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龍頭之死：一位西西里黑幫首領的大時代

薩爾瓦托·朱利安諾，是義大利歷史上最著名的強盜

文 |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譯 | 蔡宜剛

摘自《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9月

已獲出版社授權

薩爾瓦托·朱利安諾(Salvatore Giuliano)，義大利歷史上最著名的強盜，他雖然狂妄自大，但卻慷慨大方、熱心公益。英俊瀟洒的他曾帶領600多名追隨者劫富濟貧。他的名字曾出現在報紙頭條，他給報社寫信挑戰政府官員，與政府宣戰。1949年，被一支2000多人組成的特遣隊擊斃。本文作者認為盜匪朱利安諾生涯的起起落落被視為全國的與國際的政治之較廣大歷史的一部分。那 就讓我們來看看朱利安諾這個小人物，是如何融入在大時代中。

在大戰結束後不久，由地主所把持的西西里分離主義黨，冀望為西西里島爭取獨立或是依附美國，成為美國的一州，它需要一支武裝部隊，因而徵召了朱利安諾等一幫盜匪，同時授予他上校的頭銜。

關於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談。它首度賦予朱利安諾真實的聲望、權勢人物的支持、公眾的注意與實力。這讓他不單單是一個地方的角頭。最重要的是，它讓一個懵懂的鄉下小孩有了一種模糊的——假若是真誠的——理想。用不易動感情的比安科的話來說：「分離主義分子指派朱利安諾為領導者，他沉醉在他真的是如此這般角色的想法而飄飄欲仙。他認為他已經成為一個大人物且失去理智。我稱他為『狂人』是因為這就是他所表現出的一切。」好了，就臨床醫學上來說他可能還不到發瘋的地步，雖然普佐暗示他有點心理不平衡。但是對冷靜務實的西西里人來說，很認真地將自己看作是西西里島的解放者或是島上的一股政治力量，這就已經是夠瘋狂的了，更不用說去想像一個亡命之徒在違逆黑手黨的情況下還能存活下來。他們曉得，光是有槍杆子、一幅很上鏡頭的容貌以及指揮一幫為數不多的家鄉惡棍，在政治上還是不夠管用。

事實上，朱利安諾的悲劇在於，當時的時空背景讓這位勇敢的、真誠反叛的但同時或許帶有領袖魅力特質的年輕地方殺手，得以實現他作為貧窮的西西里人之解放者的幻想（「熱愛窮人、憎恨富人的朱利安諾，怎麼會背叛廣大的工人群眾?」），而也正是這種特殊情境迫使朱利安諾成為西西里富人的職業殺手，且最終成為犧牲者。盟軍在一九四三年揮軍進入西西里時將法西斯分子清除殆盡，所留下的政治真空讓朱利安諾得以趁勢竄起。沒有人知道事情將會如何演變，任何的結果似乎都是可能的。當每個人都知道未來的樣貌會是如何時他撒手歸西：西西里島在天主教民主黨統治下的義大利實行地方自治。

朱利安諾的傳奇是一個過渡時期的故事。在此期間，清楚地曉得通過政治活動來牟取所求的，除了共產黨員外就只有黑手黨黨員。黑手黨只不過是想力挺獲勝的一方，這是因為他們在商言商的原則，而且他們唯有向權力靠攏方能獲取利益。除了在一九四三年之後，完全看不出來誰將獲勝外，黑手黨甚至試圖略帶試探地在共產黨員身上押賭注。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雖然普佐似乎已深陷於他自己編織的科里昂權力之神話，不過在一九四三年——墨索里尼摧毀黑手黨的第十五年——時黑手黨的勢力仍很薄弱而且需要重整旗鼓。美國的支持無疑是一股巨大的且或許是決定性的資產，軍事佔領則為其帶來豐厚利益，但是黑手黨拜美國人所賜才剛剛要進入大城市，同時由於農業騷亂與盜匪之故，他們在其昔日鄉間的巢穴還未完全恢復。它的領導人物依然是年邁的敲詐勒索之輩，這些人來自內陸生產小麥的偏遠地帶。

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西西里的統治階級，或是他們中的部分重要派系，以金錢來挹注政治分離主義或是君主制，最後卻告失敗。分離主義除非是靠著武力的支持，否則它從未在選舉上奏捷：朱利安諾家鄉的候選人同時也是他的私人律師很輕鬆地在蒙特萊普雷（Montelepre）獲得勝選，直到朱利安諾不再為他撐腰，說得明確一些，在此情況下，他只得到二十六張選票。地方自治讓獨立變得多此一舉。保皇派擁有不少西西里的選票——三分之二的選票，但是全國公民投票的結果要求建立共和政體。一九四六年，獨立與君王制的肇因已不復存在。

在缺乏一種清晰視野的情形之下，保守的西西里人各自擁護保皇派、分離主義分子、新法西斯分子或是過時的前法西斯時期的自由黨，就如同傳統以及地方上權勢者的盤算所顯示的。在一些顯而易見的理由之下，他們也逐漸地被羅馬政府資助的政黨——天主教民主黨——所吸引，這個政黨在早先時候因其起源自民粹主義而不太受到信任。真實的柯里昂——滿手血腥的納瓦拉博士（Dr.Navarra）——從分離派分子中發跡，其後向自由黨人靠攏，最後支持天主教民主黨。在這種不確定的情勢之下，團結的左翼有了可以從中運作的空間。在一場大型的農民土地運動的帶領之下，他於一九四七年的首度地區選舉中贏得一場重大且未預期的勝利，他打敗了分裂的右翼，獲得了將近百分之四十的選票。

分離主義的瓦解讓朱利安諾陷入了極為不利的處境，因為對任何一個西西里的或是義大利的政權而言，他只不過是個擁有數十名黨羽的不法之徒。他的安然無恙是拜混亂的政治情勢所賜，再加上有黑手黨的支持，同時因為——以反黑手黨委員會的報告中那句經典的保守陳述——「在朱利安諾一幫匪徒活動的期間，警察機關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並不總是合理的」。他可能期望最多的是被獲准恢復平民的生活，即不受懲罰，或是帶著他的黨羽逃至國外尋求庇護（曾經有人對他做出這種承諾）。但即便是為此，他也亟須證明他對於那些回報他的人在政治上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朱利安諾或是他的軍師都極為明智地知道，在一九四七年的政治氣候下，一個盜匪要贏得友誼與左右人民的最好方式是擺出反對共產主義的姿態，雖然此姿態是他在此之前未曾表露的。而西西里左翼在四月選舉的勝利，使他有絕佳的機會來打出這張牌。

因此，這幫盜匪出於自我存續的目的變成了一支反共急先鋒。他是否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真的意圖去殺害四十個從紅村出發的示威者——羅西的電影非常精彩地重新建構了這場「鷹嘴豆山口大屠殺」（massacre of the Portella della Ginestra），以及實際上究竟是誰建議了這場恐怖行動，仍然是眾說紛紜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朱利安諾自我宣稱為共產黨（在寫給杜魯門總統的一封重要信件上提到）而且攻擊了在他地盤內的勞工聚會所與政黨辦公室。是誰從中鼓動並讓他犯下這起罪行，我們永遠無法確切知道答案，同時這也無關宏旨。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兩次選舉之間的那幾天，也就是當他還支持著分離主義分子和五月一日時，朱利安諾仍孤注一擲地和其他的支持者談判，希望以充當他們馬前卒的方式來換取赦免。

這樣的策略適得其反。沒有人反對恫嚇選民來讓他們乖乖投票，而且事實上在該年內屢屢發生這類事件（一九四八年，有四百九十八個人被謀殺）。一九四八年，天主教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勝，選票增加了一倍，而這次勝選並沒有虧欠朱利安諾多少人情，朱利安諾此時所扮演的角色或許在地方上能起一些作用，不過放到整個西西里地區來看卻是令人尷尬的。（普佐為了戲劇的理由，將兩場選舉以及大屠殺濃縮在一九四八年的幾個星期內）。沒有人願意承擔「鷹嘴豆山口大屠殺」殺手的罪名，因為這場大屠殺成為一樁重大的全國性醜聞，我們可以理解，羅馬的共產黨對此事件的擾攘不滿，讓此事件更形擴大。政府被迫插手來調查處理這樁醜聞。不出幾個月，在稍後因這場罪行受到審判的人大半被逮捕，盜匪內部再度傳出變節背叛的情況。

朱利安諾必須出走。他一直以來都是個燙手山芋，只消舉一個例子，他為了討好黑手黨而殺害了憲兵，而當時的黑手黨對於權力結構與法律仍偏向採取迂迴戰術，而非公然地去挑戰。他現在陷入了三重的不利情況：因為他的要求不可能被同意；因為他已不抱任何希望，他開始殺害政客以及那些「不恪守諾言」的黑手黨黨徒，更不用說大量地殺害警察；因為他的存活本身對羅馬政府來說是一長期的恥辱，而且制止了體面的西西里居民暗中從事他們的謀殺。

為什麼他仍然活著?我們無須接受那種歌劇式的理論（普佐所採用的一種描述方式），按照這種理論的說法，只要他的同伴握有一份指名道姓的名單，其中記載了大屠殺的那些幕後指使者，他就會安全無虞，而一旦他喪失了這份文件，他就會遭到殺害。這是一個絕佳的故事，而且甚至可能是真實的故事，雖然（原始資料依據最可靠的消息來源）這個故事的真偽取決於帕斯奎爾·塞奧提諾（Pasquale Sciortino）這號人物，此人據說曾經將這份文件攜至美國。不過他是如此不可信賴，以致人們幾乎無法想像，朱利安諾會將生命託付在此人身上（朱利安諾不久前才強迫塞奧提諾與他未婚懷孕的妹妹完婚）。而那些以隱晦不明的義大利風格書寫的文件不僅在朱利安諾死後消失了，甚至在他生前就已開始佚失。

不過，是誰需要這種形式的傳奇戲劇?朱利安諾不是某個偏僻農村的地痞流氓，像是黑手黨當時正提交給心懷感激的天主教民主黨當局的那大批不論死活的匪徒，而是一位自一九四五年以來與西西里及全國重要政治活動有深厚淵源的一號人物。此外，除了他在地方上的勢力，他擁有真正獨立的政治基礎，即作為一位人民的英雄。要將他除去必須要相當謹慎。總之，那些準備將他逮捕的各種不同勢力內部與之間的栽贓嫁禍、謀取私利的政治活動及長期不睦，讓他即使到生命的最後階段，仍有時間和這些勢力玩斗。

那個時間是借來的時間。一旦西西里與義大利在政治上安定下來，像他這類人物也就失去了可從中遊走的空間。在他生命結束前的最後兩年，他所從事的活動已經無法造成重大改變，雖然這些活動必然不會如普佐的小說般，將他轉化為對抗封建領主與黑手黨的農業改革鬥士。事實上，關於這一點，當普佐在想像他書中的英雄將六名有如日本武士般騎在馬上脅迫農民的人擊斃，而一位王子從城堡中目睹了這一切時，作者根據這本書所改編的電影情節，就已經是宣判了他的死刑。無論如何，朱利安諾是被黑手黨所殺害的，雖然人們會感到疑惑，為何普佐會遺漏這起事件和唐·科里昂的世界明顯的關聯性，因為據說負責此暗殺行動的人物是一位遭美國驅逐出境的盜匪，來自帕爾蒂尼科（Partinico）的弗蘭克·科波拉（Frank Coppola）。

他被發現死在卡斯泰爾韋特拉諾（Castelvetrano）的一處庭院里，他的死狀在當時被拍攝了下來，普佐也對此做了精確的描述。實際上，每一個對此事略知一二的人在事件發生後先後驟然逝世。甚至反黑手黨委員會在二十年後讓他生涯中許多不為人知的事件成為永久的秘密。

所有的西西里人對這位死者的看法都一致認為，他命中注定是一個失敗者。對普佐的《教父》一書來說，這是因為他讓情感涉入，妨礙了他對交易的盤算。他的政治敵人與左翼的受害者則來得寬厚得多，雖然也正確地預估到他無可避免的結局。對他們來說，顯而易見的是，社會型的盜匪若是不具有良好的政治判斷力、目標或消息，終究會淪為統治階級的爪牙與犧牲者，「即便你受到人民的愛戴，周遭充滿了對你的同情、欽佩、尊敬與畏懼」。而這種下場「對一個西西里勞動人民的真正子民來說是不值得的」。

對朱利安諾的去世還有第三種反應，一種非西西里式的反應：麥克·柯里昂的反應（或許是普佐的反應）。在小說中，兒子從父親身上學到的教訓是，與其作為他們曾經對其背叛的死去的英雄，不如做一個活著的黑手黨首領，「不過這件事情讓他悶悶不樂」。從某方面來說，他「嫉妒」這位死去的盜匪，就好像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筆下的海象為了它打算將之祭入五臟廟的牡蠣悲嘆流淚。大多數的西西里人可能會將此解讀為，這是為了迎合大眾消費所鋪陳的一段偽善言辭，但普佐的意圖是要讓他書中的角色成為真誠的人物。他所置身的文化是一種人們習慣相信自己的謊言或是至少對其半信半疑的文化。普佐在他筆下的英雄身上所傾注的多愁善感有如巧克力醬般甜膩，這不是一本對朱利安諾所由生與所由死之世界的好的指南。這部小說是對歷史中的一個小人物極不相稱的紀念，書中人物理應得到更好的追念。很幸運，有其他的作品做到了，像弗朗西斯科·羅西的電影，他在處理朱利安諾及其世界時來得公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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