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體制改革之路初探

政治體制改革之路初探

題記　　內容摘要　　一、研究途徑：理性選擇理論　　二、改革新思維：改革動力學　　（一）政治過程論　　（二）政治慣性　　（三）改革的核心——實現利益的重新分配　　1.當前中國利益格局　　2.改革的目標：利益分配　　（四）改革途徑殊途同歸論　　（五）改革成本論　　1.改革成本的分類　　2.時間——成本曲線　　（六）如何選擇改革的最優途徑　　三、變被動監督為主動公開——改革的最佳模式　　（一）信息公開的理論分析　　（二）信息公開的優勢　　（三）信息公開的落腳點——財務信息公開　　（四）信息公開的實施步驟　　1.全國性互聯網技術支持　　2.改革人才流動和經驗擴散　　（五）信息公開的配合政策　　1.公民論壇　　2.激勵機制　　（六）信息公開的有效實踐：應急事件處理信息公開　　　　 題記　　　　 最近讀馬斯泰羅內的《歐洲民主史》，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1848年發生了席捲歐洲的革命浪潮，其直接原因是1847年糧食歉收所導致的經濟危機，但是根本原因卻是由於政府統治階級與被統治群眾之間、政府與臣民之間的嚴重的分裂和對立。對比我國現在的社會現實，考慮到我國的基尼係數，我們很可能已經具備的第二點，如果經濟發展出現了大的危機，後果可能不堪想像。　　 既然社會秩序面臨危險，就必須從總體上對當代社會的現實進行研究，提出解決方案，以便剷除現存弊端的根源。　　　　 內容摘要　　　　 因為比較長，就給時間寶貴的人寫一個摘要。　　 由於政府行政不規範性程度高以及中國人缺少紀律性，研究我國政治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途徑應該是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通過規範研究方法，從哲學思辨的角度展開分析，通過邏輯推理和價值判斷，對中國的現實問題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政策主張。　　 要意識到改革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涉及到複雜的利益結構和分配方式，匆忙的引入先進位度，極有可能是一個災難的開始。　　 任何物體都是有慣性的，人類社會也是一樣。這種慣性既是一種思維以及心理上的慣性——當人們習慣了一種事物的時候，它的存在似乎就成為一種自然及合理，也是一種社會關係的慣性——固有的組織形式和利益結構會自我維護甚至自我強化。在我國，因為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複雜的官僚結構，這種政治慣性就變得非常的大，政治體制改革就需要極大的推動力才能成功。　　 中國社會主要分為三個群體：中央政府和壟斷央企；地方政府和與地方政府密切聯繫的市場力量——這些市場力量包括地方性國有企業和與政府關係良好的甚至是官員本人的親友所經營的私營企業；普通民眾。改革也就是改變這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可行的改革方案的目標應該是這樣的：在中央和地方「既得利益集團」絕對數量沒有明顯縮小的情況下，限制「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地方性利益集團對民眾抽血式的掠奪，在維持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上，有效提高底層工人、農民的可支配收入，使普通百姓可以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紅利。這其中的一個重中之重就是改革財政轉移支付，將高速增長的財政收入投入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領域，使人們在「有錢花」的基礎上「敢花錢」。　　 改革途徑殊途同歸論是指從邏輯的角度講，各種改革措施如果能夠全面深入的貫徹執行，都可以取得社會需要的效果。　　 改革的成本分為政治成本、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改革的成本隨著時間變化是一條先贈後減的曲線。我們選擇改革的途徑，就是要比較這條曲線上的改革攻堅的成本和改革成功之後的新機制運行成本。　　 在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關係的時候，從實際的角度出發，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特別注意以下幾點：一是要盡要可能小的改變現有的權力和利益格局。二是要儘可能小的改變現有政治體制和政府結構。三是要避免追究個人或集體的歷史問題。四是既要能夠發揮群眾的力量，又要維護政治穩定，不能過分煽動群眾情緒。　　 滿足這些條件的改革方案就是包括詳細財務信息公開的政務信息公開。　　 從理論上講，滿足行政自由裁量權和存在政府和民眾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時候，那麼就會必然產生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解決的方法就是政府信息公開。　　 「主動」一詞代表了諸多含義，公正、自省、包容和問心無愧，當政府敞開胸懷主動公開心行政信息特別是財務信息的時候，「執政為民」「利為民所謀」等中央反覆強調的執政觀念也就可以看得到摸得著了。　　 政府各部門大大小小的事務也都與金錢掛鉤。抓住了錢的問題，就是抓住了所有問題的核心。如果能夠把政府部門每一筆錢的來龍去脈都理清楚，不但可以監督資金的流向，而且可以清晰把握政府部門各項事務的脈絡，將極大的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效能。財務公開制度可以使政府在公開財務信息的同時，也公開了各項事務，公開了其履行職能的過程。　　 以政府信息公開為根本推動力的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全國性互聯網技術支持和合理的人才流動和經驗擴散。需要建立公民論壇和相應的激勵制度等配套措施。　　 我國從應急事件處理的信息公開實踐中以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如果能夠按照同樣的心態、魄力和方式進行政府信息公開的改革，大力推進財務信息公開制度，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許就開始走上了坦途。　　 　　 一、研究途徑：理性選擇理論　　 　　 對中國政治的研究，有比較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規範研究方法和實證研究方法。比較研究法分析不同國家社會、經濟、政治現實中的異同，總結政治科學的本質及其演進規律；歷史研究法從歷史的因果聯繫中，把握一國政治的本質和發展規律；規範研究方法基於一定的前提假設和理論立場，從哲學思辨的角度展開分析，通過邏輯推理和價值判斷，進而提出新的理論體系；實證研究方法則是利用數理工具，分析各種現實問題，總結出實踐性的理論和經驗。　　 在中國，這幾種研究方法各有利弊。對於歷史研究法，由於中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中，對於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我們很難從歷史的角度找出恰當的答案。　　 對於實證研究法而言，因為中國特殊的情況，現實案例和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都無法保證，使得實證研究先天不足，很難取得突破性的理論進展，給出有效的政策建議。　　 對比較研究法而言，一部分學者堅持政治科學的共性，認為中國的政治現實和國外的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一樣；另外一部分學者堅持「中國特色」，認為中國的歷史文化及社會現實與西方的歷史和現實有著巨大的差異，不能照搬國外的政治理論，需要發展中國自己的政治理論，特別是社會主義政治理論。實際上，不論是「共性論」著還是「特色論」者，都在相互攻擊犯了片面性的錯誤。我們應該堅持這樣的原則：人類社會和政治科學的基石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要學習西方的政治科學，但是我們不能把西方的政治科學理論「套」在中國身上而得出這樣那樣似是而非的結論。我們應該在最基本的政治學假設的共性的基礎上，發展出適合中國的政治理論。　　 所以，最佳的研究範式應該是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通過規範研究方法，從哲學思辨的角度展開分析，通過邏輯推理和價值判斷，對中國的現實問題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政策主張。　　 中國目前的政治學研究集中於偏重靜態研究憲政制度分析和偏重經濟關係特別是財政稅收關係的行政機制研究。比較而言，注重動態的、心理的博弈分析的理性選擇理論應該是更有效的研究途徑。我們研究政治理論，不緊要基於生產力的狀況，基於社會關係和政治生活現狀，更要關注人的精神的變化和需要。體現個體心理和社會心理的理性現則理論可以指出社會的變化的方向。人性假設是社會科學各學科體系的方法論基石，任何一門社科學科皆以特定學科領域範疇中，特定行為主體的人性假設作為研究前提。理性選擇理論從各級各類政府及其官員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取向出發，注重對各類政治主體之間的利益博弈和理性互動進行研究。政府官員和政府自身同樣也是理性經濟人，他們也有自身特殊利益追求。政府官員不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同時也是小集團利益及個人利益的代表。這種利益取向上的「三重代表」身份，促使各級各類政府都會不同程度的追求自身利益。　　 特別要強調的是理性選擇理論在中國的特殊重要意義。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的 「人治」的政治傳統，使得政府行政不規範性程度非常高。中國特殊的行政首長負責制和特殊的官僚金字塔型結構，致使主要行政首長個人的價值取向和個人利益就顯的分外的重要。制度的規範就是為了約束個人的選擇範圍，減少一個人的行為對他人和社會的危害。政府行政不規範性使得政治生活中的「理性人」可以隨心所遇的按照自己的意志為自己謀取私利，不管這種「理性」的選擇是否會危害他人。領導的命令可以很輕鬆的衝破規章制度的層層阻礙——或許本來就沒有什麼真正的阻礙。這種情況下憲政制度研究即使能夠給出制度和政策建議，也會成為一紙空文。理性選擇途徑就成為最佳的選擇。另一方面由於中國人的缺少紀律性，有是非觀念而無道德標準，總是喜歡規避規則尋找捷徑，喜歡相機行事的機會主義靈感。現在一些地區流行的「標準化建設」，主要作用只是寫出一份文件並把之存檔，很少有人把這些程序化規定真正當會回事，所以這些規章制度也很少被真正的落實執行。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在德國的中國外事團隊辦理出入關手續，每個人都要辦理。德方職員把每一個表拿出來，讓隨行人員填好，辦理完結之後再拿出一張表來給下一個人。中方的人員就覺得這樣做看起來「很愚蠢」，和德方交涉，希望能夠一次性拿出足夠表格讓大家一起填，省時間又方便。德方職員拒絕了這個建議，理由是因為「規定」。這種事情在中國幾乎是不可想像的——遵守規定差不多都到了頑固不化的地步。在缺乏紀律文化的中國，憲政規範研究即使給出答案也很難是成為有效解。　　 二、改革新思維：改革動力學　　 （一）政治過程論　　 我們研究政治科學，是希望構建某種良好的社會制度，並且給出構建這種制度所需要的條件。但是任何社會變革都是一個過程，不可能直接從這種制度一下子跳到另外一種制度。我們今天不斷的在談論「民主」與「法治」，希望生活在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中，人們可以平等的共處，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實現自己的夢想。但是民主和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許多條件，需要強大的推動力，進行複雜的多方利益博弈。博弈論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納什平衡。我們現在就處於一種納什平衡中，如果不能讓所有的人同時改變自己的策略構建新的平衡，那麼就沒有人願意在別人沒有行動的情況下主動改變自己的選擇。而實際上，我們是沒有辦法實現整個社會的整體瞬間突變的，所以我們就不能希望新的制度會「很輕鬆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建立。我們需要創造一定的條件，推動社會變革的產生。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斷改變已有的利益結構和利益分配方式。如果我們把政治體制改革看成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每一步的互動都是不同群體之間關於利益分配的矛盾和鬥爭。　　 目前的政治現實是，依靠體制內特權而獲利的群體——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掌握了國家全部政治權力和絕大部分經濟權力，特別是該群體內生的以及因不斷被「吸納」而進入該群體的精英知識分子，他們掌握了媒體、學界乃至行政機構和暴力機構。我們現在需要做得核心是用政治限制「精英階層」「權貴階層」對人民的掠奪。在經過30年的改革之後，中國雖然形成了以一個以市場交換為主導的財富創造機制，但具有強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結構卻紋絲不動。與計劃體制相比，市場機制的財富創造能力成級數放大，於是，傳統政治結構所導致的財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現級數放大效應。毫無疑問，政治體制改革是要根本性的改變目前的利益分配結構：「既得利益集團」的特權被取消，他們的不合理的收入被沒收並以不同的方式分配給普通人民——增加社會福利、提高收入水平、獲得資產分配等。　　 但「既得利益集團」絕對不會主動去做這種看起來「損己利人」的事情，也不會允許別人這麼做，過激的政治體制改革會讓既得利益集團陷入法律和道德的深淵中，而他們是絕對不會束手就擒的。「既得利益集團」不會主動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不管這些利益合不合法，他們都不會主動的把這些利益讓出來——這不符合理性人的邏輯。而且中國的文化中也沒有把「要留給兒孫後輩」的財產拱手送人的文化傳統，億萬富翁把自己的絕大部分資產捐出來做慈善失業，這在中國幾乎是看不到的。而且存在這樣一個悖論，即使「既得利益集團」中那些有良知、有遠見的人願意讓出自己的利益分配給大眾，也是行不通的。不說他們內部的問題，單單是他們讓出自己的利益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他們之前的利益不合法，等於向人民交代了他們自己有問題。在目前的這種社會環境中，這樣做的下場將是悲慘的。這種情況下如果通過激進的方式改變現有的社會結構和遊戲規則來改變利益分配方式——如地方政府民主化，實行黨政分家和地方行政首長直選制度；發動人民性政治運動；開展「廉政風暴」等政治鬥爭等政治體制改革措施，可能的結果就是政治動蕩、經濟癱瘓以及社會動亂，或者是改革流於形式，像微風一般輕輕吹過，沒有什麼實際效果。　　 我們能做的是在先不改變目前的社會結構的方式下採用溫和的措施現行改變利益分配方式，並逐步建立政府行政的規範性，在利益分配方式變的更加公平合理的之後推動進行體制改革，最終實現民主化和法治化。我們希望的社會變革是漸進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這樣，改革的成本和改革的阻力都會小很多，改革的可操作性就會大幅度增加。可以說選擇了溫和解決方案，就是結束關於理論原則的辯論，使旨在解決衝突的法規得以實施。我們不一定非要從理論上實現什麼制度目標，解決社會衝突，就是最佳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改革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涉及到複雜的利益結構和分配方式，匆忙的引入先進位度，極有可能是一個災難的開始。　　 改革既然是一個過程，我們就可以建立改革的動力學模型。　　 （二）政治慣性　　 任何物體都是有慣性的，人類社會也是一樣。這種慣性既是一種思維以及心理上的慣性——當人們習慣了一種事物的時候，它的存在似乎就成為一種自然及合理，也是一種社會關係的慣性——固有的組織形式和利益結構會自我維護甚至自我強化。各種政治現實，不管是優點還是缺點，不論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勁動力還是致命阻礙，都有其慣性。政治慣性的一個成因就是多方博弈結構。按照博弈的納什均衡原理，多方博弈中沒有人願意主動改變自己的選擇——即使有帕累托改進的可能，沒有所有參與者的一致行動也是難以實現的，而大範圍的集體一致行動幾乎是不可能的。在我國，因為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複雜的官僚結構，這種政治慣性就變得非常的大，政治體制改革就需要極大的推動力才能成功。比如說揮霍浪費的行為，當這種行為成為普遍性的集體行為的時候，它就具有了幾乎無法靠個人力量來改變的慣性。　　 對當今中國更加準確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國化」。控制著社會總體性資本的官僚國家，有超強的調動資源的能力（就像它調動資源維持高速增長的GDP一樣），因而也就具有超強的自我維持能力，這種自我肯定和自我維持能力經常被研究中國歷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稱之為「超穩定社會」。這個術語預示：中國社會經過了30年之後，可能又一次被鎖定在一條慣性強大的歷史軌道之中。所謂鎖定，指的是這樣一種歷史境遇：沒有外部強力，路徑將很難被輕易改變。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中國像一個巨輪，在滾落中越滾越快越滾越大，向著一個懸崖飛速衝去。這個時候，巨輪中的有識之士看到了前面的懸崖，要避免越來越近的悲慘命運——摔得粉身碎骨，想站出來阻止這種自殺式的前沖。但是，他如果妄想憑藉自己的一人之力阻止巨輪的行進，下場只有一個，就是被巨輪碾的粉碎。於是他只好等著，雖然早晚都是死，但是晚一些比早一些好，而且說不定因為巨輪夠大，摔下山的時候能砸到別人身上，也許還能苟活。這就是我國目前的政治現實。有識之士看到了問題的嚴峻性和緊迫性，但是理性的選擇讓他無法站出來做些什麼。　　 那麼該怎麼辦呢？回到那個巨輪的例子，我們不是要站在巨輪前面，妄圖阻止他的前行，而要給巨輪上裝上一個剎車裝置，讓巨輪自己慢慢的停下來。我們要採取一個溫和的管理方式，逐步實現政府行政廉政化，讓新的管理機制使整個政治局面有序快速扭轉。　　 （三）改革的核心——實現利益的重新分配　　 1.當前中國利益格局　　 我們的分析從對我國目前的政治社會的初步解構開始。　　 中國社會主要分為三個群體：中央政府和壟斷央企（下文簡稱中央）；地方政府和與地方政府密切聯繫的市場力量——這些市場力量包括地方性國有企業和與政府關係良好的甚至是官員本人的親友所經營的私營企業（簡稱地方）；普通群眾。（中國政府是一個等級森嚴的體系，其實按照5級政府，至少可以劃分出4-5個層級來，但是為了簡化分析，暫時採用3個政治過程參與者來分析。地方內部下級政府與上級政府的關係與地方和中央的關係類似，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進行類比推廣。）　　 中央關注的是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穩定性。中央內部存在派系鬥爭，通過派系爭鬥中不同利益個體間對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增長性的追逐，可以實現整體的政治經濟利益的穩定性。　　 地方關注的是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增長性。地方的政治權威性來源於中央，他們要執行（起碼錶面上執行）中央的各項指令來維持自己的政治權威性和發展性。地方的經濟權力主要是對公有資源（包括土地）的支配和對公共財產（包括公有制企業）的管理，可以說是來源於普通群眾的共同利益。這就是地方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之間的矛盾：經濟利益來源於普通群眾，政治權力來源於中央，而經濟利益的實現又依賴於政治權力。　　 對普通群眾來說，他們關注的主要只有經濟利益的穩定性和增長性。只有當普通群眾經濟被侵害的時候，他們才會想到政治權利，以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這兩個主要的社會現實，用這種社會結構劃分就是表示為中央和地方兩級的政治經濟利益快速擴張和普通群眾的經濟利益相對縮小。這種特殊的社會政治結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相對開放性。整個社會有一個從下到上的通道，社會底層的精英們可以通過這個通道進入到上面的兩層之中。而從上到下的變化，一般來說數量並不顯著。　　 中央的利益要通過地方才能實現。既要依賴地方來維持自身政權的穩定性，維護自己的統治權威——這在一定程度上縱容地方的腐敗行為，因為中國人崇尚「水清則無魚」的理念；又希望地方能夠為人民群眾服務，勤政廉政，以維護中央政權的長治久安。這兩者都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結合。總的來講，中央對地方的這種支配和依賴在其中央和地方關係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從根本上來講，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比中央和群眾甚至地方和群眾的關係都要緊密。他們具有天生的一致性。在普通群眾來看，他們都是「官」。　　 地方通過執行中央指令來獲得自己的政治權利。地方的權威性來自中央，決定了他們對中央指令的起碼是表面上的迎合和服從——這也是他們行政及執法的道德基礎和法律基礎。地方政府官員和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又植根於群眾中，所以二者的利益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高度一致的——這也是許多學者分析中央地方關係時地方性的利益表現。但實際情況是，在更多的時候，地方政府和普通群眾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完全對立的。地方的個人或團體通過對公有資源和公共財產的佔有和支配來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極大的壓榨了普通群眾的利益空間。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膨脹和國企改制中的國有資產流失都屬此類。　　 普通群眾的利益實現有兩種，第一種是最普遍的方式，通過自己的勞動來積累財富，使自己過上更富足的生活，第二種方式是努力使自己精英化，進入層級上升通道，成為地方甚至中央中的一員。　　 2.改革的目標：利益分配　　 嚴重的貧富懸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結構畸形是政治不平等經過一連串中間過程之後，所呈現出來的最後結果。當現存的經濟結構無法支持進一步的經濟增長的時候，經濟就會對政治產生倒逼效應。而當前我國經濟形式嚴峻，如果不能夠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特別是將失業率控制在一個社會可以承受的範圍內，這種倒逼效應將逐漸顯現出來。如果不能處理好這個危機，讓倒逼效應以激烈的方式展開，表面上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就會瞬間崩塌。　　 為了解決這個危機，我們在維持和平和穩定的前提下，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可行的改革方案的目標應該是這樣的：在中央和地方「既得利益集團」絕對數量沒有明顯縮小的情況下，限制「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地方性利益集團對民眾抽血式的掠奪，在維持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上，有效提高底層工人、農民的可支配收入，使普通百姓可以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紅利。這其中的一個重中之重就是改革財政轉移支付，將高速增長的財政收入投入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領域，使人們在「有錢花」的基礎上「敢花錢」。　　 新利益分配機制的要具備以下幾點特徵：　　 1.必須限制中央和地方「既得利益集團」在經濟發展中的利益分配，同時必須滿足普通群眾經濟利益的穩定性和增長性。如果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那麼人和自然的矛盾就自然會上升為人和人之間矛盾。　　 2.改革必須產生兩個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對立的利益團體。如果改革企圖在地方利益群體中製造對立的利益團體，這個群體中善於鑽營取巧和合縱連橫的人會建立聯盟，以獲取最大額度的利益分配，他們會聯合起來壓榨普通群眾的利益。必須使地方和普通群眾之間的利益矛盾表面化，讓普通百姓來監督和制約地方利益群體。以民眾的力量（包括能夠反應民意的媒體）限制、約束官僚行為乃是現代政治的常態。民眾用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來消解官僚的權力的濫用，是現代政治中一個被證明非常有效的遊戲規則。　　 3.改革必須是正大光明的「陽謀」，是為了徹底解決問題，而不是片面的「陰謀」性的派系政治鬥爭。只有使「既得利益集團」避無可避、擋無可擋的改革措施，才能夠產生理想的效果，任何帶有「陰謀論」性質的改革，都很難產生持久的效果。這就要求避免「風暴」式的「運動」型政策。　　 4.改革要依步驟持續逐漸展開。既要避免出現操之過急、「一刀切」的「激進式」改革的錯誤，也不能推諉不前，犯「因分析而停滯」（paralysis by analysis）的錯誤。　　 （四）改革途徑殊途同歸論　　 改革途徑殊途同歸論是指從邏輯的角度講，各種改革措施如果能夠全面深入的貫徹執行，都可以取得社會需要的效果。　　 民主化選舉、加強監管和糾察、加大立法和執法力度這幾種常見的政改藥方，對任何一種方式來說，如果真的能夠不記代價的進行到底，都可以取得需要的效果——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實現利益的重新分配。　　 比如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如果能夠得到足夠的貫徹執行，把國內公務員的財產、收入進行申報，包括公務員的直系親屬，那麼這種方式可以有效的抑制貪污受賄行為。雖然可能對公款吃喝和鋪張浪費的約束力並不大，但是反腐可以有效的促進社會公平。即使為了維護政局穩定，不追個人和集體的究歷史問題，只是監管之後的財產收入，也應該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比如嚴肅審計和進行反腐風暴。大力查處一批備受關注的重點項目、重點人物，從重從嚴處理腐敗行為乃至鋪張浪費行為。甚至發動群眾進行全民反腐、全民監督政府節約，從理論上講也是可以達到預想的效果的。有效增加對腐敗行為和鋪張浪費行為的查處力度，讓官員腐敗行為和鋪張浪費行為的風險呈幾何級數增加，是可以維護社會公平，逐步改變利益分配方式的。　　 比如建立嚴格的官僚制。現在我國的官僚制並不是嚴格的官僚制，有著非常濃厚的類似於美國19世紀「政黨分贓制」的「裙帶政治」特點。如果能夠建立嚴格的官僚機制，程序化、最優化政府部門各項行為，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實現目標。　　 比如制定嚴格的民主監督體系，讓腐敗行為無處可藏；比如地方政府自治同地方行政首長民主直選，有效推進地方政府善治等等等等，從理論上分析，都可以達到我們需要的效果。　　 也可以採用綜合的手段，多項改革措施同時進行，整體推進，也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綜合改革的每一項措施都是淺嘗輒止的話，整個改革效果就會微乎其微。必須以某項改革方式為主線，全面深入的貫徹執行。　　 我們認為，任何一種改革的方式，如果能夠得到足夠的貫徹落實，便可以產生理想的效果。我們要知道的是哪一條路最近，代價最小。　　 （五）改革成本論　　 1.改革成本的分類　　 改革的成本分為政治成本、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改革的政治成本在於對政府及執政黨的權威及合法性的衝擊；改革的社會成本在於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特別是觀念的衝擊；改革的經濟成本在於進行改革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財力。改革最大的風險就是社會穩定方面的考慮。　　 2.時間——成本曲線　　 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本隨著時間變化是一條曲線。如下圖1。　　 　　 如圖所示，由A到B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準備期和改革初期，這個時期改革的平均成本不斷下降的時期。這個時期由於輿論導向和群眾的呼應，會使改革面臨的阻力有相對減小的趨勢。　　 由B到C階段是改革的攻堅階段，這段時間改革遇到的問題和改革的阻力將會快速上升。因為改革觸及到了舊體制的方方面面，影響到了在舊體制中獲益的各類個體及群體，擁有政治優勢和經濟優勢的「既得利益集團」會想盡一切辦法阻撓改革的進行。　　 由C到D是改革的成熟階段。這一階段在改革攻堅戰取得初步勝利的基礎上，改革的經驗快速積累，已有的機制開始不斷成熟並較好的發揮作用，使得改革的單位成本不斷的下降。　　 （六）如何選擇改革的最優途徑　　 我們要考慮的首先是改革的成本問題。研究改革的成本，就是要比較改革成本曲線中B點到D點的時間長短，以及不同改革路徑在C點的值和D點的值的優劣：如果改革見效過緩、改革時間過長，不足以有效解決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問題，這種改革方式就是不可取的；如果改革攻堅的成本過高，以至於有可能帶來社會的動蕩甚至是政權的不穩定，這種改革方式是不可取的；如果改革進入完成階段D之後，新機制運行的成本過高，比如新設了多個起監督作用的職能機構，每年的運行費用高昂，這種改革也是不可取的。　　 在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關係的時候，從實際的角度出發，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要盡要可能小的改變現有的權力和利益格局。如果改革方案對我國目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格局有比較大的變革的話，改革就會面臨巨大的阻力而破產。勉強執行的話，可能會引起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替。二是要儘可能小的改變現有政治體制和政府結構。我國的政府機構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政治機構。議行合一的權力結構、五級政府以及眾多的政府職能部門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框架結構，任何一個對現行政治體制和政府機構的根本性變革都一定會使改革承受巨大阻力而被迫流產。第三是要避免追究個人或集體的歷史問題。2007年兩會期間，著名經濟學家張曙光測算，中國財政用於公款吃喝的費用每年達3700億元。國家行政學院竹立家教授在2006年3月發表在《學習時報》上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幾個切入點》一文中給出數據：我國每年公款消費近9000億元：2006年全國有公車400萬輛，公車消費4085億元，公款伙食費2000億元，幹部公費出國費用3000億元(1999年)；三項支出總額約9000億元。據統計，2001年我國由財政供養的行政事業單位人員有4500萬，以2007年有5000萬財政供養人員計算，平均每個人每年就要公款吃喝5000-6000元，公車消費近萬元。嚴格來算，幾乎每個政府工作人員都有揮霍浪費的問題，更不用說個別官員的貪污腐敗問題。所以，不追究歷史問題就成為改革能否得到順利執行的一個關鍵點。這也是國家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登記制度不可能實行的一個主要原因。　　 其次，要使改革能夠取得應有的效果，就要既能夠發揮群眾的力量，又要維護政治穩定。只有發揮群眾過的力量才能讓貪污腐敗的行為無處可藏，也只有群眾，才能對政府官員真正進行有效監督。制度上的漏洞被補上了，投機鑽營、貪污腐敗的官員也就自然轉變成清潔廉政的人民公僕。但同時，又不能過分煽動群眾情緒，犯「左」的錯誤，否則會使中國再一次陷入動蕩的泥潭中而難以自拔。　　 類比《公共行政學：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徑》一書的方式，我們把改革分為三個途徑：管理的、政治的、法律的途徑。地方政府自治和民主化選舉屬於政治的途徑；加強立法和立法審查以及執法力度，屬於法律的途徑；建立標準化行政體系是管理的途徑。比較而言，政治的、法律的改革途徑，成本高，見效慢。管理的方法相比而言是成本較小、見效快的方式。　　 　　 三、變被動監督為主動公開——改革的最佳模式　　 經過上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推進政府信息公開——特別是財務信息公開，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途徑，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抓手和突破口。　　 （一）信息公開的理論分析　　 這裡考察兩個概念，行政自由裁量權和信息不對稱理論。　　 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指行政主體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和幅度內，基於法律規定的目的和宗旨，自主尋求判斷事實與法律的最佳結合點，並據此做出或不做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權力，它具有法定性，自主選擇性，相對性等特點。面對複雜的社會環境和各種不同的實際情況，法律法規不可能預先對每一個事項做出細緻規定，而只能作出一些較原則的規定。面對實際問題時，行政主體必須要靈活機動的作出更有成效的管理。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是法律法規調整各種社會關係的必然需要。　　 信息不對稱理論是指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各類人員對有關信息的了解是有差異的。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三位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喬治?阿克爾洛夫和邁克爾?斯彭斯，主要是因為他們30多年前所提出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在不對稱信息交易中，掌握信息比較充分的人員往往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貧乏的人員則處於比較不利的地位。一切欺詐行為的基礎都來自信息不對稱，無論是不法分子的欺詐，還是政府官員的貪污和濫用職權，都源於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佔據信息優勢就會成為強勢的一方。　　 自由裁量權和信息不對稱同時出現，那麼就會必然產生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行政主體在沒有有效監督並且佔據絕對的信息優勢的情況下，就會惡意濫用自由裁量權，進而演變成挑戰社會秩序的腐敗行為。按照民主政治理論，政府官員是由民眾委託執行公共權力的人，也就是說在民眾與官員之間存在一種隱含的契約關係。按照這種契約，民眾將自己的權力委託給官員執行以實現自身的利益。在公共事務領域，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對稱的，民眾與官員之間這種隱含的委託/代理關係鏈條無論多長，他們雙方對各自的行為特徵及其公共權力執行結果都完全了解，也就不存在不良行政甚至是腐敗的可能性。在現實世界中，信息是不對稱甚至是嚴重的不對稱的。公共權力的委託代理雙方都只有有限的理性和思維能力。因而在公共權力的委託代理關係運行中，誰對公共權力運作擁有的信息多，誰就在這種隱含的委託代理契約及其執行中擁有潛在的優勢。當官員在管理和支配共有資源時擁有絕對的信息優勢的時候，他就有腐敗的能力和動機。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答案是政府信息公開。　　 （二）信息公開的優勢　　 我國民眾和政府都對監督有誤解。政府認為監督就是西方式的媒體監督，媒體可以隨意批評政府、攻擊政府。中國特有的忠孝文化和這種監督體制是衝突，而且目前的社會、政治現實，也不允許這種監督。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政府主動公開信息，當政府敞開胸懷主動公開心行政信息特別是財務信息的時候，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主動一詞代表了諸多含義，公正、自省、包容、問心無愧等等等等，「執政為民」「利為民所謀」等中央反覆強調的執政觀念也就可以看得到摸得著了。　　 把政府信息公開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和著手點，有以下優勢。　　 1.事前監督變為事後監督。事前監督與事後監督之間是以監督主體對監督客體進行監督的時間為標準來劃分的。事前監督是指監督主體在監督客體從事某種行為之前對其合法性所進行的監督；事後監督是監督主體在監督客體從事某種行為後對其合法性所進行的監督。理論上講，事後監督更有利於發揮行政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只有對事後監督的作用沒有信心，才會提倡事前監督，希望在事後監督不能提供足夠的威懾力的時候從源頭上堵住各種體制的漏洞。新公共管理倡導賦予基層行政人員以自由裁量權的同時也提倡改變事前監督為事後監督。　　 2.從行為學角度來講，根據「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原理，員工會對「關注」本身做出回應。就是說，當人們意識到自己被關注的時候，他們的勞動生產力就會提高。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絕大多數的居民信仰基督教。在他們看來，上帝洞察一切，而且一個人的行為要符合社會道德標準，否則就會得到上帝的懲罰。當一個人認為他時時刻刻都會受到上帝關注，那他就會「表現得更好」，他的行為就會更加符合道德規範——這也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基石。中國是一個無宗教信仰的國家，沒有一個充當裁決者和審判者的神的存在。這個時候，就需要主動公開政府行政信息，讓群眾可以通過互聯網等媒體知道政府官員們在做什麼，來充當這個「無所不能的神」。當政府官員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會被看到，他們就會更加的勤政、廉政。行政人員的所作所為得到關注，他們有了與上級對抗的資本，也有了對自己行為的正義感，有助於他們塑造自己健全的人格。　　 3.心理學角度來講，人們都不希望別人對自己指手畫腳。就這一點而言，主動公開和被動監督相比，監督的效率會高很多。人們總是對監督有逆反心理，特別是過場式的檢查。被監督的人往往會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規避監督，這就使監督的難度和成本增大，比如設置體制障礙。而主動公開行政信息，可以有效的減少這種逆反心理。同時也可以將管理者政策意圖有效傳達給群眾，使群眾更容易對政策產生認同感。中國人好面子的文化傳統，也是被動監督的一大阻礙因素。　　 4.恢復人民群眾對政府及政府官員的信任。信息公開可以恢復群眾對政府的信任。政府的所作每一件事、所花每一分錢都看得見說的著，那麼就能夠重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對政府官員的信任。　　 5.有助於增強群眾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感。謝耶斯在19世紀提出的下述歷史性問題，它對那些被剝奪權力的人來說具有永久的有效性。「我們是什麼？我們什麼都不是。我們要成為什麼？我們要成為某種東西。」一切運動乃至革命，無論是立憲運動、民族運動、還是社會運動，都是以這種要求為基礎的。有了某種程度上的認同之後，民眾可能的革命情緒就會降低很多。信息公開，可以增強民眾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感，有效降低社會動蕩的危險。　　 從管理的角度來看，財務公開制度可以極大地推進公共行政的效率、效能、經濟(3E)，促進行政人員勤政廉政。從政治的角度來講，落實政府信息公開，特別是財務制度公開之後，群眾能夠方便有效地對公共行政進行監督和問責，可以有效促進公共行政的代表性、回應性及責任性。最後，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建立並推行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有利於促進正當法律程序，對群眾實質權利提供平等保護，促進公平和正義。　　 （三）信息公開的落腳點——財務信息公開　　 在現代社會中，沒有實際價值的金錢（紙幣）在商品流通中充當流通媒介的作用。對個人而言，有了錢，也就意味著有能力購買產品和服務。「現代生活世界的金錢化，使得那些原本不屬於經濟領域的活動被商品化了，日常生活的交往行為變成一種純功利性的生活樣式；被市場所左右的經濟欲求、對商品的享樂主義式的消費，以及佔有式個人主義、競爭、獲得權力的動機成為支配人們行為的重要特徵。」這就使得個人有充分的動機去佔有金錢，對大多數人來說甚至是越多越好。同時，在現代社會中作為稀缺產品的權力，泛化並滲透於生活世界之中，這就使得權力的操作者或擁有者有可能以權謀私，進行腐敗。而現代生活世界的金錢化則進一步助長了這種可能性。腐敗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主要的表現形式則是金錢與權力的結合，包括金錢對權力的腐蝕和權力去尋找金錢以及兩者的一碰即合，這已幾乎成為人們的共識。例如公職人員非法出售政府財產、從公共採購中收取回扣、受賄以及侵吞公款等等都是金錢與權力勾結的結果。　　 制定和執行財務公開制度，讓權力與金錢的聯繫公開化和透明化，杜絕暗箱操作，就可以有效的防治錢權結合的腐敗問題。這也是最直接、有效而且代價最小的方法。原因如下：　　 首先，財務公開制度沒有改變現有權力和利益格局。只是把各級政府部門的財務公開，甚至只需要把各部門的未來賬目公開，就達到了財務信息公開的目的，對現有的權力和利益格局影響將很小。第二，財務公開制度將最小的改變現有政治體制和政府結構，並不需要大範圍的人員和機構調整。各單位只需要按規定公開財務信息就可以了。第三，財務公開制度不需要追究個人或集體貪污腐敗的歷史問題。暫不追究之前的問題，會儘可能的減少政策執行的阻力。從輿論和心理的角度來講，反對財務公開等於宣布自身存在經濟問題，這就使財務公開佔據了政治和正義的制高點，可有效的減小執行阻力。第四，財務公開制度可以發揮群眾的力量，但是又不會過分煽動群眾情緒。政府部門在公開自身賬務的時候，就意識到了群眾通過媒體和網路可以看到相關信息，就會最大限度的約束自身行為。可以預見的是，有了合適的渠道，群眾監督政府行為的積極性就會空前高漲。但是這種監督是在政府的引導下的監督，會增強群眾對政府的信任，也就不會引起社會動蕩。最後，從實際的操作角度來看，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為財務信息公開的實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低成本、高效率的執行財務信息公開提供了最終的技術支持。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府各部門大大小小的事務也都與金錢掛鉤。小到政府部門使用的辦公用品，大到數以百億計的重大建設項目，都離不開金錢。如果能夠把政府部門每一筆錢的來龍去脈都理清楚，不但可以監督資金的流向，而且可以清晰把握政府部門各項事務的脈絡，將極大的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效能。財務公開制度可以使政府在公開財務信息的同時，也公開了各項事務，公開了其履行職能的過程，促使各政府部門依法行政、有效行政，推動從制度上建立透明政府、法治政府。　　 下面我們通過分析一次財務改革的得失來分析財務信息公開的利弊。　　 1998年以來，河南省焦作市先後推行了會計委派、部門預算、政府採購、國庫集中支付、財政監督，統一收費等六項改革，在財政支出管理領域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主要內容有：(一)會計委派。在市直部門實行會計集中管理、統一委派的會計委派制，構築起了市、縣、鄉、村「四個層次」和村賬鄉監、鄉財統管、集中委派、分產委派、財務總監製「五種形式」的會計管理網路體系。(二)部門預算。按照部門預算，零基預算，綜合預算的原編製完成了市本級各單位的部門預算。(三)政府採購。堵塞了單位利用「賬外賬」進行自行採購的漏洞。(四)國庫集中支付。成立了市財政局支出管理中心，將具體從事撥款審核、資金收付、會計核算、事前監督等項業務納人中心。(五)財政監督。成立資金監督委員會，監督提前介入，多環節制約控制。(六)保護性收費。變多家收費，部門分散、分批進企業收費，為財政非稅收入管理機構集中統一收費，對非稅收入資金，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收入全部上交非稅專戶。　　 這次改革的初步成效有：「小金庫」、「造假賬」、個人長期佔用公款和截留、挪用專項資金的現象從源頭上得到控制；政府釆購成為「陽光工程」；進一步規範了政府財力的合理分配；制度上解決了預算單位多頭設置賬戶、財政資金分散收付、逐級下撥、層層滯留等問題；實行保護性收費後，企業可以繳放心費、明白費，既遏制了亂收費，又遏制了人情費；財政資金監督關口的前移確保了資金的安全運行。　　 河南省焦作市的會計制度改革成效顯著，這次改革最大的特點就是抓住了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核心內容和突破口，就是財務制度改革。焦作市的改革可以有效的防治腐敗，提升了政府效能和政府形象。　　 但是這次改革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這項改革的成本較大。因為這項改革對人員和機構進行大幅度調整，遭遇阻力較大。第二，這次改革沒有形成一個信息公開的制度化設計，長期來看改革的成果可能被慢慢的侵蝕。第三，這項改革過於依賴行政首長的意志，缺乏普遍意義，因為阻力比較大而很難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第四，這次改革卻強化了而不是減弱了政府的官僚機制。新公共管理強調的是對基層政府的放權，弱化僵硬的體制。這次改革卻強化了政府的官僚機制，給對基層政府部門「用錢」層層把關，使得政府部門的創新和應變能力大幅度下降，這並不符合現在國際上對政府部門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改革經驗，也使得基層部門反對該項措施有了充分的借口。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次改革只是注重政府內部監督而沒有引入群眾監督，監督成本過大，而且長期效果不夠理想。　　 （四）信息公開的實施步驟　　 政府信息公開特別是財務信息公開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推行，需要採取上下聯動（中央政府直接與基層政府合作）的實施辦法，建立專門的政府信息公開辦公室，從鄉一級政府的財務公開制度做起。　　 1.全國性互聯網技術支持　　 建立全國性網路，從試點地區開始，所有的政務信息——特別是財務信息——統一歸於全國的政府信息公開網路，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無障礙的瀏覽，並且可以實名制網上質詢，是推行政務信息公開的關鍵。　　 這樣做有許多優點：首先，由於軟體技術超低成本複製的特性，全國一盤棋反而是最經濟的做法；其次，數據收集至中央政府集中管理的資料庫，地方行政人員就不能隨意修改，不僅備份和審查時有據可依，對地方政府行為無形中形成了強大的威懾；第三，中央直管可以集中優勢技術力量，進行短期內技術攻關並且有效維護；最後，中央統管這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主導改革的一個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抓手。　　 2.改革人才流動和經驗擴散　　 在人員的安排上，需要引入想幹事、能幹事的人才，最好是有經驗的政務人員和有志於公共事業的畢業生結合形成改革工作隊伍，分批逐級往上推進改革並不斷擴散改革經驗，有效推進財務信息公開制度。見圖2。　　 　　 任何一項改革都要以人為本，不僅改革是為了造福群眾，而且改革本身要由適當的人才來推動，改革的人才和改革的經驗要能夠順暢的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間流動。　　 必須要引入新鮮的血液來推動改革，因為如果完全依靠原來的人員機構進行改革，舊的勢力會製造各種各樣的困難來阻撓改革的進行。只有新鮮的血液才能保障改革順利進行。　　 改革的經驗必須由隨著相應的人員在部門和地區之間流動。這樣可以大幅度的利用已有的改革成果，節約改革的成本。　　 這只是初步的框架，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形成各種各樣的解決機制。我相信，只要中央政府下決心推動這項改革，是完全可以在5-10年內全面實現對我國官僚機構的梳理工作，完成政治體制改革的攻堅目標。　　 （五）信息公開的配合政策　　 1.公民論壇　　 中國政治體系中向來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制。建立實名制公民論壇就是構築一個利益表達機制，讓人民群眾做最終的審判者。這樣做不僅使公共討論能夠普遍的深入各個社區，讓一般民眾都有適當的管道與資訊，對於重大的公共政策進行討論，讓民眾提出政策的意見與形成一些共識的機會；也全面體現普通法精神和民主精神——這兩個西方政治社會的核心精華。　　 由公民論壇所連結起來的網路，除了交換不同的資訊與公共討論的方式之外，也提供無進入障礙的討論平台，並且可以動員網路成員的集體力量影響公共政策。在未來，當這個公共討論網路發展的非常完善時，我們可以針對重大的公共政策爭議，例如，教育改革、替代能源等議題，發起一個全國公共政策討論日，讓許許多多知情的民眾經過深入的討論後，提出他們的見解，並說明產生這些見解的理由。這種自發性的社區公共參與，對於公共政策的推動、公民社會的形成與公民身分認同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基礎，當然也是深化民主發展的關鍵步驟。　　 2.激勵機制　　 要在信息公開政策推行的基礎上，加強績效考核的獎勵制度，使「遵守規則」的人、廉政勤政的人得到獎勵。而且這種公開性的績效考核，其績效指標也更直接一些，更容易獲取一些。因為政府部門把自己的所作所為都用財務報表的方式把事項和財務信息都公開了，考核起來也就更直接有效。加大獎勵力度，也是對這種方式的肯定。　　 如果沒有有效的獎勵機制，很難保證這項改革在基層的順利實施。因為這項政策幾乎完全束縛了基層人員手中的權力，斷絕了他們利用公共財政謀取私利的可能，使他們的個人利益和小群體利益受到大幅度影響，如果不能夠對遵守「新規則」的人給出有效獎勵，可以預見這項改革可能會所遇的困難。　　 建議在政策推行開始的時候以「主要改革骨幹升職」的方式給予獎勵，這也是擴大改革試點的主要方法，給予部門其他工作人員以較可觀的薪金激勵，也是有效的促進改革執行的措施。比如部門全年行政費用下降的10%-25%可以獎勵的形式按人數平均回饋給機關所有在職員工，並在之後的年分中以此獎勵為基數，不再主動減少。這樣可以有效提高他們執行政策的積極性，也使他們的「灰色收入」部分合法化。　　 （六）信息公開的有效實踐：應急事件處理信息公開　　 先看一下我國應急事件處理信息公開的一個歷程。這其中，2003年非典事件有著標誌性意義。　　 2003年非典信息公開的回顧。2003年關於非典信息公開的情況，大致分為3個階段：1.淡化處理階段。這一階段新聞媒體對非典疫情信息的公開基本上採取了淡化處理的態度，起初隱情不報，然後淡化處理，低調報道南方「某省」發生「局部的病情」，並強調「謠言止於智者」等內容。在(個多月的時間裡，新聞媒體沿襲了傳統捂蓋子式的信息公開模式，從而鬆懈了人們的警惕，轉移了人們關注的視線，導致了防治非典有利時機的喪失，使得疫情迅速擴散。2.「有限」報道階段，即半捂半報階段。這一階段非典疫情迅速擴大，事態已經極其嚴重。香港、北京的非典病例增多，形勢趨緊，國外輿論議論紛紛。媒體對非典信息的公開雖然有了明顯增多，但有過於「樂觀」的傾向，對嚴重事態則鮮有報道。新聞媒體的有關非典病例數據報道不僅嚴重失實，而且不斷地強調非典的可治癒性、可控防性。3.客觀全面及時報道階段。這一階段新聞媒體積極響應黨中央抗擊非典工作要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如實報告並定期對社會公布，不得緩報、瞞報」的指示精神，投身於緊張的抗擊非典的工作之中。新聞報道無論是數量和質量都有了明顯提高。官方的疫情通報、相關政策法規的實施等，在媒體上得到迅速及時的反映，已經從前期單一和片面的局面中擺脫出來，更加趨向於全方位、立體化，為抗擊非典最終獲勝起到了關鍵作用。　　 到了2008年四川汶川8級大地震，應急事件處理信息公開制度已經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取得了應有的效果。在這次重大公共突發事件中，而政府快速反應、及時公開信息的表現令人矚目。汶川地震發生後，中央和各地權威部門通過報紙、電視、廣播、手機簡訊等各種渠道在第一時間向社會發布震情、災情，及時、通暢的信息披露，極大地消除了社會的焦慮和恐慌。而此次各地政府和相關部門對震情的及時權威發布，使得謠言喪失了生存與傳播的機會，有力地證明了謠言止於公開。通過信息及時有效的傳播，人們對這場災害有了更加理性與清醒的認識，減輕、消除了恐慌心理。　　 可以說我國從應急事件處理的信息公開實踐中以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如果能夠按照同樣的心態、魄力和方式進行政府信息公開的改革，大力推進財務信息公開制度，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許就開始走上了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