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適合的年齡做適合的事」是道德捆綁嗎？

文：俞林鑫

一個人在出生後，便面臨著社會化的要求。三歲要上幼兒園，要養成良好的作息習慣；六七歲之後便要上學，每天要聽課，期末還要考試，考試有評分，老師有評價......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以為會是家長或老師一直以來聲稱的人生仙境：「如果有一天你考上大學之後，那就完全自由了，那裡有你想擁有的一切」。但結果往往失望透頂，從一個火坑跳入了一個火場，大學生面臨的壓力從某種程度上比高中生更大更多，學業、戀愛、就業、人生規劃等等，均焦急地等待著大學生去找尋答案。好不容易又熬到了大學畢業，以為工作了，有錢了，總算可以自由了。但沒多久，結婚、賺錢、買房、升職、生子，無所不在的約束與壓力再一次降落到了頭上。

所以，誰要跟我說人是自由的，我就跟他急。「自由、民主」的宣傳，只是忽悠人的口號，或者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理想，但永遠不會成為現實。自從人類形成社會之後，個體就遠離了自由，能夠爭取或得到有節制的自由和民主，已經很不錯了。相對而言，當代社會中的個體享受的自由已經遠多於以往大多數時期了，雖然這種自由還是很有限的。

為什麼人不能有充分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危險的，無論對個體還是對社會均是如此。關於自殺研究發現，自由職業者的自殺率高於職業人群；單身人士的自殺率也高於已婚人群。在歐洲，信奉自由選擇的新教派教徒的自殺率也遠高於強調集體約束的天主教教徒。在集中約束下的毛澤東時代的自殺率明顯低於信奉自由開放的改革開放時期。最近的例子是上海的踩踏事件，由於缺少必要的組織與協調，人流自由的進出廣場，當人群中出現某些異常事件，便引發了群體的恐慌，導致了人流中的個體為了保命而相互踩踏。與此相對的毛時代的紅衛兵大檢閱會，十幾萬紅衛兵的集會卻從未發生過致人死亡的踩踏事件，原因在於紅衛兵均是在有組織有秩序的情況下進出天安門廣場的。

看來，自由在令人嚮往的同時也是令人可怕的，當充分的自由真正降落到頭上時，你會不會像葉公見到真龍時逃之夭夭了呢？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書值得一讀，這本書可以讓人認識到自身的局限，作為社會化的個體對於自由的矛盾態度。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滿》也值得一讀，讓人理解了作為文明人的種種約束，這些約束帶來痛苦的同時，也促使著人去把那些受約束的能量用於升華性的創造。人類似乎註定要在痛苦中前行，這也是解除痛苦的被社會認可的途徑。所以，當自由真的來臨時，人類也許會失去了現今的驅使文明發展的動力，個體也將原地踏步。不太清楚馬斯洛所假設的自我實現的驅力是否真正存在，當人的匱乏性需要被充分滿足之後，真的會有那種發展性的驅使人自我實現的驅力嗎？如果馬斯洛這個假設是錯誤的話，那麼共產主義還有可能實現嗎？

當然，你可以不在適合的年齡做適合的事情，條件是你足夠獨立或強大。比如，你可以一輩子保持單身；或者你可以不生育，享受著丁克的自由狀態。但你要忍受因為單身而參加同學聚會時尷尬，或者因為沒有生育而當別人談論起子女時的沉默。看來，當你還不夠獨立或強大時，比較理性的做法是做那些社會要求你做的事情，這種低調的態度會讓你活得更輕鬆些。黑格爾論述了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大意是：「你要達到目的，得先成為別人的手段」，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自由，那麼先不自由吧，做那些社會要求你做的事情。當有一天你足夠強大了，再去尋找屬於你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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