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五任一把手升遷軌跡：自費改革的樂與怒--浙江在線-浙江新聞

溫州五任一把手升遷軌跡：自費改革的樂與怒 www.zjol.com.cn　 2004年12月31日 　浙江在線新聞網站

　　溫州向左還是向右

「草根層」的創業衝動，使無數個「中國第一」的溫州神話，演繹成了「四千兩板」的「溫州精神」，善於鑽營的游擊商人一夜之間成了財富英雄，時至今日，有人曾把功利溫州人「空手套白狼，四兩撥千斤」的經世致用生存哲學與猶太民族「千年流浪，精神不散」的宗教文化底蘊相提並論，聽上去覺得是溢美之詞。是褒是貶？喜滋滋的溫州人恐怕不會太在意，反正是說溫州人聰明吧。

就在輿論廣泛關注來自民間的資本力量衝擊市場「閘門」和走出去的溫州人「生炒通吃」的背景下，一個以強化政府主導的「指引經濟」政治信號，使溫州再度捲入「二次爭論」的風口浪尖。一個讓溫州普遍關注的信息就是溫州市委的人事變動。

2004年11月17日，浙江省委副書記喬傳秀在溫州正式宣布：原中共溫州市委書記李強上調浙江省委任秘書長，溫州市委書記由原杭州市委副書記兼蕭山區委書記王建滿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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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問題是政績，直面問題是責任，研究問題是進取，解決問題是能力。」王建滿赴任不久，即對他的下屬強調。

溫州經濟蟄伏已久，曾多次重複演義「敢為人先」並屢遭爭議的「溫州模式」，隨著王建滿的到來，再一次提出問號：向左？向右？李強說：「遵循規則！」

王建滿履新的第一天，溫州市政府門口簇擁著許多人，等候著新書記到來——來自開發區的失地農民徘徊多時，面無表情，路過的市民偶爾駐足觀望。

就在十天前，原溫州市委書記李強代表溫州接過「2004CCTV十大最具經濟活力城市」獎盃時，溫州老百姓為之傾城歡呼。

主持人王小丫與李強對話時，「逼」他當著家鄉父老和全國人民的面說一句話，李強說：「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領跑者，它清晰的腳印，讓人們感受到民間的力量和市場的力量。」

李強將溫州經濟特色形容成「地瓜經濟」：一是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溫州經濟儘管像地瓜那樣並不起眼，但都是「野生的」，生命力旺盛；二是具有很強的「擴張力」，地瓜藤葉四處延伸，佔領外部空間，充分吸收陽光和雨露，溫州經濟善於「走出去」，能夠充分利用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三是具有很強的「反哺能力」，地瓜藤葉四處生長，但養分最終傳送給根部，受益的還是地下的莖果，溫州經濟始終根植於民，它的發展主要依靠無形的民間力量來推動，最後受益的也是人民群眾。

現場活動策劃人、溫州作協副主席李濤透露，在央視《對話》欄目中，李強和家鄉父老最後的離別贈言說了一句「遵循規則！」讓人感到分量很重，沒有人更比李強清醒的意識到溫州處在一個歷史的岔口，需要冷靜和反思。溫州圖強不僅需要良好的言商環境，更需要講誠信、講法制、講規則路徑。溫州經濟如同站在界河邊的「小卒」，只能一步一個腳印的攻破體制堡壘，不可能倒退，在沒有「過河」之前更不能橫衝直撞。

「地瓜經濟」需要包裝

王建滿比李強年長許多，在新老交替會上，李強說：「今後，溫州所取得的每一項成績，我都會感到由衷的高興；溫州發展當中碰到的任何問題，我都會更加細心地關注。」

李強出任省委秘書長，按以往慣例，這個頭銜前面一般都要加個「省委常委」，因為李強之前的溫州市委書記一般也是省委常委，唯獨從李強這一任開始，溫州市委領導不再擔任省委常委。

一位前溫州市委高層說，李強把溫州經濟形容成「地瓜經濟」，看起來有點土，說起來也不好聽，容易讓人聯想到「爛番薯」，但這個比喻確實合適，溫州的確需要包裝提升，如果還停留在過去的「土八路」做法，溫州經濟會出現問題的。

外界描述溫州經濟時，認為不按常理出牌的溫州人身處無序的市場中，當預先還來不及制訂市場「遊戲規則」時，溫州人敢為人先，贏得了市場先機，佔盡所有便宜。王建滿：「四個問題」的績效考評標準「你可以從王書記幾次到基層調研時的講話，好好揣摩他的『思想』。」作為「三朝元老」的黃德康秘書長，是溫州市委常委，在談到此前《溫州日報》報道的溫州市政府最近推出「有關溫州十大問題的課題」時，他表示具體內容暫時不便透露。

「發現問題是政績，直面問題是責任，研究問題是進取，解決問題是能力。」王建滿赴任不久，即對他的下屬強調。

接近溫州市領導的知情人士透露，王建滿的語氣意味著「金杯還需要口碑」。

據知情人介紹，12月8~10日，溫州市四套班子的主要領導參與專題調研彙報會，每天聽取調研彙報，題目是：《如何優化提升溫州產業層次問題》、《如何加快現代化服務業發展問題》、《如何加快開放型經濟發展問題》、《如何加快農村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發展問題》、《如何加強城市建設和加強城市管理問題》、《如何加快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如何加快「生態市」建設問題》、《如何加快社會事業發展問題》、《如何推進「平安溫州」建設問題》、《如何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

知情人說，十大問題正好對應了王建滿的四個問題的「績效考評」標準，但這些問題早在王建滿前任在任時都已存在，甚至全國都普遍存在，溫州如何破解？ （王孔瑞）

調控之重：溫州老闆醞釀遷徙

2004年末的溫州，一場輕柔的雨加雪姍姍掠過溫州，給這個十年來難得的暖冬添了些許寒意。恰如這偶爾輕寒的天氣一般，此時的溫州企業也深深地感覺到了來自於宏觀調控的冷峻。與此同時的溫州之外，旨在降溫的宏觀調控政策正有條不紊地持續推行。「原材料價格漲飛了」

「我們行業今年像我這樣能夠保本繼續盈利就算不錯了。」

余榮華，一位40多歲的溫州瑞安商人說，「今年賺的那麼點錢和沒有賺沒有區別。」

余榮華是瑞安私營企業浙江聯大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大化工」)董事長兼總經理，該公司是國內生產硝酸鉀的第二大企業。「今年我們生意不好做，原材料價格上漲對我們衝擊力很大。」余老闆說。

硝酸鉀主要原材料是硝酸銨和氯化鉀，「這兩項價格都比去年翻了一番，三四月份的時候，硝酸銨進口價為1035元/噸，國內產品價為800~900元」，「而今年年底，進口價格已經上升到2000元/噸，國內產品價格1800元/噸左右。」

作為中間產品生產商，之前，大多數此類化工企業都與上游企業簽訂了一年合約，對該年度供貨價格都有約定。聯大化工的最大客戶是電視機玻殼生產商旭日玻璃有限公司。年初的時候，他們已經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簽訂了硝酸鉀3000元/噸的供貨協議。

「我們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可產品的價格已經限定死了，利潤空間急劇縮小。」實在捱不下去了，余榮華後來和客戶協商，好歹將出貨價格調升了500元左右。

據悉，目前國內硝酸銨和氯化鉀大部分依賴進口，這些硝酸鉀生產企業只能通過中化(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中農(中國農業生產資料集團公司)兩條渠道獲得進口原料。從去年年底的糧價攀升，到今年年初的宏觀調控、國際運價的提高，「還有一些企業利用壟斷性資源的人為操作」，都從各個方面拉升了相關原材料的市場價格。

「我們通過中化、中農買氯化鉀，交了錢，拿了貨，但是拿不到發票。他們說明年(2005年)再給我們。」余老闆雙手攤開，對記者說。

「據說，今年發改委核定的氯化鉀市場銷售價為1570元每噸，而進口價格早就超出這個水平了，所以他們只有明年再給我們，這樣就符合發改委核定的2005年價格。」

更慘的是，國內其他原材料生產企業也跟著這一浪潮哄抬價格，「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囤積原材料，囤積幾十萬噸。」「一提固定資產投資，銀行就怕」「原材料漲成這樣，我們自己也要想辦法壓縮成本了。」

為了緩解生產壓力，聯大化工年中的時候開始著手技術改造，自己動手，生產硝酸替代硝酸銨。據悉，儘管可以使成本下降三分之一，這項技術改造卻要花掉余榮華1000多萬元。「我們需要保證一定的流動資金保證企業正常運轉，1000多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需要外來資金的援助。」

而在尋求外力幫助時，余榮華遇到了另一個困難。「我們去找銀行，只要一提固定資產投資，銀行就怕。」

據他了解，此次政府宏觀調控政策下，相關部門被要求嚴把信貸投放和土地供給兩個閘門，提高建設項目市場准入標準，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等。

聯大化工的銀行貸款計劃落空後，只好另尋他路，「自己有一點老底，還有民間資金的幫助」。儘管如此，聯大化工還是不得不放慢了技術改造步驟，本來是可以2~3個月完成的計劃，現在預計2005年才能完工。

談到資金問題，另一位溫州老闆黃順禹也有同樣的感慨。

「以前我們做項目，自己擁有30%~40%的資金就敢上了，一般銀行會提供另外60%~70%的貸款，今年，沒有90%的資金想都不要想。」而幸運的是，溫州地區現在有豐富的地下錢莊可以幫助企業暫渡難關。另外一位作塑料生意的瑞安商人介紹，小數目(100萬元以下)的投資他們一般都會先求助於「朋友」，只有大批量的貸款他們才會想到銀行。

其他地方的同行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據余榮華介紹，山西文通集團下屬兩家子公司今年倒閉了，湖南一家業內頗有名氣的公司也被迫關門，還有浙江富陽的兩家。「貸款問題對於我們來說簡直是雪上加霜」。「我們要去外地辦廠」

今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他從瑞士引進的一個機械生產項目流產了。因為地價太貴，從最開始40萬元每畝到現在的80多萬元每畝，「我們根本承受不起那麼高的成本。」黃順禹說到此事的時候，語氣低沉。

據介紹，該項目引進需要非常多的土地投入。黃順禹當初也準備購買4.5畝工業用地，而就在兩個月之內，當地土地價格從160萬元每畝漲到380萬元每畝以上，「現在還在漲」。

貸不到款，土地價格又在上漲，壓力之下，一大批溫州商人甚至選擇到其他省市去辦廠。據記者了解，江西鷹潭今年大約有100家溫州企業搬過去；江西怡村，還有新余，也搬進了100多家溫州企業。「今年搬過去的這些企業大多數都是由於土地限制問題。」余榮華說。

「我們也打算明年在江西開子公司，規模比這邊更大。」余榮華向記者透露，江西地價比較便宜，大概3萬元/畝，他們也已經和當地談了100多畝地的合同，已經差不多了。（周帆） 溫州商人的政治觀

他們潛心研究政治，不是因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為了某一筆具體的生意

在講求實際的溫州人看來，政治雖然讓他們栽了不少跟頭，但始終是一種可以為自己所用的資源。現在，溫州商人潛心研究政治，不是因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為了某一筆具體的生意。溫州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蔡克驕認為，溫州商人的集體智能匯流成一股「老百姓經濟」的民間力量，樹立了市場經濟「活力先鋒」的新形象，但政治地位上的受壓制和「自慚形穢」使得溫州人產生了強烈的政治訴求。

政治訴求膨脹

不少溫州人都記得，1999年，溫州的甌海區寮東村出現了新中國首例「村民罷免村主任」事件。

隨後，每到人大政協換屆，哪怕是村委會選舉，溫州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溫州商人一下飛機就徑直往自己村裡趕，因為當時各個村都在進行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據當地有關部門知情人士說，很多私企老闆願意出價30萬元或者更高，就為了躋身「政界」，哪怕撈個「無品」村官也值得，這種政治訴求膨脹到連民間組織商會會長的位置，有時也會在商人之間爭得你死我活。

「與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關。」這是100多年前賓士公司的開山鼻祖卡爾.本茨對屬下說的話。

私營企業主劉建國入黨成了溫州商人對上述話的一個寫照。

劉建國入黨的消息發布兩天後，黨的十六大召開。劉建國的企業擁有300多位僱員。

之前，新華社曾如此報道劉建國的企業——浙江長江電子工業有限公司：「各地參觀的人來到這裡，能看到春的活力；慕名的客商來到這裡，能感受到商業奇才的魅力；外地打工者來到這裡能體會到無限的溫暖；黨政領導來到這裡，能看到黨建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照樣能發揮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劉建國的5次入黨衝動

但此前劉建國5次要求入黨被拒也是事實。

1999年3月，劉建國寫下第一份入黨申請書，半年後，他參加了溫州市經委系統的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但之後有關通知他說，根據有關規定，民營企業主不能加入中國共產黨。

2000年12月，劉建國在公司建立了黨支部，還聘用了一名外地複員軍人出任支部書記。

2001年，劉在溫州代理的空調銷售業績達到1億元，占浙江全省空調銷售份額的六分之一。但他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還是被拒絕了。

「我的入黨動機，無非是搞好企業管理，努力服務社會，更好地帶動職工擁護黨和政府。我年輕、我有錢、我要求進步，這有什麼不好？」劉建國曾對當地媒體表示。

浙江省委副書記喬傳秀之後專程到劉建國的公司，詳細了解公司發展歷程及黨建工作情況。她對劉建國致富不忘回報社會的做法給予充分的肯定，並對他說：「企業要做大做強，政治上要積極要求入黨。」

劉建國聘用的公司黨支部的支部書記徐志久說：「非公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吸收民營企業主當中具有代表性的先進分子入黨，是中國經濟生活發展和政治生活變化的必然，為什麼要把一位先進代表人物『放在外邊』？」

共求利益最大化

溫州「雙扣」是溫州地方牌類遊戲，規則類似普通的「爭上游」，所不同的是遊戲需要兩副牌，遊戲的方法是配合的兩方要儘快將手中的牌出完。遊戲的關鍵是，只要合作的雙方利益均衡，最終贏得的利益能最大化，雙方就聯合往對手的痛處出牌。

這種牌理已經被溫州商人玩到了現實生活中。

企業從悄悄地賺錢到藉助政策和政府的公關需求(即樹立公眾形象)，鞏固企業的根基，已經成了溫州商人的「共識」。和商人的政治敏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溫州官員的現狀，政府工作人員對「吃皇糧」的工作並沒有過多優越感，官員們對干出一番事業的民營企業主的態度可以用佩服來形容。

曾有機構對溫州市260名政府部門的幹部、職工進行調查，93%的人認為「致富是當前最大的政治」。調查顯示，54%的溫州人「不要烏紗要銅板」。

溫州的普通官員們常常嘲弄自己的官位：「我們這裡當官不能有架子，如果企業覺得官員沒水平，對其沒幫助，其是不會理我們的，頂多也不過是給點面子，表面客氣。但若企業不給面子，我們也沒辦法，別說為難企業，就是稍微有點拖延，他們都有可能去告狀。他們中好多人是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他們可以直接把意見反映到高層領導那裡去。」

一位溫州服裝企業負責公關的經理說，對政府或是官員的公關，不一定就是花錢買路，更重要的是要適應中國「熟人社會」的國情。

據他介紹，溫州的企業里都有專人負責和政府的各個分管部門打交道。這些人的工作規律是：隔一段時間，就到對口的部門去坐一坐，和辦事人員聊聊天，拉拉近乎，偶爾請他們吃頓飯。還有，就是捐助政府的公益事業，幫助官員樹立政府形象。

「我不會指望這樣就能讓政府違反原則替我辦事，」一位溫州企業的高層說，「但有時候，他們把我當作朋友的話，就能提供給我很多信息。」 溫州五任一把手升遷軌跡：自費改革的樂與怒

一些曾在溫州為官的人認為，溫州的「自費」改革史，實際上是整個社會變革的生動寫照。看溫州改革必須了解溫州的過去，如果沒有這個痛苦的歷程，溫州是一張空白的明信片，假如溫州沒有被爭論，溫州也就不會被世人所關注。

袁芳烈「開河」上世紀80年代，溫州的爭論焦點是「姓資姓社」。

改革開放前，溫州以「亂」著稱。1981年初，鄧小平和李先念曾批示，督促浙江省委徹底解決溫州問題。

1981年8月，時任浙江省副省長的袁芳烈受命來到溫州。雖然他對集體經濟已有所反思，但還是帶著對個體經濟的偏見赴任溫州。

袁芳烈深入溫州4年後，從接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政治任務轉變為「探索一條主要依靠群眾自身力量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路子」。

為溫州正名的他最後被平調回杭州，出任省政法委書記，卻沒有獲得省委一句公開的評價。據知情人士透露，袁芳烈在離開溫州很久之後才知道，省委對他的繼任者特別囑咐：去溫州要搞活國有企業，要凍結原來的幹部。

董朝才「後繼」

新任市委書記董朝才上任3個月內，對溫州市各部門的工作不作評價，並把袁芳烈的幕僚班子丟在一邊，開始跑國企、跑供銷社、搞調研。這是個話不多，衣著、作風都像農村幹部的書記。幾乎沒有人知道新書記的葫蘆里裝的是什麼葯。

15年後，董朝才向媒體承認，他是帶著問題和「對資本主義的天然警覺」到溫州的。

董朝才說，他知道歷史上跟農民唱對台戲的教訓。「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多少人呢!凡是我們跟農民唱對台戲的時候，經濟就要出大問題。」

「我給自己一句話：老百姓想乾的事，不去阻攔；老百姓不想乾的事，不去強迫。」董朝才曾公開這樣表示。

正在遠處觀察董朝才一舉一動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溫州除此之外，無路可走。老董繞了幾個彎子，終於上道了。」

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馬津龍說：「董朝才任上的5年，風風雨雨沒有停過，民間有句話說：『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溫州。』溫州的問題，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識形態掛鉤。」

有著與溫州農民一樣的「改制情緒」的董朝才最後被調到浙江省體改委。

劉錫榮「追隨」

董朝才改革思路的繼承者是劉錫榮。

這個樸素、儒雅的書記，是抗戰時犧牲的中共第一任浙江省委書記劉英的遺腹子，於1981年12月任溫州市委常委、秘書長，1983年4月後，任溫州市委副書記。1988年12月後，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溫州市委書記。

在溫州追隨袁芳烈、董朝才10年的劉錫榮，認定的也是他們兩人的路。在溫州經濟發展最困難的時候，他提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並曾宣布，溫州市委市政府三年內不買車、不建房，咬緊牙關建機場。集資成功建設溫州機場之後，劉錫榮還為溫州鐵路建設絞盡了腦汁。

據溫州師範學院美術系教授魏敬先回憶，劉錫榮了解到祖籍溫州樂清、客居香港的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在海內外有不少功成名就的弟子，為了爭取海外投資，劉錫榮用一種很有人情味的政治智慧作為「統戰手段」。魏敬先說，南懷瑾是一個孝子，於是劉錫榮就與魏敬先商量，能不能用南懷瑾母親的頭髮，綉一幅他母親的肖像作為見面禮？

為難的魏敬先接受了領導布置的「政治任務」，但到哪裡能找到過世已久的南懷瑾母親的頭髮呢？經過一番努力，魏敬先發現南懷瑾的妻子(南懷瑾離開故鄉前的妻子)平時為婆婆梳頭時，有心留下了婆婆不少的頭髮，這件事因此得以玉成。

魏敬先說，劉市長到香港會晤南懷瑾時，事先沒有告訴他要送他這幅肖像。等到見面後，劉市長揭開鏡框外的綢子，南懷瑾一看是母親的肖像，撲通一聲跌跪在地：「知我者，劉市長也！」

當激動的南懷瑾得知那幅肖像竟然是用他母親的頭髮繡的，就更加激動不已，當場表示，一定要為家鄉做一些公德之事。此後，通過南懷瑾的關係，溫金鐵路順利籌資約5億元人民幣，並於1994年建成通車。

馬津龍說：「在改革方面，劉錫榮不事張揚，在很困難的條件下，恢復了溫州的經濟。」1991年6月後，劉錫榮出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浙江省副省長。

張友余「二次創業」

此後，張友余接任了溫州市委書記。

張友余的得意之作，是在國務院七部委聯合打擊溫州「假冒騙」，處理以溫州柳市電器為代表的質量問題時，表現出的極其高明的「政治智慧」。

張友余提出了以「質量立市」為口號的「二次創業」。「客觀地評價張友余的政績，他為『溫州模式』搭建了二次創業的平台，為溫州的民營經濟發展衝出困境開了綠燈。如果說到他的缺憾，那就是在他的手裡成就了一個女貪官楊秀珠的權力追求。」一位溫州廳級老幹部說。

以「建設現代化溫州」為口號的蔣巨峰，最後榮升為四川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