引來自成本高昂、眼下局勢也較不穩定的香港的服務業和科技企業。

但在很多情況下，高價值行業依賴的是可以暢通獲取的信息，而中國政府將此視為破壞其政治秩序的一個威脅。中國構建的互聯網高牆變得越來越難以逾越，這對當地的知識工作者而言是不利的。

健康和人口

中國不僅正在實現城市化，而且是在密度極高的水平上實現的，中國所有新增樓面面積中，只有4-6%是獨戶住宅。甚至在城市外圍的郊區，也很少見到低層公寓樓，獨戶住宅更少了，大多數建築，尤其是為農村移居城市者建造的房屋，都是低規格的，樓與樓的間距如此之小，以至於有些情況下一棟樓里的住戶可以和對面樓里的住戶握手。

這產生了一系列的健康問題。中國最近的一項調查指出，高密度的城市建築，已經導致了肥胖人數的上升，尤其在年輕人中間，他們鍛煉得更少，而坐在桌子前的時間更多。中風和心臟病在死亡原因中位居前列。

或許城市化加劇的最眾人皆知結果在任何窗戶外面就看到：無處不在的空氣污染。北京和上海均排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大城市之列，僅次於印度德里。這個問題變得如此嚴重，已經引發了民眾自發的抗議活動，他們中的很多人把矛頭直指在上海、大連和杭州等城市周邊新建的工廠以及其他設施。

更嚴重的是對人口出生率的影響。即使政府放寬了長期以來一直執行的獨生子女政策，但中國高密度人口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拖這個國家的後腿。高密度人口與低出生率之間的關係在擁擠程度相當的新加坡、台灣和香港同樣能夠見到，而這幾個地區的政府當局並沒有對生育一個以上的孩子進行限制。在香港，約有45%的中產階級夫妻已經決定不要孩子，這並不讓人意外，因為目前在香港撫育一個孩子的成本估計超過了70萬美元，是美國的兩倍多。

與收入相比的高昂物價以及人口稠密的環境，中國城市似乎在效仿同樣的模式，而這種模式隨著時間流逝幾乎肯定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因為老齡人口增加，而勞動人口減少。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人口統計學家加文·瓊斯（Gavin Jones）指出，新加坡女性的生育率已經降至0.7，是有歷史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之一，遠遠低於「至少一個孩子」的強制性要求，幾乎達不到保持當前人口水平所需數字的三分之一。整體來看，中國城市的生育率只有低得可憐的1.08。

未來

我們不應將香港當前的動蕩局勢視作是一個異常的例子，而要了解到，這個前英國殖民地面臨的很多問題正被其市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內地也是同樣。隨著城市的中產階級不斷發展壯大，土地價格飆升，它們需要在價值鏈上向上移動，但在一個奉行威權主義的體制下，這是很難做到的。

雖然威權主義結構在一個工業化城市中可能非常奏效，但在更加依賴於信息的經濟中，它們沒有那麼有效，在信息化經濟的時代，公司需要根據快速變化的態度和趨勢做出調整。這裡的問題在於，在一個威權主義國家，對於信息的控制往往被認為是強制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一個依賴於信息的經濟體中，這就像是開著一輛汽油中摻了水的汽車。同時，人口稠密的都市生活對健康造成的影響以及周邊鄉村地區的大範圍污染，使中國很多最大型城市成為反面教材，這些城市不僅被迫與更為開放的經濟體競爭，還要與發展中國家裡那些成本較低的城市競爭。

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功故事，但現在，中國必須考慮改變發展模式了，或許可以想想密度較低而更為分散的發展模式。一個積極的跡象是中國的較小型城市，尤其是西部地區的那些城市，在中國政府的扶持下，現在正以超過大城市的速度發展著。最近發布的2014年人口估算顯示，上海和北京的年度增長率雙雙下降。

畢竟，轉向分散的發展模式——既在地區內部，也在不同地區之間——可以產生很多積極的影響。它能讓人們擁有更多的居住空間，如果就業崗位也能分散，使通勤時間減少，人們可以更快到達辦公室，那麼節省的時間和能源隨之而來會帶來諸多益處。這對家庭和孩子都會有很大幫助，因為減少了父母外出打工的需要，而現在這種模式導致每五個中國家庭中就有一個處於異地分離的狀態。

很明顯，中國需要新的模式，這種模式不僅致力於讓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而且要讓其更加人性化。如果中國政府希望避免其人口在未來日益老齡化、異地分離且健康程度不斷下降，採取措施或許勢在必行。Joel Kotkin 福布斯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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