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30年前內地人偷渡香港 被稱「大逃港」

2012年09月09日 10:21來源：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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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者

在深圳蛇口的「海上世界」地鐵站不遠處，有一片宜人的沙灘，邊上是永不打烊的歐陸風情休閑區。坐在那些露天的咖啡館或酒吧里，海風拂面，視野開闊。從這裡，往東南方向遠眺，隱約可見香港元朗。

30年前，無數內地人訣別家人、不顧生死，跨越這看似觸手可及之間，逃赴香港。

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深圳邊境大小規模的偷渡外逃事件屢屢發生。其間，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發的4次大規模逃港潮，逃港人數就達50多萬人。這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稱為「大逃港」。

事實上，逃港是30年間一直存在的現象。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辦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彙報提綱》，從1954年到1978年，廣東全省偷渡外逃共約56萬人次，逃出14萬人。參與者以廣東人為主。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據不完全統計，至1978年，深圳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為走路、泅渡、坐船。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由西線泅渡通常是首選。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意即「有去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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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荒廢的村子，告訴我們這塊土地上曾發生的事

為了解其中真相，現居深圳蛇口的陳秉安在20多年間，採訪了百餘名相關人員，收集了大量資料。2010年10月，藉相關檔案公開與改革開放30周年之機，他的長篇紀實文學《大逃港》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

該書面世後，一度引起極大關注。這本書也為陳秉安個人帶來不少爭議。面對讚譽或是批評，陳秉安說：「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或許將留下一頁空白。」

意識到這個空白，是1985年的一個冬天。當時剛到深圳工作不久的陳秉安，對東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廣袤空地產生了興趣。在手上那本70年代印製的地圖上，他看到那裡被清清楚楚地標識為「徑肚村」。

這位當年風華正茂的記者，帶上地圖，騎上單車，跑到了邊防禁區，試圖一探究竟。在一條長滿野草的小道邊，他發現了地上的磚瓦殘片，撥開密密麻麻的蘆葦，看見好幾截破敗的土牆。這時，他恍然大悟：這是一個荒廢的村子。 這讓他聯想起幾個月前，自己參加的一家酒店開業慶典上的情景：迎賓、入座、燒爆竹，一切都很平常。但在主人致辭時，卻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站在台上念了一半歡迎辭的總經理，突然捧著講稿號啕大哭起來。

台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著這個失態的總經理。「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只見他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那位總經理的眼淚、那條無人的荒村……讓陳秉安首次想到了「逃港」二字。

自此，他開始去發現並接觸身邊林林總總的逃港者，或是他們的親人。他開始尋訪這段在廣東人中家喻戶曉、卻失落於公共視野的歷史。在粵港之間，在山脈與河流之間，他尋找那些逃港的親歷者，聽他們講述當年在此岸之輾轉，及對彼岸的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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