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根源探析

[編者按]

　　「9·11事件」已過去了幾個月的時間，但這一事件對國際社會所造成的震撼性衝擊尚未結束，人們對恐怖主義問題的探討與反思還在繼續。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關係研究界對這一問題的分析也在不斷深入。其中分析研究的一大熱點就是恐怖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或稱恐怖主義孳生的土壤問題。國際社會對此意見紛紜。這種分歧決不僅局限於學術層面，而且已直接影響各國的反恐怖政策和國際反恐怖合作。為此，本刊特邀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六位專家就此問題進行探討。

[主持人]

　　楊明傑：危機管理與對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對談者]

　　何希泉：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李　偉：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陳傑軍：反恐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　　　　林利民：世界政治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方金英：民族與宗教研究室副研究員，博士

概念與定義：分析的前提

　　楊：談及恐怖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問題，有必要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問題做些說明。據我所知，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的各類定義不下幾百種。對恐怖主義概念理解的差異當然也就決定了對所謂「土壤」問題的不同看法。各位能否先就此問題談一談。

　　陳：定義問題的確十分重要。不過我感覺在此之 前還要搞清一對概念，就是「恐怖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恐怖主義」與「恐怖主義活動」是兩個既互相聯繫又相互區別的概念，但人們在使用中並沒有將它們嚴格區分開來，往往用「恐怖主義」一詞替代了「恐怖主義活動」一詞。按《新華字典》解釋，「主義」指對於自然界、社會以及學術問題等所持有的系統理論和主張；「活動」指為達到某種目的而採取的行動。鑒於國際社會和國內對什麼是「恐怖主義」，什麼是「恐怖主義活動」的內涵存有分歧，尚無共識，我們不妨暫將「恐怖主義」定義為：一種宣揚可以通過使用暴力(包括：劫持人質或交通工具、暗殺、爆炸、縱火、投毒、使用武器等)或威脅使用暴力等破壞手段的方式，製造社會恐慌來達到某種政治或社會目的的主張或理論。「恐怖主義活動」可定義為：有預謀、有組織地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等破壞手段，製造社會恐慌來達到某種政治或社會目的犯罪行為。

　　很顯然，「恐怖主義」屬於理論範疇，而「恐怖主義活動」則屬於實踐範疇。如果不將作為理論形態的「恐怖主義」與作為實踐形態的「恐怖主義活動」加以區分，就無法說明恐怖主義理論對恐怖主義活動的催發作用。「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與「恐怖主義活動」產生的 根源在某些方面可能會有交叉，但並不完全重合，不應將兩者等同。

　　李：我同意傑軍的看法。從有關國際組織和各國的法律文件看，大多數國家將「恐怖主義」等同於「恐怖主義活動(或『行為』)」。如美國法典就將「國際恐怖主義」解釋為「涉及一個國家以上的公民或領土的恐怖活動」，將「恐怖主義」解釋為「由非國家團體或秘密代理人實施的，針對非軍事目標的，有預謀、有政治動機的暴力行為」。印度法律委員會提出的反恐怖法案也將「恐怖主義」釋義成出於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目的而採取的某些行動。

　　何：我倒認為在「恐怖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的 概念上不必咬文嚼字。其實，絕大多數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理論旗幟還不敢明目張胆地綉上「恐怖主義」的字樣。恐怖主義組織或分子總要找出如民族或宗教等種種其他的理論旗號為其恐怖主義行為辯護。恐怖組織為達到對內籠絡人心、鼓舞鬥志；對外改善形象、爭取支持，總是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恐怖活動尋找理論支持，藉此來標榜恐怖活動的「合理」、「正義」、「神聖」、「崇高」。恐怖組織或是將社會主流思潮斷章取義，歪曲誇張；或是竊用社會流行思潮中的某些時髦詞語，拼湊加工；不論是直接利用現存的極端社會思潮，還是自 身編造出某種極端思潮，它們總是設法使恐怖主義的理論適應聽眾的口味，能「打動人心」。

　　陳：你的看法對我很有啟發。看來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問題也不能太學究氣。當前國際社會關於恐怖主義定義問題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問題，而不是一般的學術問題。不少國家或國際組織在考慮將哪些理論主張納入「恐怖主義範疇」，將哪些具體行為確定為「恐怖主義活動」時也常常從自身的政治利益出發。

　　林：西方國家就曾從其戰略利益出發，容忍一些國家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恐怖活動。

　　方：迄今為止，國際社會還未就恐怖主義的定義達成共識。在具體的國際公約出台前，對恐怖主義可否作如下的簡單界定：首先是非法性，即恐怖活動必須是違反國際法的一般準則和相關國家的國內法。其次是使用暴力及其他攻擊性手段。我之所以強調其他攻擊性手段，是因為有些非傳統的恐怖主義手段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暴力，如網路和金融恐怖主義等。三是有意製造社會或公眾的心理恐慌。四是襲擊對象處在非戰時狀態。

　　楊：你的界定很有參考價值。目前，聯合國正在就恐怖主義的定義問題進行討論。在此之前，聯合國也曾制定過一系列關於劫機、爆炸等具體形式的恐怖犯罪的國際公約。「9·11事件」對國際社會的一大啟示就是不能單單從各自的政治利益出發，對恐怖主義或恐怖主義行為採取多重標準。剛才幾位在談及恐怖主義的定義時已開始涉及了恐怖主義根源問題。打大旗搞恐怖需要不同的社會環境，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不同的旗號也可以被看成是催生恐怖主義行為的理論土壤。這一點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還會作進一步的闡述。

恐怖主義的演變：歷史土壤

　　楊：談過恐怖主義的定義，我們可以進入下一個話題，即當代國際恐怖主義的歷史根源。在歷史的山路上拾級而上，我們或許會發現一些恐怖主義遺留的毒蕈，還會看清這些毒蕈下的土壤。所以，回顧歷史也是我們分析恐怖主義根源的一個基本方法。

　　方：是這樣。恐怖主義的起源與國際社會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是各種矛盾、衝突激化的一種極端反應，並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而不斷演變。從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恐怖主義的發生與發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當前，在許多國家長期活躍的恐怖主義組織的泛起與早期資本主義的殖民統治也有著很大關係。從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的資本主義進程，始終伴隨著入侵和壓迫、資源掠奪等經濟發展的負面因素。特別是殖民統治在許多國家中種下了民族、宗教矛盾與衝突的種子。如在英國的北愛爾蘭、斯里蘭卡的泰米爾、印巴的克什米爾以及中東和北非等地區，人們都可以找到殖民主義者人為製造矛盾與衝突所遺留的痕迹。

　　曾為英國殖民地的愛爾蘭經過長期鬥爭，最終於1921年實現了南部26個郡的獨立，而北部6個郡因移民來的新教徒占多數而繼續留在英國。在北愛爾蘭，信奉英國國教的新教徒大搞「多數派」專政，致使天主教徒在許多方面都受歧視，他們與新教徒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在20世紀60年代末，英國經濟持續蕭條，失業率居高不下，受到衝擊的首先就是天主教徒。1968-1969年間，英國的失業率是8.1%，同期天主教徒失業率則高達20%。1969年，英國天主教徒掀起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要求與新教徒享有平等權利。然而，英國當局對遊行示威進行武力鎮壓，並製造流血事件。這些流血事件從反面助長了愛爾蘭共和軍的勢力。

　　在亞洲，印度、巴基斯坦與斯里蘭卡都曾是英國的殖民地。在這些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裡，英國殖民主義者為維護殖民統治，往往採取以夷制夷的手法，製造民族宗教矛盾。當殖民主義者不得不結束在這些國家的統治時，仍人為地遺留許多矛盾，使得這些國家中的恐怖活動至今仍不斷發生。

　　李：恐怖主義不僅是殖民主義製造的歷史遺物，而且也是世界處在變革時期的一種極端反應。20世紀60年代是國際社會動蕩發展的年代，當時西歐蓬勃興起的學生運動使得這些國家的執政當局感到了許多切實的威脅。特別是1967、1968年法國學生高舉「反帝、反資、反戰」的旗幟，反政府的浪潮幾乎席捲整個西方發達國家。在法國，學生們在街頭構築街壘，與警察對峙，並最終掀起了著名的「五月風暴」。在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如日本、美國、義大利、西德等的學生也群起響應，走上街頭與警察進行面對面的博斗。

　　這些學生運動最終都被鎮壓下去，然而其中的一些極端分子則開始考慮另一種鬥爭方式。這些極端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參加過法國學生運動的義大利籍學生雷納托·庫喬。庫喬認為，簡單的遊行示威難以動搖當局的統治，必須有更為「有效」的辦法，這就是「使權力機構殘廢的運動」。於是，義大利出現了很多奇怪的現象，許多政府官員、公務員被人打碎了膝蓋骨而站不起來。庫喬對此的解釋是，使這些權力機構工作人員殘廢，也就象徵著權力機構的殘廢。幾乎是一夜之間，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眾多的類似暴力組織，如西德紅軍派、義大利紅色旅、日本赤軍、法國直接行動、美國黑豹、希臘反帝小組等等。

　　進入20世紀70年代，這些組織已不滿足這種暴力活動，它們把更為殘暴的行動提上議事日程。這些組織認為，暗殺、綁架、劫持更具有恐嚇性，也能對政府構成更大威脅，並將這些恐怖行動稱為「武裝宣傳」。此後，這些組織雖然仍使用一些十分「革命」的口號與外衣來包裝自己，但其核心已成為用他人生命作代價來要挾執政當局的恐怖主義。這些打著「為解放廣大勞苦大眾」、「為工人農民謀福利」、「推翻資本主義剝削統治」等諸多誘人旗幟的組織，以無辜百姓的生命、社會的恐慌為代價，實質上卻並不能真正動搖當局的執政地位。因而，不斷升級的恐怖活動只能造成越來越多的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並使他們的同情者越來越少。

　　冷戰結束後，這些以極左意識形式為外衣的恐怖組織逐步走向消亡，與此同時，極右恐怖主義組織卻死灰復燃，大肆作惡。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大量難民湧向西歐，時逢西歐國家經濟處於不景氣狀態，失業增加，生活水平下降，為極右的極端種族主義的興起提供了一個大的社會背景。於是，湧現出大量的新納粹組織，它們把社會問題歸罪於外來移民，並對非白人種族進行恐怖暴力活動。在德國、丹麥、奧地利、西班牙、美國等國家，貌似為本民族爭取「權益」的極右黨派甚至在選舉中得票不斷增多。當然人們也應看到，極右恐怖主義組織的迅速興起與西方國家長期以來的「打左縱右」政策不無關係。

　　陳：還應當看到的是，國際事務中的諸多不公正現象也成了一些恐怖主義組織發展的借口。在國際上，發達國家為了本國利益，憑藉其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優勢主導國際事務，忽視現實社會中各國民族、宗教、文化與傳統的多樣性，強行推銷本民族的價值觀，為本國政治與經濟利益服務，竭力扶持親己政權。形成了一種推行強權政治、干涉他國內政的國際秩序格局，為恐怖主義發展拓寬了空間。在一些國家內部，因民族和宗教的多樣性以及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而產生了許多實際問題，這些矛盾在外來勢力的干預下激化。尤其是西方一些國家基於本國利益及戰略考慮，在他國製造矛盾。如外部勢力干預阿爾及利亞1991年議會大選，北約介入科索沃的阿族自治問題等。

　　縱觀當前眾多披著伊斯蘭外衣的恐怖主義組織之所以能夠生存發展，縱然得益於一些國家的內部矛盾，得益於中東地區的動蕩衝突。但是，我們也不得不說，美國所推行的一些外交政策與價值觀也為這些恐怖主義組織所利用。被美國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伊朗和伊拉克都曾有過親美政權，但美藉此想推銷的西方 價值觀並未為當地人民所接受，最終導致這些親美政權的垮台。大多數以美國為目標的恐怖主義組織，它們的借口就是美國在中東事務中偏袒以色列。「9·11事件」後，本·拉丹也將此次恐怖活動與巴以衝突相聯繫，他提出的口號之一是「如果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得不到保證，美國人也就不得安寧」。當然，本·拉丹恐怖活動的真正目的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奪取政權，他認為，海灣戰爭結束後，美國在沙特的駐軍是他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大障礙。

　　林：關於美國外交政策與恐怖主義，我想補充一點。「9·11事件」固然是反人類、反文明的野蠻行為，但 美國官方強調對世貿大樓的恐怖襲擊是對人類文明的襲擊，把美國與人類文明劃等號，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遮蓋導致「9·11」襲擊的「美國責任」。恐怖分子這次將美國作為發動決戰式的自殺性攻擊目標，其真正原因在於冷戰後美國挾一超強勢，到處推行霸權主義政策，引起普遍的反彈。從這一點看，美國多多少少有些自釀苦酒。「9·11」後，美國媒體反覆自問的一個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恨我們?」這可以說問到點子上了。英國政治家彭定康在接受法國《世界報》採訪時，就要求美國決策者想一想，「為什麼他們在世界的一部分地區不得人心。」

　　除了美國的霸權政策不得人心外，引發國際恐怖主義在新世紀泛濫成災的更深層次原因可以用全球化「陷阱」來解釋。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加速發展，其雙刃劍作用是南北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南北競爭力從不平衡到嚴重失衡，數字鴻溝更是成幾何級數擴大。「中心」與「外圍」，依附與被依附關係更加明朗，一些南方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日益邊緣化。當然，貧窮未必直接產生恐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及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會因貧困而與西方對抗，但怨恨情緒比較普遍，並與蔓及西方的反全球化等思潮產生共振，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天然土壤」。

　　何：總之，從恐怖主義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時代變革、資源分配不均、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等都是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

　　極端社會思潮：恐怖主義的外衣

　　楊：在一開始大家就曾談到，恐怖主義活動的滋生和蔓延與一些極端社會思潮有密切的關係，諸如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等思潮都對恐怖主義活動的滋生與蔓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現在，我們能不能具體分析一下這一問題?

　　陳：我先談談無政府主義思潮與恐怖主義的關係問題。一提到無政府主義，人們會很自然想到無政府主義的鼻祖——俄國的巴枯寧。巴枯寧主義是一種小 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流派，產生於19世紀60年代。它反對任何權威和一切國家，宣揚消滅國家並不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只要廢除繼承權，打破人們對國家的迷信，依靠少數人的密謀暴動，摧毀一切，就可以在24小時內一舉消滅國家；鼓吹革命是一門「破壞的科學」，只要拿起「毒藥、刀子、絞索」通過肆意破壞等恐怖活動就可以摧毀資產階級國家，建立起一個人人都有自由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受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義大利、西班牙、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曾在宮廷、議會、政府機關、街頭、車站 等場合大搞暗殺活動。一些當代恐怖組織，如日本的「赤軍」、德國的「紅軍旅」、義大利的「紅色旅」等，它們雖然並不一定全盤贊成巴枯寧主義，但鼓吹恐怖活動是弱小革命力量進行鬥爭的有效手段，主張依靠綁架、暗殺、爆炸等恐怖活動來推翻現存國家政權，建立新的國家制度，這都與巴枯寧主義同出一轍。

　　楊：一些西方學者也將巴枯寧作為現代恐怖主義的鼻祖，不過這些西方學者進而臆斷工人運動中的暴力革命也是恐怖主義。我不同意這種分析。因為國際工人運動中的暴力革命理論絕不是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更何況列寧已將恐怖主義和經濟主義作為工人運 動中的兩個極端，給予嚴厲批駁。

　　方：我想接著談一談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是鼓吹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對內實行獨裁恐怖統治、對外推行侵略戰爭政策一種反動思潮。希特勒政權、墨索里尼政權是法西斯主義的集大成。從20世紀60年代起，法西斯主義思潮在歐洲主要國家和美國沉渣泛起，受其影響，出現了一批極右型恐怖組織，如德國的「共和黨」、「德國人民聯盟」、「國家民主黨」、「霍夫曼軍體小組」、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行動隊」、「全國聯盟」、「光頭黨」、「新秩序」、「黑秩序」、英國的「C18」、「白色閃電」、「八八陣線」「聖喬治同盟」、法國的「維護法蘭西」、「歐洲民族行動聯合會」、「歐洲民族主義聯盟」、美國的「三K黨、「亞利桑那愛國者」、「白人愛國黨」、俄羅斯「民族主義聯盟」、「俄羅斯民族統一運動」、「光頭黨」等。這些組織崇尚暴力、公然美化希特勒、墨索里尼，宣傳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煽動民族仇恨，他們組織敢死隊，購置武器，對外來移民、猶太人、少數民族人群施暴，從事縱火、爆炸、暗殺等恐怖活動。這些組織成員的思想意識及行為方式與20世紀30-40年代的納粹法西斯分子一脈相承，人們也稱其為新納粹 組織。

　　何：在冷戰後，對國際恐怖主義影響最大的極端社會思潮還是民族分裂主義和極端宗教思潮。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起過積極的歷史作用。民族分裂勢力接過民族主義思潮中的某些理論並作極端化的解釋形成一種民族分裂主義怪論，其核心是不分時間與空間，絕對化地強調每一個民族都可以建立自己獨立的民族國家。一些恐怖組織，如英國的「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愛爾蘭民族解放軍」、「愛爾蘭人民解放組織」、法國的「科西嘉民族解放陣線」、西班牙的「埃塔」、加拿大的「魁北克解放陣線」、斯里蘭卡的「泰米爾 猛虎組織」、土耳其的「庫爾德工人黨」、俄羅斯車臣民族分裂組織等，常常用「民族自決權」、「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等民族主義理論，為其分裂主權國家的恐怖活動辯解。這些組織不顧歷史形成的現狀，將本民族的利益凌架於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不斷訴諸暴力恐怖手段，企圖從現有國家中分離出去。這不僅破壞民族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損害該國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利於本民族自身的發展。

　　宗教極端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流派特指鼓吹可以對某些宗教教義作無限擴大化解釋、極端化宣傳的思潮。許多宗教極端勢力正是利用宗教極端主義，誘使虔誠的信徒們從事恐怖活動。比如，某些伊斯蘭極端組織隨意解釋「聖戰」，為其恐怖活動披上宗教的「合理」、「正義」外衣，煽動起一些穆斯林群眾的狂熱情緒，使他們前赴後繼地從事恐怖活動，導致一些地區的恐怖活動長期不斷。再如，美國「雅利安民族黨」、「秩序黨」等宗教恐怖組織歪曲基督教教義，宣揚「基督教白人至上論」，打著宗教的旗幟以維護白人的利益為幌子，大肆從事謀殺、爆炸、縱火，並策劃在城市供水系統下毒(未遂)等排外和反對政府的恐怖活動。

　　林：我非常贊同何希泉的觀點。民族分裂主義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影響不容低估。我看到一個統計數據說，目前世紀上的恐怖組織約有1/3是民族主義恐怖組織。

　　楊：一些西方學者也認為，「民族主義乃是恐怖主義的最持久的根源之一」，也是「恐怖主義最強有力與最致命的根源之一」。希泉能否再深入一步，就國際恐怖主義中的民族因素談一談?

　　何：單從當代國際恐怖主義成因中的民族因素來看，可以說，恐怖主義是民族主義在國內、國際多種矛盾交互作用下產生質變的一種社會政治現象。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恐怖主義，雖非必然的發展鏈，卻有一定因果關係。一般說來，極端民族主義的主要特徵是過分強調本民族的政治、經濟權益，並把這種民族要求強調到不適當的地位，從而為民族矛盾乃至民族衝突提供了思想武器。這種衝突的實質乃是政治經濟利益之間的衝突，如領土主權之爭、市場財富之爭、控制與被控制之爭。此時如果再加上複雜的歷史遺留問題、現實因素及外部勢力的插手，往往就會演變成極端民族主義，把民族主義對本民族政治經濟權益的要求提升為「實現民族自決」、「建立本民族獨立國家」，進而鼓吹「民族分裂主義」或「民族分離主義」。在多民族國家中，極端民族主義者，無論是對主體民族而言，還是對少數民族而言，均屬極少數。一種處於弱勢的局部力量要與強勢整體抗爭，達其「民族解放」的政治目的，必然會訴諸一切非法攻擊手段，且多會採用一本萬利、事半功倍的恐怖手段向當局施壓，顯示存在，並最終走上恐怖主義的不歸路。這在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看來，都是正當的，至少是可以容忍的。

　　李：但是，我們同時還應看到這樣一種事實，即民族問題甚至民族主義，絕非全會直接轉化為恐怖主義，加拿大魁北克法裔民族獨立問題並未誘發恐怖主義活動就是佐證。是不是這樣表述更科學一些，即在民族問題領域，易引發恐怖主義的是極端民族主義，尤其是極端民族主義一旦與宗教極端主義結合，絕大多數勢必發展成為恐怖主義。這就是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大多以「實現民族獨立或高度自治」為目標、以復興宗教為外衣、肆無忌憚地行恐怖暴力活動之實的主因，且已被國內外恐怖主義活動的事實所證明。如：英國「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斯里蘭卡「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南聯盟「科索沃解放軍」、俄羅斯車臣非法武裝、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亞美尼亞「秘密解放軍」、拉丹「基地」組織等，無一不是集民族、宗教和恐怖於一身的政治勢力。正如有專家所言，不少從事恐怖活動的民族主義組織往往都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它們一般是依靠並藉助於宗教傳統、宗教意識發展壯大，其口號更具號召力、更富煽動性，其活動也更加殘酷、更具破壞力。

　　何：這樣表述很準確。新疆恐怖活動勢力從產生、發展到不斷作亂的歷史恰好證明了這一點。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殘渣餘孽、「泛突厥主義」分子頭目伊敏、艾沙等人出逃，不僅在境內留下「暗樁」，還在美等西方國家情報機構的暗中支持下形成西亞「艾沙集團」，成為新疆恐怖勢力的大本營。它們從成立之初就通過各種渠道在新疆不斷策劃針對中國政府的恐怖活動70多起。冷戰結束後，原「克格勃」在中蘇關係交惡時期扶植的中亞「孜牙集團」迅速分化成十幾個組織，公開打出要在新疆建立「東突厥斯坦」的口號，成為新疆恐怖勢力在境外的橋頭堡。與此同時，中、西亞新疆恐怖組織逐步加強跨地區聯合，與其他反華勢力和以拉丹為首的國際恐怖勢力合作，並把觸角伸入歐美國家，在那裡建立情報信息和協調指揮中心，公開打著「實現新疆獨立」的旗號，披著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外衣，在境內外猖狂地進行恐怖活動。據不完全統計，從1990年至2001年，它們在新疆、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和土耳其等地搞過近400起針對中國的恐怖事件，其中包括爆炸、暗殺、投毒、縱火及動、暴亂，直接造 成平民傷亡數百人，財產損失難以數計，嚴重威脅新疆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由此可見，它們是一股借民族、宗教外衣而行恐怖暴力之實的恐怖勢力，是國際恐怖主義的組成部分。

　　林：你對「東突」恐怖主義勢力的分析很有說服力。然而，美國在「9·11事件」的慘痛教訓後，仍頑固堅持其一貫的雙重標準，拒不引渡在對阿戰爭中被俘的新疆恐怖分子。美反恐協調員泰勒甚至在2001年12月6日稱：「美不將『東突』定性或認作是恐怖組織。」新疆恐怖組織也極力表白與拉丹和塔利班無關，企圖洗掉恐怖罪名，同時強調今後的主要任務是「加強與美聯繫」、「繼續爭取美同情和支持」。

　　何：因此，要遏制民族主義型恐怖主義，不僅要剷除民族主義向極端民族主義轉化的內因，同時也要消除某些國際勢力為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扶植和催化「損人不害己」的恐怖主義的外因。否則就難以跳出「損人必害己」的怪圈，導致世界更多地區重現「拉丹與塔利班現象」。

伊斯蘭極端勢力：拉丹現象溯源

　　楊：「9·11事件」，特別是美國將本·拉丹作為「9·11」嫌兇後，國際社會對極端伊斯蘭勢力與恐怖主義的關係問題十分關注，但受各種因素影響，對這兩者關係的分析似乎還是霧裡看花。更何況，由於國際社會研究界的南北差距，我們的分析大多依據西方學者或新聞工作者的資料。各位能否就此問題簡單介紹國外學者的看法並發表一下高見?

　　方：當前，世界範圍內以拉丹「基地」組織為代表的伊斯蘭極端勢力恐怖活動猖獗。即使美主導下的國際反恐聯盟打跨了拉丹和「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轟炸聲沉寂後，伊斯蘭極端勢力仍將能繼續製造恐怖活動，威脅世界和平，因為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紛繁複雜，既有歷史、政治、社會、經濟根源，更有其特定的宗教根源。

　　談及伊斯蘭極端主義，首先碰到的就是「聖戰」這 一概念。《古蘭經》里含有「聖戰」(Jihad )思想。「聖戰」分兩個不同層次：大聖戰(Jihad Akbar)，指的是個人層次、也是靈魂層次上同內心的慾望、邪惡、撒旦展開的鬥爭；小聖戰(Jihad Asghar)，指的是社會層次、也是戰場上同異教徒展開較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近東研究榮譽教授伯納德·劉易斯在2001年9月28-30日《亞洲華爾街日報》上撰文「聖戰與十字軍東征」稱，現代穆斯林大多數從精神和道義的角度詮釋「聖戰」，但伊斯蘭極端分子宣揚的「聖戰」，指的是「為了伊斯蘭教，向異教徒和背教者發動的永久性戰爭」，含有宗教、軍事兩個層面的涵義。另外，他們還認為，伊斯蘭教允許穆斯林為自衛而戰，為捍衛宗教而戰，或代表被趕出家園的人而戰。如果暴政成為實現正義要求的障礙時，戰爭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美國加州大學著名宗教問題專家馬克·于爾根斯邁耶在其所著《神賜恐怖》(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2000年出版)一書中指出，當代伊斯蘭「聖戰」的鼻祖是埃及作家阿卜杜拉·薩拉姆·法拉葉(Abd al - SalamFaraj)，他將利用武力捍衛伊斯蘭教外延到包括同政治、社會不公正現象作鬥爭。在法拉葉著《被疏忽的職責》一書中，他從伊斯蘭教傳統，尤其是《古蘭經》和先知的「傳述」(the Hadith)中找到了穆斯林採取極端行為的根據。法拉葉稱，《古蘭經》和「傳述」從根本上教誨的是有關戰爭的內容。「被疏忽的職責」正是「聖戰」，即呼籲「戰鬥—對抗和流血」。他指出，任何一個偏離了伊斯蘭教教法的道德、社會規範之人都是「聖戰」的目標，這些目標包括異教徒和穆斯林社會裡的背教者；同異教徒和背教行為作鬥爭，光靠和平、合法手段還不夠；為實現一個正義的目標，允許伊斯蘭教的真正戰士不擇手段。他特別提到，對絕望的鬥士來講，欺詐、設圈套、使用暴力都是可行手段。雖然他主張在暗殺行動中應盡量避免傷及無辜，但又稱所有真正的穆斯林都有職責參加暗殺行動。

　　另外，伊斯蘭教尊崇烈士。依其教義，為信仰而犧牲的烈士(殉教者)直接進入天堂，並得到最好的獎賞。現代伊斯蘭極端主義把殉教外延到自殺行動。

　　何：依據一些西方人的觀點，單從小聖戰的概念理解，古往今來，伊斯蘭「聖戰」就烽火不絕。《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休·波普最近在該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從先知穆罕默德創教至今，穆斯林曾多次向異教徒發動「聖戰」：公元610-632年，穆罕默德在麥加和麥地那率領穆斯林向阿拉伯半島上的異教徒發動第一次「聖戰」。此後，在穆斯林帝國早期向外擴張疆土過程中，一直延續著這種「聖戰」。11-14世紀，突厥騎兵(Ghazis)在伊斯蘭教的邊緣地帶向拜占庭帝國和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基督徒發動「聖戰」。19世紀20年代，毛拉們迫使波斯帝國向信仰東正教的沙俄發動「聖戰」，但波斯軍隊沒有作好打仗的準備，最後以丟失高加索而告終。1914年，奧斯曼帝國同德國一起向英國發動「聖戰」。1919-1922年，奧斯曼帝國的末代蘇丹向爭取土耳其獨立的起義軍發動「聖戰」，結果卻導致了土耳其遜尼派穆斯林哈里發的滅亡，並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個世俗的穆斯林國家。1995年，利比亞向北約宣布發動「聖戰」，但沒有採取後續行動。1998年，阿富汗塔利班召集3000名阿富汗伊斯蘭教士向伊朗宣布發動「聖戰」，但「聖戰」沒有爆發。同年，拉丹向美國發動「聖戰」。2001年9月，塔利班領導人一再呼籲向美髮動「聖戰」。10月7日，美向阿富汗發動空襲之日，拉丹在卡達半島電視台播放的錄像帶中呼籲全世界穆斯林對美進行「聖戰」。

　　楊：據報道，在「9·11」恐怖襲擊中，19名劫機犯里，15名屬沙特的瓦哈比教徒。一些國外學者也稱這一教派屬伊斯蘭極端主義。你們對此有何看法?

　　方：瓦哈比教派是否屬於極端主義這一問題比較複雜，目前還難下定論。我也只能將一些國外媒體的說法向大家做一介紹。

　　新月通訊社編輯安德魯·福布斯在2001年11月22日《亞洲華爾街日報》上撰文指出，拉丹和「基地」組織的絕大多數成員都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其思想源於瓦哈比主義。遜尼派分哈乃斐(the Hanafi)、馬立克(theMali-ki)、沙斐儀(the Shafi』i)、漢巴里(the Hanbali)四大公認的教法學派。沙特、部分海灣國家、阿富汗盛行漢巴里教法學派。拉丹及其「基地」組織的宗教思想直接來自該派。漢巴里教法學派只承認《古蘭經》和《聖訓》，排斥「公議」和「意見」。雖然漢巴里教法學派在阿拉伯半 島以外的地方從未盛行過，但從公元9世紀起至今，該派歷經瓦哈比(Wahabi)、代奧本德(Deobandi)、沙拉菲(Salafi)幾度復興。其中，1744年伊本·阿卜杜拉·瓦哈布弘揚的瓦哈比主義於1932年成為沙烏地阿拉伯的立國之本，並遵奉至今。

　　瓦哈比派主張「真主唯一」，一直嚴禁聖徒、聖墓崇拜。此外，它以禁慾的清教徒主義為典型特徵，規定男人必須在清真寺做禱告，不許刮鬍子；清真寺必須簡樸，不能富麗堂皇；不準慶祝先知的誕辰日，不許在聖墓前敬供；不準欣賞鼓聲之外的其他音樂，不許繪畫或畫「活物」；不能放聲大笑；不準飲酒和性騷擾，否則要受到死刑的懲罰。

　　林：我覺得西方著作或新聞媒體中的這些論述有些片面。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思考應從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大國競爭等方面思考、做綜合分析。從歷史上看，伊斯蘭教曾有過輝煌與鼎盛時期，但近代以來，伊斯蘭世界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在現代化進程中落伍，不但經濟、政治發展遲滯，而且其傳統的宗教教義所體現的文化價值也受到西方文化價值觀念和其教派內部不同勢力的全面挑戰。從伊斯蘭世界內部看，部分伊斯蘭國家因石油美元而致富，但大多數伊斯蘭國家和民眾貧困依舊。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加劇了 伊斯蘭世界的兩極分化和內部政治與文化的衝突，產生了新的不平衡。伊斯蘭世界進入一個新的躁動期。

　　楊：躁動期這個概念很有意思。在廣大伊斯蘭世界，這種躁動可能更多地體現在中下層普通民眾之中。由於經濟和政治等條件的制約，他們無法真正體會現代化的啟示含義，對伊斯蘭教教義的理解與領會也容易受到某些極端勢力的誤導，將一些極端的主張視為合理。這可能也是「拉丹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方：對。伊斯蘭極端分子就堅持認為，為阿拉伯民族復興進行「聖戰」是合法、合理的。阿拉伯民族在公元7世紀經歷曇花一現的統一後就四分五裂，並一直遭到外族的入侵和統治。今天，阿拉伯世界分割成22個國家，其中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都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近幾年來，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阿拉伯世界同西方世界在發展方面差距越來越大，阿拉伯人越來越感受到自己的落後，要求擺脫這種現狀的願望愈益強烈。於是，在阿拉伯世界出現各種民族復興思潮，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就是這些思潮的表現形式之一。

　　然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受到世俗穆斯林政權的打壓，因為在這些國家執政的上層人士歡迎西方的支持以及隨之而來的世俗文化。如阿爾及利 亞，在20世紀90年代初「伊斯蘭拯救陣線」有可能取得選舉勝利時，軍政府取消了進一步的選舉；在埃及，政府以高壓手段壓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

　　當然原教旨主義的結構與成分也十分複雜。並不是所有的原教旨主義都是極端勢力或鼓吹極端。拉丹及其追隨者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的狂熱分子，「排除外來干涉和推翻阿拉伯國家世俗政權」是他們公開宣布的鬥爭目標。在他們看來，自己不是為了個人私利和某個國家的利益而戰，而是為了整個阿拉伯民族的利益而戰，是阿拉伯民族復興的「火種」。他們認為美國近兩年已經出現衰退跡象，如再遭受一系列打擊和挫折，必然會加速衰退進程。一旦美國踏上衰落之路，就不可能繼續干涉中東事務，他們就可以實施民族統一和復興的「崇高事業」和「偉大理想」。

　　而所謂的「拉丹現象」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出現一批拉丹的「聖戰」追隨者。伊朗作家兼記者、設在巴黎的《國際政治》編輯艾米爾·塔赫里2001年10月18日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中指出，以拉丹追隨者為代表的伊斯蘭極端分子認為，拉丹是一名為解放麥加、麥地那、耶路薩冷這三大伊斯蘭聖地的「聖戰鬥士」，並具備發布「教令」的資格。

　　楊：這種資格是如何確定的?

　　方：拉丹出身於沙特望族，1980年開始在阿富汗的「聖戰」生涯。當時他只是負責利用美國的資助在阿富汗戰場修建後勤設施。阿富汗戰爭結束後，拉丹在阿富汗的活動也告一段落。1993年，拉丹被吊銷沙特國籍後赴蘇丹，當時原教旨主義分子、強人哈桑·圖拉比掌權。他在喀土穆舉辦了一次由穆斯林原教旨主義分子參加的國際會議。在這次會上，拉丹當選為「最高委員會」成員，該委員會的任務就是在全世界弘揚激進伊斯蘭教。這使拉丹有權說自己是一個「教長」(Sheik)，可以發布宗教「教令」。

　　楊：有了這種資格是否表明他就可以對其追隨者發號施令?

　　何：這還需要追隨者的認同。在美壓力下，拉丹被迫離開蘇丹，先回到歡迎他的祖籍國葉門，然後，從葉門赴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拉丹受到了一些伊斯蘭政黨的歡迎和支持。2000年11月，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曾舉行了一次為期10天的支持拉丹的集會，包括海灣國家的許多名門望族代表及巴基斯坦伊斯蘭界知名人士在內的10萬多人參加了這次集會，一名法國穆斯林領導人達利爾·布巴凱厄就說：雖然「拉丹只代表1%的穆斯林人口，而1%就意味著近1300萬穆斯林。」更何況，拉丹將這次反美鬥爭與穆罕默德早期征服阿拉伯半島的「聖戰」相提並論，在穆斯林世界有著深層次的共鳴。

　　方：從已披露的一些教令看，拉丹一直在鼓動其追隨者對美國發動「聖戰」。1998年5月，拉丹以「國際伊斯蘭陣線」領導人名義首次發布宗教教令，「在任何國家盡一切可能殺死美國人及其盟友，不論平民還是軍人，這是每個穆斯林應盡的職責」。1998年拉丹接受ABC記者約翰·米勒專訪時說，同抗蘇「聖戰」相比，對美「聖戰」的規模更大，「我們期待著給美國一個黑色未來，將其海外公民屍體扛回國，美將以四分五裂而告終」。2001年10月7日，拉丹再次呼籲全世界穆斯林對 美「聖戰」。

　　楊：拉丹的教令到底能對伊斯蘭世界產生多大影響?

　　方：影響應該十分有限，否則恐怖主義真會引發如亨廷頓所言的文明衝突了。以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為代表的四個穆斯林大國，一直駁回拉丹一再發出的「聖戰」呼籲。如埃及阿茲哈爾大清真寺溫和派領導人穆罕默德·賽義德·坦塔維教長譴責「9.11」恐怖襲擊行動，稱之為是「愚蠢之舉，在上帝的審判日應遭天罰」。沙特大穆夫蒂阿卜杜爾·阿齊茲·謝赫教長說，「劫持飛機、恐嚇平民、濫殺無辜……應徹底加以禁止」。土耳其重要的伊斯蘭進步人士努里·奧茲特克說，「呼籲『聖戰』的這些人是殺人犯，你不能為他們去『聖戰』」。

　　陳：但是，對拉丹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還是不容低估。特別是美國在阿富汗採取軍事行動後，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敵意出現新的變化。在巴格達的伊瑪目巴柯·阿卜杜爾·拉扎克就譴責美國的行動「是披著新衣的新十字軍東侵。我們號召聖戰，與美國人誓不兩立」!在西歐的穆斯林社區，反美情緒十分強烈，不少穆斯林視美空襲阿富汗為「赤裸裸地向伊斯蘭教宣戰」。個別人還準備到阿富汗投靠拉丹，開始新的聖戰。在埃及，不少年輕學子也視拉丹為「綠林好漢」。

　　楊：看來軍事打擊雖可以暫時擊跨拉丹的「基地」組織硬體設施，卻很難從根本上消除拉丹現象產生的土壤。今天，我們已基本涉及了國際恐怖主義產生的主要社會根源，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根源性問題的解決任重道遠。李偉能否在最後對國際恐怖主義的發展趨勢做一評估?

　　李：分析以上恐怖主義的興起、發展與演變可以看出，貧困與不公正是產生恐怖主義的溫床。在此基礎上矛盾與衝突的激化是恐怖主義發展的誘因，而處理機制的不完善則成為恐怖主義泛濫的導火索。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出現了兩個比較大的變化。一是由署名的恐怖活動轉向匿名的恐怖活動。在90年代以前，恐怖主義組織在進行恐怖活動後，往往以種種渠道聲稱對此負責，以宣傳並擴大影響。但隨著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危害的認識不斷加深，恐怖主義遭到越來越多的國家反對，匿名恐怖活動也就越來越多。此外，許多恐怖主義組織為了更具欺騙性，把名譽上的武裝鬥爭與實際上的匿名恐怖活動、把表面上的政治鬥爭與暗中的有組織犯罪結合在一起，使國際上關於恐怖主義問題的分歧更難釐清。二是恐怖活動由「要更多的人看，不是更多的人死」轉向「既要更多的人看，也要更多的人死」。20世紀70-80年代，那些「正義」的恐怖主義組織在製造恐怖活動的同時，也要博得一些民眾的「同情與支持」。因此，以擴大宣傳、製造聲勢，藉此向政府施壓而進行的恐怖活動居多。隨著匿名恐怖活動的增加，濫殺無辜已成為當前恐怖活動的一個主要特徵。這些變化不僅使國際社會打擊恐怖主義的難度加大，而且恐怖主義的危害也隨之急劇擴大，「9·11」就是一個實例。但「9·11」並不是恐怖主義的終點。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全球化雙刃劍的作用將會更加突出，國際社會的其他矛盾還會有新的發展，各種極端社會思潮也是暗流涌動，隨時有與恐怖主義重新組合的可能。所以，未來國際恐怖主義的發展形勢還是比較嚴峻、複雜的。

　　楊：大家談的觀點很有意思，也很深入。限於時間關係，今天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責任編輯：張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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