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悖論與中國經驗(1)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許瑤

　　【摘要】 發展悖論認為,"發展"終結了"發展型國家",發展型國家的衰落源自國家干預帶來的經濟危機及民主化帶來的政治危機。事實上,發展悖論是新自由主義為先發國家利益而再次踢開梯子的行為。中國經驗表明,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在新世紀仍舊具有強勁勢頭,發展型國家對後發國家的經濟趕超仍舊具備有效性。其中,影響發展型國家成功還是衰落的關鍵,在於國家自主性的發揮。

　　【關鍵詞】 發展型國家； 發展悖論； 中國經驗； 國家自主性；

　　「發展型國家」是一種強調國家駕馭市場的工業現代化模式，提出於20世紀80年代(查默斯，1982)[1]，隨著廣泛關注，成為分析後發國家經濟發展的熱門理論。促使這一模式迅速走紅的主要原因，無外乎這類國家與地區(日本、韓國)短期內完成後發趕超，取得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巨大成就，創造了自由民主國家難以實現的經濟奇蹟。也正因此，「發展型國家」的有效性與經濟表現密切相關；當經濟發展陷入低潮、停滯或衰退時，它的正當性很可能遭到懷疑。於是，我們完全可以想像近二十年來的日本經濟低潮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東亞經濟的衝擊，對發展型國家模式而言是多麼大的打擊。

　　(一)「發展」終結了「發展型國家」嗎？

　　新自由主義者的攻擊是顯而易見的。其主張貿易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消除通貨膨脹、私有化，國家干預被視為經濟穩定發展的洪水猛獸。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正好給了新自由主義者攻擊發展型國家模式的最好機會。經濟危機、失業和通貨膨脹的加劇，全部被歸咎於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在備受壓力的發展型國家裡，吹捧放鬆金融和資本管制、推進私有化、減免稅收、削減福利開支等新自由主義論調大行其道(諾姆·喬姆斯基，2000)[2]。

　　但真正給予發展型國家根本打擊的，乃是發展帶來的政治危機：經濟發展潛移默化地改造社會與政治環境並最終促使發展型國家開始民主化轉型，從根本上瓦解發展型國家的基石。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公民素質，大眾參與意識日漸增強，經濟發展培育了中產階級，帶來新的政治經濟訴求。越來越多獨立的權力中心產生，比如逐漸壯大而不甘受政府管制的大企業，約束和限制了國家的調控能力。民主化轉型活躍和壯大了各種社會團體，發展型國家的威權體制逐漸瓦解，國家自主性和政策調控與貫徹力大幅削弱。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成功最終導致自我消亡，它所培育的社會不再適應支撐發展型國家的正常運轉(Castells，1992)[3]。

　　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將擾亂市場秩序，從而帶來經濟危機。經濟發展也會帶來政治危機直至解構發展型國家的制度結構。發展帶來的這兩種危機彼此深化，從而在理論上得出發展型國家的發展悖論。事實上，那些備受關注的發展型國家確實沒有長期有效地存在，要麼發展成就不明顯，要麼高速發展時期短暫。不論如何，反對者已經從理論到事實上論證了發展型國家並不是一個適合後發國家選擇的「好模式」。

　　(二)踢走的梯子？

　　發展型國家的確遇到了困難，但經濟發展的現實是，這些困難不足以支持發展悖論的存在，更不能就此證明國家主導是壞模式。新自由主義者鼓吹的自由市場平等競爭在現實中並不存在，它的結果是拉大後發國家國內的兩級差距，而不是均衡發展；但它主張的制度與規則，顯然比國家主義的發展型國家更符合全球化下先發國家的利益。毫無疑問，這又是一次踢開梯子的行為。

　　發展悖論成立的一個重要前提，乃是將發展型國家與威權主義相捆綁。威權主義政體的確為發展型國家提供了許多便利。在查默斯所建構的發展型國家框架內，特徵性的四個主要方面無一不需要強有力的國家能力來支持。而一個強大的政府，在後發國家裡往往表現為威權主義的形態。威權主義能夠幫助發展型國家最快速地將國家發展意願強加於社會，能夠最大限度地保障官僚組織凌駕於社會利益之上發揮自主性，但並不同於發展型國家必須建立在威權政體上(查默斯，1982)[4]。

　　民主化不是發展型國家解體的原因，後者的消失實際上源於對國家自主性的壓制以及對國家駕馭市場經濟這一發展方式的放棄。發展型國家的民主轉型，實際上是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壓力下結束髮展型國家模式的結果。當發展模式遇到過渡時期經常出現的經濟反覆和倒退時，新自由主義將這一常識篡改為發展型國家的必然惡果。為了緩和經濟危機，後發國家不得不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這意味著後發國家需按照先發國家制定的制度與規則改造自身，不論這種改造是否符合當下的國家利益。改造的結果是，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機制被逐漸取消，國家自主性被逐漸削弱，從而使發展型國家衰落乃至解體。

　　民主不是發展型國家的對立面。正如查默斯所言，發展型國家是國家發展的一個先決條件、一個過渡階段，在其之後可能過渡到調節型國家、福利國家、平等主義國家，或者一個社會所希望採用的其他類型國家。進而他強調，「發展型國家」只代表了一種發展的方式，不對政體、制度的最終類型、結構作含有價值偏好的評價；這正是它跳出了二元對立意識形態的重要表現(查默斯，1982)[5]。

　　而發展悖論對發展型國家的批判建立在這樣一種道德高點上：發展型國家反對自由市場，因而是反民主的；當經濟發展到開啟社會民主化的程度時，發展型國家的模式必須被拋棄，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這一批判，顯然混淆了民主制度與自由市場，混淆了政治、社會與經濟層面民主的不同含義，並在這種混淆下，進一步地用經濟社會的發展替換了人為造成發展型國家解體的原因。

　　作為一種發展方式或過渡模式，發展型國家不對政體結構等作價值偏好的評價。這種跳出二元對立意識形態的發展模式以及在此基礎上建構的分析理論，對解讀中國經驗、理解中國發展十分有效。反過來，中國國家主導下的高速發展亦反過來證實了發展型國家作為一種發展及過渡模式的有效性。

[責任編輯: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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