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五元勛：對外開放對內改革 | 頭條

從左至右：谷牧、萬里、習仲勛、任仲夷、項南。

一套五位改革元勛的畫傳正在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計劃當中，除了紀念五位老人之外，另一個目的是給今天的改革者鼓勁加油。

本刊記者| 欒慧

實習生| 張曉強

套五位改革元勛的畫傳正在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計劃當中，除了2014年9月推出的《谷牧畫傳》，另4人是萬里、習仲勛、任仲夷和項南。這個劃分清楚地凸顯出了「改革派」的概念。

「改革開放，鄧小平是主帥，還有一批幹將和大將。這五位元勛就是其中重要的改革先驅。」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告訴《博客天下》。

張振明說出版這套畫傳的目的，「既是要銘記和講述中國改革開創期的艱辛故事，更是要為現在的改革者鼓勁加油」。

中國的「現代化」始於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隊的一次考察。1978年5月，64歲的谷牧帶領「文革」後中國政府的第一個官方代表團訪問歐洲法國、德國、瑞典、丹麥和比利時五國。

谷牧長期在經濟部門工作，是黨內僅次於李先念、余秋里的「三號經濟人物」。但這位副總理從未去過西方，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了解僅限於蘇聯教材—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

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親自挑選了代表團的成員，大多數是重要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如水電部長、農林部副部長、國家建委副主任等，另有來自山東、廣東等地方省份的官員。他們將會記錄下自己看到的一切，彙報給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和華國鋒等領導同志。

第一次出國訪問難免出點洋相，有官員「怕冷」不敢吃冰激凌。谷牧震驚於現實資本主義世界的科技與經濟。

德國一家電力公司的一座露天煤礦，年產煤5000萬噸，只有2000名職工，而中國產5000萬噸煤需要8萬人；法國馬賽的一個鋼鐵廠，年產350萬噸，職工7000人，而中國武漢鋼鐵公司年產230萬噸需要6.7萬人。

在法國，谷牧看到一座水電站，全部用電腦控制，節假日沒有工人上班，照樣發電。

谷牧得出一個結論，中國落後於西方20年。這位年過花甲的副總理感到了「咄咄逼人的緊迫感」。

帶著出國前夕鄧小平的指示——「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問題」，「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谷牧用心觀察，回國後提交報告——應吸收西方的資金、利用西方的技術、進行外貿體制變革。

這一切都是顛覆性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奉行的是「既無內債也無外債」，「敵視」來自西方的資金；而變革體制，意味著中央要向地方和各部委分權。

幾位黨內高層元老被谷牧的報告吸引了。葉劍英說，西歐有先進技術、資金過剩，引進技術的重點可以放在西歐。聶榮臻直接說，應當拍板，不要再議論了。

鄧小平說：「可以借點錢，出點利息，這不要緊，早投產一年半載，就都賺回來了。」

傳統「內債外債」皆無的觀念就此瓦解。

在谷牧作報告的國務院會議上，中央高層就利用西方國家貸款和吸收外商投資達成了共識。

當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錘定音：打開國門，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此後，從海外引進技術和資本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常規路徑；特區、私營經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國內變革相繼登場。

與谷牧的這次考察改變國家方向一樣，100年前的日本明治政府的現代化同樣跟一場出國考察息息相關。

1871年12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任命右大臣外務卿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帶領48名官員與50多名留學生組成的使團，搭乘美國商船「亞美利加」號起航，訪問歐美12國。

訪問歷時1年零9個月，考察團成員「目睹彼邦數百年來收穫積蓄之文明成果，粲然奪目，始驚，次醉，終狂」。

這次訪問令日本人意識到與西方的差距，並就如何變革達成共識：日本不但要引進西方技術，還要引進新的組織和思維方式。

日本的考察比中國提前了100年，各方面發展也遠超中國。在100年後的上世紀70年代末，這兩個曾有過相似經歷的國家再次相交。谷牧依然是交會點。

1979年，日本提供首批500億日圓低息貸款給中國，這是中國接受的第一批國外貸款，簽字者是谷牧。

雖然老母親在家拄著拐杖指著電視罵「漢奸漢奸」，但這位副總理意識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他要竭力縮小這個差距。除了改革開放，別無他途。

從1978年到1988年，他在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任上主抓改革開放事務，推動特區的發展。

有人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谷牧就是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之一。

關鍵的1978年

谷牧在1978年去了趟西歐，推動了改革；這一年，習仲勛來到廣東；萬里在安徽遭遇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旱災；任仲夷在遼寧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搖旗吶喊。

「谷牧帶團去西歐進行考察，對中國對外開放的格局做出很大貢獻。他還是中央層面的具體推動者，協調推動廣東、福建的改革開放。」張振明說。

谷牧出生於1914年9月，今年恰是其誕辰100周年。

「文革」時在江西一個偏僻拖拉機廠度過流放歲月的鄧小平，當時就意識到飢餓和貧困才是中國最大的敵人。他主張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但他需要一支隊伍來實踐自己的理念。

萬里、習仲勛、谷牧、任仲夷、項南，成為鄧小平選中的改革五主將。

「習仲勛是廣東改革開放的開拓者，後來又進入中央繼續支持和推動改革事業。任仲夷主政廣東5年，為探索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作出重大貢獻，也為全國改革開放探索和創造了經驗。二人是前後接棒的關係，密不可分。」張振明說，「萬里在安徽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項南被稱為福建改革開放事業的開拓者和先鋒。」

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1978年都是中國最為關鍵的年份。在意識形態領域，「真理標準大討論」橫空出世，與「兩個凡是」短兵相接；在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政策於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拋出，中國放棄「階級鬥爭為綱」，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鄧小平亦在這次會議上成為中國實際意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這一年，鄧小平的五員大將或被平反，或陸續進入他的視野。

出生於1913年的開國元老習仲勛，1978年獲得平反並被中央派往廣東，時年65歲。

1962年，因為捲入小說《劉志丹》事件，習仲勛被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時為國務院副總理的他被剝奪職務，後被下放到河南洛陽的一個機械廠勞動16年。

1978年4月，踏足廣東的習仲勛感到時間寶貴，「只爭朝夕」，推動廣東的改革開放。

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後來升任第一省委書記的習仲勛，首先面臨的就是大逃港。

深圳寶安與香港一河之隔，卻對比鮮明：香港車水馬龍，高樓大廈；寶安破破爛爛，雜草叢生。這讓一開始抱著投奔香港是擁抱資本主義想法的習仲勛頗為震驚。他意識到，搞好這邊的經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上任伊始，習仲勛接連考察了廣東境內多個地方。他認為廣東毗鄰香港，海外華僑眾多，從事外貿比哪個省的條件都好。但這些優勢受到舊體制的束縛，廣東放不開手腳。

他認為，搞好廣東，必須向中央要一些特殊的政策。

就在習仲勛醞釀著向中央要政策時，離開工作了26年的黑龍江、出任遼寧省委書記的任仲夷，開始了撥亂反正、發展經濟之路。

「文革」時期，遼寧處於毛遠新管轄之下，「左傾」嚴重。任仲夷就從破除僵化思想動刀。1978年，「兩個凡是」與真理標準大討論隔空交火，任仲夷在這場不見硝煙的鬥爭中率先表態。5月14日，即《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三天，64歲的任仲夷發表《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一文，公開批判「兩個凡是」。

1978年9月，鄧小平來遼寧視察，任仲夷將文章送他一份，鄧表示讚賞。

與習任二人的破舊立新相比，這一年身處中部省份安徽的萬里，日子要難過許多。

農業大省安徽因受極左政策影響，成了遠近馳名的「討飯省」。安徽鳳陽一帶的農民由於吃不飽飯，常年在外要飯，十室九空。

1978年，安徽又遭遇嚴重旱災。這是一場罕見的大旱，3月出現春旱，夏旱、秋旱接踵而至，「活著的人都沒有見過這樣的大旱」，學者趙樹凱在《萬里與農村改革》一文中寫道。

大旱令春播秋播都陷入停頓，而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更令生產難以為繼。為了種上麥子，旱情嚴重的滁縣等地嘗試突破生產隊經營規模，將地包給農民分組耕種，甚至分戶進行，時稱「借地種麥」或「借地度荒」。也就在這一年，安徽鳳陽的小崗村開始實施大包干，分田到戶。

在「農業學大寨」的時代，今天看來再尋常不過的包產到戶屬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在政治上是大忌。

但萬里對此深表支持。「今冬明春的關鍵是搞好秋種，與其拋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數量的耕地借給農民個人耕種……在嚴重乾旱的非常時期，必須打破常規，採取特殊政策，戰勝自然災害。」

非議隨之而來。萬里回應：「不管是集體還是個體生產的糧食，吃了都解餓，飽肚子，都可以度荒。」

在萬里支持之下，安徽平安度過了這場罕見旱災。

那一年，60歲的項南雖然恢復工作，但尚未獲得平反。項南原在農業機械部工作，1966年至1970年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他出任第一機械工業部農機局局長，7年後升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項南以敢言聞名。1956年就任團中央宣傳部長時，項南起草了一份關於青年團工作的文件，提到擴大民主生活等問題，即《十點建議》。這份建議在1958年遭到批判，項南被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

本來他會成為一名專業型農機幹部。項南的女兒項小米曾在一本農業百科全書里看到，父親的名字排在中國農機專家詞條之下。

在改變命運的機會到來之前，這位農機專家將全部精力放在了農業機械化上。

鄧小平看中的人

這些改革者跟鄧小平有諸多相似之處：膽大、有幹勁，可承受壓力而波瀾不驚，樂觀、豁達，以發展經濟推動中國現代化為己任。

民間有云：「要吃米找萬里」，說的是萬里在安徽推動農村包產到戶改革的事。

關於萬里的段子，在其協助鄧小平管理鐵道部時也出現過。1973年鄧短暫復出，任用萬里擔任鐵道部長。鐵路因「文革」基本癱瘓，但在萬里大力整頓下，開始朝著「四通八達、多裝快跑、安全正點」的方向邁進。

「安全正點萬里行」即是對萬里的褒揚。

無論是鐵道部長，還是安徽省委書記，萬里都著力於抓改革民生。對事件的判斷，他心中自有一個標準：以常識和老百姓的生活為準。

熱愛運動的萬里身體康健，是目前五位改革元勛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他喜歡打網球，以不服輸著稱。在政壇，他也是如此。

1977年6月，剛進入安徽的萬里驚詫於眼前所見：安徽農民太窮了。土坯房，沒有像樣的傢具。寒冬臘月，沒有褲子穿，只能卧在柴火堆里或者鍋灶里取暖。

3個月後，他就提出「省委六條」：突破禁區，允許生產隊根據農活情況建立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允許組織作業組，適合個人乾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允許農民自主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允許生產隊「多種經營」。

次年爆發的旱災讓許多地方悄悄開始實施包干到組、包干到戶。但在1978年，《人民日報》發表6000字長文批評萬里的改革。

萬里說，要是秋後，《人民日報》給你糧食你就按它說的辦，否則你按我說的辦。

萬里的堅持令一度遭到中央壓力的包干到組、包干到戶得以延續。鄧小平曾經就此說過一句話，「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萬里和鄧小平相識很早。萬里第一次引起鄧小平注意是在1946年。當時鄧小平在晉冀魯豫多山的邊區領導中共活動。鄧小平注意到，有些地方的部隊糧食和其他必需品的供應比另一些地方好得多。他調查後發現，萬里協助動員當地人徵購糧食和其他物品，將它們運往正在前線作戰的劉鄧大軍。

提拔與自己相熟、了解的人到一定崗位上，並不意味著鄧小平「用人唯親」。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里說，鄧小平用人並沒有很強烈的派系色彩，「只要他們能幹，忠於上級，不搞幫派活動」。

谷牧是一個明顯例子。

谷牧經驗豐富。1954年他從上海調北京任建委副主任，一直是經濟領域的最高領導人之一。他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協助周管理工業、交通和生產建設，竭力減少「文革」的損失。

「文革」時谷牧雖也遭批鬥，但並不嚴重。這讓鄧小平一度產生警惕心理。傅高義說：「但鄧在看到谷牧是個幹練而務實的幹部，並支持現代化後，很快打消了疑慮。」

事實上，鄧小平眼光很准。谷牧成為後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主要推手之一。

谷牧是山東榮成人，少時讀過6年私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他以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和關係著稱。「文革」後復職的老幹部以及「文革」受益者，他都相處得不錯。

谷牧因為一場考察影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格局；其後在改革推進過程中，他繼續發揮在人際關係處理上的長處。

曾擔任谷牧秘書的張守德說：「谷牧扮演的是決策者和具體實踐人的雙重身份，一個政策從醞釀、出台到貫徹執行以及效果反饋都不需要等待，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

1984年1月，鄧小平視察完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大特區後說了句：「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鄧提出了指導方向，具體操盤手同樣是谷牧。

當年3月，一個包括了部分沿海城市、黨中央、國務院等負責官員的會議召開。這是一次有關對外開放工作的最大規模會議。會議的成果是，上海、天津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被納入開放行列，實行特殊政策。

隨後中央在批轉一份關於沿海城市座談會議紀要時特別指出，「中央和國務院委託谷牧同志監督、檢查執行情況，並協調、仲裁執行中可能出現的矛盾。」

這一提法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文件中非常罕見。

在谷牧推動下，改革開放的特區從幾個小點連成一線，珠三角、長三角以及廈漳泉隨後加入。

鄧小平三起三落，對人對事都看得很透。什麼樣的人可以助自己成就大業，他瞭然於胸。五位改革主將跟他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性：膽大、有幹勁，可以承受壓力而波瀾不驚；樂觀、豁達，注重發展經濟，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任仲夷除了率先響應中央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1979年更因給張志新平反而贏得讚譽。張志新反對「四人幫」推行的「極左」路線，對「文革」和毛澤東的錯誤也提出過尖銳批評，「文革」結束前夜慘遭割喉。

任仲夷不僅替張志新平反，還追認其為革命烈士。

任仲夷身體不好，卻非常樂觀。1983年他先切除了膽囊，後又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他說：「沒有了膽，卻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說渾身是膽，切除了胃，也就無所謂了。」

90歲時，任仲夷一隻耳朵失聰，他可以「偏聽不偏信」，後來一隻眼睛也失明，卻是「一目了然」；而兩隻眼睛看不見，就是徹底「目中無人」了。

「殺出一條血路」

在與保守力量的交鋒中，有人平安著陸，有人黯然去職。但改革者精神長存。

改革開放之初，「殺出一條血路來」一語被頻繁提及。

習仲勛於1979年向鄧小平請示特區名字時，鄧就說了那句名言：「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特區發展遭遇重重阻力時，葉劍英也鼓勵谷牧：「小平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你就是偵察兵，要殺出一條血路。」

改革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在那個姓資與姓社、保守與開放勢力纏鬥不休的年代，改革之路荊棘叢生。對此感受最深的應是地方改革先鋒任仲夷和項南。

任仲夷在1980年接棒習仲勛，擔任廣東省委書記。

到廣東後，任仲夷遇到的第一道難題就是「緩改革」的阻力。

1981年，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一位領導提出「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12字方針。仲任夷覺得過於保守，認為改革步子太慢，才在經濟上出現了許多問題，所以不能「緩改革」。

他做的第一件事則是給個體經濟正名。當時政策規定，個體經濟僱工不能超過2名，否則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當時正在做研究生論文的經濟學家鄭炎潮提出一個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即個體經濟蓬勃發展不可阻擋，只能扶持不能壓制，得給它正名，就叫「私營經濟」。任仲夷得到了理論支持，推動了一系列改革。中國第一家國際酒店白天鵝賓館試營業；第一批「香港游」亦在1983年出發。

但與此同時，危機也在醞釀。

1982年，廣東出現了大量走私現象，甚至不少官員捲入其中。時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對廣東幹部的違反黨紀案件進行了查處。他批評，廣東和福建的高層官員查處不力。

1982年1月，陳雲提出了一份嚴厲打擊走私活動的報告，由中紀委下發。受到壓力的鄧小平批了8個字：「雷厲風行，抓住不放。」

各種流言瀰漫，將特區比作清朝時上海租界的人大有人在。

2月中旬，任仲夷和省長劉田夫奉召進京。在中紀委會議上，二人被要求對未能阻止走私和腐敗做出解釋。甚至有人表示，這關係到意識形態問題。

在胡耀邦支持下，任仲夷頂住了壓力。回到廣東後，他並未向省委傳達北京的情況，強調要堅定地改革開放。他說，「省委第一書記要承擔責任，我的下級就不必了。」

但危機並未結束。

中央隨後要求他們二次進京，交代問題。胡耀邦要求任仲夷寫一份新的檢討，胡攤開雙手：「連我都寫了。」任仲夷於是寫了一份自我批評力度更大的檢討。

之後，中紀委又專門派了一隊人馬核實調查。直到中紀委出具報告證明，廣東高層在打擊走私方面頗為努力之後，這場危機才真正告一段落。

1985年，71歲的任仲夷榮退，「安全著陸」。

與他形成對比的是主政福建的項南，在福建推行了大量改革措施、為福建打開局面後，卻因「晉江假藥案」黯然去職。

項南做事不落俗套。他從科威特的一個發展基金那裡借到2200萬美元來修建機場，命名為「廈門國際機場」；為了解決通訊問題，他從日本富士通引進了程式控制交換電話機；他支持日本和福建合資建立了「福日」電視機廠，這是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家電企業。

項南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即使在1982年打擊走私活動中，亦堅持鄉鎮企業發展與打擊走私並不矛盾。

在項南大刀闊斧之下，福建經濟發生了質的飛躍。項南主政之初，福建GDP位列全國第23位；在項南去職的1986年，福建位列第三。

這位務實、能幹的省部級高官，離開時除了一些書外，就是福建的一些小盆栽。

但後人並未遺忘他所做的一切。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曾在項南誕辰90周年的2008年寫詞褒揚他，「駭浪驚濤，從容渡，常存銳氣」。

改革從來就不是一件易事。

「『改革』是習近平這一代領導集體的主題。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特別是習近平說改革已進入深水區，現在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所以我們特別需要改革先驅們一心為公、敢字當頭、勇於擔當、勇於創新的精神和品格。」張振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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