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禮車隊現日軍服：為何「精日分子」會被輿論吊打？

來自專欄姬鵬

社交媒體上，有關「婚禮車隊現日軍服」的視頻，再一次觸發人們對「精日分子」的討伐。按照媒體的報道，事情發生在天津市河東區某一路段上。視頻中，婚禮車隊呼嘯而過，最前端一輛三輪摩拖車上的男子卻身穿日軍服，背著三八式步槍，對著鏡頭雙手豎大拇指。而這一幕，很快被輿論聚焦，引發廣泛討論。在輿論的壓力下，最終車隊隊長和當事男子公開道歉，並聲稱自己不是「精日分子」。而之所以穿日軍服，是因為當天參加抗日劇拍攝後，因時間倉促沒來得及換戲服。

就事論事，追究是不是「精日分子」，實際上也不是適當的事情。不過，作為婚禮本身的「婚慶配套」，傳遞出的「婚嫁邏輯」著實也很荒唐。民間是流行「搶親風俗」，但也是作為一種古老傳統的復盤和演繹進行娛樂。但要是混入「日軍搶親」的歷史忌諱，不免就讓人感到反感。

坦白講，依照人們對「精日」的認定，穿日軍服的男子，或許只是一種行為上的「不正確」。至於，他是不是精神上的日本人，有沒有極端崇拜日本軍國主義並仇恨本民族，單靠穿一件衣服就認定，似乎有點太過牽強。

不過，從近來幾件「精日分子」的事件中，卻能明顯的感覺到一些非理智的跡象。而這種非理智所導致的偏見，不管是在被認定為「精日分子」的身上，還是在吊打「精日分子」的群體身上，都有很明顯的體現。

那些被認為是「精日分子」的人，在表達對同胞的批判時，因非理智而產生狹隘的對比，這就使得那些非理智的同胞感到不高興。於是，在不能直接反駁的情況下，就會用「精日分子」的大帽子進行回擊，而這種回擊往往是盲目的，情緒的，甚至，是一哄而上的。

而對於輿論中慣常探討的「精日分子」，實際上在具體的現實中過分被誇大。比起對「精日分子」的擔憂，實際上我們更應該擔憂「偏見化」和「攻擊化」的大行其道。因為，在最近對「精日分子」的探討中，所被認定的「精日分子」，基本上都是對言語和外在表現的認定，而非對其內心的執念認定，而這很容易進入一種「誤傷化」和「消費化」的模式中難以自拔。

熊培雲在《西風東土》中有一段論述值得深思。他自己和學生談到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時，他指出中國不僅要防止來自外部的殺戮，同時更要防止來自內部的殺戮。而他的一位學生卻反駁，認為外國人殺中國人是「侵略」，而中國人殺中國人，是「內部進化」。熊培雲認為這是國民觀念先於人觀念的問題，可我更覺得深層次下，這是「利己主義」的一種立場轉化。

甚至，對於「大談內部進化」的邏輯里，進化只是由頭，而利己才是藏於內心的驅動力量。這種情境下，又怎能相信他（她）們是心存祖國的忠心一代呢？愛國與愛人實際上應該是同步的，我們既要愛被真實的國，也要愛實際的人，而非為愛國將實際的人囹圄在草木皆兵里，難有迴旋之地。

事實上，從所謂的「精日分子」和吊打「精日分子」群體來看，他（她）們的身份很容易在一定的條件下被轉化。因為，從某種層面上而言，「精日」的概念只是一種打擊的工具而已，而扣帽子的過程，才是他（她）們主要的目的。

我們經常會聽到「日本人的素質就是好，而中國人的素質就是差」的論斷，而這種論斷背後，還有很多極端的邏輯進行論證。可實際上，稍有常識的人都很清楚，不管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總會有素質高的人群，總會有素質低的人群，而扣大帽子的論斷，除卻是表達情緒和激化矛盾，實際上並不會有具體的認知增量。

中日間的民族矛盾，它實際上屬於歷史，而這種矛盾之間怎樣去消解，總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是，作為國內的同胞，在深知民族矛盾的同時，切莫因同胞之間的爭論，硬性的推進歷史的死結中，而這一過程中，日本還是日本，但同胞之間卻因偏見和攻擊無辜受損，著實是得不償失。

當然，作為具體的人，即便不強調民族立場，也要有起碼的常識認知。而非在偏見和自利中迷失基本的認知。與此同時，對於「精日分子」的衡量或稱謂，也不要過分誇大和渲染。因為，在具體的事件中，很多時候那些被認為是「精日分子」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精日分子」。

他（她）們要不言語不得體，要不衣著不得體，很多人甚至都沒去過東京。而在深層次的意義里，他（她）們也只能稱得上「嘴賤」和「傻缺」，而把他（她）們太當回事的群眾，除卻在其中感受圍剿的爽快和謾罵的自由，好像並沒有太多的收穫。但這卻能成為「吊打」精日分子的主要驅動力量，不免讓人感到一種「後怕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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