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道有盪??文韻湯湯????——肥城南部東西官道文化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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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道有盪 文韻湯湯

——肥城南部東西官道文化漫談

聶建民

肥城境內南部較早的官道，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形成了的商道。秦漢以降，歷代大多定都於西安、洛陽，這條道路，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官道兼商道。元代定都北京以後，官道位價逐漸減落，代之而起的是通商的功能，變成了日益繁榮的商道。它西起孫伯鎮鑾駕山（欒青山），東至肥城邊院鎮過村。途經孫伯，安駕庄，張家安、北仇，過村等村。沿途是齊魯必爭的汶陽田，土地肥沃，道路平坦。

一、歷史凝固的音符

位於孫伯境內護魯山口的岱陽觀是這一路段的標誌性道教建築。座落於群山環抱之中，蒼松翠柏、古榆、唐槐層層環繞，給人以神秘、隱蔽、幽雅、靜謐之感。建設岱陽觀的原由，相傳唐朝初年，泰山道觀的道士分成了兩大派，為避免內耗，大度的師兄主動離開泰山，另建道觀，是為岱陽觀。岱陽觀建成後，因它處於交通要道，成為宋代皇帝泰山封禪時的臨時行宮。岱陽觀後面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封禪泰山時修建的馳道，馳道東西走向，北側巨石上留有多處栓馬石孔，由於歷代車馬的碾軋，石灰岩層上的輪跡有所拓展，轍痕明顯。這條古秦道由巨野、定陶、金鄉、汶上、東平伸延而來，向東經泰山之陽綿延而去。岱陽觀前面是宋代御道故道，東至泰山，西至東平、梁山、開封、洛陽，是唐宋以前皇帝登封泰山的必經之路。此處視野開闊，南望汶河如玉帶飄然而過，北望群山連綿如夢似幻，在此建觀凸現了道家崇尚單純空靈恬淡，追求雅緻脫俗的意境，自然地引導人們返樸歸真，回歸和諧的精神狀態。

另一建築是岱陽觀以東玉女山下的精禮寺。民國十八年（1929）《重修泰安縣誌》載：「精禮寺，現西南鄉張侯村，玉女山之陽，創於唐貞觀，宋祥符中奉敕重建，元明又重修之。」寺內碑云：「玉女山有鎖魯城，西南十里，扈魯山口有古剎精禮寺，側出溫涼二泉，南入汶。」精禮寺寺內曾有宋代重修碑，其碑文是：茲寺創建於大唐貞觀年間，至唐武宗不信佛事，傳檄各地拆毀寺院，精禮寺就此拆毀。重新修建精禮寺源於宋真宗封禪泰山路經於此時，突遇黃風大作，一時天昏地暗，文武百官大驚失色。危急時刻，真宗恍惚見輦前有一女子在狂風漩渦中猛力劈風，俄頃風停，此女仍立輦前。真宗心定，遂向女子道謝，並曰：「救駕不知何所欲，願聞，朕當儘力。」此女聽後，向南指了一下古寺廢墟，向北指了指玉女山，倏忽不見。真宗皇帝頓悟，回京後遂發皇銀重修此寺，並賜寺名「精禮」，賜山名「玉女」。碑文中的神女救駕故事顯然是人為編造，故弄玄虛，但宋真宗敕建精禮寺的卻是事實。故此宋真宗由洛陽東封就是在鑾駕山前進入肥城到達泰山的。

精禮寺是典型的佛教建築，唐、宋時期香火鼎盛，頗有聲名。南至汶河畔，北至「龍士塔」，東至溫泉根，西至黿[yuán]家潭，其間土地盡歸寺有。唐宋時，京城皇家、封疆大吏等顯貴朝拜泰山多憩於此。附近百姓每到安駕庄集市貿易之時，也順道入寺進香，祈求風調雨順、合家平安，以致香火不斷，信客不絕。

兩座古建築是歷史凝固的音符，是文化包容的座標，一道一佛，隔山相望，相互唱和，昭示著文化的融合與延伸。

另據宋·趙汝適《諸蕃志》卷上《志國·大食國》載：在宋真宗封禪期間大食諸蕃國的使者獻「方物」於皇帝，和使者一起來到泰山的還有一支由大食商人組成的贊禮隊伍。這些使者和贊禮隊伍他們也是經這條路到泰安的。據史書記載當時大食諸蕃國的使者進入中原，不僅官府不能允許其選擇道路，他自己作為「外藩」也不可能自由行走。他要走的應是朝廷准允的官道，這一條道路就是朝廷准允的官道。另據泰山之陽的下旺村清真寺創修碑記載，此寺建於宋真宗封禪泰山之前。說明從元之前就有回回先民來到泰山腳下定居、經商，那時的回回先民從西域之地進入泰安就是走的這條官道。肥城境內約有90%回回居民，散居在官道附近的幾個村莊里，世代在此繁衍生息，與漢族同胞和睦相處，彼此包容，消融共長。

邊院鎮後黃清真寺是這一路段的伊斯蘭文化的標誌性建築，典型地代表了回族伊斯蘭文化的特殊韻味。建築風格大量吸收了中國元素，突出了信仰文化的建設理念，此寺建築布局為中國傳統四合院落式布局，坐西朝東。原建築沿中軸線建有大門、影壁、禮拜堂等，中軸線兩側為南北講堂、沐浴室等。現存禮拜堂、北講堂、沐浴室和大門。禮拜堂位於院的最西端，坐西朝東，有前後兩個大殿，兩殿之間有一條石槽式天溝相連，為勾連搭式建築。前後兩殿均為硬山灰瓦頂，面闊三間，進深五間，共有十六根明柱和四根暗柱支撐。後黃清真寺創建於何年無確切文字記載，據傳創建於明代後期。清嘉慶十四年（1810）《重修南北講堂》記載：「泰治西南鄉黃家莊舊有清真寺一座，草房講堂數間，創自前人，日久年遠風雨剝蝕。今有周家坡唐阿訇振鐸苦心勸化三載，重修南講堂瓦房三間、北講堂瓦房三楹，煥然更新。」宣統二年（1910）《重修黃家莊清真寺碑誌》云：「岱郡西南鄉黃家莊舊有清真寺，其創建殆無可考，兵燹而後屢圮屢修。」這一建築既是對伊斯蘭文化的堅守，也對肥城多元文化的播揚與包容。

二、文化積澱的村落

在文化的融匯過程中，邊院鎮北仇村是一個官道文化的交點。它位於布金山南約三公里，清人蕭今柳《北仇村道中望布金山》，是詩人騎驢游布金山時，在北仇村西道中小憩，北眺布金山鬱鬱蔥蔥，景色深秀；西闞望魯山幽靜青翠，意遠境深；右側羽父城名滿齊魯，與其相鄰；布金山之陽北仇村歷史悠長，文化厚重。隧生詩意，其詩曰：

迢迢煙村村外路，違不十里即名山。春星秋月何匆蒼，驅車曾未一躋攀。俄從驢背北翹首，翻來晴翠撲眉間。東聯羽父西望魯，中峰沓藹表塵寰。上聳餐芝馴鶴之閬苑，下辟練魔習靜之禪關。銀杏蒼松參差，鹿場多馥郁，危岩絕壑崎嶇，鳥道幾彎環。君不見，凌空無礙雲跌宕，穿澗有聲波潺湲。又不聞，丹霞墳前石磥砢，謫仙碑上字斕斑。何時蠟我游屐游其中，得遇天倪話幽明。探奇選勝三五朝，鬢霜定變好空顏。吁嗟煩囂一避，便是人生長年術，寧需爐火丹九還。

該村東北一公里的是古城春秋遺址，又稱羽父城遺址。在斷崖處古城牆殘壁內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黑陶瓷器、漢磚瓦、古錢幣、銅箭頭等文物。民國十八年（1929）《重修泰安縣誌》卷三古迹載：羽父城，縣西南70公里羽父山(今為雨山)之陽古羽城庄。相傳為魯公子羽父食邑。文化層沉積深厚。

據北仇村關帝廟碑文記載，該村建於西漢年間，坊間盛傳「先有北仇村，後有(布金山)大雲寺(建於唐，毀於民國六年，現存《全公律師行狀》碑和墓塔）。"可見該村歷史之悠久。由於處於官道的位置，在民初以前是泰安西南鄉有名的集市，有「八廟十二廳房」之說，廟宇有關帝廟、玉皇廟、玄帝廟、火神廟等；道觀有雲溪觀，三清觀等。雲溪觀是元代著名道人張志純六歲在此學道的道觀，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泰西特委在此成立，萬里、段君毅等曾活動於此；該村又是回族穆斯林萃居之地，清真寺是一醒目的建築，位於該村最南面，該寺創修於何時，沒有記載，但鑲嵌在西牆壁上，立於清宣統時期的一桶「示禁碑」，卻格外引人注意，碑文告知四方「往來者咸知回教之禁俗，遵禁勿違，常相和睦，不懿云爾。」應該說是一桶民族團結的象徵碑。由此可見該村文化的包容性與多元性的特點。

在此官道上的古村落當推安駕庄村。安駕庄村原名永安寨，相傳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時期就有人居住，據村南三官廟的碑文記載，村名先為袁家窪，後改王氏堡，三易永安寨。宋朝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赴泰山封禪時，路經永安寨，曾在此安駕駐蹕。為紀念此空前盛況，故後將永安寨改為「安駕庄」，沿襲至今。安駕庄村自古以來即為「南北兩京通衢，四方商埠重地」。村南曾有官道驛站遺址（當地人稱鋪墩），在元、明、清三朝均設有官、役、夫數人，跑馬數匹，備官府傳遞文書之需。在村西有一條南北大街名曰「御道街」，是古代官道，當年宋真宗封禪從此而過。在街的南首，曾建「文昌閣」，北建「魁星閣」，二層結構，可眺望四方街景。南閣正面鑲嵌有「兩京通衢」四字石匾一塊。兩閣懸有文昌、魁星匾。兩閣矗立大街南北兩端，氣勢恢宏壯觀。建國後，由於年久失修，漸漸破敗，並因拓寬街道而拆除。該村西北角還曾建有山西會館和鐘鼓二樓，為山西省大商賈會同泰安、肥城、寧陽、汶上、東平數縣商民合力而建，連同廣場、戲台佔地約十餘畝。會館坐北朝南門樓寬大，裡面建有正廳、廳前有過廳，西側有廂房。門樓左右兩側建設有鐘鼓二樓，高三丈，樓下砌有石階，可拾級而上。二樓皆為是磚石木結構，四角翻翹，飛檐斗拱，造型美觀，技藝精湛。可惜的是均被拆除。山西會館是明清時期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山西商人和當地商人共同出資建設的建築和場所。主要建於官道附近，是供山西同鄉聚會娛樂、議事和接待過往的山西官員、商賈、老鄉之用。安駕庄毗鄰大汶河，南北、東西官道交匯，水陸交通便利，因此山西商人在泰安的城中設有會館的同時，又先後分別在沿大汶河的大汶口、樓德和安駕庄設有會館。這充分體現了安駕庄是一貨物集散場、也是人文會聚地的重要場所。

另一古村落是孫伯村。孫伯村位於護魯山以西一公里處。據民國十八年（1929）《泰安縣誌》載：「相傳七國時，袁達據此為寇，孫臏收復之，故孫伯或孫白蓋因孫伯齡名」，另據該村紹興（南宋）二十五年（1155）《重修三世佛展碑》載，該村建於戰國時期，並因孫臏而得名。孫臏本名孫伯（靈）齡。由此孫伯村在戰國時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孫臏在此活動的傳說代代相傳，孫臏文化更是聲名遠揚。

在這一道路上流傳著許多的民間故事，其中在過村附近村落，漢光武帝劉秀的故事留傳尤甚。如：劉秀受命於更始皇帝劉玄，帶領少數隨行將士進入今山東、河北境內招募人馬，一路勞頓，來到肥城東南部的染坊庄，部下提議在此駐紮休息。劉秀見此地無險可守，便令將士向西北山區轉移，言過了村再休息。因此，「染坊庄」在劉秀稱帝後改名曰「過村」。劉秀與部下來到距染坊庄四里之外的雨山東麓時，天色已晚，眾人皆乏，且此地怪石林立，樹木參天，便於隱蔽，便命大將馬武駐防在不遠處一個山崗上，以防莽軍偷襲。後人因之稱此崗為「馬武台」，後演變為「馬虎台」。劉秀等人正在歇息，突然探子稟報，莽軍已尾隨而至。劉秀急忙起身上馬，率部撤離。當晚，莽軍見劉部敗逃，便在山下一村東安營紮寨。該村後改名曰「營盤」。劉秀曾躺在山上一塊大石頭上暫棲，後人便把此山叫劉秀山，歇息的山頭叫歇子山，新中國成立後改稱旗林村。劉秀躺過的大石頭後人稱之為「卧龍床」。天亮後，劉秀髮現馬鞍丟失，後來，丟馬鞍的地方競風化出一塊類似馬鞍的石頭，有人聚居成村後，取名為鞍子石村（今屬泰安市岱嶽區夏張鎮）。劉秀牽馬而行二里許，踏一巨石上馬而去，後人遂稱此石為「蹁馬石」，石頭東邊的村莊叫「東蹁馬」，西邊的叫「西蹁馬」，後演化為東片、西片。肥城南部的孫伯、安駕庄、儀陽等地，民間也流傳著劉秀經過本地的故事。

劉秀遭遇莽軍追擊的過村一帶，南為廣闊的汶陽平原，北依泰山余脈，山體相連，嶺峰相望，便於隱蔽，可守可退，自古就是西南通往泰岳的咽喉要地。當年劉秀受命北上，途經此處，並在此同莽軍搏殺，在《漢書任光傳》《漢書王梁傳》等書中均有記載。

古村落是一個國家、民族、歷史的文化符號，保存鮮活可感的文化記憶。一座普通古村落是傳統文化的寶庫，它包涵了村落的歷史淵源、民居特色、文物古迹、古樹名木、民俗風情、革命鬥爭、傳聞軼事、自然環境等等，其傳承文化的功能是其它遺址或遺迹無法取代的。

三、彪炳史冊的人傑

在厚重的歷史文化的熏染下，不知有多少的士人懷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承載著儒家文化的意蘊，排遣掉相思離別、親人難聚的憂傷，毅然從這裡走出故土，走向遠方，實現了自己的個體夢想，收穫了心靈的寧靜，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元代張志純與民初葛延瑛就是這一道路上代表性的人物。

張志純（1220－1316），字布山，號天倪子，泰安阜上保（今肥城張家安）人。出身於一個富裕仁愛的家庭，且自幼好學，天資聰穎，「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口，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之初離家學道於布金山的「昊天觀」（「昊天觀」聖君兄在北仇考察曾發現帶有「昊天」字樣的碑）。著名文學家杜仁傑在《真靜先生》一文中，曾讚頌志純求教真靜，矢志於學，其求學、治學的精神，尤得老師讚許和鼓勵，賜其名為志偉，號天倪子。幾年時間的學習道、儒、釋三教皆通，並以高超的醫道懸壺濟世，惠澤鄉梓。元世祖忽必烈賞識張志純，屢召問道，授為崇真保德大師，賜名志純。張志純涉獵廣泛，是一位畫師，是一位道人，還是一位性情的文人，他一生好學，學識淵博。《泰安阜上張氏先塋記》載：張志純入山學道不久，即「發辭吐氣，已不在丫蓬老輩下，不數年，道價騰滿齊魯間」。他所拜之師、同道之伴、相助之友，為道者多是高僧大德，如崔道演、范圓曦、祁志明等人，所交文友多是詩人、學者，如元好問、杜仁傑、徐世隆諸人；為政者則有知縣、行台乃至皇帝，如東平行台嚴實（謚武惠）、元世祖忽必烈等人。他任職之所，下有鄉間宮觀，上有名山道廟，應需而任，任而盡責，不計富貧；他任道職，下為一般僧人，上為住持大師，不以職低而自卑，不以顯要而驕怡。他孜孜以求的是求知、做事、為人。而求知是他人生之前提，做事之必備，為人之根本。

金元之際，戰亂頻仍，泰山的宮觀多被毀壞。張志純應邀重建了多處宮觀，最值得稱道的是他主持創建了泰山南天門，留下永垂千古的泰山文化標誌性符號。

張志純文人氣質，率真性介。他的率真來源於他對進退榮辱之達觀辯證的觀念。杜仁傑在《天倪子贊》中云：「形雖羸，於道而肥；性雖介，於物則齊。」「如枯松瘦竹，古貌清潔，日星內炳。」其清矍的容貌、耿介豁達的氣質躍然紙上。他的性介源於道人的清心寡欲。張志純在家鄉百姓眼中是道教大師，也是一位普通人。他不慕奢華，布衣素飯，又長得清瘦如竹，被故鄉人昵稱為「邋遢張」，形象地描述了他樸實無華、平凡親近的善良形象。

張志純文人氣質的養成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在以文會友的過程中得到了升華。志純有三位可稱為摯友、諍友的文人終生相伴，一為元好問，二為杜仁傑，三為徐世隆。元好問《送天倪子歸布山》一詩，膾炙人口，廣為流傳；杜仁傑寫下了永垂後世的《天門銘》和《泰安阜上保張氏先塋記》；徐世隆則有《天倪子贊》等篇。張志純代表性的詩有《泰山喜雨》：「岱宗天下秀，霖雨遍人間。高卧今何在，東山似此山。」另一首《桃花峪》云：「流水來天洞，人間一脈通。桃源知不遠，浮出落花紅。」其《自偈》曰：「脫下娘生皮袋，此際樂然輕快。百尺竿頭進步，蓬雲洞府去來。」讀其詩，識其人。其詩可稱雅品，讀之如飲甘醇佳釀，如沐清風芝蘭，表達了對人、對物、對人間正道的真情純愛。其純、其偉詩中凝聚，天之倪子昭彰於世歟！張志純均為泰山文化、肥城文化增寫了光彩一頁。

葛延瑛(1857—1928)，字雲庵，今安駕庄鎮東江庄村人，清末著名鄉紳，生於書香世家，少時就讀私塾，學習刻苦，在泰安府舉行的童子試中名列前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鄉試中第54名舉人。盛名之下，他卻遠離官場，無意仕途，回鄉專註於二子求學。葛延瑛教導他們說：「要為人正直、為民造福，畢生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對後昆的教誨，體現了葛延瑛潔身自好的高尚品德。

在他倡導下創建的「安駕庄兩等學堂」，持續招生14年，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1908年夏天，大汶河流域暴雨成災，安駕庄汶河段大堤決口，洪水肆虐，沿河村莊房屋倒塌，良田被淹，哀鴻遍野，數萬人無家可歸，怨聲載道。危難之機，葛延瑛挺身而出，不畏艱險，赤足斗笠，沿汶河大堤察看險情，提醒沿汶百姓日夜巡守加固堤防。汛期過後，葛延瑛沿汶考察訪問，向老者請教治河經驗，查閱治河文獻資料，將險段繪圖成冊，作出治理規劃，鼓勵沿汶居民植樹護堤。數年間，汶河大堤安然無恙，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為表彰其功績，清廷加五品銜，以知州試用。葛延瑛無心仕途，寓居濟南，講學於濼源書院。期間，安駕庄境內的曹家林村突燃大火，焚毀房屋700餘間，百餘戶群眾無存身之處，瀕臨絕境。葛延瑛聞訊後立即四處奔走，散發募捐疏文，動員社會各界捐獻錢糧，救濟災民。葛延瑛的義舉，使曹家林村遭災的七八百名百姓得以活命，重建家園。民國八年（1919），德高望眾的葛延瑛出任泰安財政處處長。任職期間，他廉潔勤政，公而忘私，致使家道中落，窮困潦倒，寧肯家人缺衣少食，從不動用分厘公款，挪作私用。然而，他對公益事業卻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履職期間領銜重修泰安縣誌，興建圖書館，整葺岱廟宮殿，倡導辦學育人，保護泰山公產，無不盡心致力，充分體現了體恤民心之切、圖治山河之殷的精神。

1914年，馮汝驥任泰安縣長後，濫用職權，貪臟枉法，常借驗收地契之機，浮收民間錢財中飽私囊，尚將省府撥付的救災款竊為己有，引起民眾義憤，被民間譏諷為「刮皮縣長」。1915年，葛延瑛回鄉察得此情，遂聯合各鄉紳赴省告狀。馮汝驥託人說情，又親自登門懇求，均被拒絕。馮汝驥花錢買通省府官吏，此案被擱置。眾鄉紳亦先後借故退出告狀行列。葛延瑛見狀愈加憤慨，置身家性命於不顧，隻身赴京告狀，終將馮汝驥罷官。泰安民眾歡欣鼓舞，拍手稱快，交口稱讚葛延瑛義薄雲天的大無畏精神。爾後，葛延瑛又告發了泰安縣征糧處貪官污吏玩弄伎倆、榨取百姓錢糧的罪惡勾當，有力地震懾了不法之徒，伸張了正義，維護了民眾的利益，在泰安近代歷史上寫下了光輝一頁。

葛延瑛於民國十七年（1918）九月四日去世，享年72歲。泰安縣工、農、學、商各界追思其豐功偉績，自願捐資為其立「道碑」，並請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長的蔡元培題寫了「泰安葛雲庵先生紀念碑」，碑背面鐫刻著葛先生的生平事迹：「一、他為民謀利狀告泰安縣長馮汝驥；二、拯救民眾免水患三災；三、為民抗征免增田賦。」此碑樹立於安駕庄鎮東江庄村南（現存於肥城市博物館）。

千百年來不知有多少位這樣的封疆大吏，域外使者，遷客騷人、平民信眾，他們抑如匆匆過客，在此沒有留下任何的足跡，但他們傳遞文明，遠播文化的功跡亦不可估量。

肥城的官道文化遙遠而深邃，豐富而多樣，有著幾千年的歷史沉澱和文化積累，文化古迹遺存豐富，史事鉤沉，文物古迹，詩詞碑文、民間傳說等等附拾遍是，體現文化的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的特點，見證了泰山文化與肥城文化的興衰更疊，承載了幾千年的文明發展，形成了汶水文化與道路文化的相互映襯，比鄰促進的獨特人文與自然景觀。

寫於2011年5月

完成於2011年 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