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反傳統的女英雄及其局限

　　農業時代的婦女活動的範圍很小，幾乎走不出家門：出嫁之前走不出父親的家門，出嫁之後走不出丈夫的家門，即使丈夫死了，也沒有公婆，她仍然走不齣兒子的家門。「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是謂「三從」，她只有跟著轉的義務，沒有也不可能有個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這樣狹小的牢籠之內，婦女的反抗和鬥爭也並非一點沒有，但一般來說只有兩種形式，一是當她年輕的時候力爭戀愛和婚姻的自主，大膽地私訂終身以至於私奔，這無非是要衝出父親的家門；二是當她做了妻子之後，力爭成為丈夫唯一的配偶，反對一夫多妻，反對丈夫另有所愛，這無非是要在這個家門之內具有牢固的地位。這後一種鬥爭已經不如青年時代那麼有氣勢了，但仍然是不合法的，因為按照封建主義的「七出」之條，這種想法和做法屬於第四條明文否定的「妒」，是不允許存在的，因為「妒，為其亂家也」（《大戴禮記·本命篇》），擾亂了封建家庭的正常秩序——在這樣的家庭里，允許一夫多妻，而不允許妻子嫉妒。至於要走齣兒子的牢籠，在成了寡婦有了一把年紀之後再圖結婚另組家庭，即使在今天也會有某種難度，古代的婦女大約連想也不敢想到。　　所以，在丈夫的家庭里，妒婦乃是反傳統的孤膽英雄，她們的言行即便有點過激，也還是可歌可泣的。　　說妒婦是孤膽英雄，是因為她們從不也決不可能聯合其他婦女，更不必說男人了。正如一位婦女學家所說的那樣，「父權社會以來，即人類進入文明以來，女人從來沒有以『群體』身份實現充分的自我表現。幾千年來，她們分散在『他的』家庭中，其人格和個性，也具體地融化在對『這一個』男人的依附中」（李小江《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53頁）。而在本文要討論的情境中，她們要對用情不專的「這一個」男人進行造反了。　　《紅樓夢》第五十七回里，紫鵑對林黛玉說：「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擺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憐新棄舊，反目成仇的，多著呢！」「妒婦」就是要反對這種夫妻之間的不平等，為此它不能容忍丈夫在自己之外還有配偶，不準丈夫納妾或有其他性夥伴。她在家庭內部展開了有聲有色甚至動用武力的鬥爭。　　從現有的材料看，這種鬥爭在魏晉六朝時期已經形成氣候，甚至成了社會上一個熱門話題，這與曾經是絕對權威的經學到這時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輝、意識形態領域內呈現多元化態勢、人性有所覺醒大有關係。當時婦女空前活躍，在小說、筆記中有很多反映，但由於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男性，所以覺醒了的女性統統被稱為「妒婦」，當作反面形象來處理。但是只要作者們是如實描寫的，則現實主義的勝利總是可以讓後代的讀者們感覺到當年女性先覺者的光輝，儘管她們鬥爭的形式極其古樸，但仍然是非常動人的。 《遣愁集》中有關於謝安夫人的故事——　　晉太傅謝安，妻頗妒，欲置姬妾而不敢。兄子輩微察其意，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顧問曰：「此詩是誰所撰？」答曰「周公」。夫人答曰：「周公是男子，想為之耳。若是周姥撰詩，當無是言！」　　故事的本意大約是嘲笑謝安夫人劉氏的無理糾纏；而今天看去，劉夫人頭腦十分清醒，它看出了男性對於文學的壟斷造成了對女性極其不利的局面——她可以說是一個超前出現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偉大先驅。　　六朝時代「妒婦」日益增多，引起上層社會男子很大的恐慌，連皇帝也不得不關心這一問題。南朝宋的太宗鑒於「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大為震怒，不僅殺雞嚇猴地將一個縣令家的「妒婦」賜死，而且「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宋書·后妃傳》）加以譴責，大規模地動員輿論。這部書後來簡稱為《妒記》，《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著錄二卷，到《新唐書·藝文志》還有著錄，後來就亡佚了——南宋以後理學日盛，沉悶的精神氣候已不容許「妒婦」繼續活躍——現有魯迅先生輯本，在《古小說鉤沉》一書中。　　可惜這《妒記》現存不足十則，前引謝安夫人事也在其中（《藝文類聚》卷35引），為《遣愁集》等處記載的底本。謝夫人劉氏的特點主要是在理論上作深入的思考，反應也非常機敏；更多的「妒婦」則是採取行動，她們的反應也是非常迅速的，例如王導夫人的故事：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日會，夫人於青疏台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愛憐之，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答曰：「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不能自忍，乃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左手攀車欄，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賓士，方得先至……　　王導丞相背著曹夫人在外面納了許多妾，生下成批的兒女；曹夫人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此事，當然火冒三丈，立刻組織一彪人馬實行奔襲。王導擔心出大問題立刻賓士救援，用麈尾——這是當時清談的道具，一種非常高雅的物件——之柄幫助車夫趕牛，出盡了洋相。王導在歷史上算是大有貢獻的政治家，一旦碰上「妒婦」，馬上氣急敗壞，狼狽不堪。曹夫人其實是一個很慈祥的老太太，見到模樣好的孩子就喜歡，還要特別了解一下是哪一家的，不料竟然是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另行生產出來的，勃然大怒興師問罪是正常的，她得算個女強人。這段故事寫得要言不煩，很像電視小品里的幾個鏡頭，足以給受騙的妻子出一口惡氣。　　《妒記》作者的立場當然是大男子主義的，寫作的意圖在於暴露妒婦，加以嘲笑打擊，所以取材很偏，書中大寫妒婦不近人情，行為過火，例如書中載阮宣子妻命令婢女讓家裡帶蓋子的容器「不得相合」，桃樹開花時丈夫讚美了幾句，她竟然「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華」——未免草木皆兵，精神過敏，心理近乎變態了。又如寫一士人之婦「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系夫腳，且喚，便牽繩」，專橫得不免可笑。不過凡此種種都是神往於一夫多妻的男人逼出來的，是封建社會的病態，所以與其說這些女人可惡或可笑，不如說是她們可憐。　 《妒記》里最有趣的故事也許是下面這一則了：　　桓大司馬平蜀，以李勢女為妾。桓妻南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刀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前梳頭，發垂委地，姿貌絕麗；（李）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凄婉。主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忽而拔刀出征，忽而擲刀擁抱，處處表現出南郡主其實很富於感情，絕非蠻不講理的人。李勢女也顯得很動人，她其實乃是一個戰俘，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看來並不願意當桓大司馬的妾，她也是沒有辦法。所以她幾句話一說，南郡主就原諒了她，並且寄予很深的同情。「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這幾句，《六帖》引作「我見猶憐，何況老奴」，更為簡括，流傳甚廣。南郡主似乎理解了她的丈夫桓溫，其實還是夫權觀念作怪，她承認「老奴」可以有更大的權利。其實她先前不是拔刀向桓而是拔刀向李，本來就找錯了對象——王導夫人不找王導算帳而去找他的那些妾，情形也是一樣——被壓迫者在沒有真正覺悟的時候，總是找不到真正的敵人。應當說南郡主並沒有能夠擺脫封建主義的思想束縛，她在原作者的心目中很可能是一個由反而正的轉變型人物。《世說新語》里也記錄了這個故事，列入《賢媛》篇，道理也是一樣。　　妒婦的產生，一方面表明婦女地位的低下，另一方面則說明她還有某種地位，她還可以「妒」。這種情形到唐朝大體還保持著。《御史台記》記載了任瑰和他太太的故事，這位夫人可以說是封建時代一個很強的女強人——　　唐管國公任瑰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瑰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忌妒，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妒，則毋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妒，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共死訣。其實非鴆也。既不死，他日，杜正倫譏弄瑰，瑰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如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荼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　　任夫人面對皇帝的壓力，寧可喝下毒酒（實際上是醋，「吃醋」一詞來源在此。參見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話》，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5頁）也不改自己的初衷，不愧是一位英雄。任瑰也很風趣，對自己的行為有很幽默的解釋，沒有多少大男子主義的臭氣。此人既能為國立功，又很有人情味。唐朝的氣氛比較好。　　這一類故事到南宋以後便不大可能發生。理學家朱熹說「妒忌之禍足以破家滅國」（《答呂子約》，《朱文公集》卷四十八），清朝人葉燮說「不妒者婦德之本」（《寶應兩不妒婦傳》，《己畦文集》卷十九），在這一類大帽子的重壓下，婦女的地位進一步下降，妒婦固然還有，而敢於拔刀奮鬥、嚇得丈夫狼狽逃竄的事情很少聽說了。相反地，婦女中不少人心理完全畸變，不僅容忍丈夫納妾，甚至有勸夫納妾，主動為之出謀劃策的，連《浮生六記》里那位其他方面都很不錯的陳芸夫人竟然也是如此。正是在這樣的時代，中國封建社會漸漸走向了末路。　　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說過：「某一時代的發展總是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因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關係中，最鮮明不過地表現出人性對獸性的勝利。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50頁）。妒婦作為封建社會中心理比較健康、人性比較解放的婦女，其興衰存亡可以作為我們考察某一時代狀況時的重要參考。單是一個不怕皇帝不怕死、仍然要堅持自己合理權益的任瑰夫人，已經足以幫助人們認識「盛唐氣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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