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為鑒：中國人口問題的另一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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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為鑒：中國人口問題的另一解讀發布時間:2013-11-06 作者:張會傑

　　日本，國土面積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中國，國土面積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是日本的25.95倍。日本擁有一億兩千八百萬人口，中國，人口十三億七千萬（含港澳台），如果使用人口密度對兩國人口狀況進行比較，就會發現中國的人口密度僅為日本的41%。從人均資源佔有量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口那麼多，人口密度那麼大，比中國更有理由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然而，日本非但不對生育進行管制意義上的計劃，反倒千方百計鼓勵國民生育。而中國，雖然人口總量遠大於日本，但國土遠比日本遼闊廣袤，如果我們也具有與日本相當的人口承載能力，那麼，中國的國土上完全可以承載25.95×1.28=33.2（億）人口！拿日本這面鏡子來映照，中國人口規模有著龐大的增長空間，所謂的人口超載與人口過多狀態在中國遠遠沒有達到，中國就算凈增20億人，也不必擔心人口的規模過大。中國從一開始就沒有必要實施嚴厲的計劃生育管制政策，況且經過近四十年的計劃生育，中國人口發展已經進入超低生育水平，何以泱泱大國非得繼續堅持計劃生育？《讀書》2013年第八期刊發章美錦老師的《人口問題能否以日為鑒》一文對上述疑問進行了回答，對其提供的幾點解釋，筆者不敢苟同。本文針對其中的個別觀點及其論證進行另一角度的解讀，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在中國，有一個廣為傳播的原始觀念，即，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必然無序膨脹，終將超出承載的極限從而導致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日本為我們提供了揭示和認識人口自身發展規律的頗具象徵意義的案例，以日為鑒，上述觀念很容易證否，從人口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二戰後日本在短暫的人口增長高峰後，七十年代中期人口發展出現逆轉，生育率銳減使每年新生兒數量少於死亡人數，人口「少子化」呈明顯趨勢，這樣的發展趨勢在西方發達國家同樣廣泛存在。這表明，人口的發展遵循著自身的規律和自然的法則，比如，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的規模增長之間就存在著相互制約的關係。這種制約是雙向的，落後與貧困會制約人口規模的增長，原始社會人口的數量增長就十分緩慢。與這一制約機理不同，繁榮與發展亦制約著人口規模的增長。僅從一個方面來看，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受教育的程度將普遍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直接導致初婚初育年齡的整體上升以及生育子女個數的下降。在這種強而有力的自然選擇的作用下，「日本人口可以膨脹到十億」的說法幾乎沒有行得通的餘地和可能，這也是日本政府縱然千方百計鼓勵國民生育，人口還在負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觀國內，中國已經連續實施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三十多年，章美錦老師所提及的「中國人口繼續不加節制地增加下去」的前提是不存在的。而且，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中國社會的經濟與文化環境均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中國，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人，不少大中城市已呈現出類似發達國家生育率自發降低的跡象。時過境遷，即便中國廢除強制計生、完全放開一胎政策，客觀上中國人口也不可能不加節制地增加下去。「一旦放開生育，後果不堪設想」、「只會令國民的生活狀況愈加窘迫，也會令目前由於人口過多而加劇的人與資源、人與財富、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加緊張、釀成更大更多的社會發展問題」的論斷，筆者以為不能成立，這樣的恐懼和擔心沒有依據，原因除了忽視人口規模增長的自然規律外，還在於對制約中國社會發展以及國民生活狀況影響要素把握上的偏差。在制約中國社會發展以及國民生活狀況的諸多因素中，究竟哪些因素更為關鍵、更為核心？　　如果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中國社會發展」、「國民生活狀況」或「國民財富狀況」經濟學意義上的測評指標，人均國民生產總值=Σ（p1+p2+…+pn）/n，（n為人口總數，pi為國民中第i個人生產創造出的財富總數，i∈[1，n]），人們常常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於分母即人口總量過大而「稀釋」，只要費盡心機控制住人口規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必將提高，這一貌似合理的主張建立在國民生產總值Σ（p1+p2+…+pn）總量不變的假設之上。然而，如果國民平均的生產能力不提高，人口總量的減少必然導致國民生產總值的下降。根據基礎的數學邏輯進行推導，可以發現，「人口總數n」對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一個無關變數，也就是說，假使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變數保持不變，人均國民生產能力如果不發生變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恆定不變，此時，人口規模或大或小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構成任何影響。筆者以為，影響「社會發展」和「國民生活狀況」的更為關鍵、更為核心的本質要素應該是「國民平均的生產與創造能力」，這一能力不是自為的，政治與經濟的制度安排、科技發展及應用水平、國民素養及普遍的文化觀念等要素及其組合狀態將深刻影響甚至決定著這一能力的形成及其發揮，進而制約和決定著社會的綜合發展水平和國民的生活狀況。二戰結束時，中國經濟與戰敗國日本相近，之後卻被急劇落下。與自身相比，中國改革開放前後三十年的顯著差異均鮮明揭示出「國民平均的生產與創造能力」之於「社會發展」及「國民生活狀況」的緊要性。放眼世界，美國人口少，發達，澳大利亞人口稀少，不那麼發達。相對意義上，日本比中國人口更多也毋庸置疑，但是，日本遠比中國發達，中國人口也「多」，卻不那麼發達。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及其國際影響力跟人口規模和密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均財富佔有程度的同時，更代表著人均的創造與生產能力，日本是中國的8.43倍，這實際上更多意味著，就目前而言，日本國民人均的生產與創造能力遠遠超過中國。日本政府千方百計鼓勵和獎勵國民生育並不是出於「寧願承受與中國國民一樣的生活水平」，而是出於對國民平均生產與創造能力的確認和自信。由人及己，要想提高中國國民的生活狀況，更對症的藥方或許應當是千方百計提升國民人均的生產與創造能力，這就需要認真考慮制度的改善，包括經濟體制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選人用人制度的優化，認真考慮科技創新與技術進步，以及素質教育的落實等，而不能也不應推卸國家和政府的責任，以管控國民的生育權利為代價為低效的公共事務管理買單。如果廢除嚴厲的一胎政策，給一對夫婦生育二個及以上子女的權利，同時，盡其所能提高人均的生產和創造能力，人均財富佔有量同樣會得以持續提升，而不會出現如章美錦老師所言的「只會令國民的生活狀況愈加窘迫」的難堪局面。　　在人口問題的中日對比中，有觀點認為，日本在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狀況下，人口還在負增長，說明日本根本不需要計劃生育，而中國在實施普遍的強制計生、一胎政策的情況下，總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尚且高於日本，因此，中國應當繼續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樣的論點有一定的迷惑性，但我們仔細分析，會發現這類思路忽略和遮蔽了人口問題的真正意義和發展旨向。人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單元，也是人類發展進步的前提和基礎。筆者完全贊同章美錦老師對中日兩國人口之別，不在人口的「口」上，卻在人口的「人」上的判斷。這恰恰表明，「口」的數量與「人」的質量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片面凸顯人口規模之於財富創造和享有的消極功效，認定「人口規模越大經濟越落後，人均生活水平越低下」，視人口為負擔和障礙的觀念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刻意強化了人口規模與人口結構、質量、效益之間的對立。在很多人的觀念中，子女是工作的動力和幸福的源泉，公允地看，未成年子女也在為社會貢獻財富，儘管這種貢獻是間接的，但我們不能否認這種貢獻的溫婉與和諧。日本政府儘管千方百計鼓勵和獎勵國民生育，人口還在負增長，此時，換位思考一下，中國總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比日本高難道不正是日本政府求之不得的優勢所在，此一優勢，我們為何不去愛護和珍惜，卻一味以人口數量的減少作為政策的目標和繼續實施嚴格計劃生育政策的合理性論據。　　章美錦老師提出，「日本資源匱乏，但日本人憑藉一技之長足以從地球上任何國家那裡獲取它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反躬自問，我們目前尚沒有那種能力」。這方面的能力不足，是應當想方設法提升這種能力，還是應當削足適履、自我設限，如果我們的國民有生育二個或更多子女的意願並有通過辛勤勞動養育子女的能力，國家和政府是應當強制剝奪國民這一樸素的美好願望，還是應當竭盡全力提升負擔更多人口的能力。鞋小削腳最方便，但這種類似揮刀自宮的做法卻極可能自設陷阱，已經有學者，比如北京大學穆光宗先生指出，中國已經不可救藥地掉進了「少子老齡化陷阱」或者說是「超低生育率陷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稱中國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他聽到的最為奇葩的政策，具有潛在毀滅性影響。計劃生育破壞了家庭、最終會破壞經濟體系中最重要一環。如果中國一直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中國可能最終消失。美國智庫蘭德公司2005年在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上的證詞宣告，「到202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會使工作與非工作人口的比率成為世界上最糟糕的，包括日本在內。就是說，如果沒有奇蹟般的新政策的話，中國的經濟在那個時期就會碰壁。到2020年，以我們的標準來看，它仍會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人口問題的中日對比為我們提供了推斷人口承載規模上限的參照坐標，也提供了預見和估測人口發展前景的比對樣本。人口問題以日為鑒，還具有啟人深思的預警意義，是對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人們對人口的「自然」發展將會發生重大變化毫無準備的一種警戒，防患於未然才是人口問題中日對比最終的價值所在。忽視了日本人口問題的預警功能，也就迴避了中國強制計生一胎政策的潛在危機，從而降低日本人口問題之於中國人口理念修正及政策調整的價值與意義。日本政府千方百計鼓勵和獎勵國民生育，也難以走出低生育率與重老齡化的惡性循環。以日為鑒，當我們平心靜氣地審視中國的人口問題時，強制計生一胎政策還有什麼理由巋然不動，難道現在還不是拋開偏見，醞釀並實施奇蹟般的新政策的危急關口么？　　原載《讀書》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