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徐立功聊天—李安和台灣電影的那些往事 | 正午

在台灣，還有誰能像徐立功這樣，能講出一大堆電影圈的軼事？2010年，他獲得金馬獎終身成就獎時，台上台下的李安、張艾嘉、劉若英，都是一口一個「老闆」。 他說，現在最敢講的人，就是我這樣的，至少我還可以倚老賣老。

與徐立功聊天

——李安和台灣電影的那些往事

採訪、文 | 謝丁

徐立功是個好人，好到爛。什麼意思呢，就像沒了脾氣，隨便什麼人都覺得他好。「我這人就是沒個性。」他攤在沙發上，慢吞吞地，表情很幸福。「你知道台灣麻吉么？夜市上那種小吃，軟綿綿的。」他說，「我就是麻吉，你要怎麼捏，就怎麼捏。」

台灣電影人，有個性的多了去。焦雄屏老師，有個性，和徐立功打交道幾十年，中間還鬧過不愉快（徐立功也會和人吵架？）。到頭來，兩人還是和好。徐立功說，後來我終於知道如何跟焦老師相處了。怎麼處？「你如果要找她合作做事，一切聽她的就好。」我們就笑他，你真是個爛好人。

不過，也多虧了徐立功的好，台灣許多電影導演才有了奔頭。

七十年代末，徐立功在行政院新聞局廣電司，沒事就去樓上的電影檢查室看電影，順便看人如何剪片子。哪些是台灣民眾不能看的，剪掉；哪些是黃色有毒思想的，剪掉。徐立功就此知道，政府的底線在哪裡。他也提意見，說這樣一剪，電影的意思就變了。

然後他就去做了電影圖書館的館長，一做九年，認識了台灣新電影的那一批導演、評論家、也包括還在紐約的李安，還在文化大學讀書的蔡明亮。他那時理想著，想著自己成為第二個亨利·朗格盧瓦，法國電影資料館的老館長。1981年，徐立功搜羅了50部不同國家的電影，在台灣展映，從此有了金馬獎國際電影觀摩展。

電影人都說，別讓政府剪片子了，要尊重創作者。但誰去和政府談？當然是老好人徐立功。捏一捏，就去了。他就花心思和政府鬥法，兩邊還都不能得罪。有電影人跟他說，我們就像一把刀，貼在你胸膛。做得好，幫你刺出去。做了違反藝術的事，就捅你一刀。

好人還是挺難做的。徐立功回頭就去了中央電影公司，但又是個爛攤子。台灣電影那時處於「全面崩盤」中，島內95%票房來自好萊塢。徐立功拿了大權，副總經理。他可以決定某部電影拍不拍，花多少錢拍。他冒了個險，啟用了一批新導演，一下就推出了李安、蔡明亮。也包括後來的陳玉勛、林正盛。好人徐立功就成了台灣電影的伯樂。

這些人中間，尤以李安名頭最響。他早年的電影，幾乎都是徐立功製作的。看起來，兩個人都是溫吞水似的好，反正外界已把他們連在一起，想分都難。所有人都想找李安拍電影，找不到李安，那就找徐立功吧。媒體也是，訪問徐立功，問的都是李安。

我們也不例外。徐立功就說，談就談吧。但說多了，報紙一登，全是李安。他就笑，這也太傷我自尊心了。

但如今在台灣，還有誰能像徐立功這樣，能講出一大堆電影圈的軼事？而且說來說去，大家也不會有什麼意見，知道他人好。況且，他手上似乎還保有一種無形的權力。即便他後來離開了中影，創立了自己的電影公司，他在圈內仍有極大的影響力。2010年，金馬獎頒給他終身成就獎時，台上台下的李安、張艾嘉、劉若英，都是一口一個「老闆」。

徐立功說，現在最敢講的人，就是我這樣的。至少我還可以倚老賣老。

攝影：Naga。

口述 | 徐立功

零缺點的李安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公映之後，我每次去內地，走在北京的路上，只要碰到老闆，所有人都問我，能不能找李安拍電影？沒有別的事，每個人就一個目的，希望我去說服李安。

當然，他們不會把現金捧過來，但你可以想像，他們都是很有錢的。問題是，如果李安是那麼好說服的話，也許他就不會有那麼多好作品。今天講實話，如果李安願意拍什麼東西，你還怕他缺錢嗎？一定有很多人捧著錢來，對不對？

但是我講破了嘴也沒用，就算我把李安罵得一文不值也沒人相信。他們說：「不會吧，他就是最好，對不對？」我說，大陸還有其他導演也很好啊。他們講，不行，張藝謀不行，陸川不行。尤其是《少年派》之後，媒體也說，李安是零缺點，什麼張藝謀是零優點。這不是我們台灣人講的，全部是內地自己講的。搞得現在我們也不知道，到底哪個人是好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影劇界真的很殘酷。

不過，講一句實話，在目前來講，我覺得李安當然是絕對優秀的。他自己的天分、努力和認真，這些都是他的優點。另外那些導演被批駁，為什麼？我會覺得是修養的問題。他們可能覺得自己多麼了不起，出錢的老闆也要聽我的。錢來以後，他們只需要滿足自己的創作慾望，才不管你票房怎麼樣。所以最後，投資老闆們都怕了，那當然就會反彈。

而李安這方面，這個平衡掌握得特別好。

我記得當年，我們拍完《推手》時，他回到台灣。電影上映時，我一定會跑到戲院看觀眾的反映。李安是第一個導演，會跟著我，到每家戲院去看。我每次跟他講，你不必了吧，電影拍完了，你也累完了，就回美國休息吧。何必跟我這樣東跑西跑？台北西門町的中國戲院，對街有很多咖啡廳，我們每次坐在那裡。看有沒有觀眾去排隊買票。對我來講，我是關心票房。但李安他也跟著。等人家買票進場，他跟著我一起進戲院去。我說，我只是看觀眾的反應，你幹嘛？李安說：「你不知道，我在創作的時候，很寂寞，只有在這時候，我是享受。我在看觀眾，哪些地方高興、哪些地方難過，我就很滿足，也可以作為我拍片子的參考。」李安是很認真的。我真的覺得——我也不要指名道姓——大陸的導演很少有這種人。

另有一次，我和李安一起去參加柏林影展。那時他還沒那麼大名氣。《喜宴》和《香魂女》一起拿了金熊獎。然後，整個柏林好像都被大陸的人包圍著，簡直一片呼聲，都是《香魂女》。我們那時候是第一次參加影展，也沒什麼聲音。李安每次去一個地方，他真的都是工作，不是在玩。我們替他安排在一個花園裡，給了他一張沙發椅，他坐那兒接受訪問，所有人排隊排長龍，他從來都不厭煩。他唯一的要求是說：「老闆，我只要求一點，每天中午，你得陪我吃中飯。」所以，一到12點鐘，我一定到現場把李安帶出來。我們倆就到一個中餐館，吃碗面。到了一、兩點，再把他放回沙發，他從來沒有怨言。

對李安來講，他喜歡觀眾喜歡他的電影，所以他拍電影一定會顧及觀眾。這是很可貴的。

另外他有一個觀點很好。他有幾部比較不成功的電影，叫好，不一定叫座。但其實他拍那些電影，是有目的。比如拍《與魔鬼共騎》，這是因為接下來要拍《卧虎藏龍》。他先要去習慣那些和騎馬有關的東西，他都希望掌握到。他真的是這樣一個人。做每件事，一定有他的想法，他才去做。

即使是台灣導演，也很少有人像李安這麼投入的。早年很多的導演，無論是楊德昌，或侯孝賢，一開始他們都蠻想完成自己的創作理念，可是逐漸逐漸，他們也會覺得，好像不能完全發揮這個理念，所以後來也會開始做一個結合。至於那些名氣小的導演，更談不上這個了。只要有人肯給他出資拍片，他們就很感激了。

《推手》1991年

皇帝的寂寞

很多人不知道，其實我和李安見面也不是很多。他每次來台灣，時間都不長。《少年派》在台灣宣傳時，我正好在北京，接到李安電話。他說，台北的首映，有個走紅地毯，要我陪他一起走。我說，這電影跟我沒有關係啊，也不是我投資的，我也沒參與，最多就是你在台灣拍片時，我有去探過班而已嘛。這很奇怪的，李安為什麼要跟我站在一起？我說這不太好。

可是，人家這麼慎重要找你去，你不去，會變得不好意思。既然如此，我就去。後來我了解，其實他請了不止我一個，他把當年我們一起拍《飲食男女》的那些演員，都叫了去。

我是覺得，可能是因為李安一個人在台灣，太單了。你想，如果走紅地毯，就和他太太兩個人，走起來也沒什麼意思。

你也知道，做皇帝是越來越寂寞的。（笑）

因為想去接觸李安的人，很可能就是一般的小人，或者想沾親帶故的。像當時跟他拍電影的那些人，大都因為李安紅了，反而跟他保持某種距離。否則，好像我們一天到晚沾著導演似的，我們都盡量避開。所以李安也挺寂寞。

說真的，他每次來台灣，就是跟我這種人見一見。對他來講，也許是善良感恩，對我而言，我會覺得是因為好朋友。但是每個人心理上難免會有一些個人不同的思路。這是講一句實話。我曾給他舉個例子：「以前多麼方便，你來，我們倆就到麵攤上坐著就可以聊半天，現在有這個可能嗎？沒有。」不要講去麵攤吃面，即使你今天跟他在哪裡見個面，說幾句話，立刻就會變成新聞焦點。媒體就會以為我們之間又有什麼事要做。其實什麼都沒有。

我跟他說：你每次跟我一說話，明天我要跟你上報紙，上了一大堆。主題我也很清楚，不是為我，是為他。可是我老是站那邊上，我就覺得太傷我自尊心了。（笑）

所以我們後來做事就變得保密了。比如他住在哪個旅館，半夜或者什麼時候，兩個人才吃個飯、聊個天。都是躲躲閃閃的。我跟他講，這種相見最好不要見，好像我是個情婦似的，不能見人。（又笑）

當然我這是開玩笑。但是他每次回來，我們都有見面。只有兩次沒碰到，一次是《卧虎藏龍》在戛納首映，我剛好出國，到澳洲我女兒家去了。後來李安一到戛納，就打電話到台灣，叫我趕過去。我說我不在家。他說，你躲得真是快得很。

李安的寂寞，是他特有的。所以我一點都不羨慕成功的人。為什麼？你想想看，他的母親住在台南（父親已過世），弟弟李崗夫妻住在台北。另外他還有兩個姐姐，一些後輩。但他每次回來，每天就是媒體記者圍著，他媽媽要看兒子，都要從台南趕過來。

他弟弟李崗，跟我一樣，也受到李安的盛名之累。什麼事情都找我們，但其實都沒用。因為李安是很堅持自己理念的人。李崗每次都說，你們不要找我，去找徐立功。其實我也無能為力。

在台灣，李安當然也有很多朋友，好多都是媒體人。至於那些演員朋友，其實也受李安名氣的影響。有一年，我們一起去印尼參加亞太影展。歸亞蕾先去。有次到海邊散步，李安突然來了，也在海邊散步，媒體記者就在那兒狂拍。歸亞蕾就笑說：「我來了好幾天，現在才被你們左拍右拍的。那是因為李安，對不對？」

再比如劉若英，李安蠻喜歡她的。每次有什麼片子，就找劉若英去談。劉若英後來說，我全身的細胞毛孔有多少，李安都知道了，還要跟我談什麼，用就用，不用就不用啊。

我記得有一次更好玩。拍《飲食男女》時，確定演員，李安要去找張艾嘉。我們就約在台北一個喝茶的地方。我帶著李安和張艾嘉進去，一進門，服務的小姐就說要簽名。李安以為人家找他簽名，正要拿筆。小姐說，不是找你，是找她。張艾嘉就笑李安：「你不要以為人家都找你，也有找我的。」人家那時還不知道，這個人以後成了國際大導演。

《飲食男女》1994年

大陸不是多的是錢嗎？

很多內地的投資者都來找過我。其中有兩部，我印象比較深。

一部聽起來很大，叫《江山》，講抗日戰爭的。 投資很大，上億人民幣。我就跟那個有錢人說，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題材。因為那個是國共合作，共同打一仗。這仗又是關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役，而且又剛好包含中美之間的友情。江山還是毛澤東的祖籍地。總之，我說這是個很好的題材。談了好久。

結果他問，李安有沒有可能導這部電影？我差一點沒撞死。

我說，李安選擇題材，有他自己的見解。後來我給他們介紹了一個美國導演，人家真的考慮這事。但是他們腦子裡就李安，沒有別人。這就是個問題了。

最近還有一部電影，來找我，我也覺得還不錯。他們想拍司馬遷。題材是不錯的。這麼一個小人物，或許李安會喜歡。這個投資方比較通情理。他後來還跟我說：「當然，徐先生，如果你覺得李安他願意做，那麼你就來做製片。」我對這個投資人印象蠻好的，他們很有誠意，親自把劇本送過來。然後就說，你做不做得到，沒有關係，但是他們自己要做的事，是一定要做的。

事實上，我個人對電影的看法是這樣：有所為，有所不為。

雖然我也很喜歡商業，但是我不太願意破壞……怎麼講呢，我們的電影夢也好，電影文化也好……比如說，白蛇傳。我多麼喜歡以前的白蛇傳，白蛇在西湖遇到許仙，兩個人共拿一把傘，我覺得多麼唯美。最後發現，哦，這個女人是個蛇，一個鏡頭就完了。但是你現在大陸科技發達，拍個3D等等。我們對神話的美感全部給破壞了。

有時，我真覺得，許多人太迷信於好萊塢的科技。人家都已經逐漸在變了，我們還一天到晚收人家的尾巴。你看馬丁·斯科塞斯的《雨果》，說真的他並沒有太多的科技。他反而有點像什麼都要親身去體驗，比如在屋頂上逃的那段，倒很像是成龍的風格。

以前我非常喜歡張藝謀，遠超過李安的。我們都是看他那些電影長大的，是我們的偶像。那等到李安的電影出來後，講實話，我開始想，張藝謀的東西，現在怎麼這麼難看呢？直到《山楂樹之戀》，我才覺得有道理。這個電影是應該讓張藝謀導的，最合他味道。因為我覺得他經歷過文革，所以那種感情，我會感動。

現在，很多人都在嚮往，是不是可以走到好萊塢。每個人都做這個夢。其實我覺得真的不一樣，你就說好萊塢吧，還不是想到中國大陸來投資。所以我總跟他們說，你們不要迷戀李安，好萊塢也是把資金拿到中國大陸來的。就不信。

我總覺得，兩岸三地的電影，焦點應該擺在哪裡呢？應該利用台灣人的創意，大陸的特色、地理環境和市場，再加上香港的技術，也許就能做出很好的華人電影。

至於錢——大陸不是多的是錢嘛？（笑）有一句話說得很對：你不要想用你的觀點去說服投資者，你可能要玩一點兒小手段，讓他們願意把錢拿出來。

2000年，徐立功、李安及張震。

貼在胸膛的一把刀

我是輔仁大學念哲學的，其實和電影沒什麼關係。但我那時就給電視台寫劇本什麼的。後來就去了行政院新聞局的廣電處。七十年代末吧，我們天天就在立法規，台灣的《廣播電視法》就是我們那時候幫忙擬定的。可是除了工作以外，像我們這種人蠻笨，不會跳舞，也不會打撞球，什麼也不會，我唯一最大的娛樂就是看電影。電影處的檢查司在我們樓上，所以我每天就跑到那裡看電影。

不是看電影，叫檢查電影。我心想，電影檢查一定是把人家不該看到的剪掉。後來跟他們很熟了，每次他們剪完，我就看一下，說，這個為什麼要剪呢？你這樣一剪，電影整個意思就變掉了。所以他們慢慢知道，有我這麼一個人，好像很喜歡看電影，又好像很懂。反正他們也不討厭我，覺得還可愛。

有一次，新上任的新聞局副局長宋楚瑜，也跑來看電影。他問放電影的師傅，今天有什麼電影好看的。師傅就說，你問徐先生，他懂。我那時根本不認識他，沒大沒小的，我就說：「看你對好電影的定義是什麼？要看好藝術的也有，你如果想看很暴露的，也有。」他就笑一笑走了。沒隔多久，有一天我在辦公室，突然講副局長來視察。他一進來，人家就介紹這是徐立功徐科長。他笑笑說，原來你在這裡做呀。我瞎猜，他好像還蠻喜歡我的。

然後，電影基金會成立了，又要說成立一個電影圖書館。宋楚瑜那時升成局長了。有一天，副局長來問我，去不去電影圖書館。我其實根本不知道怎麼樣，但答應了，說可以去。真正要離開時，局長又變成了丁懋時。他又跟我講，你不要去了，可以把你派到美國去。我那時還年輕，覺得如果因為外調就不去圖書館，面子上很難看。我還大言不慚地說了一句，我要效仿法國電影圖書館，做一輩子的館長。

人家覺得你還真的是有理想。電影圖書館對我影響很大，我是在那裡認識了焦雄屏、蔡明亮這些人。焦老師是從外面念書回來，到圖書館查資料。蔡明亮是在念文化大學，做了些小的舞台劇，我們辦影展時，他就過來做工讀生，幫你賣票，有空就進去看電影。所以，在那個時間段，受到他們很多熏染，很多關鍵的人，也是那時認識的。

電影圖書館和評論界、以及那些導演，關係都是很密切的。因為搞了很多影展、放映活動，也常請些導演過來演講。我們也出刊物，是電影雙周刊。請專家去介紹各個時代的各國的電影特色和他們的歷史。

我在圖書館待了將近9年，到後來已經做疲了。為什麼？每年都辦影展活動，人山人海，每天也是很有壓力的。因為影展的片子，政府也要剪。評論界就講，要尊重創作者的心血，片子絕對不能讓他們剪。那怎麼辦？只好你站出來跟政府對抗，保持創作者的原本創意。你要花很多心思跟他們鬥法，趁他不注意，你趕緊放映。你要有這樣的膽識。這段時間焦老師辦事最漂亮。她就跟我講，你一定要抗爭到底。甚至有人跟我說，我們就像一把刀貼在你胸膛裡頭，我們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做了違反藝術的事，我們就捅你一刀。在兩者之間，你要就權衡。

這樣很累的。所以後來，宋楚瑜先生就問我，你要不要來我們文工會，就是最高的文化主導機構。我一開始興趣不大，結果一個朋友說，去做總幹事，這個名頭很大啊，為什麼不去？我被人家這樣一說，就去了（笑）。去了以後就在第三室，管的就是電視和電影。

沒多久，就碰見了《悲情城市》。我堅持不要剪，一定要讓這部電影公映，結果《悲情城市》真的沒剪就上映了。最後也沒事啊。其實，壓力也就是做官的人自己的心理。

那時，每到什麼重要節日，電視台都會主動找我約稿。我一開始很高興，覺得好像有點名氣了。有一次我就問一個電視台的朋友，說為什麼每次都找我寫？他說，你不要生氣，找你寫稿，是因為最安全。第一，你的字很方正，打字不會打錯。第二，你是管電視電影的，很清楚界線，絕對不會出問題的。我就有點不舒服，搞半天，這不是利用職務在做事嗎。那時就想離開了。

有一天，文工會主任找我，坐在他車上聊半天。跟我講政治、現實什麼的，都無趣啊，說我是一個很知心的人。然後問，你現在要不要去中影（中央電影公司）？我說好啊。那次聊天沒多久，他就去英國了。

我第一次去中影，坐電梯。兩個人在我旁邊咬耳朵，說，你看看這就是新來的副總，聽說他連拉丁文都考八九十分，他會拍電影嗎？我心都涼了。後來想，也對，我是真的不會拍電影，我來這兒幹嘛？去了才知道，我要負責決定一部電影要不要拍？好幾百萬到上千萬，這當然就很恐怖了，從來沒做過這事。後來我就想了半天，也許可以利用這裡，培植新導演。

《悲情城市》1989年

台灣電影，幾乎就是一部中影的電影史

我啟用的新導演拍的第一批電影，反響都不錯。老導演萬仁的《胭脂》，柯一正的《娃娃》，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李安的《推手》。居然都成功了。中影的人開始接受我，說這個副總也蠻能幹的。李安的第二部片子就得了柏林金熊獎。所以基本確定下來，每年都可以啟用四個新導演，一代一代，像陳玉勛、林正盛都是那個時候出來的。很多機會也來了。他們也都很爭氣，運氣好，潛質也都非常不錯。

認識李安，是因為他在紐約念書時，寫了兩個劇本，參加台灣比賽，《推手》拿了第一名，最佳劇本，《喜宴》也得了優秀劇本。新聞局就給了他一張機票，到台灣領獎。他那時在尋找拍片的機會，接觸了很多人，到最後都沒談成。後來他就到中影來找我。

一見面，就好像熟的不得了。他就穿一條破牛仔褲，藍色T恤，都磨損了，站門口。我說你幹嘛站在那，進來啊。我們倆就這樣子一談就談兩個鐘頭。完了之後我說，李安，你想做導演，我願意支持你拍一部電影。他就問我拍哪一部？我說，當然是《推手》，誰要拍第二名的劇本。其實我那時候沒概念，才跟他這麼講。他說你給我一天回去考慮。我說，就一千兩百萬台幣，多一毛都沒有。

他回去後，就到處跑，去問人家哪裡能租器材，多少錢等等。之後差點合作不成功，因為那時候台灣有個片商，也是跟李安談。但是他當時就跟李安說，要把推手拍成一個喜劇，重點就放在爺爺跟孫子之間的趣味上。李安當然很不滿意。第二天早上9點，李安就來了。

其實對我來說，我只是給他很多方便。之所以會做《推手》的製片，是因為當時一次給李安一千兩百萬，他要跑到紐約去拍，錢一定不夠。所以要控制得特別緊，每一毛錢，都不能遲到，一遲就慘了。那這個誰能保證？就只有我，我是副總，隨時盯著，錢是否寄到美國了。這就可以給李安很大的安全感。

這部電影，李安吃過很多苦。錢這麼少。他在美國的製片，每天都在拍攝場地。比如每天要看那個飛機，什麼時候飛過，他要算到幾點幾分。李安當時拍那個場景只有20分鐘，必須拍完。拍這個電影時，他都被製片罵哭了。哭完之後製片說，好，哭夠了喝杯咖啡，上工。

在台灣，中影一直是龍頭老大。如果你要講台灣電影，幾乎就是一部中影的電影史。但中影的問題是，它要拍電影，得經過黨部的批准。所以中影早期的片子，多少是帶有一些愛國意識什麼的。我進去後，會扭轉一點，說電影是個藝術。當然我們不否認電影里教化的東西，但是不能矯枉過正。

在中影，我們也沒有賺錢的壓力。碰到我這種人，也不懂什麼是壓力。也沒人管我，所以我也很佩服當時的總經理。當時讓他來，就是因為他們認為我的個性，不善於應付電影界的牛鬼蛇神。他就跟我講，很簡單，喝酒吃飯是他的事，拍電影是我的事。他說到做到，這個人非常好。

但《推手》是賺錢的。即使是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總體上也是持平的。

我和蔡明亮在圖書館時期就認識了。他那時就是個很有潛力的人。但我常和他開玩笑：「你拍這樣的電影，你認為你的觀眾有多少？」他說，我只想找知音，要慢慢的，我今天找到一百個知音，下部電影就有兩百個，再下一部有三百，總有一天我會累積很多。我就說，你有沒有想過，你這個電影是一百個，下一部變五十個，也有可能啊，因為你把別人都嚇走了。

其實對蔡明亮來講，他第一部電視劇《不了情》收視很好，他那時很有決心。他拍《青少年哪吒》時，也是可以很有商業性的。但他把結局改掉了。因為那結局是我幫他寫的，看起來好像很有張力。可是到了蔡明亮手裡，他不要那份張力。我也沒講一句話。他的電影就是這樣。

後來我就覺得，也許是太多的現實壓力，到最後，他稍微有點走火入魔。那部《天邊一朵雲》。我說，你怎麼拍這樣的電影，叫我怎麼出來替你站台。我如果跟人家講，這是個藝術電影，觀眾都不來了，觀眾已經對你的藝術害怕了。可如果我說，這是個色情電影，是不是打人一耳光。

所以那部電影我沒有太細看過，到今天都沒看。為什麼？因為不好說，人家一定會問你，一問你明天就上報紙。所以我就沒去首映。後來給了我一盤錄像帶。我想，這拿回家看也不好啊，放辦公室看，員工也會覺得老闆在幹嘛。後來就擱在那兒。奇怪，還真有人看，因為它不翼而飛了。

我也跟蔡明亮說，你拍這個電影，人家連挑逗的興趣都沒有。「對了，我就是要做這個，是讓人看了之後一點性慾都沒有的。」他說。他的目的就是這樣。

《天邊一朵雲》2005年

李安說，從此我和中影沒關係

《愛情萬歲》在威尼斯得金獅獎之後，我回到台灣，忙得要命。剛好是香港回歸前夕，我還帶著一批人去香港，宣慰台胞，說明年回歸了就很難去了。在那邊每天跑啊，也不覺得累。結果回到台灣，在中影開會，突然有點不對勁，趕緊跑回辦公室，抓起葯就吃，還是痛，隔了一會就暈倒了。

醫生說，腦幹出血，手術就兩種可能。一種就是死了，死了就解救了，或者終身癱瘓。另一種可能是救好。家人還是決定試，結果運氣好，沒死掉。

那我住院期間，中影很多人就在想，國不能一日無君，中影不能一日無總經理，很多人就想做，可是上面都壓住。說，開玩笑，總經理還沒死你們就在爭。等我出了院，就感覺一切都很奇怪了。到最後，我就決定離開中影。他們其實還設立了一個副董事長的位子給我，薪水比總經理還多一百塊，有秘書、司機，可就是每天坐在那裡很無聊。

李安那時回台灣看我。中影就要為李安開一個記者會，我不願意，每次都是玩這樣的，回來看看我也要開發布會。我說，你們要開我沒意見，我不出席。結果，記者到了，問有什麼事宣布。中影沒事可講啊，只好說，中影正式決定，不拍李安的《卧虎藏龍》了。

李安都傻了。有一部電影，公司不拍，也要開一個記者會？李安就從會場衝過來，跟我講，「從此我跟中影沒有關係」。

我一直勸他，說我還在這裡啊。李安說，我只認你，不認中影。剛好外面也有人一直勸我離開，我們就搞了一個小公司。當時就想，也許拍一部電影，玩半年，就回家算了。結果苟延殘喘到現在。

《卧虎藏龍》其實不是我們公司拍的。我們只是支持了一部分。因為李安回到美國，美國人花六百萬美金買了北美版權，另外六百萬就讓我和李安兩個人去找。李安就把他的酬勞也放進去，我們幾個湊了一些。然後簽了周潤發和楊紫瓊。大家一看，歐洲又出了三百萬。加上李安酬勞兩百萬，還差一點點。我們就說貸款吧。那個時候嚇死了，貸款還不起的話，可怎麼辦。

監製說你放心，我們的設計就是要買保險。保險公司又說，你們這個陣容不行，要換掉舒淇。說她片約太多，也許會影響電影的進度，保險公司要負責，堅決不用。

起初，換了一個香港影星。我們那時在北京，一看見她，我們倆掉頭就出去，心想這怎麼行啊！高頭大馬的，再穿一個高跟鞋，那有多高啊？我和李安都很頭大。他問她，你會騎馬嗎？她說，我不會騎，可是我願意學。只要你用我，我一天可以練五個小時騎馬。李安就喜歡這種演員，很認真。

我跟王惠玲站在門口，心想不行啊。結果，那個演員自己決定不演了，練功練了兩個月，身體受不了。

這時候，剛好碰到張藝謀。他就推薦了章子怡。我們一看到章子怡，差點放鞭炮。

章子怡那時沒什麼經驗。可是張藝謀說，你不要小看這個女孩，她是舞蹈系出來的。他跟李安講，她絕對可以拍這部電影，她的飄逸，舞蹈技術。結果真的是，她在這個電影里真得演的好。我認為比她拍的那部好萊塢的《藝妓回憶錄》好很多。我是很佩服章子怡的。後來有次在澳門，參加一個活動碰到她。發現她現在真的很成功。她私下跟我講，不會因為李安現在不用我，你也不用吧。我說，用用用。她人蠻好的。（笑）

《卧虎藏龍》光在台灣的票房就過億。但說真的，我們從來沒有慶祝過。

《卧虎藏龍》2000年

我認識的那些導演們

這一兩年，台灣票房最好的，都是比較本土的電影。《海角七號》還沒那麼明顯，但像《艋舺》、《雞排英雄》，票房都很好。我講實話，像周杰倫的第一部電影《不能說的秘密》，我覺得也算是不錯的。

大陸的電影，我現在不像以前看得那麼多了。但有時候很奇怪，比如陳凱歌，我們之前覺得他很好的，結果李安一出來，好像很多知名導演自己的特色就慢慢沒有了。《黃土地》很好啊，但他後來居然找了黃磊去演呂布。黃磊怎麼會是那種類型呢，根本就是一文質彬彬的書生。所以，我一直覺得，陳凱歌是不是被陳紅給「謀殺」了（笑）。《無極》根本就是個大型的MTV，不知道在幹嘛。你說他是不是很奇怪。

還有姜文，他有幾部電影都是很好的。但《太陽照常升起》——天啦，有次我遇到那個投資老闆，我跟他講，你真是了不起。他說，那沒辦法，花多少錢都要下去。後來再投《讓子彈飛》，我就跟他說，你要小心啊。結果那個電影賺回來了。

扯遠了。基本上，我是覺得，早年在台灣，媒體也會常常介紹一些好電影，允許很多像焦雄屏、黃建業這些不錯的評論家，發表他們的看法。後來因為不景氣，都給關掉了啊。報紙也變成一個商業的，看廣告行事。結果一個非常優秀的作家，也會轉去拍電影。我那時候就跟她說，焦老師，你變得太快了，怎麼會去拍電影呢？但《藍色大門》應該就屬於她，賣得非常好。所以她就像抽了鴉片。我覺得她蠻了不起的，真是很執著地努力去推廣電影。

但《藍色大門》，或者《不能說的秘密》，其實都還沒有成為一個氣候。大家會覺得他們有清新的味道，但是並不像早年的台灣新電影，有一種風潮。現在真的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賽德克巴萊》票房很好，但虧錢也虧得多，因為投資太大了。他號稱用了六億台幣，所以光在台灣，他就應該賣到12億才夠。但基本上，台灣賣下來大概只有一半。我覺得那個電影本身是不錯的。但他最大的錯是，策劃性的錯誤。應該先想到，台灣的市場到底有多大？另外我覺得，你幹嘛非一定要用母語？我們還可以看字幕，但對有些老人來講，根本連字都不認識。聽不懂，只能看畫面，這一定會減少觀眾量。

但魏德勝是個好導演。他非常認真的，而且很努力，但是當你要用商業成就去講，我就不敢說了。因為《海角七號》的成功，我認為是個奇蹟。是不可複製的。很多事都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

像鈕承澤，我覺得是他聰明。他演員出身，腦子轉得很快，你看他馬上就跑到華誼，跟哥們一樣，關係很好。他算是不錯的，但我覺得，根底如果不夠雄厚，有限。

台灣目前這新一代導演，我其實沒那麼熟。不過魏德勝，是很熱心的，對同輩的導演也會呼應和幫忙。有些導演像是跑單幫的，跑著跑著就不見了。

早期那批導演——也許是時事造人吧——像我們這票人，包括焦雄屏老師，我們都是常常跟著侯孝賢、楊德昌，四處跑影展。每次去，大家都是融合到一起，會變得都很開心。有時在國際影展上，還會碰見一些大陸導演，那時兩岸關係不太好，比較敏感。但越敏感就越覺得珍貴，只要在一個地方碰見了，就聊個沒完，聊上癮了，就跑到你住的房間里，一直跟你講講講。大家都在宣洩自己的情緒，反而會覺得更相同。

但是現在好像比較沒有那個氣氛了。我後來發現，參加這些影展有時候會覺得沒什麼意思。為什麼？好像大家只是換了個地方，又去相互競爭，沒有那種團結凝聚力了。

當然我很久沒帶人去參展了。後來有人就開玩笑就說我，噢，你是拿獎就出去，不拿獎就不出去。我說真的是沒有。你說我現在拍一部電影，如果只是為了拿獎，那我講實話，蔡明亮最合適。花費不會那麼大，而且非常能夠得到歐洲人的喜歡。因為他的電影，話不多，外國人看，沒有那麼多的隔閡，就看他的影像。但是，你即使在歐洲拿一個不大不小的獎，對票房有什麼幫助？沒有。

所以你看侯孝賢，好多年不動了。他現在拍《聶隱娘》，心情應該也很沉重的。我覺得他自己壓力也挺大。找合作者也不容易，因為如果找個財大氣粗的老闆，侯孝賢也不願吃那個憋。但因為他也不算是個票房導演，只有《悲情城市》算是賺了錢。

所以回頭來講，李安和這些導演不太一樣。其實我歸結這些年的東西，台灣的電影是跟李行有關係的。在李行那個時代，他本身是一直非常講求人文性，把電影拍得比較精緻。當然後來慢慢拍起了瓊瑤電影，這些東西也就慢慢自然的沒有了。但是他一直對電影很熱心。

在那個時機，李安大概就是受到李行很多人文的影響。後來去美國念書，念的戲劇方面的課程。他是講求電影的戲劇表現的，也能夠把戲劇的理念跟影像的文化可以做很好的契合。所以他的電影里，有非常濃的60年代的文化特色，然後也有電影戲劇的表演。

在那一代導演中，所有人對李行都是極為尊敬的。他們相互之間也是關係很好。侯孝賢就不說了，他們有一批擁護者，自己去搞電影團體。我就說李安和蔡明亮，他們兩個還真是很會照應的。比如，他們兩個都很喜歡金素梅，也都和她合作過。金素梅是一個非常Nice的演員，她對合作者，對攝影師都很照顧。有次去香港，買T恤買了100件，回到拍攝現場，每個工作者送一件。她是那種禮數很周到的人。我記得《喜宴》之後，好多歐美人一直拉金素梅去拍外國片。到今天我也不理解，為什麼她從來不去。

然後，蔡明亮要拍《愛情萬歲》，李安拍《飲食男女》，同時看上了金素梅。李安說，既然這樣，那就讓蔡明亮先用吧。結果呢，那我們的蔡明亮也很有意思，他就講，那是李安嘛，先讓她去演李安的比較好。

兩個人推來推去。金素梅更瀟洒：我最近不想演電影。結果跑去開婚紗店，婚紗店又失了大火。命就是這樣。所以後來你看，楊貴媚就這樣冒出來了，同時演了《愛情萬歲》和《飲食男女》。要是沒有這一段過去，楊貴媚到底什麼時候出來，你也不知道。

有人總是說，誰和誰不和，其實我說真的，最會有意見的還都是評論界的人。導演跟導演之間都不會去講這個話，心裡怎麼樣我不知道。但是歲月會沖淡很多人之間的心裡隔閡。或者，某種程度上講，也許是現實，你也不能不低頭。就像今天你誰再對李安不滿，也不好去講了嘛，對不對？像現在最能夠講的人，就是我這種人。但是我也不太敢講，我怕人家說我是酸。（笑）但是不管怎麼樣，至少還可以倚老賣老。

《夜奔》，導演徐立功，2000年。

本文採訪於2013年初，發表在《時尚先生》2013年夏天。

題圖攝影：Naga。其他圖片來源於電影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