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社會體制是好的體制？——論威權體制和民主體制的優劣

06-03

原創：奇哥雜論奇談今天

這個世界上的政權組織形式我分為四類：一個人對一群人負責，少數人對一群人負責，多數人決定的少數人對一群人負責，多數人對一群人負責。

這其中在最右邊的一個人對一群人負責的體制，典型代表是沙特王國以及我們的長白山老鄰居朝鮮，極少數人（甚至一個人）為群體做決策；最左邊的一頭是以一些歐洲小國為代表的民眾直選，多數人為群體做決策；在兩者中間的代表主要代表是中美。中國在朝鮮這一頭往中間靠一靠的位置，因為中國是非民選有限精英的少數人為群體做決策；美國在歐洲民主這一頭也往中間靠一靠，美國的民主通過選舉人制度等在民眾選舉的基礎上加上了一層精英治國的防火牆，實際上是一種以多數派民意為基礎的前提下，增加了大量精英對民主進行制衡的體制，可以認為是多數人決定的少數人為群體做決策的體制。

大致劃分的話，歐美可以認為是民主體制，中國朝鮮沙特前蘇聯這類是威權體制。誰的體制好呢？

應該說，撇開兩個極端的政權組織方式存在在明顯的問題，在靠近中間的位置上，更民主一些還是更精英一些很難說誰更好，都有自己的問題所在，更多是程度的問題而不是好壞定性的問題，這時候的優劣其實取決於個案中誰更適應社會的變化，能更好的自我變革。

最右側的威權體制，其問題是很明顯的：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如何解釋？為了提供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這種政體從古至今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無一例外。

沙特的國王體制要解釋為何由一家統治國家，沙特的辦法是傳統的君權神授，只能通過擁抱伊斯蘭教義，通過宗教為世俗政權背書，同時通過大量福利贖買民眾。代價就是宗教勢力在沙特國內越來越強大，極端宗教的影響力已經實際上超過了政權的影響力。同時大量的福利使得國家負擔巨大，效率極低，極大的阻礙社會生產力。

中國，蘇聯在內的體制，一個共同的問題在於，要說明為何要一黨獨大，壟斷政權。現代政黨不能求助於宗教，也不屑於求助於宗教，他們的做法是自己構造一個自己的「宗教」，通過構造一個宏大的敘事來說明自身的合理性。比如蘇聯通過馬列主義理論構建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以及其取代的路徑，說明了社會主義一黨專政的合法性。但如果這一解釋與現實偏差過大，就極易與現實產生衝突，從而動搖自身政權的合法性，所以一黨專政的政體通常需要將群體與外界進行隔離，反覆灌輸自己的宏大敘事邏輯。這就是以前的蘇聯，和現在的中朝不得不對外封鎖網路的原因，需要通過壟斷宣傳的途徑，來不斷宣傳自己構建的宏大敘事，說明自己的體制合法性，這種宣傳與現實的潛在衝突，使得這種體制難以承受開放信息壟斷帶來的不同聲音的質疑。但在互聯網時代的當下，這種對信息的壟斷和封鎖變得越來越難，也使得威權體制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中國政府面臨的問題和採取的方法也是類似的，在改革開放之前是通過構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和轉化的歷史進程來解釋自身體制的合法性，但是改革開放以後更多是通過經濟發展的成果和民族崛起來證明自身的合法性。

朝鮮則是目前這個世界上最不穩定的體制，他是在一黨專政基礎上的，家族世襲個人獨裁體制，既要向人民說明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又要向黨和人民說明家族世襲個人獨裁的合法性，這太難了。所以它唯有通過極端的封閉，構建一個虛幻故事進行高強度的灌輸來強化自身的合理性。由於是一個現代政黨，他不能擁抱宗教，同時，極端封閉的要求，也使得這樣一個小國在不進行一定程度開放的基礎上難以發展經濟。所以，通過經濟贖買的路徑也被堵死。同時為了防止外界的顛覆，不得不保持大量的武裝，並發展核武器，所以在沒有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還要維持大量的武裝，並通過高福利保證武裝對自身的忠誠，所以只能通過存量轉移的方式，犧牲大量平民的福利來維持。於是，我們看到了朝鮮經常饑荒，民眾普遍營養不良的狀況。

威權體制的優點在於，在體制確立並且運行正常的情況下，效率很高。這個優點在有明確目標和路徑時，進行追趕是極為有效的，體現在蘇聯在二戰前後快速工業化和中國在一些產業上的快速追趕，包括國防領域。但是一旦缺乏明確的目前，進行不確定性的探索，其問題就會暴露，因為整個社會的高度均一性，試錯的成本會非常之高，中國人對這點應該是印象深刻。

另一個問題，在蘇聯的解體過程中暴露無遺，就是長期自上而下一體化決策和宣傳帶來的體制脆弱性，這涉及到民眾受到長期自上而下的家長式灌輸形成的逆反心理。為了維護政權合法性，要在封閉的環境里，不斷進行的基於宏大敘事的反覆宣傳，要隨著社會的變化進行各種修補，以彌補宣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問題這種落差一旦因為某種漏洞被暴露，由於體制自上而下的高度一致性和權威性，以及民眾的逆反心理，會使得整個體制受到全面的質疑。這種漏洞可能是來自於社會的劇烈變化（比如文革的破滅），講的宏大敘事被嚴重證偽，也可能是來自於外部的壓力，比如宣傳所需要的封閉環境被外力打開（對外開放），民眾可以經常接受到跟宣傳不一致的負面信息。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政權的所有聲音和行為都會失去民眾的信任，這就會造成任何一點微小的危機都會演變為全面的危機，這就是蘇聯轟然倒塌的邏輯，這也是中國過去一些年政府公信力危機的深層次來源。無論政府說什麼，民眾都不相信，這可很難辦。

民主這兩個字，在當代的中國顯然是有魔力的。因為民主看起來就具備天然的正當性，代表多數人的聲音，民主體制下選舉出的政府不需要花費力氣說明自己的合法性來源，代表多數派似乎是人類社會天然的正當性，所以民主政體是穩定的。但是多數派決定群體的命運真的就具體天然的正當性嗎？多數人的選擇得到了制度的背書，但歷史上以多數派的名義裹挾群體走向毀滅也是比比皆是。民主的漏洞在古希臘和當代希臘均暴露無遺。古希臘的雅典，流放有功的將軍，處死蘇格拉底，均反映了民眾作為一個整體的殘暴和缺乏判斷力。

在當代，民主的問題可能暴露得更加明顯。現如今的希臘包括歐洲的大部分國家，義大利，西班牙，法國，葡萄牙，愛爾蘭，多數人裹挾群體走向毀滅的故事正在發生。問題就在於純粹的民眾直接選舉政府的民主體制是直接反應多數人意志的政權組織方式，也就毫無阻礙的實現了多數人的暴政。這直接造成了歐洲主要國家福利只增不減的怪圈，哪屆政府膽敢削減福利，支持率立即爆降，政府癱瘓，迅速被趕下台，迎合民眾的政客被選上台，於是繼續增加福利討好民眾，於是假期越來越長，福利越來越高，努力幹活兒的人的稅收也越征越高。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持續的，長期以往，必然是整個社會的毀滅。但是，在這樣一種民主體制下，這個明顯的問題卻無法得到任何的改變，是不是很諷刺？

多說一句，有人會問，那歐洲的問題怎麼解決呢？其實歐洲人已經給出了答案，一個極端產生的問題通常要到另一個極端來找。民主體制下多數派決定結果的機制使得整個社會尾大不掉，已經使得任何漸進的改良不可行，結果就是迫使少數派不斷的採取更加極端的立場，最終在社會的崩潰解體過程中，使得越來越多人對現實不滿，拋棄舊體制，投入極端的那些前少數派懷抱，推動社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威權體制，只是這個答案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

通過這種民主向威權體制的劇烈轉變，以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強行推動社會轉變，解決現有民主體制下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是這過程中通常會付出巨大的代價，這種政治上向右的急轉彎通常伴隨著種族主義等等社會層面的巨大風險。最極端的案例就是二戰前的德國，是一個典型的民主體制導致社會秩序崩潰，這種崩潰帶來的混亂和不滿導致了極右翼上台並獲得極端權力，解決了民主政體帶來的混亂，但也種下了更大的禍根，並因此付出了更大的代價。

其實這點在道理上不難理解，要麼你的體制可以實現漸進式的糾偏，不斷的負反饋糾正維持系統的穩定。如果體制不斷的正反饋走向一個方向難以回頭，那最終必然是以猛烈的方式實現回歸，這種回歸過程當然會伴隨很多的動蕩和痛苦，就像金融市場暴漲後的下跌。

以上就是威權體制和民主體制各自的問題。威權體制通過一群精英為群體做通盤的考慮，能更好的的考慮社會的整體福利，做決策效率更高，但是面臨的問題一是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不穩，二是自上而下的決策方式導致試錯的成本過高。民主體制由多數派決定群體方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無可置疑，社會更加穩定，但是決策的效率太低，並且面臨人類群體決策非理性的問題。

從現有制度來說，美國的制度算是這威權和民主之間平衡得最好的一個國家了，以民意為基礎，但結合精英治國的思想，在制度上加了很多道防火牆隔離民意對政權治國的直接影響，但是隨著美國200年的發展，問題也逐步產生，激化，逐漸有尾大不掉之勢。這其中有現有制度下利益集團優勢加強，佔據越來越多資源導致貧富差距的問題，有人口結構變化少數族裔人口比重顯著上升，政治權利卻並未充分體現帶來的與原有權力階層的衝突，包括意識形態上以前的共識在社會結構變化後現在未必還是共識，如何尋找新的共識凝聚社會的問題，這些問題積累下來都會影響美國的競爭力和穩定性。

究竟如何評價一個社會體制的好壞呢？個人認為，最好的體制是最符合現有社會結構的體制，這是一種基於現實的判斷標準。這要求這個體制是動態的，自我進化的，能不斷根據社會結構的變化進行自我革新。

但是這面臨一個悖論，這個悖論在於，如何實現現有體制的自我革新呢？這點是很難做到的。比如說目前歐洲的民主體制就已經尾大不掉，一個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巨大問題，從現有體制出發卻無法解決。但這未必是個案，也未必是民主特有的問題，威權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根本原因在於在體制設計之初，根據當時的社會現實設計，並經過現實的篩選，所保留下來的最適應於當時社會的體制。體制從成立開始，就有了自發的生命力，賦予其生命力的就是體制的受益者。隨著社會的變化，慢慢體制開始跟新的社會結構產生矛盾，這時候需要變革，但是隨著體制運行的時間越長，體制的受益者群體的力量也越大，變革的阻力也就越大。這導致了最終變革的發生要麼是外力迫使，要麼也是在舊體制臨近崩潰的時候，代價高昂。

歷史上成功改革者寥寥，失敗者卻比比皆是。你只能在恰當的時候做恰當的事情，比如王莽，王安石的改革，就明顯了超出時代的背景，縱使天縱奇才，也是黯然收場。再比如凱撒在羅馬從小國轉變為地中海大帝國的過程中推動羅馬從共和國轉變為帝國，這與現代的觀念是截然相反的。現代觀念認為從帝制轉向共和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在當時在羅馬這是順應當時社會條件的一種轉變。這體現為哪怕凱撒自己因為變革而被刺殺，但這一制度仍被保存了下來，一直到羅馬帝國千年以後滅亡為止。這也說明了制度與制度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優劣之分。當然，這還說明了變革之難，哪怕是凱撒這樣一位功勛卓著，毫無爭議的統帥，做出的如此順應歷史潮流的變革，也遭受了他的反對派甚至他的親信的背叛，導致了凱撒血染元老院，以身殉國。制度的慣性是如此之強，令人感慨。

人類追求完美，卻始終求之不得，好和壞更像是一個動態的轉化過程，可以喻之以銜尾蛇，今日之優勢恰恰是明日衰落之因。因果輪迴，一刻未停，永恆只存在於臆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