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曾建議救活陳景潤 毛澤東批示：請姚文元辦

　　1978年，一篇報告文學讓一位數學家一夜之間成了在全國家喻戶曉的人物。曾經的「臭老九」、「白專典型」成為全民偶像。孩子們在被問到「長大後做什麼時」，都響亮地回答：「要當科學家！」　　同年，一次科學大會，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成了改革開放的先聲。　　回顧這段歷史，「猜想」一般的謎仍未破解：為什麼偏偏選擇了這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科學怪人？在當時的背景下，徐遲的春秋筆法隱藏了什麼？陳景潤的真實人生如何？　　「這是個認識知識分子價值的過程。」陳景潤老友羅聲雄研究員的一句話，讓人找到了回望1978年的視角。　　誰選中了陳景潤？　　徐遲為什麼要寫陳景潤，這還得從《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神仙會」說起。　　「文革」剛結束，復刊不久的《人民文學》，恰逢主編張光年生病住院，選題就靠幾個年輕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神仙會」來定。　　1977年9月18日，黨中央決定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緊接著，10月的這次「神仙會」自然跟「科學」掛上了鉤。編輯們覺得，如能組織一篇反映科學領域的報告文學，正當時候。　　這個想法，其實並不尋常。十年浩劫，知識分子早成了「臭老九」，以他們為主角的文學作品也幾乎絕跡。不過，中央既然要重新評價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學領域自然應該有所突破。　　然而，寫誰好呢?　　也不知是誰，想起一則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20世紀70年代初，有個外國代表團訪華，一美國專家點名要見大數學家陳教授。我國有關方面千方百計尋找，終於在「牛棚」里發現了這個人，他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果，竟然誰也不知道。　　這人就是陳景潤，編輯們紛紛補充了自己聽到的軼事：他是「白專」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氣得跳樓，不過這位數學家自殺還不忘算角度，結果連傷都沒受；他是一個「科學怪人」，不刷牙不洗臉；有人說他財迷，棉襖都捨不得買，就用兩個棉毛衫，裡邊裝上棉花，一綳。　　這樣的人能不能寫？當時，「白專」可是頂「大帽子」，在「文革」中，不問政治的「白專」分子幾乎和吃白飯、寄生蟲等名詞聯繫在了一起。　　經過激烈的爭論，編輯們達成一致，就寫陳景潤吧！中央已經提出了「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目標，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自然需要知識。不管怎樣，他是有貢獻的。　　那麼，找誰來寫呢？有人提到了徐遲。　　徐遲雖是一位詩人，但他做過新聞記者，寫過不少通訊特寫。1962年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人物特寫《祁連山下》，以敦煌藝術家常書鴻為原型。解放後，寫知識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反響好的更屈指可數，這篇文章算是其一。　　當時的青年編輯周明，負責尋找這位久違了的詩人。　　徐遲原來在《詩刊》做副主編，後來響應中央的號召「作家到火熱的生活中去」，連編製也轉到了湖北省文聯。　　周明的電話打到武漢，徐遲說他在老家浙江南潯選好了房子，準備辦理退休手續告老還鄉了。他說他被剝奪了創作權，十年沒有動筆了，噤若寒蟬。　　不過，當周明提起這個任務時，老先生又興奮起來，他說，要是能有機會寫點什麼就太好了，冬蟄太久了，也該醒醒了。　　周明放心了，63歲的老先生，依然是個熱情的歌者。只是提到陳景潤，詩人熱情稍減，他有點遲疑地說「試試看」。　　果然，徐遲到京後和親友們吃飯，一屋子人，一聽說他要寫陳景潤，一致反對。「怪人」呀，「白專」呀，「吝嗇」呀，他們都勸他換個題目，陳景潤是個有爭議的人，何必惹麻煩呢？　　敢不敢寫？最後是徐遲的姐夫一錘定音：「寫！陳氏定理了不起！」這位姐夫正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將軍。看將軍說得那麼乾脆，徐遲打消了顧慮。

　　偶然的機緣　　從《人民文學》的青年編輯到伍修權將軍，似乎誰都知道陳景潤，可是在1977年10月之前，他並沒上過報紙，陳景潤怎麼成了話題人物呢？　　其實，讓陳景潤出名的，只是一個偶然的機遇。時任中科院數學所業務處處長的羅聲雄講述了這件奇事。　　1973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長。2月里的中關村，周圍是一片片蕭索的農田，讓它出名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北大、清華這兩大「文革」策源地，發生在這裡的故事往往有風向標的意味。　　一天，陳景潤在去醫院的路上偶遇羅聲雄，也許是自覺身體不行時日無多，他突兀而神秘地說：　　「最近，我完成了對猜想的證明，論文也寫好了，你看怎麼辦？」　　「論證過程有問題嗎？」羅說。　　「絕對沒問題。但是我擔心沒法發表，即使發表了又會挨批。」　　「只要是真貨，就不怕。」　　這裡所說的猜想，是指對「哥德巴赫猜想(1+2)」的簡化論證。陳景潤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經6年攻關，寫出了這篇長達100多頁的論文。他心裡清楚，這不僅是他有生以來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數學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白，自己頂著「白專」的帽子，「猜想」又遠離實際，論文肯定難以發表。這些年挨整、跳樓、專政經得多了，雖經羅聲雄勸說，陳景潤還是把論文壓在了箱底下。　　羅聲雄，湖北人，三十齣頭，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陳景潤像「叫花子」一樣被「革命群眾」群毆，周圍的人都哈哈大笑。只有羅為他出了頭，由此成了陳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這次，為了給陳景潤打氣，羅聲雄和數學所的另一位業務幹部喬立風，決定跨過數學所黨委，把事情直接捅到院里。　　一份題為「數學所取得一項重要理論成果」的工作簡報，徑直送到了中科院領導處。副書記武衡看完這份簡報後，頓感眼前一亮。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電子計算機的改進引發了西方的技術革命，而我們卻停滯不前。1971年至1972年間，周恩來借接見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和數學家林家翹的機會，與中科院負責人談話，要求中科院在理論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陳景潤這個成就，真是恰逢其時。　　武衡立即趕到數學所。他當著黨委書記的面，尖銳地指出：「單是陳景潤有論文不敢拿出來的事，就應該向總理反映。」這位書記的答覆也很有時代特色，他說：「陳景潤的論文能不能發表，要經全體群眾討論通過！」　　在隨後的全院大會上，武衡專門表彰了陳景潤，不過他沒提名字，僅說：「我國年輕的數學工作者在數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項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　　坐在底下的新華社記者顧邁南，專門負責科技報道，聽到此處，她心中一動，立即詢問身旁的一位局長，得知這個人叫陳景潤，「是個怪人!」　　第二天，顧邁南就到了數學所，接待她的那位「革委會」負責人說，「這個人(指陳景潤)生命力很強，中關村醫院來了幾次病危通知單，說他快死啦，可他至今還活著。」　　隨後，顧邁南迅速寫了兩篇「新華社內參」，專門報道了陳景潤。現在回看這兩份「內參」，只有兩處略有誇張。一是在論文尚未發表前斷言「陳的論文發表後，會轟動世界」，一說「陳命在垂危，亟待搶救」。不過，這為後來的「陳景潤事件」，投入了催化劑。　　離陳景潤和羅聲雄談話還不到半個月，陳景潤的機會就來了。　　江青在「內參」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陳景潤為好？」　　毛澤東大筆一揮：「請文元同志辦。」　　姚文元又作批示：「陳景潤的論文在哲學上有什麼意義？」　　羅聲雄奉命作科普文章，向領導介紹「哥德巴赫猜想」，至於哲學上有什麼意義，他說不出來，只好請「哲學家」去體會了。

　　陳景潤事件　　事情進展神速，接下來就有了中關村88號樓的一幕。「在知識界，人們管這件事叫『陳景潤事件』，」羅聲雄說。　　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徹中關村88號樓3層寂靜的走廊，住在小茶房裡的陳景潤也被驚醒了。一名身著戎裝的彪悍男子在門外高呼：「陳景潤同志，我是遲群，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來看你了！」　　遲群身後，還有時任衛生部部長的謝振華，協和醫院院長張孝騫及其他醫學權威，武衡也陪同在列。　　陳景潤完全懵了，主席怎麼會知道我這麼個助理研究員、「白專」典型？莫不是造反派抓人來了？他遲遲不肯開門，喧嘩聲中，同樓的幾十個居民都聚到了門口，有的只穿著褲衩背心，凍得上牙打下牙，整個88號樓，猶如剛發生了地震。　　陳景潤出來了。遲群何許人也？毛澤東的聯絡員，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竟然懇請他馬上去檢查身體。陳景潤死活不肯，遲群不得不親自動手，強拉著瘦弱的陳景潤，把他塞進了紅旗轎車。　　五六輛轎車，浩浩蕩蕩地開進遲群的「陣地」清華大學，幾名專家立即會診，陳景潤患有慢性腹部結膜炎，並非要命的急症。不過，依照主席的指示，陳景潤還是住院了。　　第二天，對政治莫名其妙的陳景潤，不顧「最高指示」，逃出了病房。結果又是天下大亂，全院上下尋找陳景潤。　　偉大領袖親自關懷「白專」分子，與「文革」中的氣氛格格不入，種種錯位，讓科學院開了鍋。人們停下了手裡的工作，展開了辯論。相當多的研究員大受鼓舞，「看來，只要有真本事，領導還是重視的」。又有許多人被弄得糊裡糊塗：不是提倡又紅又專嗎？為什麼又肯定了「白專」分子？　　「數學大師龐開來曾給機遇下了個定義：機遇是對社會無知程度的一種度量。白卷先生張鐵生和書獃子陳景潤能夠同時出名，這都符合龐開來的原意。」羅聲雄進一步解釋了他對此事的反思，「在那時荒蕪一片的科學土壤里，突然開出一朵奇葩，各級領導自然如獲至寶，他們以此為題，各做各的文章，這就給了陳景潤一個機遇。」　　隨後，陳景潤的論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國科學》英文版16卷第2期上發表了。　　這篇論文的分量有多重？中科院院士林群用2008年奧運會打了個比方：「陳景潤是數學界的百米飛人博爾特，挑戰著智力極限。他保持的這個紀錄，至今34年，仍無人能破。」

　　徐遲三訪陳景潤　　如果說遲群夜訪陳景潤只是政治，那麼最終讓這個書獃子感動國人的，卻是科學的魅力、人性的光輝。這些，被徐遲的慧眼發現了。　　據陳景潤秘書李小凝轉述，徐遲寫出洋洋萬言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他跟陳景潤只見了三面。這讓記者也吃了一驚。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1977年的一個秋日，周明陪著去的。　　陳景潤進來那一幕，周明記憶猶新：「他非常瘦小，臉上雖然紅撲撲的，但卻是一種病態的紅(大概是因為結核病)，我們都穿單衣，他身上卻是一件半藍不灰的中山裝，露出來的襯衫領子一個翹在外面，一個窩在裡面，頭上的棉帽歪戴著，兩個護耳，一前一後地耷拉著，確實是個怪人，挺邋遢的。」　　陳景潤的手攏在袖子里，有點心不在焉地說，「哦，你們來了，我很高興，很高興」，一直說很高興。一聽說自己是報告文學的主角，又說，不要寫我，寫寫老前輩，寫寫老科學家，寫寫領導人。他當時說了一串領導人的名字，每一位前面都加上了「敬愛的」，完全是報紙上的字兒話。徐遲笑了，說我不是寫你，我來寫數學界。陳景潤鬆了口氣，天真地說那我一定提供材料。　　於是，他們隨意聊起來。　　徐遲問，「哥德巴赫猜想」進展如何了？　　陳景潤回答：到了最後關頭。看到葉劍英元帥最近發表的《攻關》一詩，很受鼓舞。我要繼續苦戰，努力攻關，攀登科學高峰。　　再問他最近考慮什麼問題？他說，收到一個國際會議的邀請，正在寫回信。　　原來，國際數學聯合會主席邀請他去芬蘭參加數學家大會，並作45分鐘的學術報告。出席本次會議的有各國學者三千多人，但確定做學術報告者僅十來名，其中亞洲兩名，一個是日本學者,一個便是陳景潤。　　陳景潤請示領導，沒想到中科院副院長方毅讓他自己答覆，這可讓他大費腦筋了。　　最後，回信大致講了三點：一、感謝國際數學會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請；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目前台灣佔據著數學會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參加；第三、如果驅逐了台灣代表，我可以考慮出席。　　簡直出乎意料！看來陳景潤沒有傳說中那麼「痴」，那麼「傻」。　　雖然陳景潤講話的時候，夾著報紙上的套話，但他那種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讓徐遲有一種感覺：陳景潤沒有生活在我們中間，他活在數學王國里，雖然被迫接受了訪問，但他的心仍在低飛著，盤旋著，閃出晨光熹微的理性之美。　　徐遲忍不住悄聲對周明說：「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　　怎麼走進陳景潤的心裡呢？往後的一個星期，徐遲在外圍展開了採訪，他還特地找到數學所的年輕研究員楊樂、張廣厚，和他們一起歸納出了三個陳景潤感興趣的問題：猜想是怎麼回事？猜想的題目怎麼寫，答案怎麼寫？(1+2)的突破在哪裡？　　第二次見面，徐遲有備而來地拋出三個問題，陳景潤話多起來，也不管徐遲懂不懂，直接把解決這三個問題的數學公式寫給徐遲看，徐遲抄下來，或者說是照貓畫虎地描畫了下來，正如讀者所見，公式擱在了文章的開篇。　　這次見面，徐遲掉淚了，他得出個結論：陳景潤是那種為了數學可以拋棄一切的人，外界對他的傳言太可惡了，那些當初迫害他的人，今天仍在製造流言蜚語。　　採訪進入尾聲，唯一的遺憾是，陳景潤幾乎不讓任何人進他的小屋，徐遲也不例外。時任數學所書記的李尚傑說：「要不，咱們搞點陰謀詭計試試。」　　經策劃，周明和徐遲、李尚傑三人一同上了88號樓,老李是領導，自然被放進屋。周明和徐遲，又過了十分鐘後才去敲門，只說找李書記有急事。　　果然，陳景潤還未反應過來，李尚傑就搶先開了門，周明和徐遲就這樣不容分說地擠進了屋。環顧這間由茶水間改成的宿舍，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張單人床，床上的褥子只用蚊帳包著。牆角放了兩個鼓鼓囊囊的麻袋，一個裝的是他的換洗衣服，另一個全是計算題手稿和廢紙。辦公桌上除了中間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餘桌面落滿了灰塵。　　原來，這就是陳景潤的世外桃源、數學作坊、自由王國。　　「猜想」問世　　詩人的激情迸發了，他說他像林妹妹愛上二哥哥那樣愛上了陳景潤！據徐遲的兒子徐延回憶，他寫得很快，一個星期採訪，一個星期寫作，一個星期修改，一個星期發稿。　　前面的幾個段落只用兩個晚上就寫就了，不過寫到「文革」就卡住了。　　當時，中央關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尚未做出，「兩個凡是」依然禁錮人心。評判「文革」，誰也沒有這個膽。　　「文革」中，徐遲被關在一個樓上，沒有事情，就只剩下讀書，能搞到的書都反覆讀了，讀得最多的是《馬恩全集》。　　在寫《哥德巴赫猜想》時，徐遲想到了《馬恩全集》第一卷里的一篇重要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文革」的態度、理解、寫法，都在這篇文章里找到了依據。　　《哥德巴赫猜想》問世後，「文革」這一段立即引起讀者熱烈反響。許多人爭相購買和競相傳閱，喜歡文學的和平時不太關心文學的，也都找來一遍又一遍地讀。　　當然，作家也有妥協。有關陳景潤跳樓自殺等苦難，閃閃爍爍地寫了；陳景潤事件，沒有寫入文中。　　講到那篇著名的論文時，文中是這樣說的：1973年春節前夕，黨委書記和政治處主任，提著水果去慰問陳景潤，他非常感動，立即拿出論文，說道：「把這篇論文獻給黨。」　　數學所的人都知道這是「天方夜譚」，當時大數學家華羅庚、吳文俊都沒人理，一個助理研究員哪裡有這種待遇？「李書記」在這篇報告文學中成了個意味深長的符號。　　至於怎麼寫「猜想」，怎麼寫科學，徐遲說了這樣的話：「我不懂科學，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學家的為人，也就可以寫一點科學了。」　　《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文學》刊發在1978年1月號頭條。2月17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轉載了這篇文章。　　中國大地颳起了「陳景潤旋風」，他成了科學的代名詞。科學家一夜之間成了最時髦的職業，「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掛在人們的嘴邊。許多青年，包括後來成為搜狐創始人的張朝陽，因為看了這篇文章，走上了追求科學的道路。　　但也有人投書《中國青年報》發出疑問：陳景潤算不算又紅又專的典型？宣傳陳景潤會不會使青年鑽研業務不問政治，走偏方向？　　《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為了四化要又紅又專——從陳景潤談起》的評論員文章。指出，陳景潤為了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不畏艱難困苦，頑強堅持攻關，這就是紅。　　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的周明說，陳景潤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被當作主角和英雄描寫的知識分子，從此，他們走進了文學畫廊。　　因為深感我國科學水平之低，低得讓人痛心，在寫完《哥德巴赫猜想》之後，徐遲繼續遨遊於科學世界。《地質之光》、《願生命之樹常青》、《在湍流的漩渦中》，他以詩人的心靈，與不為外人所知的科學世界相通了。　　這些，都成了對第一次科學大會的獻禮。　　有一千個陳景潤就了不起　　在科學大會作報告間隙，鄧小平會見了陳景潤，這是他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會面。　　陳景潤佝僂著背急步上前，用雙手緊緊握住了鄧小平的右手。周圍鎂光燈閃爍，他顯得更加拘謹了，出人意料地，他深深鞠了一躬，嘴裡念叨著：「謝謝鄧副主席，謝謝、謝謝……」。　　「我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鄧小平在科學大會上作的報告中，著重講了這一條。其實，連陳景潤都不知道，早在3年前，鄧小平就已經給他當了一回「後勤部長」。　　1975年9月26日，重新工作的鄧小平主持會議，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胡耀邦提交的《整頓科學院的彙報提綱》。　　當時，胡耀邦負責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間他親赴數學所過問陳景潤的工作和生活。得知陳景潤依然住在小茶房的時候，胡耀邦異常激動，像憤怒的獅子一般咆哮，「你們於心何忍」。　　在9月26日的會上，胡耀邦提到，至今仍有人認為陳景潤是「白專典型」，對其工作生活問題不予解決，鄧小平也火了，他說：「什麼白專典型，總比占著茅坑不拉屎強！」接著，他給了陳景潤極高的評價：「像這樣的科學家，中國有一千個就了不起！」　　幾個月後，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這位偉人又遭打倒，陳景潤依然住在小茶房，不過，鄧小平已經記住了陳景潤。　　科學大會之後，陳景潤迎來了喜訊不斷的春天，而這都離不開「後勤部長」所抓的一件件實事。　　1981年鄧小平親自批示：「可否為其配一秘書，以分其勞。」　　1983年，按照鄧小平的指示，陳景潤的夫人由昆從武漢調到了北京，陳景潤升為一級研究員。他的月薪從89.5元加到了149.5元，另外還有50元津貼，相當於行政十級工資，也就是現在的正局級。更可喜的是，他搬出了那間小茶房，第二年在新家裡添了個大胖小子。　　這時候的陳景潤精神煥發，雖然已近半百，看上去卻像個小夥子。他留著整齊的小平頭，身穿綠軍裝，過去的熟人都說，陳景潤完全換了個人。　　不過，由於鄧小平的三個指示沒提房子，陳景潤仍然為了房子苦惱著。　　1984年，有了孩子的陳景潤向老朋友羅聲雄訴苦「我搬出去跟豬做伴了」。原來科學院在北大附中旁邊有一套兩居室，分了給他，但兩居室附近有一個屠宰場，屠宰的時候豬兒們呼天號地，弄得這書獃子心煩意亂、東躲西藏。　　羅聲雄「攛掇」陳景潤給鄧小平辦公室打個電話。果然，當鄧小平知道陳的住房情況時，非常生氣，他當即指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登榜，就地解決。高登榜親臨數學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當天，科學院就分給陳景潤一套四室一廳院士房。　　不能承受之重　　一封來自四川農村，沒有收信人地址，僅寫著「陳井運同志收」的信，竟沿著曲折的郵路準確無誤地送到了陳景潤手中。當年的「陳景潤熱」可見一斑。　　那股「陳景潤旋風」，將他從數學世界中拉出來，讓他不得不去扮演各種角色。　　邀請他作報告的單位排成了長隊。他去山東、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貴州……他不得不在人們的盛情請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講述自己的奮鬥經歷。人們似乎並不在乎能不能聽懂他那南方口音極重的普通話，只要能請到他就滿足了。　　報紙、刊物也紛紛請陳景潤寫文章，青年報約請陳景潤「與青年人談理想」；體育刊物約請陳景潤談「做一個科學家要身體好」；省報約請陳景潤「與青年同志們談學習」……　　小學請陳景潤去做校外輔導員；中學請他去給中學生談「怎樣才能學好數學」……這一切，陳景潤似乎責無旁貸。因為據說北京有一位中學生看了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後，整天將自己關在房間里，埋頭在數字、公式、符號中，眼睛近視了，背也駝了。　　還有全國各地寄給陳景潤的信件等著他拆看，一個又一個從外地趕來的青年要面見他，要跟他學數學，跟他探討「哥德巴赫猜想」問題。　　在當時特定的時代社會背景下，陳景潤被賦予了太多的社會意義。但是，這對於一位數學家來說卻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陳景潤不得不說符合公眾形象的話，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紅又專」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經常是一身草綠色軍衣，草綠色解放鞋，斜挎草綠色書包的打扮。　　全國科學大會期間，徐遲去看陳景潤。房間里依然堆著五六個麻袋，不過都是群眾來信。一個麻袋單獨放在一邊，全是女孩子的求愛信。　　「我可怎麼辦？」陳景潤沖著徐遲一攤手。　　陳景潤的老師，那位第一個向他介紹「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特地來看望他當年的學生。陳景潤說：「謝謝你，沈老師。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無微不至地關懷我，我常常感動得流淚。我要加把勁，拚命大幹社會主義，繼續攀登科學高峰。」　　當時在場的記者聽沈元對他的學生說：「你呀，正直的人已成為政治的人！」　　數年後，徐遲在接受採訪時說：「對陳景潤，《哥德巴赫猜想》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許多不好的作用。因為當時影響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對陳景潤這樣的人，成名是一種痛苦，甚至成為了對他的工作的干擾。他如果不是那麼大名氣，可以有更多的安靜的空間，有充分的時間來更好地進行他的研究。」　　無用之用　　上世紀80年代，武漢東湖路，徐遲的書房裡添置了一台電腦，型號比人們熟知的奔騰286更古老，屏幕是用9寸電視機改裝的。鍵盤上，貼著他親筆寫的字條「請先洗手，再接觸鍵盤」。古稀之年，徐遲仍在筆耕不輟，他是作家中率先使用電腦寫作的人。　　徐遲晚年所讀所寫均是高能物理、相對論等問題的書。有一次他對秘書徐魯說：「別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寫，唯有高科技的東西才是真的，才是非寫不可的。」可惜他這個看法有點曲高和寡。　　報告文學集《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時，發行了上百萬冊。然而到了90年代《來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時，卻只有寥寥5千冊的印數了。　　徐遲為此百般焦慮：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擁抱信息和科技，本是火燒眉毛的事，為什麼心血之作卻成了空谷足音？　　陳景潤也無可迴避地面臨了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多的人要問，「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麼用？甚至連一些數學家都說，陳景潤不過是時勢造英雄。　　「說數學有用還是沒用，那是外行話。」林群院士感慨道，「今天，人們非要探討猜想的用途，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牛頓發現力學三大定律的時候，誰能預見宇宙飛船應用了這個理論呢？」　　「無用之用」導致他的事業後繼無人。陳景潤的專業遠離市場，除1978年有百人報名他的研究生外，往後數年，報考的人寥寥無幾。從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間，陳景潤共招收6名研究生，本來為數不多，但沒有一個留在他身邊，大多出國了。　　科研經費的短缺，也令他的5人小組難以為繼。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陳景潤時，他談到了他的憂慮：「每人每年數百元經費，連出差都難，國內有些學術會議都無力參加，更不敢請人來。」記者發出感嘆：「沒想到一個大數學家還須精心計算這麼一筆細小的經濟賬。」　　在記者看來，如此細小，但在陳景潤，這是一個科研組一年的經費。　　放棄「猜想」　　陳景潤以「哥德巴赫猜想(1+2)」著名，普通公眾，大概以為陳景潤一直在向(1+1)的證明發起衝鋒。其實，陳景潤清楚地知道，以現在的數學工具並不能破解(1+1)，1974年以後，他便決定放棄這顆「數學皇冠上的明珠」。　　「我不能騎著自行車上月球」，陳景潤如是說。　　作為一個實事求是的科學家，在自己的專業上，他沒有因為公眾的期望改變自己，儘管這可能有損他的光輝形象。　　20世紀90年代，中關村變成了中國矽谷，陳景潤卻一天天衰竭。　　1984年查出的帕金森綜合征，讓他幾乎失去了一切，除了數學。當羅聲雄告訴他英國數學家懷爾斯解決了費馬大定理時，他請護工幫他翻起眼皮，睜開雙眼，表示他的驚訝。然後，他含混不清地說，請把資料拿來，我要看。　　自科學大會以後，陳景潤和徐遲便沒有見過面，甚至沒有任何交往，但兩人對科學卻是一樣的執著。　　徐遲晚年涉足於高能物理王國，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幾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談夸克》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　　為此，《人民日報》在同一版面上還發表一篇署名陶鈞的文章《贊文學家的科學感情》，文章指明，此徐遲即彼徐遲，打消讀者可能產生的疑問：怎麼作家徐遲會寫起高深科學文章?　　1996年3月19日13時10分，陳景潤與世長辭。同年12月12日，徐遲在武漢的病房裡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回味徐遲50年代寫的一首詩：「我所攀登的山峰／在雨雪雲霧籠罩下／它吸引你走進它／像磁場引導指南針／除非你是一個勘探隊員／你不會知道這山脈的價值。」　　這是科學家的讚歌，也是徐遲和陳景潤相遇的機緣。　　驚回眸，那一春　　「神七」問天，「嫦娥」奔月，當今中國一日千里。正如鄧小平在科技大會上預言的，「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說明：理論研究一旦獲得重大突破，遲早會給生產和技術帶來極其巨大的進步！」　　讓我們再次回到1978年那個春天，那個決定了陳景潤、徐遲和千千萬萬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春天。　　這一年，楊樂在蘇黎世國際數學大會上，報告了他和張廣厚的研究成果。　　這一年，孫家棟在科學大會上作了關於我國空間事業發展的發言。30年後，他成了繞月探測工程總設計師，實現了郭沫若在《科學的春天》一文中所說的「嫦娥奔月」。　　這一年，黃昆在離開研究工作26年後，由鄧小平點名到半導體研究所任所長，由此成為「文革」後走上領導崗位的第一批科學家。　　這一年，陳佳洱回京參與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規劃。此前，他已在北京大學漢中分校待了10年，修路、餵豬、種地，賣光了所有與加速器相關的書。　　這一年，袁隆平由懷化農校調入湖南省農業科學院，晉陞為研究員，並獲得全國勞動模範稱號。　　這一年，巴金重新拾筆，耗時7年完成了《隨想錄》。　　這一年，張藝謀，陝西咸陽國棉八廠28歲的工人，在北京電影學院西安考區，被幾個攝影老師破格錄取……(記者孫文曄)　　(感謝陳景潤的生前好友羅聲雄研究員、林群院士、陳景潤的秘書李小凝老師、《人民文學》前副主編周明先生、徐遲之子徐延先生、徐遲的秘書徐魯先生對本文寫作做出的指導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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