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德困境的根源是什麼？

中華民族是一個重道德的民族，道德教化幾乎與民族文字有著一樣漫長的歷史。特別是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道德更是上升到經世治國的高度，比如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認定「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甚至中央官僚機構所設六部，一直是將禮部置於兵部、刑部、工部之前，足顯禮儀道德之重要。

（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瓶頸中國》，中國工人出版社）

中華民族重道德的特點，在與西方社會作出比較後更加清楚。以大學的校訓為例，重道德和求真理是中國與西方的主要區別。先看中國大學的校訓：清華大學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是「德才兼備，知行合一」，北京師範大學是「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東南大學是「止於至善」，揚州大學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再看西方大學的校訓：美國哈佛大學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耶魯大學是「光明、真理」，斯坦福大學是「自由之風飄蕩」，堪薩斯州立大學是「謹守大自然的法則」，柏林自由大學是「真理、正義、自由」……

那麼，重道德是否收穫了道德？現實似乎並不樂觀。有位大學教授在給大學生作報告時，提出一個問題：「當今社會缺什麼？」學生齊聲回答：「缺德！」當今，道德不彰是一個不爭的現實。但這一問題並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早在幾十年前，國學大師胡適先生就講過，中國人存在三大毛病：缺少愛心、惻隱之心，不能見義勇為，貪生怕死。為什麼道德講了幾千年，仍然難以形成普遍的道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儒家文化在倡導道德的同時也在抑制和扭曲著道德。

第一，儒家文化所維護的等級制度，本質上是一種抑制道德生長的制度。道德賴以產生和存續的基礎是人與人的平等，沒有平等便不存在人格尊嚴，進而不會產生維護道德的衝動。沒有了內在的驅動力，道德成長的基礎便不復存在。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特質是強調以皇權為中心的等級制度。尤其是漢武帝在嵩山製造了「山呼萬歲」的神話後，整個民族便跪下了，一次次下跪，一次次強化，終於成了仰視權威的順民。沒有了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也不可能存在對道德的珍惜和追求。

第二，儒家文化所強調的道德是一種有限的道德，同時因取向有失偏頗而使道德存在缺陷。中國封建時期所推行的道德，很難認定為普世的道德，亦很難說是一種能夠滿足人靈魂需要、提供精神歸宿的道德，因為確立道德的目的僅僅是維護封建統治。既然是以帝王需要為道德標準，便不會產生博愛。沒有博愛，道德張揚的空間必然變得很狹小。梁啟超在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時就說過，中國人「無高尚之目的」。沒有高尚的目的，難免會墮入庸俗化和功利化。為什麼我們習慣於法外求法，不遵守規矩，並且形成了嚴重的賄賂心理、灰暗心理？原因即在於此。

此外，在道德取向上，儒家文化更突出的是私德，對公德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私德包括勤奮、儉約、孝敬等，公德則包括愛人、互助、寬容、守信等。以元代戲劇家關漢卿的名劇《竇娥冤》為例，竇娥臨死之前發了三個願：「血飛白練，六月雪天，楚州亢旱。」她希望通過大旱餓死成千上萬的人震驚皇上給她申冤，但她又很關心家人，要求上刑場之時繞道走，避免婆婆看到會傷心。人們都為竇娥所感動，認定其所作所為符合道德。這種價值判斷，顯然是默認了「為成就私德而犧牲公德」。

第三，儒家文化在推行道德過程中未能調動大眾進行靈魂深處的自我救贖。儒家文化是一種入世的哲學，這決定了其推行和強調的道德是「標籤式」道德。推行過程中強調藉助皇權的力量，因此這種道德只能是「力量的道德」而「非道德的力量」。

既然不是由靈魂深處迸發並外顯的道德，一旦推行道德的力量弱化，或者朝代更替、社會轉型，就可能使原有的道德弱化，甚至紊亂。這一點與西方的道德實現有著很大的區別。西方文明有兩個基本源頭，一個是古希臘文明，另一個是基督教文明。科學解決的是真，宗教解決的是善，藝術解決的是美。這都告訴我們一個極其重要的道理，道德實現必須從人的靈魂深處產生，追求人性的自覺，強調人自靈魂深處產生憐憫和博愛。這種不加強制的自我發現和張揚的過程，才能使道德維持長久。

進入21世紀的今天，在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浪潮的衝擊下，特別是在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的環境下，僅僅試圖從傳統國學中尋求道德力量和出路，以實現一個民族道德的覺醒，希望以此最終站立於人類道德的制高點，這個難度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