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鵬山：孔子與中國知識分子（之二）

歷史學家余時英先生髮現，孔子之後兩千五百多年來，作為人類價值的承擔者，中國傳統的「士」與西方18世紀才形成的知識分子的概念很相似。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知識分子呢。

獨家連載鮑鵬山2015年5月19日在中國孔子研究院有關孔子與「士」的專題演講，分三次發表。

之二：孔子賦予士新的內涵

孔子實際上對於他看到的那些儒、那些士，也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裡。他把這些人稱之為「鄙夫」，「小人儒」，把他們所從事的謀生之業稱之為「鄙事」。並且孔子也承認他在少年的時候為了養活自己也曾經做過這樣的鄙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所以孔子對他自己看到的儒和士，也是有客觀評價的，但是，有意思的是，他跟墨子、晏子不一樣，墨子、晏子是直接拒絕他們，但是孔子卻在這個階層裡面發現了他們一種潛藏的價值。這個潛藏的價值是什麼呢？第一，他們是知識的承載者。我們前邊講了，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這些人甚至可以不學無術，他們也可以生活。為什麼呢，他們有所繼承。但是士他們只能憑藉六藝，然後才能獲取相應的社會地位。所以知識是他們唯一的憑藉，知識是他們唯一的生活保障。所以孔子時代的士和儒，雖然他們的社會地位是那個樣子，但我們首先要承認他們是知識的承載者。第二，他們是風俗禮儀的指導者、執行者和傳播者。這一點非常重要，這實質上就是文化。所以這些儒也好士也好，他們在民間做著襄禮的這樣的事務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就是在傳播文化，他們也在承載文化，所以我說他們是文化的傳承者。非常可惜的是這些潛在的價值當時的人沒有看見。為什麼，這也不能怪他們，這是因為對這些人來說，他們的知識也好，他們的文化也好，他們傳播文化的行為也好，沒有得到社會的承認，沒有獲得經濟上的應有的報償。所以到了最後，知識分子地位越來越低，甚至低到最後知識分子自己都懷疑自己有沒有價值，懷疑知識還有沒有價值。一個民族如果到了懷疑知識還有沒有價值時這個社會就麻煩了，這個民族就麻煩了。所以孔子和墨子、晏子相比較，區別在哪裡呢，在於孔子發現了他們的潛在價值。發現了潛在的價值之後，孔子要做的就是把這些潛在的價值挖掘出來，讓他們把這個價值呈現出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是挽救了士這一階層的。《漢書·食貨志上》有這樣一段話，叫「學以居位曰士」。通過自己的學習，通過自己的知識來獲得一個地位，獲得一個崗位，這就叫士。但是在孔子看來這些文化知識的學習和操練，如果僅僅是讓他們由此而做官「居位」，那就太可惜了，文化有更本質的功能，那就是確立價值；熟悉文化知識的儒們也應該承擔更大的職責，就是擔當道義。要讓這些人能夠擔當道義，首先必須要讓他們能夠理解他們平時操練的禮儀背後的價值。很多人可能懂得禮，但是不一定知道禮儀背後的價值。我們今天的很多禮儀學校在培養人們禮儀的時候，卻不能很深刻地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禮儀。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包括孔子時代的很多的儒和士，他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做，他只知道這是古代傳下來的規矩，所以當儒生來擔當道義的時候，需要用他們的知識來確定價值的時候，那就要讓他們理解他們平素操練的這些東西背後的價值是什麼。到這一步他們就不簡單地是一個技術性的人了，他們就變成了學者。

所以有一個問題：為什麼孔子志於學。我們都知道孔子晚年對他自己有一個總結，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了六個階段：「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而且我們知道「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非常高的境界。實際上我們說「十五而志於學」，志於學這三個字，真的不僅僅是孔子一生的起點，它甚至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一個十五歲的人，他對自己立下的人生的目標，說它不僅是他自己人生的起點，它甚至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為什麼呢？我這樣說至少有三點理由：

第一，學術研究和道義探討可以成為一個人的終身事業。以前的士是幹什麼的？士是要做官的，士如果不做官怎麼辦？那就要做儒嘛。要不到體制裡面去做官，要不到民間去做儒，只有這兩條路嘛。可是孔子說，不，我們可以有一條路，學。學術的研究和道義的探討可以能為一個人的終身事業。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在孔子之前沒有專職的學者，他們其實都是士，是做官的。所以從孔子以後，人類有了一批人專門思考形而上的問題，學術也因此有了獨立的價值和地位，不再是體制的附庸，道統開始獨立於政統並高於政統。

第二，一個人可以不做具體的職業而專門做學術研究，這是知識獨立，是知識分子獨立的明確信號。由此，才有後來的百家爭鳴。

第三，知識分子不再是專家，不再是專業技術人員，職責也不再是從事某些專業性的工作，而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擔當任重道遠的職責。

這是文化史上一個非常非常偉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從孔子十五歲志於學的時候就開始了。所以我們說孔子為什麼要志於學，志於學有什麼意義，看看錢穆說的，「惟自孔子以後，而儒業始大變」。這個結論應當說是非常非常客觀的，只有從孔子以後儒才有大變，才有轉折，中國的文化史才有轉折，中國的知識人才有自己獨立的價值，才會受人尊重。從孔子以後儒變了，他們的業也變了，所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社會對他們的認可也變了。所以錢穆先生的這一個論斷我覺得非常有力。所以我們說，孔子而後，儒乃由職業技術，進而至於學術流派，不再是一個職業了。儒就變成了儒學，甚至有人把它叫作儒教。士也不再是「志於仕」，而是「志於道」了，甚至可以「朝聞道，夕死可矣」。只要有道，其他的東西可以放了。所以從志於仕到志於道，中間最關鍵的一個環節就是十五歲的孔子給自己的人生確立了目標——志於學。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孔子為什麼要辦教育？孔子之前當然有教育，那是所謂官學的教育，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一種國民的教育，也不是我們理解的專業的成系統的知識的教育，給你建立起一個知識架構的教育。官學實際上相當於我們後來各種各樣的培訓。它和我們後來意義上的，比如大學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我個人的觀點，孔子的私學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學。孔子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創辦大學的人。後來比孔子晚些的，像古希臘的蘇格拉底的那種教育與孔子的這種教育是很類似的。孔子一生做官的時間並不長，大多數時間是不官不商，不農不工，他就志於學，然後他就辦學。孔子為什麼要辦教育，我們給他一個最底層次的解釋，他既然一輩子志於學，他就要想辦法來養活自己啊。怎麼辦啊，辦個學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來養活自己。孔子這個學是收一定學費的，但我覺得孔子這個學校的學費並不能理解為我們今天的學費。你要記住，我們今天的學費有兩個特徵，第一個特徵它是大學辦學的主要經濟來源；還有一個就是除了極個別的，對學生的收費是統一的。但是孔子的這個學費是不一樣的。孔子私學的主要經濟來源是贊助而不是學費。諸侯贊助他，大夫贊助他，有錢的學生贊助他。孔子開始辦學的時候，我們現在根據相關的資料可以說季孫氏給他很大的贊助。魯昭公給他贊助這也是有史可查的，他後來周遊列國到衛國去，衛國答應給他六萬粟的俸祿。但是孔子也講到了一個收學費的問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個束脩就是學費，有一個見面禮，是對老師的尊重。所以他的學費只是一種表示誠意的方法，但不管怎麼說，孔子辦學以後，無論是收一點學生給他送的禮，還是收一些貴族國君相關人士給他的贊助，他確實可以解決自己的基本生活問題。所以他辦教育是在官商工農之外找到一種知識分子憑藉自己的知識吃飯的一個途徑。這樣能保持知識的獨立。要志於學就必須在官商工農這四種謀生的渠道之外找到一條跟學不矛盾的謀生渠道，那就是辦學嘛！辦學既可以解決吃的問題，還可以促進學問，教學相長。一本書教一遍和你學一遍那效果可大不一樣了。孔子辦學，這是解決了最淺層的一個功能。但更重要的一個功能是什麼呢？孔子要改造士。給士一個新面貌，讓士承擔一種新職責。所以在孔子辦的那個私學裡面，他的那個學習宗旨不是再去學禮樂射御書數的這樣的做官的專業和技能，而是揭示和弘揚價值。所以我們好好去看看《論語》，孔子和弟子們討論的幾乎沒有專業，沒有知識，更沒有技術，有的是關於價值的討論，幾乎所有的問答都鎖定一個問題：價值的闡釋和估定！我們現在當然沒有辦法否定孔子在私學裡面真的就不教禮樂射御書數嗎？這個我們不好說，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並且非常確定的是，在孔子去世以後，在這一幫弟子們回憶老師對他們的教導，並把這些教導記錄下來，開始編撰《論語》的時候，在《論語》今天保存下來的二十章五百多則裡面，我可以告訴大家，沒有一條關於知識問題的問答。我們今天的大學裡面把許多價值問題變成了知識問題，變成了概念。然後讓你解釋這個概念，叫名詞解釋，把一個活生生的價值問題變成了知識問題，所以我們讀《論語》，讀到有人問孔子什麼叫作孝，什麼叫作仁，我告訴你，這和我們大學的考試是不一樣的，我們大學考你什麼叫孝，什麼叫仁，考你一個中國古代文化的概念，把它變成知識了。但是孔子的學生問老師什麼是仁，他問的不是一個概念，他問的是怎麼做才叫仁。你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孔子和他弟子們的對話，你會發現在《論語》裡面沒有一條關於知識問題的問答。有沒有關於專業和技術問題的問答呢？有，有一條，但這一條偏偏是被孔子否定的。那就是非常有名的「樊遲問稼」，這是問的一個專業問題，問的是一個技術問題，「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這個情景你可以想像一下，孔子的回答非常有意思，「我不如老農民」，我估計這會兒孔子的臉色已經非常不好看了。樊遲就出去了。孔子在後面送了他三個字「小人哉」。但是孔子在罵了他三個字後，孔子又講了三句話：「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這三句話裡面，他分別講到了三個概念：禮、義、信。這是什麼，這是價值。為圃學稼，這是技術，而禮義信，是價值。這是孔子在告訴樊遲，你將來要是想從政的話，你必須要做的是什麼，首先是「上好禮」。「上好禮」是什麼，就是政府必須要有規矩，政府必須要在法律和規矩的框架下開展工作，這和我們今天沒區別啊。然後是「上好義」，政府必須要保證和推廣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政者正也，政府必須是要維護正義的。然後「上好信」，政府是一定要有公信力的。假如一個政府，每次在它和民間發生一些衝突的時候，總是覺得一定要維護自己的形象，一定要把理虧的都定為別人，把髒水都潑給別人，你潑三次以後你的公信力就沒有了。如果政府挺身而出，只要有糾紛，我要承擔所有的污水，讓別人潑三次污水，你的公信力就有了。所以政府寧願被潑幾次污水，也千萬不要把污水潑給別人。這是建立政府公信力的真正正確的做法。所以孔子在這裡待樊遲走了之後講了這三句話，他講的是什麼？為政之道。第一，政府的行為要在禮，要在法律、規矩的框架下工作；第二，政府要維護公平正義；第三，政府要有公信力。這是價值問題而不是知識問題。所以我剛才講，《論語》里基本沒有關於知識和技術問題的討論，討論的基本全是價值問題。

孔子重新塑造了士，賦予士完全不同於前代的內涵。《論語》裡面有兩則很有意思。一則是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士是一個身份，是不需要問的。如果這個概念是清晰的，不需要問的，只有這個概念的內涵發生了變化才是需要問的。所以當子貢這麼問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問：老師，你心目中的士是什麼？在你的教育完成之後，你想把士變成什麼樣子？所以子貢的這個問，就已經給我們暗示了孔子對士進行了改造，從而使士有了與以前不同的內涵。這個不同的內涵導致了他學生的疑問：老師，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的新內涵是什麼？孔子的回答：「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講到這裡我要說明一下，孔子在給學生做回答的時候，他從來不做定義式的回答，他只對它的某一方面的功能進行說明。所以這句話並不是他對「士」的整體的一個定義，或者說是對「士」本體性內涵的一個回答，他只是針對子貢這一個人。子貢是外交人才，所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所以這個答案並不重要，我們再往下邊看，「敢問其次？」孔子說：「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再問「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一直講到現在，孔子一直沒說做官的叫不叫士。子貢實際上就是在問這個問題。士本來就是要做官的，所以他才要問這個問題，「今之從政者何如？」那現在從政的怎麼樣？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噢，那些心胸狹隘的人他們怎麼能算作士呢？我們說過士就是要去做官的，但是在孔子的新的內涵裡面，做官恰恰不再是士的基本內涵。把這一點摘除出去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歷史變革。士和做官之間沒關係了，士不再是一種身份，不再是一種地位。士是一種功能，士是一種心胸，士是一種能力，而不再是以前的身份和地位。

很有意思，不光是子貢，子路也有此疑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所以這不是偶然的，子路也問過此問題。那我們可以想像，很多學生都問過這個問題，只不過《論語》上沒有全部記載而已。《論語》的記載當然是有選擇性的了，孔子一輩子講了那麼多的話，現在保存下來的肯定是有選擇的。孔子的回答：「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我剛才講了，孔子從來不做定義式的回答，他只是針對每一個提問者的不同的心性來做一些針對性的回答。剛才給子貢回答，子貢是個外交人才，所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那麼子路這個人自信、自負、自大，不大容易搞好和別人的關係。所以要給他講切切偲偲，怡怡如也，作為一個士你應當有些修養，應當有一點胸懷，應該與別人搞好關係。總之孔子對子貢和子路這兩個問題的基本回答是說「士」是一種品格而不是一種身份，是一種能力而不是一種地位，是某種素質而不是某一種職業。孔子的這種教育就是讓人自己有一種判斷力。這種判斷力不是判斷一種事實，也不是判斷一個專業的技能。孔子教的不是知識判斷，是價值判斷，是善惡美醜，能做不能做，是這樣的一種判斷。有這樣一種判斷的人才能叫君子，才能領導國家，今天有這樣的判斷力才能做一個合格的公民。要不然給你一張選票，你盡選壞人上去了。

所以很簡單地說，孔子帶來了士的內涵的變化，本來是術士，六藝的專家，最終變成了價值承擔者。從志於士到志於學，最終變成了志於道。為了做到這一點，孔子在教學中加進去了這六本書：《詩》《書》《易》《禮》《樂》《春秋》，我們把它們稱之為大六藝。這些恰恰是人最重要的能力，因為讀了這些，你就有價值觀了，你就有判斷力了，這些給你的是一套文化系統，通過這個文化系統可以把你的大腦「文化」，有了文化，你思考問題的方法，你做事的路徑就是文明的。所以一個士你首先要是這樣一個人，是一個具有蓬勃生命力的人，是一個敏感的人，是一個多情的人，是一個有溫度的人，給別人溫暖的人，給這個世界帶來正能量的人。《論語》中有一段對話我們可以拿來好好地分析一下。孔子有一天是自己主動說：「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在生前被很多人認為知識廣博，很多人認為孔子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擁有更多的知識。所以在那個時代，很多人跑來問孔子一些知識性的問題，一些很古怪的問題。挖井挖出一頭羊也要來問問孔子，這是什麼東西啊？孔子偉大不是因為他知識多。我認為孔子在和子貢談這個的時候，孔子考慮的更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他要打破人們對知識的迷信。知識多，不重要。所以他把這個問題自己主動提出來。賜啊，你是不是就認為我知識多啊？子貢說，是啊，難道不是嗎？孔子說：「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說不是，我是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東西。所以這段對話真的非常有意思，太有啟發性了。這就是「多」和「一」的關係，「多」是知識，「一」是價值觀念。「多」是記憶力，「一」是判斷力。這是孔子自己主動提出的這一個問題。他一定是想以此來點醒某些人，當然也包括我們這些後來人，「多」不重要，「一」才重要。知識是以數量來決定的，而良知不是以數量來決定的，這就是「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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